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一位临床精神分析的医师问自己，是什么心理障碍使得病人常常来寻求他的帮助，他肯定会说，除了各种形式的焦虑之外，当然是心理性阳痿（psychical impotence）了。这种简单的障碍常对力比多能量很强的男人产生影响，使得性器官拒绝执行性行为，虽然事前事后他们均能证明自己是正常并能执行这一行为的，且不乏强烈的心理趋向。但理解这一情形的第一条线索来自当事者的自我发现，即它仅发生在与某些人的欲望条件下，与其他人却从未有过这种情况。他开始意识到，正是性对象的某一特征抑制了他的男性性交能力，有时他发现自己内部有一种障碍感，这种反意志（counter—will）的感觉干扰了他的意识性欲望。然而，他却无法辨认这种内在的障碍是什么，以及性对象的何种特征招致了这一障碍。如果他多次经历这种失败，那么他就可能将其归结为所熟悉的“错误联结”（erroneous connection）认为关于第一次的回忆唤起了焦虑观念，于是失败便接踵而至，而第一次的出现则被他归结为“偶然”的印象。
精神分析已对心理性阳痿做过研究，一些学者出版了其研究结果。每个学者均可用自己的临床经验证明自己的解释。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定心理情结的抑制性影响问题，只不过当事者并不知道。当事者一直无法克服的对母亲或姐妹的乱伦性固着（incestuous fixation），对这种病理反应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最普遍的病理内容。此外，与婴儿期性活动有关的不愉快印象及对女性性对象的力比多减少等因素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一旦精神分析对心理性阳痿的突出情形做出详尽的调查，那么这一性心理过程（psychosexual processes）的信息便可获得了。如同在所有的神经（质）障碍中一样，这一障碍也源于力比多发展史的抑制，本来它应按正常的方式达到预定的目的。对爱的完全正常态度依赖于两种趋向的结合，可将这两种趋向区分为“情感”的和“肉体”的，然而，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情形中，这两者的结合却是失败的。
在这两种趋向中，情感趋向更早些，它源于童年早期，建立在自我保护本能的利益之上，并指向家庭成员及孩子的照料者。从一开始就伴有性本能的贡献（性欲兴趣组元），这在童年期几乎就可清楚地看到，精神分析则可在任何神经症中发现。它是对“儿童原始对象选择”的反应。我们认识到，性本能是按照自我本能的价值评判选择最初对象的，更准确地讲，最初的性满足是通过保护生命的身体功能实现的。父母及保姆对孩子流露出的“情感”很少不带有性欲本性（“这孩子真好玩”），这一性欲特征大大加剧了自我本能贯注，并注定了在今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当其他因素也助一臂之力时。
儿童的情感固着会持续整个童年期，并一直伴有性欲成分，这导致了对其性目的的最终偏离。到了青春期，强有力的“肉欲”趋向的加入便扶正了这一性目的。它会沿着早期途径，以更强大的力比多能量贯注婴儿选择的原始对象。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防止乱伦的屏障却成了它的挡头，它会奋力跨越这些在现实中不适宜的对象，尽快找到能真正享受性生活的外在对象。这些新的对象的选择仍建立婴儿期的模式（或意象，image）之上，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对象的情感（早先与童年的对象相联）吸引了他们，按照《圣经》的旨意，一个男人就要离开父母而与妻共处，情感与肉欲便从此联手，肉欲色情的强大能量带给对象以最高的心理价值实际上男人一向对性对象给予过高评价。
