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悖论与反悖论》引言——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梦的解析》
第一部分 引言
这本书是米兰团队所作的经验式研究，用以验证这一基本假设的有效性：——家庭是一个自主矫正的系统，它可以自主调控，借助那些在试验和错误中建立起的规则。这一假设的出发点，是人际沟通的控制论和实用主义提供的模式。
这一假设的中心思想，是每一个自然团体，其中基本的是家庭，（但也可以是一个工作团队，一个自发的组合，一个企业团队等），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后，通过一系列的试验，交互作用和矫正性回馈，验证了在关系中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被允许的，直至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系统单位，由这个系统特有的规则所支持着。这些规则反映了这个自然团体中发生的交互作用，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沟通。事实上，人际沟通的实用主义的第一格言是，任一行为都是一种沟通，它必然会引发另一种沟通行为作为回应。
循着这一假设，可以得出另一个假设：在一个或几个成员出现传统诊断的“病理性”行为的家庭中，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亦即支持这种病理性的家庭规则；正是沟通行为和回应行为所具有的特征，维持了这些规则，以及病理性的交互作用。
由于症状行为归属于系统所独有的交互作用，要影响改变症状，就要尝试改变规则。
本书的各章节，记述了我们为此目标所设想过的各种方法。
研究结果证明，当一个根本性的规则被发现和改变时，症状行为就会迅速消失。这一点使我们接受了Rabkin提出的观点：当系统的一个根本性规则被改变时，有时会突然很自然地发生根本的重要的改变。Rabkin提出了Saltology这一术语，作为研究这些现象的学科。
系统论中有与之相符的部分，系统论理论家们提及过系统中的ps点，在这一点上汇聚了最多的系统的主要功能，改变这一点，便是以最小的能量耗费来取得最大的改变。经验表明，病理性系统所具有的病理性力量，维系着来源于尝试和错误的进程和或然性进程的系统规则，也存储着解决方法。
系统论告诉我们，每一个鲜活的系统都具有两种明显矛盾的功能：维持静态的倾向，和改变的能力，二者的内在游戏在系统中维持着一个暂时的平衡，以保证演变和创新。没有这二者，就不存在生命力。然而在病理性系统中，倾向于越来越严格地强迫性重复其固有的解决方法，用以维持静态不变。
我们在厌食症病人的家庭治疗中获得了大量成功的案例。此类家庭的特征是行为的繁冗，和极其严格重复的规则。可以将这样的系统比作严格编程了的，著名的机械控制论的模式。
此后我们选择了精神分裂症的交互作用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而在精神病人的家庭中，尽管发现了同样的基础模式的严格性，我们还查证了其交互作用的模式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其家庭维系游戏的方式具有令人震惊的多样性和发明创造力。
上述的假设对于治疗师意味着一个认识论的变化，即要更好地观察某物，就要将它置于优势地位。这一变化是放弃现象的因果线性的视角——这一视角直至近代一直统治着科学——而换上系统的视角。
这意味着家庭成员被看作是交互作用的环形跑道上的因素。跑道上的成员对于整体没有任何单向的权利。换言之，一个家庭成员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他人的行为。然而，认为这个成员的行为是其他成员行为的原因，是错误的认识论。事实是，任何成员都影响着其他人，但也被他人影响着。
它影响着系统，但也被来自于系统的沟通所影响着。
在神经-=激素的领域，可以找到一个特别清楚地例子。
在人体系统中，垂体作用于系统，但本身也被来自系统的所有信息所影响着，因此它自身没有任何单向的权利。
每一个家庭的交互作用，是一系列的回应行为，它们本身影响着其他的回应行为。
因此，说一个个体的行为是另一个体行为的原因，是认识论的错误。
犯这一错误，是由于将一个行为与此前行为的实用主义背景武断地隔离开来，并无穷止地后退下去。一个以各种方式使牺牲者感到无力的行为，不是一个权力行为，而是一个回应行为。谁更确信自己是惟一掌握权力的人，事实上是确信自己是惟一没有权利的失败者。
但我们知道这两种信念都不对，因为权利既不属于这个人，也不属于那个人。权力是在游戏规则中，是在他们所卷入的实用主义背景中建立起来的。
我们的经验使我们确信，继续以因果的模式来看现象，会严重阻碍我们理解家庭游戏，并无力对之实行改变。
