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仍停留在精神病学科中，鲜为心理学家了解之时，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已经开始摆脱襁褓，趋于独立了。1908年，有两本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出版了，一本为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另一本为罗斯的《社会心理学》。此时的弗洛伊德仍在远离社会心理学发源地(美国)千里之外的奥地利埋头于精神分析的治疗，但弗洛伊德通过治疗得出的结论不仅与大洋彼岸的社会心理学原理有重合之处，而且在科学性和详实性上甚至超越了后者。这也许与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有关。
我们知道麦独孤试图在社会心理学中贯彻策动说，这使他格外注重本能概念，可以说本能概念能否自圆其说对于建立社会心理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本能、驱动等问题恰恰又落入弗洛伊德的研究视野，作为一种历史的研究，“台上”的社会心理学和“在野的”精神分析构成了一种对比或竞争，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弗洛伊德的社会心理学设想。
麦独孤把人的行为动力归之于本能，并认为本能是一种明显的心理历程，包括心理历程的知、情、意三个方面。麦独孤试图区分人类的本能行为与动物式的机械反射行为，将社会的影响引入本能理论，他试图借助本能行为伴随着的情绪和情操来阐述社会的影响，认为情绪，尤其是情操具有社会意义，构成了社会行为的基础。在此，麦独孤的理论包含着一种矛盾，本能与情操并不是处于同一心理水平，因而阐明情操的社会性并无助于说明本能的社会制约性。无论情操怎样兼有人的社会本性，怎样可以解释社会行为的心理基础，但作为其基础的本能是先天的，具有生物学的内涵。麦独孤的本能概念相当于一种生命冲动或生命活力，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本能概念无法说明人类的社会行为，只能把人的社会行为简化为本能行为。
弗洛伊德则缩小了本能问题，只是探讨人类的两种基本本能：爱和攻击性。由于本能问题只涉及了两种特殊的本能，并且是联系心理病人的治疗来探讨本能问题，弗洛伊德便能够深入研究本能作为病源学，行为动因的心理机制，探索本能与社会因素的关系。
一、唯乐原则与现实原则
出于研究心理疾病病因的需要，弗洛伊德首先以人类的性本能为研究对象，探索性能量在病源学方面的作用和行为上的动力诱因，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弗洛伊德片面夸大性欲的作用，把人类看作是只知追求快乐，受快乐原则统辖的动物，甚至认为，性本能的满足无需借助于社会环境。如果幻想能满足婴儿的求乐需要，婴儿就无需发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种看法难免以偏概全，突出一点，不及其余，陷入生物学化和还原论的窠臼。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出于本能理论面临着众多的批评，弗洛伊德开始考虑环境因素和性本能之外的心理结构。在1920年的《超越唯乐原则》一文中，弗洛伊德较明确地提出了现实原则的作用问题。尽管弗洛伊德相信，“心理事件经历的过程是受唯乐原则自动调节的”，《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但他接着指出：“严格地说，唯乐原则支配着心理活动整个过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同上书，第5页。从有机体的自我保存角度来看，“这种唯乐原则从一开始就是收效甚微、甚至是十分危险的原则。在自我保存本能的影响下，唯实原则取代了唯乐原则。”在弗洛伊德看来，如果婴儿发现自己处于本能需要的状态，如果借助幻想再也不能满足他的真正需要，他就开始转向现实，这一过程的不断重复逐渐教会儿童更好地了解现实，追求可能满足需要的现实变化。因此，在唯乐原则中，存在着现实的影响。这种解释比麦独孤的本能论更加合理，因为有机体在本能的求乐水平上便开始与现实有所联系。弗洛伊德论述了母亲、父亲、家庭环境对婴儿本能满足的影响，并看到了人的自我和超我与伊底(本能)的相互作用，丰富了本能驱力论的社会关系内容。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弗洛伊德仍把唯乐原则当作统辖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认为唯实原则是十分脆弱的，在生活中，唯乐原则经常挫败唯实原则，从总体上给有机体造成损害。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唯实原则并未能改变快乐原则的性质，只是在时间上推迟了本能的满足。人们甘愿为了现实而暂时放弃快乐只是出于唯乐原则，这样做的目的是用快乐取代不快乐，用更大的快乐取代较小的快乐。唯乐原则是第一性的，唯实原则是从唯乐原则中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对此，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创始人哈特曼(Hartmann,H.)曾有过精辟的评论。哈特曼把这种派生于快乐原则的，以追求快乐为目的的现实原则称为狭义的现实原则，并认为这种现实原则仍处于快乐序列之外，并没为快乐带来新东西，哈特曼看到，发展精神分析的任务是扩大狭义的现实原则，使之内在地影响快乐原则。
扩大现实的影响必须有相应的心理结构上的依据，如果仅仅把人理解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则不符合这一要求，可见，现实影响问题不单是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与心理结构有关的问题。