有两个因素会决定力比多的这一发展之途是否会以失败告终。其一，是现实中阻止新对象选择的“挫折量”，它会降低所选对象的价值。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或不能选择到合适的对象，那就根本不存在对象选择了。其二，是应当摒弃的婴儿期对象所引起的吸引力，它与婴儿期的性欲贯注是一致的。如果这两个因素强度都很大，那么神经症的一般机制便会开始工作。力比多从现实中逃离，代之以想象性活动（内向过程），最初的性对象表象得到加强并将力比多固着之上。然而，阻止乱伦的屏障却促使转向这些对象的力比多仍停留在潜意识中。肉欲冲动所激惹的手淫活动此时已成了潜意识的一部分，它对这种固着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现实中的这一错误导向发展为一种幻想，如果在导致手淫满足的幻想中原始的性对象具有了不同的替代，手淫活动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作为一种替代结果，幻想进入了意识，然而，力比多的分配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按照这种方式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潜意识里，一个青年男子的全部肉欲都附着于乱伦的对象之上。换言之，附着于潜意识的乱伦幻想之上。其结果便导致了完全性阳痿（total impotence），与此同时，性器官在性活动时的“衰弱”更强化了这一现状。
较轻的情况便导致了我们特别描述的心理性阳痿。肉欲趋向并非注定要在情感趋向背后我行我素，它必须在表面上维持一定的强度或任意性，以便在现实中得以部分释放。不过，这种人性活动所表现出的最清楚特征是，其背后缺乏本能的全部心理驱动力，于是，其性活动变化无常，极易受到干扰，并不常常能适当地进行，缺乏足够的乐趣，不过最重要的是被迫与情感趋向绝缘，于是限制了对象选择。肉欲趋向依然活跃不止，仅仅寻找不致引起乱伦形象记忆的对象。如果某女子给人的印象造成了对她较高的心理评价，那么就不会对她产生任何肉欲兴奋，而只会产生无性欲结果的情感。这种人的爱情依然分化为两个方向：艺术中神圣的化身与世俗（profane）（或动物）之爱。所爱者往往不产生肉欲，有肉欲者又不爱。为避免对所爱者的肉欲，他们只寻找自己并不爱的人。为遵守“情结敏感性”（complex sensitiveness）和“压抑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的规则，无论何时，若在避免乱伦的条件下所选的对象具有了某些乱伦的特征，哪怕常常是极不明显的，心理性阳痿也会奇异地出现。
在男人这种分裂的爱情生活中，避免这种障碍的主要技巧在于从心理上“贬低”（debasement）性对象，将对性对象的高估转移为对乱伦对象及其表征（representatives）的高估。这种贬低一旦完成，肉欲便可畅行无阻，强烈的性能力及高度的快感也可获得发展。还有另外的因素有助于这一结果的出现。在情感倾向与肉欲倾向汇合不恰当的人当中，性行为方式通常无什么改变，他们保持着倒错的性目的，若得不到这样的性目的便觉着严重丧失了快感，好像只有贬低的和鄙视的性对象才能使他们获得满足。
现在我们便可理解隐藏在儿童幻想背后的动机了（前面已提到把母亲贬为妓女的幻想）。他们试图在爱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至少在幻想中将母亲贬低为可以成为肉欲的对象。
（二）
在前一部分，我们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对心理性阳痿进行了研究，这从本文的标题上并看不出来。不过，从适于本课题的意义上讲，这一引论的必要性会变得清楚起来。
我们已将心理性阳痿归结为情感与肉欲趋向在爱情中的汇合失败。同样，强烈的童年期固着的影响及在反乱伦的屏障面前所遭受的现实性挫折，也对这一发展障碍的形成起了作用。对此理论有一种强大的反对意见，即认为它未免太过分了。它解释了一些人心理性阳痿的原因，但其他人为何可逃脱这一障碍，对我们而言却仍然是个谜。既然我们承认，所有有关的因素，如强烈的童年期固着、反乱伦屏障及青春期后发展中的挫折，在整个文明人当中都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证明，心理性阳痿是文明社会的普遍苦恼，而不只是部分人的障碍。
如果我们同意量的因素对于疾病的形成与否有决定性的影响，不同因素的或多或少决定着疾病是否出现，那么要避开这种结论则易如反掌。不过，尽管我承认这种答复是正确的，但我无意将它作为反对这一结论的理由。恰恰相反，我宁肯指出，心理性阳痿远比设想的更为普遍，而且这一行为构成了文明人爱情生活的特征之一。
