关于皮亚杰与弗洛伊德的关系,目前国外心理学界大体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之间没有多大关系,二者的研究是根本相反的皮亚杰研究认知,特别是要揭示认知结构“图式”在儿童思维发展中的作用,弗洛伊德研究情感,特别是要表明意识思维产生于无意识的本能欲望和情结【1】。另一种看法则相反,认为“在弗洛伊德和皮亚杰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在当代教科书中,皮亚杰的理论常常被看作似乎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替换物”【2】。笔者不同意这两种看法。本文旨在于论证,皮亚杰既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很大影响,同时又实现了对它的超越,这种超越集中体现在皮亚杰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发生学转换”上。
一
要从理论上弄清皮亚杰与弗洛伊德的关系,首先必须追溯皮亚杰早期与精神分析运动的关系的历史。从我们掌握的现有材料来看,可以肯定地说,皮亚杰从他心理学研究的开始(1919—1921年的巴黎时期)就着手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进行研究。皮亚杰1915年写的《自传》回顾了他的童年时代。他说他早期生活的第二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她母亲的精神病。这就使得他从研究的开始就对精神分析和病理心理学问题有着强烈的兴趣。虽然他从没有想在这个领域涉足更深,他宁愿研究常态心理和智慧运算而不研究无意识的秘诀,但这种兴趣还是帮助他取得了独立性并拓展了他的文化背景。他研究弗洛伊德的著作,阅读《意象》杂志,对布洛伊勒——他于1911年创立了“精神分裂症”一词——的著作尤为熟悉,并听过荣格的演说。在A·比纳实验室的两年工作期间,皮亚杰把先前已学会的临床询问病人的方法用于询问儿童,由此奠定了他后来的著名的“临床方法”的基础。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1920年A·比纳举行的一次社交聚会上,皮亚杰作了关于《与儿童心理学有关的精神分析》的长篇讲演。这是皮亚杰第一次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作出较为系统的评价。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一方面,精神分析是一种个体的历史,是人格的胚胎学;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关于无意识的理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3】。
皮亚杰说过,“我曾有一个时期,接受过一种教导式的精神分析,以便更充分地了解这一学说。”【4】这是指皮亚杰年第一次到日内瓦时所接受的一个女分析学家对他的精神分析。据说该女分析学家曾被弗洛伊德做过精神分析,后由“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派到日内瓦普及精神分析学说。按精神分析的程序,皮亚杰每天早晨八点接受分析,每天一小时,并持续了八个月。但后来为什么又中止了呢?而且为什么恰好是在这时而不是别的时候发生呢?皮亚杰晚年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在分析中我所见的一切都是有趣的,发现人们所有的情结是极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的精神分析学家知道,我难以接受这种精神分析理论。她觉得在一个不可能接受这种理论的人身上每天浪费一小时是不值得的。”【5】
移情——敌意的冲突戴上了一种爱的假面具。这是当精神分析进行了一个时期以后常有的事情。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就有三种可能性:(1)可能女分析家对皮亚杰产生了移情情感,所以中止分析;(2)皮亚杰在理论上的抵制本身可能是他对女分析学家产生的移情情感的一种文饰作用;(3)移情可能是相互的。当然,人们不能完全排除的是,也许存在着真正的意见分歧”【6】。
这当然是皮亚杰自己的解释。皮亚杰的生前好友、合作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梅斯博士却有另一种推测:在皮亚杰和女分析学家之间,“也许发生了否定性的在停止接受教导式的精神分析之后,皮亚杰与精神分析运动的联系仍然继续保持着。皮亚杰出席了1922年9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七届精神分析国际会议,在会议上作了《象征思维与儿童思维》的发言。皮亚杰回顾说“在该文中,我们试图表明,儿童的整个思维——具有不同观点的混合特征和前逻辑性——提供了与‘无意识’象征思维的类似性,甚至看起来是无意识象征思维和理性思维之间的中介”【7】。弗洛伊德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对皮亚杰的论文感兴趣。皮亚杰还在儿童身上证实了所谓“动机性思维”机制的存在。这种动机性思维是弗洛伊德从对成人的梦、动作倒错和神经病的研究中推论出来的。皮亚杰出版这方面的研究直到30年代中期。根据W·梅斯的推测,皮亚杰必定有将近15年时间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皮亚杰曾在1956年表示,他以被开除“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大概是因为不墨守成规——而感到自豪(此事发生在大约20多年前即30年代中期,也正好是皮亚杰的兴趣似乎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他说他是在这个协会在正统心理学界的名声相当不好的时候加入这个协会的。“这无疑意味着,到他被开除的时候,这个协会已取得了受尊重的地位。”皮亚杰还在不同场合下说过,他一直被教条主义者视作一个异端。这里的“教条主义者”显然是指正统的弗洛伊德派。