在多样的科学领域，基于追溯效力概念的新的认识论的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直至把人送到了月亮上。
而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里，这一新的认识论于五十年代才刚刚由G 贝特森和他的团队介绍进来，其主要的意义在于研究沟通，使用的数据和观察有多种来源：催眠，动物的训练，精神分裂症和神经症病人的沟通，成功电影的研究，游戏和幽默的性质等等。
这一研究项目的最富天才和创新的部分，开展于1952到1962的十年间，引入了Whitehead和胡塞尔的《数学定律》的一些概念，得以建立一种新的逻辑。
“功能”概念的核心将这一逻辑与亚历士多德的逻辑区分开来。
正如胡塞尔在《数学定律》中所宣称的，“传统逻辑认为只存在一个简单句的形式，一个主语确切地只有一个谓语的形式。因此传统逻辑完全错了。这种形式适合于指出一项特定东西的特性。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圆的，红的等等。但如果我们说：这个比那个大，我们不仅指出了它的一个特性，还指出了这个与那个的一种关系。因此，与主谓结构的句子相比，能确定两个事物的某种关系的句子，形式是不同的。无法理解这一不同，或没有认识到它，就引起了很多形而上学的错误。很多哲学家无法对科学世界和日常生活给出一个解释，是由于他们相信，如无意识的信念一般地相信，所有句子都是主谓结构的，换言之，每一事实都存在于具有某种特征的事物中。”
1956年，帕罗阿图的一个团队发表了专门建立在罗塞尔的逻辑理论基础上的《一种精神分裂症理论》。这一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在一个阶层和它的成员间存在一种不连续性。一个阶层不可能是它的一个成员，成员中的一个也不能代表阶层，因为用于阶层的术语是抽象层面的，与用于成员的术语不同。
贝特森和合作者的假设是，在人类关系中，这种不连续性经常不被尊重，以此方式产生了罗塞尔式的悖论以及病理性结果。由此形成了悖论沟通的双重束缚的理论，常见于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家庭。这些作者将精神分裂症视作“一个逻辑式的内部冲突”，由重复性的沟通特点所引起。
１９６７年，Ｗａｔｚｌａｗｉｃｋ，Ｂｅａｖｉｎ 和杰克逊发表了《人际沟通的实用主义》，旨在系统化当时在沟通研究中获得的认识：个人通过自己行为的信息特征影响他人的方式的研究（个人以何种方式确认，拒绝，或不确认另一个与他有关系的人）。
我们的这本书的基本方面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沟通分析的合适的工具，如：作为意义起源的背景之概念；人类两种语言的共存，类推的和数字化的；交互作用中的标点的观念；明确关系的必要性的概念；用以明确关系的言语的与非言语的多种水平；关系中的对称面与互补面的理念；症状的悖论与治疗的悖论的基本理念。关于悖论，我们的研究显示了精神分裂症交互作用的家庭是如何维系着自己的游戏，借助于所有家庭成员都卷入的一个悖论的缠结，这一缠结只能通过治疗性的反悖论才能解除。
这种新的认识论为我们开启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地平线。特别是促使我们将症状视作一个连贯的现象，它的特点是产生症状的自然团体所特有的交互作用。
这种新的认识论终于超越了已经阻碍进步的笛卡尔的二元论。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在一个系统的环形跑道上每一个元素都完全加入和互相作用，那么器质的—心理的，意识的—无意识的二分法都失去了意义。第一部分 引言
这本书是米兰团队所作的经验式研究，用以验证这一基本假设的有效性：——家庭是一个自主矫正的系统，它可以自主调控，借助那些在试验和错误中建立起的规则。这一假设的出发点，是人际沟通的控制论和实用主义提供的模式。
这一假设的中心思想，是每一个自然团体，其中基本的是家庭，（但也可以是一个工作团队，一个自发的组合，一个企业团队等），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后，通过一系列的试验，交互作用和矫正性回馈，验证了在关系中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被允许的，直至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系统单位，由这个系统特有的规则所支持着。这些规则反映了这个自然团体中发生的交互作用，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沟通。事实上，人际沟通的实用主义的第一格言是，任一行为都是一种沟通，它必然会引发另一种沟通行为作为回应。
