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诞生在维也纳郊区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是最早被弗洛伊德所吸引参与精神分析研究的人之一，也是最早公开与弗洛伊德分庭抗礼的人，墨菲说他一开始就显然认为自己是这位大师的年轻的同事而不是弟子。他一直在试图扩充和发展弗洛伊德已经加以界说的一个主要命题：补偿过程的性质。当这种扩展远远超出了弗洛伊德所能接受的程度时，他只好率领自己的追随者退出了弗洛伊德的阵营，另行组建了自己的“个性心理学”。对此弗洛伊德一直耿耿于怀。1937年阿德勒病逝于赴苏格兰阿伯登讲学的途中，弗洛伊德在答复一位对阿德勒的逝世感到巨大悲痛的友人时说：“我不理解您对阿德勒的同情。一个犹太孩子从维也纳的郊区出来而死于阿伯登，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经历，并足以证明他走得太远了。世人对他曾经在对抗精神分析方面所做的贡献，实在给了他足够的奖赏。”
阿德勒以“补偿”为基础展开了自己转向社会心理学的精神分析研究，补偿问题在弗洛伊德那里只限于性发育不全的病人，由于补偿的作用，他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变得比结构上和生理上的因素能够保证的程度更“阳性”或更“阴性”一些。但阿德勒认为，应该把这一缺陷补偿说推广到所有体质上的局限性。他列举出大量的经验性事实，如，假如相应的器官受到损伤，一叶肺或一个肾就会有进行超额工作的倾向；一只眼睛有缺陷，另一只眼睛就会变得更敏锐；“不论什么地方感觉器官达不到正常的适度，就有某种机能过度发达，某种续发的敏锐性倾向。”但在文明人的一切补偿器官中，“主要之点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因为人对社会生活的适应主要是一个学习如何对待别人的要求和对付社会需要的问题。”因此尽管在生物学水平上的补偿作用属于动物性，但是人类大部分重要的补偿类型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要在个人适应社会不足的地方取得成功而作出的努力。
阿德勒沿着社会和文化的路线发展了他的个性心理学体系，他认为人的行为不完全是由生物学的本能力量所决定的，社会力量起着更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只有研究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他对别人的态度，才能够了解他的行为和个性。这种倾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态度的研究，最后形成了阿德勒的社会兴趣理论。他在1930年发表的“个性心理学”一文中说：“儿童所面临的第一个社会情境是他与母亲的关系，这从第一天就开始了。由于母亲的教育职能，首先就唤起了儿童对他人的兴趣，如果她了解如何沿着合作的方向去训练这种兴趣，儿童的一切适宜的和习得的才能将集中于有社会意义的方面。”莫按照阿德勒的解释，社会兴趣是一个人与别人交往时产生感情和发生认同作用的一种潜能，是一种人所固有的社会性动机。社会兴趣本身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在平时或在困难时刻与别人合作或帮助别人的态度；对别人的思想、情感和经验的一种设身处地的理解能力等。从这种观点出发，阿德勒认为凡是正常的人所追求的都不单单是个人的优越，而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优越。所以，个人的自卑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生活引起的，或者说是由社会的自卑情结所引起的。阿德勒说：“属于私人的意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意义只有在和他人交往，才有存在的可能。我们的目标和动作也是一样，它们的唯一意义，就是它们对别人的意义。”
阿德勒社会兴趣理论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1908年，他在阐述儿童依恋需求时已隐含了对社会兴趣的思考。1929年他在其《生活的科学》中专为“社会兴趣”列了一章。1931年在《你如何看待生活》中他继续强调了社会兴趣的意义。1933年，阿德勒出版了《社会兴趣：对人类的挑战》一书，社会兴趣理论最终形成，同时，他的个性心理学体系也趋于成熟。心理学史家墨菲说：“阿德勒的心理学在心理学历史中是第一个沿着我们今天应该称之为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的心理学体系。”他强调社会因素的重要性，相对地否定了生物学的决定因素，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贡献。他的这种态度加强了精神分析中已经增长着的对社会科学的兴趣，促进了它的转向，激发了霍妮、沙利文和弗洛姆等人的“社会文化学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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