从以上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出,虽然皮亚杰早期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强烈影响,但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正统的弗洛伊德派。这不仅有他被停止精神分析和被开除“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事实为证,而且从理论渊源上看他并不只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在1921年去日内瓦随克拉巴莱德工作以前,他不仅在苏黎世受布洛伊勒学派的影响,而且也在巴黎大学受布隆施维克(主要是他的历史批判著作中的“批判的相对主义”)和让内的影响。在《儿童的语言与思维》一书的序言中,皮亚杰自己承认:“让内先生——本书将时常追溯到他的影响——使我熟悉了把发生学方法和临床分析法恰当地结合在一起的行为心理学。我也深受布隆代尔和鲍德温教授的社会心理学的影响。”特别是从让内那里,他学到了他称之为“罗伊斯一鲍德温定律”的知识。这一定律认为,自我意识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他也从让内那里获得了这种概念,即应把行为的动作图式看作平衡系统。这些关键性的核心思想都是弗洛伊德所没有的。
皮亚杰早期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及其所受的影响,在他中期和后期的著作中也清晰可见。在1945年出版的法文版《儿童象征的形成》(1951年以《儿童的游戏、梦和模仿》为书名出英文版)中,他专开辟章节研究涉及到精神分析的整个问题的无意识象征问题,谈到了他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关系。1954年他在巴黎大学作了题为《儿童心理发展中认知与情感的关系》讲演。特别是在他的晚期著作《意识的把握》(1974年)和《成功与理解》(1974年)两书中,他运用无意识的基本机制和压抑原则,阐述了认知无意识和情感无意识及其二者之间的平行论。书中大量实验表明当要求主体解决某种实际的问题时,其思维是怎样在无意识水平上发挥作用的。还须提及的是,皮亚杰晚年还应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邀请从瑞士飞往纽约,在其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情感无意识和认知无意识》的演说,其中表达了他的这祥一个信念:“我深信,总有一天,认知机能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将融合成一种普遍的理论,通过彼此矫正而相互增进提高。”【9】这一方面表明皮亚杰对精神分析的兴趣经久不衰;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实行发生学转换是他毕生思考的课题。
二
虽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阐发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情感理论,但在皮亚杰看来,它却是建立在“不变性”的基础之上的。皮亚杰的发生学转换首先是用他的情感建构论取代弗洛伊德的情感不变论。
在对情感不变论进行批判性分析之前,皮亚杰首先充分肯定了弗洛伊德的贡献“必须强调,弗洛伊德的贡献本质上是一种新的技术。虽然他的理论概念现在需要全面的审查,但是这种技术仍然是迄今所发现的探索‘无意识’图式的唯一系统的方法”。由于对弗洛伊德来说,联想是最重要的心理活动,他就企图发现那些最自发的联想,以便洞察无意识的奥秘。“因此他发明了他的双重技术:通过使用非定向思维的一般分析和通过自由联想的梦的分析”。正是通过这种双重技术,弗洛伊德提出了他关于“普遍象征作用”的假设。皮亚杰认为,精神分析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由弗洛伊德及其学派所发现的两个基本的事实是:第一,婴儿的情感生活经历了明确划分的阶段;第二,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连续性,即在每一发展水平上,儿童把当前的情感生活情境无意识地同化到早期的情境甚至更遥远的情境中去。”弗洛伊德心理学中富有生命力的部分是它的方法和事实。然而,“弗洛伊德学说的困难不在于情感生活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在普通心理学领域这一学说所坚持的一般框架:记忆的性质、联想的作用、照明—意识(lighting-conscious)的概念(对这一概念来说,智慧不是能动的核心)、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情感的保持等。因此,皮亚杰主张,要把弗洛伊德揭示的情感生活的“事实”和用于解释这些事实的“理论”(一般框架)区分开来,而所谓发生学转换,也就是要用发生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转换。