循着这一假设，可以得出另一个假设：在一个或几个成员出现传统诊断的“病理性”行为的家庭中，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亦即支持这种病理性的家庭规则；正是沟通行为和回应行为所具有的特征，维持了这些规则，以及病理性的交互作用。
由于症状行为归属于系统所独有的交互作用，要影响改变症状，就要尝试改变规则。
本书的各章节，记述了我们为此目标所设想过的各种方法。
研究结果证明，当一个根本性的规则被发现和改变时，症状行为就会迅速消失。这一点使我们接受了Rabkin提出的观点：当系统的一个根本性规则被改变时，有时会突然很自然地发生根本的重要的改变。Rabkin提出了Saltology这一术语，作为研究这些现象的学科。
系统论中有与之相符的部分，系统论理论家们提及过系统中的ps点，在这一点上汇聚了最多的系统的主要功能，改变这一点，便是以最小的能量耗费来取得最大的改变。经验表明，病理性系统所具有的病理性力量，维系着来源于尝试和错误的进程和或然性进程的系统规则，也存储着解决方法。
系统论告诉我们，每一个鲜活的系统都具有两种明显矛盾的功能：维持静态的倾向，和改变的能力，二者的内在游戏在系统中维持着一个暂时的平衡，以保证演变和创新。没有这二者，就不存在生命力。然而在病理性系统中，倾向于越来越严格地强迫性重复其固有的解决方法，用以维持静态不变。
我们在厌食症病人的家庭治疗中获得了大量成功的案例。此类家庭的特征是行为的繁冗，和极其严格重复的规则。可以将这样的系统比作严格编程了的，著名的机械控制论的模式。
此后我们选择了精神分裂症的交互作用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而在精神病人的家庭中，尽管发现了同样的基础模式的严格性，我们还查证了其交互作用的模式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其家庭维系游戏的方式具有令人震惊的多样性和发明创造力。
上述的假设对于治疗师意味着一个认识论的变化，即要更好地观察某物，就要将它置于优势地位。这一变化是放弃现象的因果线性的视角——这一视角直至近代一直统治着科学——而换上系统的视角。
这意味着家庭成员被看作是交互作用的环形跑道上的因素。跑道上的成员对于整体没有任何单向的权利。换言之，一个家庭成员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他人的行为。然而，认为这个成员的行为是其他成员行为的原因，是错误的认识论。事实是，任何成员都影响着其他人，但也被他人影响着。
它影响着系统，但也被来自于系统的沟通所影响着。
在神经-=激素的领域，可以找到一个特别清楚地例子。
在人体系统中，垂体作用于系统，但本身也被来自系统的所有信息所影响着，因此它自身没有任何单向的权利。
每一个家庭的交互作用，是一系列的回应行为，它们本身影响着其他的回应行为。
因此，说一个个体的行为是另一个体行为的原因，是认识论的错误。
犯这一错误，是由于将一个行为与此前行为的实用主义背景武断地隔离开来，并无穷止地后退下去。一个以各种方式使牺牲者感到无力的行为，不是一个权力行为，而是一个回应行为。谁更确信自己是惟一掌握权力的人，事实上是确信自己是惟一没有权利的失败者。
但我们知道这两种信念都不对，因为权利既不属于这个人，也不属于那个人。权力是在游戏规则中，是在他们所卷入的实用主义背景中建立起来的。
我们的经验使我们确信，继续以因果的模式来看现象，会严重阻碍我们理解家庭游戏，并无力对之实行改变。
在多样的科学领域，基于追溯效力概念的新的认识论的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直至把人送到了月亮上。
而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里，这一新的认识论于五十年代才刚刚由G 贝特森和他的团队介绍进来，其主要的意义在于研究沟通，使用的数据和观察有多种来源：催眠，动物的训练，精神分裂症和神经症病人的沟通，成功电影的研究，游戏和幽默的性质等等。
这一研究项目的最富天才和创新的部分，开展于1952到1962的十年间，引入了Whitehead和胡塞尔的《数学定律》的一些概念，得以建立一种新的逻辑。
“功能”概念的核心将这一逻辑与亚历士多德的逻辑区分开来。
正如胡塞尔在《数学定律》中所宣称的，“传统逻辑认为只存在一个简单句的形式，一个主语确切地只有一个谓语的形式。因此传统逻辑完全错了。这种形式适合于指出一项特定东西的特性。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圆的，红的等等。但如果我们说：这个比那个大，我们不仅指出了它的一个特性，还指出了这个与那个的一种关系。因此，与主谓结构的句子相比，能确定两个事物的某种关系的句子，形式是不同的。无法理解这一不同，或没有认识到它，就引起了很多形而上学的错误。很多哲学家无法对科学世界和日常生活给出一个解释，是由于他们相信，如无意识的信念一般地相信，所有句子都是主谓结构的，换言之，每一事实都存在于具有某种特征的事物中。”
