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印象》第2章 发现:为失败寻找原因

刻板印象》第2章 发现:为失败寻找原因

1 旁观者的误区:忽视当事人面临的环境

那是1986年春天,那时我还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一名心理学教授,密歇根大学向我发出了一份工作邀请。这份工作邀请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邀请我去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这项工作与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工作内容基本相仿,但是密歇根大学的邀请更吸引我,因为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项目一直在国内名列前茅。第二部分内容就是要求我负责组织一个面向少数族裔学生的学术帮扶项目。这部分工作同样非常吸引我,曾经正是由于对影响少数族裔学生教育的心理因素很感兴趣,我才进入了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不过对这份工作邀请,我也感到焦虑不安。负责一个学生项目会时时刻刻牵扯我的精力,我不知道这会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加深了解,我对这个学生项目进行了两次探访。

我第二次去访问这个学生项目是在一个七月的末尾,天气热得像蒸笼一般,安娜堡的路面都在向外散发着热气,但是这次拜访对我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发现这个学生项目的工作范围包括建议劝导、导师辅导,甚至包括财务管理,需要项目支持的学生超过400人。负责运作这个学生项目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个机构大得仿佛它要负责运作一个拥有36000名学生的综合性大学。

通过我的第二次拜访,我马上就确定了我不会接受这份工作。如果我要接手这个学生项目,那么我的科研工作就得被迫停下来,而对此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所以我很明确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拒绝这份工作。但是在我回程的飞机上,我意识到这次拜访引发了我自身的变化——参观这个学生项目让我的兴趣产生了转变。我感觉,在这个项目中我看到了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奋斗——一个机构不断努力,试图消除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膜,使大家团结共荣。执行这个学生项目的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他们要帮助那些来自少数族裔的学生以及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学生变得足够高效,从而更好地应对大学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在密歇根大学这样的拥有上百年建校历史的大学里,像对这样的学生项目的运作却超不过20年,但是这样的项目却肩负着历史所赋予它的全部重任。有了这些感触,我知道我的研究生涯或者说我的学术生涯将会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

我认为有两件事引发了我的变化。首先,关于“美国少数族裔大学生在学术方面遭遇到的困境”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这趟安娜堡之旅让我认识到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并不是中立的,我有我自己的视角。对于大学生的生活,我只能从旁观察。如果让我去解释为什么这些少数族裔学生会在学业上遇到困难,我会像大部分心理学教授一样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理解问题,然后从心理学家的理论库里去寻找相应的解释,可能的解释包括:学生自身的问题、他们的动机问题、他们的期待问题、他们的自尊问题、他们的文化取向问题、他们对于文化教育的价值观、他们的工作习惯、他们的学术技巧,以及知识储备、他们的家庭是否看重学术成就等。

几年前,有两位心理学家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s)和理查德•尼斯贝(Richard Nisbett)提出:在解释与人类行为有关的问题(比如与成就有关的问题)的时候,观察者(对当事人进行观察的人)的观点往往和当事人(执行这个行为的人)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距。他们认为,作为观察者,我们持续地关注当事人,并且试图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解释,因此观察者的视线完全落在当事人的身上,观察者的注意力也完全被当事人所吸引,这样一来观察者就很难注意到当事人周边的环境因素,以及当事人是如何对周边环境进行反应的。所以,在观察者得出的结论中,当事人像是照片中对焦清晰的前景一样突显,而当事人需要应对的环境因素却像被虚化的背景一样模糊不清。琼斯和尼斯贝指出,在试图解释被观察对象行为的过程中,这种得出结论的方式往往会导致理解的偏差甚至是偏见。我们会强调自己看得到的东西,即与当事人自身有关的东西(比如他的性格、特质等能够用来解释其行为的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会忽视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引发当事人相应举动的原因(比如当事人当时所处环境情况)。恰恰是第二次安娜堡之行让我意识到了一个原本存在,但却是一直被我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对于少数族裔学生及其在学业方面的困境,我是一直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理解的,我会不自觉地从当事人身上找原因,我会去观察他们做了什么或者他们的哪些特点使他们在学业上困难重重,但是我完全忽视了环境的因素。