如果将心理性阳痿的概念予以扩大，不仅仅限于下列情形：本欲取得快感，性器官也正常但却无法进行房事，那么，首先要指出的是，所有被称为心理性冷感（psychanaesthetic）的男人——可以行房事，但从未获得过任何特别的快感，同样比人们想象得还要普遍。精神分析的研究表明，在对这一症状与狭义上的心理性阳痿做出区别性解释之前，两者具有相同的病因学因素。很容易找到这些性冷感的男人与众多性冷淡（frigid）的女人的相似之处，将女人的性冷淡与男人心理性阳痿的更明显障碍做一比较，是描述和理解她们性爱行为的最佳方式。
然而，如果我们不是从扩大概念的意义上看心理性阳痿，而是仅注意其症状的等级，那么，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今日文明的男人的爱情行为，总体上带有心理性阳痿的烙印，只有极少数有教养的人，才实现了情感与肉欲趋向的适宜融合。对女人的尊重总是成为男人性行为的障碍，只有与被贬损的对象在一起时，才使他们的性能力得以充分发展，这部分地是由性目的的倒错成分造成的，他不敢通过与自己尊重的女人交媾获得满足。只有当他全身心地寻求满足时，才能获得完全的性快感，然而，在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面前，岂敢妄为！于是，这便促使他去找被贬损的性对象，这样的女人往往道德败坏，与她在一起不必受道德谴责，因为她并不知道他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无法就他的人品做出判别。只有面对这样的女人，他才会纵情享乐，尽管他所有的爱情（affection）都属于一个更高贵的女人。同样可能的是，诚如人们经常观察到的，社会上的上层男人选择一位下层女子作为永久情妇或娶其为妻，这也是对下等性对象需要的结果，因为从心理上讲，这才能获得彻底的满足。
我毫不回避，文明社会男人爱情的这种突出、普遍的特征——心理性阳痿，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同样与童年期强烈的乱伦固着及青春期在现实中的挫折有关。这不仅易招致相反意见，而且会被称作有悖常理。然而，可以肯定地讲，任何一个在爱情中真正自由和幸福的男人，必然是克服了对女人的尊重及与母亲或姐妹的乱伦观念的。任何一个屈从于严肃的自我检验的人，必然将性行为视为下流之举，它败坏与玷污的岂止是身体！对于这种卑劣观点的起源，男人们当然不肯承认，而只有在青春期中才能找到：肉欲趋向已变得强烈起来，而能够满足他的对象，无论是家庭之外的还是乱伦的，都被彻底地抑制了。
在我们文明的世界之中，女人同样受到了其教养的影响，并因之对男人行为的反应更胜一筹。对男人而言，一旦占有一个女人，对她的低度评价便代替了初识时的高估；而对女人而言，若接触她的男人不具备充分的性能力，便自然会令人不悦。女人很少流露出贬损性对象的迹象，因为她们从未像男人那样有对性对象的高估现象。然而，长期的性回避及性沉湎于幻想却导致了另一严重的后果。她们常常割不断肉欲活动与禁忌的联系，成为心理上的无能者，即性冷淡，虽然她们被允许从事性活动。这就是为何许多女人甚至对合法的关系也保持秘密，另一些女人则在禁忌的秘密性爱活动中产生了正常的体验：对丈夫不忠，却能对情夫保持第二种忠诚。
我认为，女人性活动的禁忌条件，可与男人贬损性对象的需要相比较。两者都是由于文明的原因，在教育的要求之下性成熟与性活动长期延缓的结果，两者均旨在取消由于情感与肉欲不良结合而导致的心理性阳痿。同一原因所导致的性别差异或许还可在其他行为差异上找到。文明的女人在等待期内通常不会跨越性活动的禁忌，因此保持着禁忌与性的密切关系；男人若能与被贬损的对象交媾获得满足就会打破这种禁忌，并将这种情况引入以后的性爱生活中。
在今天，文明的世界为改革性生活已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提醒一下读者并非多余，即精神分析的研究未必比其他研究更远离偏见。精神分析的目的仅在于根据事物的表现特征推知隐藏在背后的规律，如果改革能利用它所发现的更先进的东西替代对人有害的东西，那当然十分令人满意。然而，这种改革是否毫无所获，甚至以更大的牺牲为代价，就难以预测了。
（三）
文明施以爱情的限制导致了贬损性对象的普遍趋势，这一事实或许应将我们对对象的注意转向本能自身。性快感早期受挫所造成的损害在婚姻中会表现出来，使本可以自由获得快感的夫妻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当然，若性自由不加以限制，结果也不会更好。显而易见，若性满足变得非常容易，性欲需要的心理价值就会降低，为提高力比多能力，挫折是必要的。在男人中，若对性满足的自然抵抗做得不够，他们就会随时建立习俗的障碍，以便能够真正地享受爱情，无论对个人或是一个民族都是如此。在毫无困难就可实现性满足的时间里，如在古代文明的衰落期，爱情变得一钱不值，生活变得异常空虚，不得不通过建立强烈的反向形成以恢复爱情不可或缺的情感价值。就此而言，基督教的禁欲倾向确实创造了爱情的心理价值，这是古代的异教徒从未想过的。禁欲倾向赋予了苦行僧的生活以最重要价值，因为他们的生活几乎充满了与力比多诱惑的斗争。