二、伊底与自我、超我
人类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不单是本能与环境、唯乐原则与唯实原则的相互作用，而且主要是认知和行为水平上相互作用。在此，本能冲动可以具有某种驱动作用，但往往是在人的意识控制下才能实现这一作用。可见，麦独孤把本能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为了能够解释更多，更复杂的行为。
后期的弗洛伊德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在详细研究了本能冲动之后，又假设了本能的对立面自我和超我，试图用本能和自我的对立与和解来解释所有心理疾病的原因和人类行为的动因。弗洛伊德将本能的力量归属于伊底，把反映现实，控制行为的力量交给自我，将良心和道德的力量归之于超我，这种三位一体的人格模式可以容纳某些社会心理的因素。
在弗洛伊德三位一体的人格模式中，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和主动性的亚结构是自我。人类不同于动物，人类能够改造环境，使环境为自己服务，并能够控制自己的本能冲动，而不是任其摆布。在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中，自我主要有对内和对外两重使命，面对外部事件时，自我主要通过意识、记忆、逃避、适应或改变外界来完成保护有机体的使命；当面对内部过于强烈的本能冲动时，自我则控制、压抑或推迟本能的满足，像骑手驾驭烈马一样控制本能。表面上看，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仅仅描述了个体人格结构的问题。作为自我对立面的环境和伊底仍是缺少社会关系意义的东西，但是，自我概念的提出为精神分析容纳社会关系提供了主体的依据。自我的根本作用是控制与整合，有了这一作用，人类便有可能吸收环境中的社会关系因素，认识和学习文化中的价值观，并能够主动与他人交往，也就是说，有自我结构为基础，人类便有能力内化一种与本能力量相反且能约束本能的力量，即父母的形象或社会的道德法则，人类整个社会行为便有了心理结构上的根据。因此，自我概念是连接精神分析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桥梁之一，以自我分析为出发点必然能够揭示人格的社会关系含义，使精神分析走向社会心理学。
遗憾的是，虽然弗洛伊德规定了精神分析的这种潜力，却并没走向这一道路，他始终是为了更圆满地说明本能模式而论述自我的，并不是出于社会心理学的需要而分析自我，唯有在论述人格的另一结构──超我时，他的社会心理学思想才得到了更具体的体现。
根据弗洛伊德的设想，在自我从伊底中分化出来以后，“超我”也随后从自我中分化出来。“超我”是父母形象的内化，它由自我理想和良心所构成。父母赞许的内化构成了自我理想，父母的训斥则构成了良心的起源。显然，“超我”代表着人的高级属性，而获得这一属性的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在此，我们接近了弗洛伊德的社会心理学思想的核心。与父母的同化，从父母那里接受社会道德感是一个人由生物个体走向社会个体的过程，即人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形成了社会情感并学会以社会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一原理早已被社会心理学家们发现了。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麦独孤就曾从情操和道德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家庭对儿童的直接影响。弗洛伊德的深刻在于，他能够从人的生物性出发，剖析道德与本能冲动的相辅相成性，为人的社会化过程提供了一种心理动力学的解释，这种深刻性不仅是一般信守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家所难以达到的，而且也是后来以改造他的学说为己任的社会文化派所望尘莫及的。
弗洛伊德不无深刻地推测，超我结构在动力起源上并非肤浅，很可能与伊底共处同一个深层水平。婴儿的伊底冲动必然指向一种对象，性欲的满足总要依托宣泄对象的存在，因此，伊底不再是纯幻想和纯自恋的事情了，而是涉及了人际关系，至少是子女与父母的三边关系。因此，婴儿步入了社会化的过程，对异性双亲的性爱必然导致同性双亲的反感和干涉，婴儿的本能首次遇到了外界的阻碍和压抑。这种压抑引起了婴儿人格结构上的生物学变化，婴儿不得不收敛自己的情欲，屈服于同性双亲的压力。譬如，小男孩放弃了恋母情结，转而与父亲同化，按照父亲的行为准则要求自己或接受父亲的道德规范，这一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的道德规范。由此可见，超我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动力起源，它是出于压抑本能而产生的，与伊底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唯因如此，它具有很强烈的动力性和严厉性，连自我都经常借助超我来压抑伊底冲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的社会化过程不仅是纯粹的后天学习过程，而且也是有其生物起源和种族起源的过程。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如果我们再次考虑如前所述的超我的起源，我们会发现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的结果，一个是生物本性，另一个是历史本性，即：人类童年期无助和依赖的漫长过程，他的奥狄普司情结的事实”。超我不仅使自我取得了对本能的控制，而且使伊底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使人类的低级和高级属性发生了两极相通。“通过理想形成，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生活的最低级部分的东西发生了改变，根据我们的价值尺度变为人类心理的最高级部分的东西”。正是由于超我与伊底有着相通的关系，我们才能理解超我的严厉性，近乎残酷的强制力和不可摆脱性，才能理解超我的力量为何大到足以扭曲人的心理，使人患病的程度。