1956年，帕罗阿图的一个团队发表了专门建立在罗塞尔的逻辑理论基础上的《一种精神分裂症理论》。这一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在一个阶层和它的成员间存在一种不连续性。一个阶层不可能是它的一个成员，成员中的一个也不能代表阶层，因为用于阶层的术语是抽象层面的，与用于成员的术语不同。
贝特森和合作者的假设是，在人类关系中，这种不连续性经常不被尊重，以此方式产生了罗塞尔式的悖论以及病理性结果。由此形成了悖论沟通的双重束缚的理论，常见于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家庭。这些作者将精神分裂症视作“一个逻辑式的内部冲突”，由重复性的沟通特点所引起。
１９６７年，Ｗａｔｚｌａｗｉｃｋ，Ｂｅａｖｉｎ 和杰克逊发表了《人际沟通的实用主义》，旨在系统化当时在沟通研究中获得的认识：个人通过自己行为的信息特征影响他人的方式的研究（个人以何种方式确认，拒绝，或不确认另一个与他有关系的人）。
我们的这本书的基本方面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沟通分析的合适的工具，如：作为意义起源的背景之概念；人类两种语言的共存，类推的和数字化的；交互作用中的标点的观念；明确关系的必要性的概念；用以明确关系的言语的与非言语的多种水平；关系中的对称面与互补面的理念；症状的悖论与治疗的悖论的基本理念。关于悖论，我们的研究显示了精神分裂症交互作用的家庭是如何维系着自己的游戏，借助于所有家庭成员都卷入的一个悖论的缠结，这一缠结只能通过治疗性的反悖论才能解除。
这种新的认识论为我们开启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地平线。特别是促使我们将症状视作一个连贯的现象，它的特点是产生症状的自然团体所特有的交互作用。
这种新的认识论终于超越了已经阻碍进步的笛卡尔的二元论。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在一个系统的环形跑道上每一个元素都完全加入和互相作用，那么器质的—心理的，意识的—无意识的二分法都失去了意义。
第一部分 引言
这本书是米兰团队所作的经验式研究，用以验证这一基本假设的有效性：——家庭是一个自主矫正的系统，它可以自主调控，借助那些在试验和错误中建立起的规则。这一假设的出发点，是人际沟通的控制论和实用主义提供的模式。
这一假设的中心思想，是每一个自然团体，其中基本的是家庭，（但也可以是一个工作团队，一个自发的组合，一个企业团队等），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后，通过一系列的试验，交互作用和矫正性回馈，验证了在关系中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被允许的，直至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系统单位，由这个系统特有的规则所支持着。这些规则反映了这个自然团体中发生的交互作用，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沟通。事实上，人际沟通的实用主义的第一格言是，任一行为都是一种沟通，它必然会引发另一种沟通行为作为回应。
循着这一假设，可以得出另一个假设：在一个或几个成员出现传统诊断的“病理性”行为的家庭中，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亦即支持这种病理性的家庭规则；正是沟通行为和回应行为所具有的特征，维持了这些规则，以及病理性的交互作用。
由于症状行为归属于系统所独有的交互作用，要影响改变症状，就要尝试改变规则。
本书的各章节，记述了我们为此目标所设想过的各种方法。
研究结果证明，当一个根本性的规则被发现和改变时，症状行为就会迅速消失。这一点使我们接受了Rabkin提出的观点：当系统的一个根本性规则被改变时，有时会突然很自然地发生根本的重要的改变。Rabkin提出了Saltology这一术语，作为研究这些现象的学科。
系统论中有与之相符的部分，系统论理论家们提及过系统中的ps点，在这一点上汇聚了最多的系统的主要功能，改变这一点，便是以最小的能量耗费来取得最大的改变。经验表明，病理性系统所具有的病理性力量，维系着来源于尝试和错误的进程和或然性进程的系统规则，也存储着解决方法。
系统论告诉我们，每一个鲜活的系统都具有两种明显矛盾的功能：维持静态的倾向，和改变的能力，二者的内在游戏在系统中维持着一个暂时的平衡，以保证演变和创新。没有这二者，就不存在生命力。然而在病理性系统中，倾向于越来越严格地强迫性重复其固有的解决方法，用以维持静态不变。