毋庸置疑，这里所表现出的困难代表了我们生物本能的普遍特征，同样，从一般意义上讲，本能的心理价值与其受挫折的程度无疑也是一致的。设想有许多不同的人同样地进入了饥饿状态，随着择食需要的增强，个体间的差异将趋于消失，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共同特征，当然，同样真实的是，并非本能的满足必然带来其心理价值的迅速跌落，比如，嗜酒者与酒的关系便是如此。酒难道不是总能给嗜酒者以同样的中毒性满足吗？在诗歌中常将这种满足比拟为性欲满足，但这种比拟能为科学的观点所接受吗？是否有人听说，嗜酒者因习惯喝一种酒而不得不改变酒的类型呢？恰恰相反，习惯倒是常将嗜酒者与某一品牌的酒紧紧地捆在一起。是否有人听说过，嗜酒者需要到酒价更昂贵或禁酒的国度里去，用这样的障碍强化他想要得到的，但却退化了的满足呢？绝对不可能。如果倾听一下著名嗜酒者的观点，如柏克林（Bcklin）他们与酒的关系犹如十分美满和睦的婚姻，为什么爱者与其性爱对象的关系却如此不同呢？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我相信，就性本能的实质而言，有些因素可能不利于它的充分实现。如果考虑到本能的漫长与艰难发展史，有两个因素也许与这种困难有关，首先是对象选择的双向结果及反乱伦屏障的介入，性本能的最终对象已不是原始对象，而为其他对象所替代。精神分析已经表明，当由于压抑而失去了愿望冲动的原始对象时，很容易有无休止的替代物取而代之，但没有一种替代可使人获得充分满足。这或许可对成人性爱的常见特点做出解释：他们的对象选择总是摇摆不定，不断“寻求刺激”。
其次，我们知道，性本能有多个原始组元组成，或者说由这些组元发展而来，但有些组元却无法变成后来的本能形式，在很早的时候它们就被压制或移作别用了。最突出的要算嗜粪本能组元（coprophilic instinctual component），恐怕自从人类直立行走，嗅觉器官不再贴近地面之后，它们就不能容于文明的审美标准了。作为性欲生活组元的施虐驱力（sadistic urges）的大部分也是如此。然而，所有的这些发展过程，仅对情结结构的上层部分产生了作用，促发性兴奋的基本过程却依然故我。排泄物与性有着太密切和难以分离的联系，生殖器的位置——介于尿和屎之间，是具有决定性和无法改变的因素。人们或许会引用拿破仑（Napoleon）的极其著名的论断：“解剖学是命中注定的。”在人类身体的发展过程中，生殖器却并未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它们仍保留在动物的水平上，因此，性爱在本质上也与动物无异。要对性本能施以教育是困难的，以往的教育要么太过分，要么就微乎其微。文明若不以牺牲可体验到的快乐为代价，要消除性本能几乎是不可能的，未派上用场的冲动会在性活动中以未满足的形式持续下去。
这样，我们或许不能不向这样的观念妥协：要使性本能适于文明的要求几乎是极不可能的。文明发展的结果，很难使人类避免克制、痛苦与未来的灭绝。诚然，这种沮丧的预测仅建立在单一的推测之上：在文明的压力之下，性本能的压制必然导致对文明不满的特殊后果，当性本能屈从于文明的起码要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时，人类便具有了创造最崇高的文明成就的源泉，这是通过本能组元的更广泛升华实现的。如果通过对性本能的任何分配均能保证充分的快乐满足，那么人们为何会将性本能力量移作他用呢？他们绝不会放弃这种快乐，当然他们也就无任何进步而言。因此，两种本能需要之间无法调和的区别（性本能与自我本能）似乎保证了人类可以取得更高的成就。当然，一种无法避免的危险同样存在：今日的弱者却患了神经症。
科学的目的既不在于骇人听闻，也不在于安抚人心。但我本人随时承认，我所得出的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应建立在广泛的根基之上，人类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或许能够纠正我在此孤独沉思的结果。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