当我接触到那些正在学业困境中挣扎的学生并且与他们交谈的时候,我发现几乎没有人会提到诸如“期待”、“动机”、“对教育的价值观”这些因素的影响,即使我把这些问题摆在台面上谈论,他们也不认为这些因素对他们的学业表现有多少影响。能够进入这样知名的大学,他们感到非常自豪,他们的家人也同样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在高中的表现非常优秀。如果非要说他们对自己的期待过低……至少他们在我面前完全没有表现出这种状态。当我让学生们探讨真正影响到自己学业表现的因素时,他们往往会提到学校的大环境,他们会谈到“身为少数群体的一员”这种社会身份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提到他们需要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以不让他们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的少数群体身份。他们担心助教、同学甚至是导师会认为与来自其他群体的学生相比,他们比较缺乏学习能力。他们会提到他们的社会生活是依照种族、民族以及社会阶层进行划分的。在他们的小群体之外,他们很少能交到朋友。他们发现在大学里,他们黑人的风格、黑人的品味、黑人的兴趣都会受到排斥,甚至会受到侮辱。他们会提到为数不多的几个黑人或少数族裔的教职员工。我不能确定他们这些说法是不是在为自己欠佳的学业表现找借口,但是在我看来他们表现得很诚恳,他们是在就事论事,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别人。无论怎么说,一种不安和彷徨的感觉笼罩在他们所有人的头上,他们不知道对于自己来说密歇根大学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的安娜堡之旅还有一个惊人发现。我看到了一幅关于学生成绩的描述曲线图,这幅图让我邂逅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密歇根大学的黑人学生确实在学业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不完全是由于他们缺乏学术能力或者缺乏学习积极性造成的。这幅曲线图按照SAT分数将学生进行分组,从SAT分数介于1000~1050分组、介于1050~1100分组,一直到SAT的最高分数区间1550~1600分组。该曲线图展现了随着学生的SAT分数升高,其在密歇根大学的学业成绩也相应更高的这种变化趋势。由于SAT本身就是一种用来预测学生在大学阶段学业表现的测评工具,所以存在这种趋势是理所应当的,只不过这个曲线图所体现出的SAT成绩与大学学业表现呈之间的关系比我预想的要弱。

不过真正令我感到震惊的还不是这条曲线的变化趋势。在这幅曲线图上,有一条单独的线条专门体现了黑人学生的情况。不出意料,这条黑人学生的成绩曲线同样体现出SAT成绩与大学学业表现呈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奇怪的是,这条黑人学生的成绩曲线比其他学生的成绩曲线都低了一截。换言之,无论入学时的SAT成绩水平如何,即使是SAT处于最高分数区间的黑人学生,他们在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都比其他学生要差一些。假设SAT能够大体上测评出一个人对大学学业的准备程度,那么这两条曲线就能够说明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事实:以SAT成绩为参考,在具有同等学术能力的学生之间进行比较,黑人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与其实际的学术能力不成正比。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因素抑制了黑人学生的学业表现。

感谢第二次安娜堡之旅,我的心里生出了一些新的疑问,同时也获得了一些新的线索。至少我获得了一个确凿的证据:黑人学生在大学里遭遇的学业问题,绝不仅仅是他们缺乏学术技能造成的,或许一些社会性的因素和心理层面的因素掺杂进来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当时,我还不太明确这些因素究竟是什么)。对此推论我有一些不是十分确凿的佐证:与我交谈过的学生都对于他们是否适合密歇根大学以及他们将来是否能够适应密歇根大学表示了疑虑。马丁•路德•金曾经担心在综合院校 这里指兼收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的学校,原文为integrated school。中对黑人学生授课的老师并不一定爱自己的学生。多年以后,这些密歇根大学的黑人学生依旧被这种担忧所困扰。在从安娜堡返程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思考,黑人学生的成绩和黑人学生对于归属感的担忧这两件事之间是否有一些相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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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 M.斯蒂尔 作者:克劳德 M.斯蒂尔 / 493次阅读
时间:2017年1月11日
来源: 《刻板印象》
标签: 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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