通过研究人类反常的经验和心理的冲突，弗洛伊德深入到社会心理学家难以想象的心理深度；信守实验和统计资料的社会心理学家只能充分研究人际交往，人与社会相互影响的表层心理规律，他们也探讨儿童的道德发展，但大多是研究社会的文化气氛，父母的行为对儿童道德的后天影响，忽视了道德的生物起源及其在心理上的动力作用。弗洛伊德从分析病例入手，通过反常经验探讨了人类在社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生物与社会性的冲突及其所引起的心灵的痛苦，对于人类社会化的挖掘深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社会心理学家，他的方法也许不尽科学，但他的贡献却是无法取代的。
三、本能的升华
在弗洛伊德来看，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由本能引发的，行动的能量只能来自伊底，那么，如何解释人类的各种高级的成就活动呢?低级的本能怎能说明复杂的社会活动?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弗洛伊德提出了心理的防御机制。所谓防御机制是指，某些与道德观念或现实环境相冲突的本能冲动被自我结构所阻拦，以间接满足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自我为了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为了兼顾伊底和超我的要求，迫使本能以无害的形式表现出来。防御机制可以说明某些社会行为的深层动机。
升华即是防御机制之一，通过升华作用，社会所禁止的本能冲动以社会认可的形式表现出来，就个人来说，升华减轻了本能的压力，使原来具有破坏作用的本能冲动转化为追求社会成就的活动。譬如，手淫活动可以升华为演奏乐器和爱好音乐，肛门性欲可以通过绘画得到升华。在升华过程中，本能在自我的改造下，实现了一种非性欲化的转变，本能的特殊指向性改变了，其固有的动力性却保存下来。现在，本能驱动的行为不是指向性欲的直接满足，而是指向社会目标。因此，从人的本能冲动中，我们可以找到通向社会行为的途径，通过自我的防御机制，本能与社会行为发生了联系。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通向社会行为。后来，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家哈特曼看到了升华所体现的社会心理学含义，用能量的中性化(energy neutralization)来表示两种能量的改造过程。中性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本能驱力的质的改变，而不单单是像升华那样将本能目的暂时转变成社会可接受的目的。自我可以贮存中性化的能量，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种中性化的能量距离本能更加遥远。自我拥有的能量不具有本能形态，只是根源上属于本能。哈特曼的这一解释使本能的可塑性变得更大，更接近社会心理学的要求，中性化的本能可以促使人们投身于利他的社会活动，“……中性化在掌握现实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要求可以通过中性化的能量影响唯乐原则。
上述各个方面的分析使我们不难看到，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并非不能与社会心理学相沟通。只有纯动物式的生物本能才是与社会生活隔绝的，而弗洛伊德的本能概念并不这样，弗洛伊德主要是在心理的各种力量冲突中使用本能概念的，他的本能概念来自对心理病人潜意识生活的提炼，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病人的本能生活与动物的本能生活是有质的区别的。第一，动物本能和环境是同一的，环境可直接引发本能行为，也就是说，本能对行为的驱动是机械的；而人类本能则是伊底与自我相互作用的产物，自我组织人类的本能，保证人的适应。动物本能在没有自我的参与下也能达到目的，而人的本能则不能，弗洛伊德有意区分两者，经常把人的本能称为驱力(drive)，以区别于动物本能(instinct)。第二，在自我的参与下，人的本能是通过学习实现的，弗洛伊德强调超我对本能的遏止作用，这种遏止即是人类通过学习来确保本能满足的过程。动物的本能则没有学习过程的参与，是盲目的。
麦独孤和弗洛伊德几乎同时提出了本能学说，前者以社会心理学的名义出现，后者则自称个体心理学。历史却为两者的名实错位平了反。麦独孤的本能论十分抽象，更接近生物学，不能解释社会行为的策动，因此，经不住反本能运动的冲击，他为社会心理学留下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理论核心──本能论，而是依附于本能的情操、正义和利他心理等枝节问题。真正使本能理论在社会心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应属弗洛伊德，只有经过艰苦的分析，弗洛伊德才能从生物性最强的本能中找到通向社会心理的途径，因为这一途径十分曲折、迂回，是一般人难以察明的。弗洛伊德以其对个体深层心理的独特分析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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