我们在厌食症病人的家庭治疗中获得了大量成功的案例。此类家庭的特征是行为的繁冗，和极其严格重复的规则。可以将这样的系统比作严格编程了的，著名的机械控制论的模式。
此后我们选择了精神分裂症的交互作用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而在精神病人的家庭中，尽管发现了同样的基础模式的严格性，我们还查证了其交互作用的模式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其家庭维系游戏的方式具有令人震惊的多样性和发明创造力。
上述的假设对于治疗师意味着一个认识论的变化，即要更好地观察某物，就要将它置于优势地位。这一变化是放弃现象的因果线性的视角——这一视角直至近代一直统治着科学——而换上系统的视角。
这意味着家庭成员被看作是交互作用的环形跑道上的因素。跑道上的成员对于整体没有任何单向的权利。换言之，一个家庭成员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他人的行为。然而，认为这个成员的行为是其他成员行为的原因，是错误的认识论。事实是，任何成员都影响着其他人，但也被他人影响着。
它影响着系统，但也被来自于系统的沟通所影响着。
在神经-=激素的领域，可以找到一个特别清楚地例子。
在人体系统中，垂体作用于系统，但本身也被来自系统的所有信息所影响着，因此它自身没有任何单向的权利。
每一个家庭的交互作用，是一系列的回应行为，它们本身影响着其他的回应行为。
因此，说一个个体的行为是另一个体行为的原因，是认识论的错误。
犯这一错误，是由于将一个行为与此前行为的实用主义背景武断地隔离开来，并无穷止地后退下去。一个以各种方式使牺牲者感到无力的行为，不是一个权力行为，而是一个回应行为。谁更确信自己是惟一掌握权力的人，事实上是确信自己是惟一没有权利的失败者。
但我们知道这两种信念都不对，因为权利既不属于这个人，也不属于那个人。权力是在游戏规则中，是在他们所卷入的实用主义背景中建立起来的。
我们的经验使我们确信，继续以因果的模式来看现象，会严重阻碍我们理解家庭游戏，并无力对之实行改变。
在多样的科学领域，基于追溯效力概念的新的认识论的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直至把人送到了月亮上。
而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里，这一新的认识论于五十年代才刚刚由G 贝特森和他的团队介绍进来，其主要的意义在于研究沟通，使用的数据和观察有多种来源：催眠，动物的训练，精神分裂症和神经症病人的沟通，成功电影的研究，游戏和幽默的性质等等。
这一研究项目的最富天才和创新的部分，开展于1952到1962的十年间，引入了Whitehead和胡塞尔的《数学定律》的一些概念，得以建立一种新的逻辑。
“功能”概念的核心将这一逻辑与亚历士多德的逻辑区分开来。
正如胡塞尔在《数学定律》中所宣称的，“传统逻辑认为只存在一个简单句的形式，一个主语确切地只有一个谓语的形式。因此传统逻辑完全错了。这种形式适合于指出一项特定东西的特性。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圆的，红的等等。但如果我们说：这个比那个大，我们不仅指出了它的一个特性，还指出了这个与那个的一种关系。因此，与主谓结构的句子相比，能确定两个事物的某种关系的句子，形式是不同的。无法理解这一不同，或没有认识到它，就引起了很多形而上学的错误。很多哲学家无法对科学世界和日常生活给出一个解释，是由于他们相信，如无意识的信念一般地相信，所有句子都是主谓结构的，换言之，每一事实都存在于具有某种特征的事物中。”
1956年，帕罗阿图的一个团队发表了专门建立在罗塞尔的逻辑理论基础上的《一种精神分裂症理论》。这一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在一个阶层和它的成员间存在一种不连续性。一个阶层不可能是它的一个成员，成员中的一个也不能代表阶层，因为用于阶层的术语是抽象层面的，与用于成员的术语不同。
贝特森和合作者的假设是，在人类关系中，这种不连续性经常不被尊重，以此方式产生了罗塞尔式的悖论以及病理性结果。由此形成了悖论沟通的双重束缚的理论，常见于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家庭。这些作者将精神分裂症视作“一个逻辑式的内部冲突”，由重复性的沟通特点所引起。
１９６７年，Ｗａｔｚｌａｗｉｃｋ，Ｂｅａｖｉｎ 和杰克逊发表了《人际沟通的实用主义》，旨在系统化当时在沟通研究中获得的认识：个人通过自己行为的信息特征影响他人的方式的研究（个人以何种方式确认，拒绝，或不确认另一个与他有关系的人）。