弗洛伊德的情感不变论首先表现在他对“阶段”的看法上。皮亚杰指出,弗洛伊德的“阶段”是由“精力倾注”即里比多向不同客体和他人转移所决定的。“根据‘性’的发展阶段被划分为如下阶段:口腔阶段、肛门阶段、自恋,然后是其它情感客体的选择(接近第一年的终末)和俄狄浦斯情结,最后是情感转向不断增加的新的他人”。皮亚杰认为弗洛伊德的“阶段”概念有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第一,划分阶段的标准的任意性。弗洛伊德所主张的阶段彼此之间的差异仅只按照一种优势的生理特征(口腔、肛门等等)来划分,但是这种特征在以前或以后阶段中也有出现,因此它的“优势”可以认为是任意的。第二,缺少发生学的特征。弗洛伊德的“阶段”说到底仍然隐含着“不变性。”他的“本能”——“性本能”——概念,既不是一个具有稳定机制的生物学概念,也不是心理社会学的概念。“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本能是一种不变的能量,被保存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仅仅从一种客体向另一种客体(儿童自己的身体、他的父母等)转移”。以不变的性本能(里比多)向不同客体转移来划分“阶段”,实质上就等于没有阶段。难怪弗洛伊德要把发展的后期阶段才具有的智能特征赋予未断奶的婴儿,说他们就已经具有自我意识,有成人一样的记忆和其他的智力功能。弗洛伊德还进一步假定幼儿便开始用与我们成人几乎同样的方式感知客体和他人,他生活在一个由实在的客体和有其情感生活的人所居住的形态化的宇宙之中。故而皮亚杰认为,“尽管有某些表面迹象,但弗洛伊德比人们通常所以为的更难属一个发生论者。……因此,必须通过排除使弗洛伊德学说过分成为关于不变性的科学的那些因素,而对这一学说实行发生学的转换”(genetic transpsition)。
皮亚杰用他的建构主义来转换弗洛伊德的情感发展的不变论。他指出,大量实验事实表明,从儿童出生的头一个月开始,他生活在一个没有“永久客体”的世界之中。即使我们接受弗洛伊德的精力倾注原则即里比多向不同客体的转移,然而在情力倾注之前,这种客体首先必须被建构起来,否则就谈不上什么精力倾注在皮亚杰看来,通过儿童的“感知运动活动”(推、拉客体等),这种建构就开始了。只有在儿童自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某种外部世界的概念之后,他才把这个世界看作是由永久客体和他人组成的世界,当他不感知或不在他视野内时,它们依然存在。
皮亚杰坚持认为,在儿童早期阶段的情感生活中,还没有分化出自我意识,不能觉察到作为“非我”的别人的存在。弗洛伊德曾谈到“自恋”,但他没有看到这个事实——这是没有自我的自恋由于自我还未分化,不能意识到自己,因而一切情感都以儿童自己的身体和动作为中心。皮亚杰发现,这与认知水平上头一年的完全的“自我中心主义”——婴儿不能在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有着密切的平行关系。通过双重的“解除中心化”即认知和情感上的解除中心化,儿童不仅发现了一个客观的物理世界,而且不再把他愉快和痛苦的情感归结于他自己的动作的结果,他开始把其他人,特别是他父母当作产生愉快或不快情感的原因。所以皮亚杰认为,在认知和情感的发展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平行关系,而这正是弗洛伊德所忽视了的东西。
弗洛伊德的情感不变论还表现在,根据弗洛伊德的假定,儿童对其父母的早期的情感——正如俄狄浦斯情结所显示的那样——将影响他的一生。往后,他的行为仅仅根据他的早期家庭感情丛(constellation)就能得到解释。这祥,一个男人一生只爱一个女人即他的母亲,并以各种意象(imago)的形式寻求着她。但是皮亚杰指出,当一种特殊的感情,如对父母的爱转向其他人的时候,这种感情的整个特征也可以发生改变,并不是象弗洛伊德假定的那样,仍然永久地、毫无改变地保留在无意识里面。即使儿童对他父亲的情感类型,使得他在往后的生活中以类似的方式对待别人,但是他对别人的反应模式也会改变。“当一个人暗自地反抗父亲的过度权威、并随后对他的教师或任何限制他的东西采取同样的态度时,这并不表示他无意识地把这些人与他对父亲的意象等同起来。而实际情况只是,在他与其父亲的关系中,他获得了一种在他认为是类似的情境中能加以概括的情感和反应的模式——情感图式。同样,虽然儿童对他母亲的爱可以使他以同样的方式爱别的女人,然而这种感情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就爱本身而言并不总是同样强烈的。一个人可能有非常强烈的感情,后来间断,然后再次出现。爱的体验也可以与恨的体验相交替。“如果情感被保持在无意识中,那么它就不再作为情感。无意识在本质上是动力学的。”因此,弗洛伊德设想的那种固执在无意识中的终生不变的“情感”是根本没有的。
三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核心内容是无意识理论,这一点早在皮亚杰的青年时代就已经敏锐地领悟到,但池始终不能接受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本身。在他看来,这一概念的要害在于把无意识视作一个“本能欲望的储藏库”。从这一概念出发,弗洛伊德的意识概念、记忆理论以及对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关系的解释都存在着重大缺陷。
皮亚杰指出,在弗洛伊德看来,潜伏在无意识阴暗深处的真实情感和情结、是日常生活中的动作倒错(口误及其他的差错行为)、梦和精神病理学症状的原因。本能欲望如性驱力、记忆过程和思维过程都是无意识的,不能达到直接的有意识的觉知而对于外部现象的知觉(印象)和诸如快乐和痛苦之类的内部情感体验直接地是有意识的,并且是记忆和思维的产物。皮亚杰认为,弗洛伊德把无意识理解为意识现象由以产生的原发实在,把无意识当作实在的存在或实在的东西,这不仅把无意识实体化(皮亚杰则把无意识理解为潜在倾向的定势,从而避免这种实体化的倾向),而且从根本上导致了一种被动的“意识”概念。“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意识是一种纯粹的照明,一种‘内部感觉器官’,它的唯一作用是照亮根据无意识记忆之间的相似律和连续律而产生的已存的联想。这意味着,他否认了对于多数当代心理学家来说意识活动的本质特征即思维的构成问题,这是一种真正的建构性活动。弗洛伊德派没有考虑智慧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