我们的这本书的基本方面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沟通分析的合适的工具，如：作为意义起源的背景之概念；人类两种语言的共存，类推的和数字化的；交互作用中的标点的观念；明确关系的必要性的概念；用以明确关系的言语的与非言语的多种水平；关系中的对称面与互补面的理念；症状的悖论与治疗的悖论的基本理念。关于悖论，我们的研究显示了精神分裂症交互作用的家庭是如何维系着自己的游戏，借助于所有家庭成员都卷入的一个悖论的缠结，这一缠结只能通过治疗性的反悖论才能解除。
这种新的认识论为我们开启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地平线。特别是促使我们将症状视作一个连贯的现象，它的特点是产生症状的自然团体所特有的交互作用。
这种新的认识论终于超越了已经阻碍进步的笛卡尔的二元论。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在一个系统的环形跑道上每一个元素都完全加入和互相作用，那么器质的—心理的，意识的—无意识的二分法都失去了意义。第一部分 引言
这本书是米兰团队所作的经验式研究，用以验证这一基本假设的有效性：——家庭是一个自主矫正的系统，它可以自主调控，借助那些在试验和错误中建立起的规则。这一假设的出发点，是人际沟通的控制论和实用主义提供的模式。
这一假设的中心思想，是每一个自然团体，其中基本的是家庭，（但也可以是一个工作团队，一个自发的组合，一个企业团队等），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后，通过一系列的试验，交互作用和矫正性回馈，验证了在关系中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被允许的，直至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系统单位，由这个系统特有的规则所支持着。这些规则反映了这个自然团体中发生的交互作用，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沟通。事实上，人际沟通的实用主义的第一格言是，任一行为都是一种沟通，它必然会引发另一种沟通行为作为回应。
循着这一假设，可以得出另一个假设：在一个或几个成员出现传统诊断的“病理性”行为的家庭中，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亦即支持这种病理性的家庭规则；正是沟通行为和回应行为所具有的特征，维持了这些规则，以及病理性的交互作用。
由于症状行为归属于系统所独有的交互作用，要影响改变症状，就要尝试改变规则。
本书的各章节，记述了我们为此目标所设想过的各种方法。
研究结果证明，当一个根本性的规则被发现和改变时，症状行为就会迅速消失。这一点使我们接受了Rabkin提出的观点：当系统的一个根本性规则被改变时，有时会突然很自然地发生根本的重要的改变。Rabkin提出了Saltology这一术语，作为研究这些现象的学科。
系统论中有与之相符的部分，系统论理论家们提及过系统中的ps点，在这一点上汇聚了最多的系统的主要功能，改变这一点，便是以最小的能量耗费来取得最大的改变。经验表明，病理性系统所具有的病理性力量，维系着来源于尝试和错误的进程和或然性进程的系统规则，也存储着解决方法。
系统论告诉我们，每一个鲜活的系统都具有两种明显矛盾的功能：维持静态的倾向，和改变的能力，二者的内在游戏在系统中维持着一个暂时的平衡，以保证演变和创新。没有这二者，就不存在生命力。然而在病理性系统中，倾向于越来越严格地强迫性重复其固有的解决方法，用以维持静态不变。
我们在厌食症病人的家庭治疗中获得了大量成功的案例。此类家庭的特征是行为的繁冗，和极其严格重复的规则。可以将这样的系统比作严格编程了的，著名的机械控制论的模式。
此后我们选择了精神分裂症的交互作用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而在精神病人的家庭中，尽管发现了同样的基础模式的严格性，我们还查证了其交互作用的模式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其家庭维系游戏的方式具有令人震惊的多样性和发明创造力。
上述的假设对于治疗师意味着一个认识论的变化，即要更好地观察某物，就要将它置于优势地位。这一变化是放弃现象的因果线性的视角——这一视角直至近代一直统治着科学——而换上系统的视角。
这意味着家庭成员被看作是交互作用的环形跑道上的因素。跑道上的成员对于整体没有任何单向的权利。换言之，一个家庭成员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他人的行为。然而，认为这个成员的行为是其他成员行为的原因，是错误的认识论。事实是，任何成员都影响着其他人，但也被他人影响着。
它影响着系统，但也被来自于系统的沟通所影响着。
在神经-=激素的领域，可以找到一个特别清楚地例子。
在人体系统中，垂体作用于系统，但本身也被来自系统的所有信息所影响着，因此它自身没有任何单向的权利。
每一个家庭的交互作用，是一系列的回应行为，它们本身影响着其他的回应行为。
因此，说一个个体的行为是另一个体行为的原因，是认识论的错误。
犯这一错误，是由于将一个行为与此前行为的实用主义背景武断地隔离开来，并无穷止地后退下去。一个以各种方式使牺牲者感到无力的行为，不是一个权力行为，而是一个回应行为。谁更确信自己是惟一掌握权力的人，事实上是确信自己是惟一没有权利的失败者。
但我们知道这两种信念都不对，因为权利既不属于这个人，也不属于那个人。权力是在游戏规则中，是在他们所卷入的实用主义背景中建立起来的。
我们的经验使我们确信，继续以因果的模式来看现象，会严重阻碍我们理解家庭游戏，并无力对之实行改变。
在多样的科学领域，基于追溯效力概念的新的认识论的模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直至把人送到了月亮上。
而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里，这一新的认识论于五十年代才刚刚由G 贝特森和他的团队介绍进来，其主要的意义在于研究沟通，使用的数据和观察有多种来源：催眠，动物的训练，精神分裂症和神经症病人的沟通，成功电影的研究，游戏和幽默的性质等等。
这一研究项目的最富天才和创新的部分，开展于1952到1962的十年间，引入了Whitehead和胡塞尔的《数学定律》的一些概念，得以建立一种新的逻辑。
“功能”概念的核心将这一逻辑与亚历士多德的逻辑区分开来。
正如胡塞尔在《数学定律》中所宣称的，“传统逻辑认为只存在一个简单句的形式，一个主语确切地只有一个谓语的形式。因此传统逻辑完全错了。这种形式适合于指出一项特定东西的特性。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圆的，红的等等。但如果我们说：这个比那个大，我们不仅指出了它的一个特性，还指出了这个与那个的一种关系。因此，与主谓结构的句子相比，能确定两个事物的某种关系的句子，形式是不同的。无法理解这一不同，或没有认识到它，就引起了很多形而上学的错误。很多哲学家无法对科学世界和日常生活给出一个解释，是由于他们相信，如无意识的信念一般地相信，所有句子都是主谓结构的，换言之，每一事实都存在于具有某种特征的事物中。”
1956年，帕罗阿图的一个团队发表了专门建立在罗塞尔的逻辑理论基础上的《一种精神分裂症理论》。这一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在一个阶层和它的成员间存在一种不连续性。一个阶层不可能是它的一个成员，成员中的一个也不能代表阶层，因为用于阶层的术语是抽象层面的，与用于成员的术语不同。
贝特森和合作者的假设是，在人类关系中，这种不连续性经常不被尊重，以此方式产生了罗塞尔式的悖论以及病理性结果。由此形成了悖论沟通的双重束缚的理论，常见于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家庭。这些作者将精神分裂症视作“一个逻辑式的内部冲突”，由重复性的沟通特点所引起。
１９６７年，Ｗａｔｚｌａｗｉｃｋ，Ｂｅａｖｉｎ 和杰克逊发表了《人际沟通的实用主义》，旨在系统化当时在沟通研究中获得的认识：个人通过自己行为的信息特征影响他人的方式的研究（个人以何种方式确认，拒绝，或不确认另一个与他有关系的人）。
我们的这本书的基本方面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沟通分析的合适的工具，如：作为意义起源的背景之概念；人类两种语言的共存，类推的和数字化的；交互作用中的标点的观念；明确关系的必要性的概念；用以明确关系的言语的与非言语的多种水平；关系中的对称面与互补面的理念；症状的悖论与治疗的悖论的基本理念。关于悖论，我们的研究显示了精神分裂症交互作用的家庭是如何维系着自己的游戏，借助于所有家庭成员都卷入的一个悖论的缠结，这一缠结只能通过治疗性的反悖论才能解除。
这种新的认识论为我们开启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地平线。特别是促使我们将症状视作一个连贯的现象，它的特点是产生症状的自然团体所特有的交互作用。
这种新的认识论终于超越了已经阻碍进步的笛卡尔的二元论。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在一个系统的环形跑道上每一个元素都完全加入和互相作用，那么器质的—心理的，意识的—无意识的二分法都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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