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我看来，撰写一本有关精神分析具体操作技术方面的书籍已是迫在眉睫。
身为一名精神分析治疗师，我深深的了解，如果我们不对具体操作技术的概念、标准、定义进行及时的注释与辨识，而任其自流；那么含糊、分歧与偏见会给这一治疗带来巨大的危险。而这样的危险同样充斥于分析师与病人、督导者与学员以及同道之间的各种公开或非公开交流之中。
一直以来，即便是象Freud、Glover(1955)、Sharepe(1930)和Fenichel(1941)这样优秀的精神分析大师，所撰写的关于精神分析操作技术标准方面的论著也是凤毛麟角，或者只是提出过一些要点和纲要。而没有对此做出充分详尽的描述与定义，即：没有充分说明一个精神分析治疗师在做分析工作时，他究竟是如何循序渐进的。
这也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例如：某个分析师对病人阻抗的分析结果可能与另一个分析师的结论迥异，但同时，两位分析师都深信他们的分析取自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理论。
在1957年于巴黎召开的第20届世界精神分析年会上，参会成员对“经典精神分析技术的变异”主题展开讨论，众说纷纭。
Glover曾在1938年对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们发放了一份有关精神分析常用技术的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成员们对于精神分析的具体技术及其实践莫衷一是。同时，他们对于展示自己的技术，也显得十分犹豫、胆怯与迟疑（Glover，1955，P348）。
Helen Tartakoff对精神分析技术的回顾调查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印象：“精神分析”一词被轻率地、不严谨地使用在各种治疗方法的书籍中，这些治疗方法彼此差异悬殊，且常常由于作者不同的个人风格和理论取向而指鹿为马。
这种混乱与不确定性从以下事实可窥一斑：在饱尝了六年半争辩之苦后，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决定在1953年解散早先设立的“精神分析治疗评估委员会”，放弃为“精神分析”治疗技术寻找明确定义的努力。
这种学术界的分歧，可以Fromm-Reichmann(1954)和Eissler(1956)为例，两人对于精神动力学与精神分析的观念大相径庭。
当然，一本有关精神分析技术方面的教科书可能无法消除观点之间的不同以及对具体技术问题的争议，但它应能通过提供一种具体的、详细的、系统的、实用的参考来帮助我们理解：精神分析治疗师到底是怎样工作的，而不是仅凭他是否声称自己正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关具体治疗技术的公开交流很少，但在一些精神分析治疗师组成的小型封闭式团体中存在大量的小范围交流。
其结果就是造成了许多排外的，孤立的各种派系，使得交流只限于某个流派的圈内人士而脱离主流，这一现象阻碍了学科的发展与进步（Glover，1955，P261）。
希望对治疗技术创新的治疗师们通常拒绝与那些保守学派人士进行磋商。他们更倾向于另立派系，独自工作，因而远离精神分析主流。结果也使得这些技术创新者失去了从其他团体中获得验证、澄清并修正其创新思想的可能与机会。
另一方面，那些严守正统精神分析思想的保守人士出于自身的不安全感而墨守成规，视创新为大逆不道的异类。这两个群体本可以通过开诚布公的交流而产生具有建设性的有益影响，可惜的是，他们彼此视对方为对手，在分离与隔阂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我们主张对精神分析技术进行公开讨论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有必要使这一领域的受训者们有机会了解到，除了他们的督导分析师所展示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分析技术可供学习与参考。
仅从有限的资源来学习精神分析的具体技术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学员们将对教师产生神经症性移情，这将阻碍他去发现和发展出最适合自己个人风格和理论取向的技术。
现实中受训者对他们的个人分析师、督导教师进行“青少年式”盲目模仿的现象并不少见。另外，也有一些学生对他们的精神分析教师陷入了另一种神经症性移情：强烈的反对。Glover（1955，P262）称这种反应为教学/培训式移情，并强调了这会对经验不足的精神分析师产生不利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弗洛伊德早在100多年前（Freud，1912a，1912b，1913b，1914c，1915a）写下的有关精神分析治疗技术的基本原则至今仍作为精神分析实践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而且自那以来，在经典的精神分析技术领域，尚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与进步。
究其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弗洛伊德在这一领域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因为他早就如此清晰的认识到什么是精神分析治疗中最本质的东西，弗氏仍然令人尊崇的理由是：自他以来这一领域的进步相当缓慢。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似乎是根植于学习精神分析时师生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而这种情感关系会因精神分析的教学方式而不可避免。
做为专业培训课程的一部分，精神分析技术的培训过程可能会产生相当多的未被妥善处理的移情反应。正是这些残留的移情反应会阻碍和束缚学生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发展。当精神分析教师把正在进行的精神分析治疗病例作为教学案例时，他将不自觉地使自己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他不可避免地会消弱自己保持中立、节制、匿名的习惯，部分歪曲病人的治疗动机，而且他还会强化学生的依赖、认同、顺从以及“正常”行为。另外，在不知不觉中他也会在学生、精神分析培训机构以及培训教师构成的三角利益关系中左右为难。
未妥善处理的移情-反移情产生的另一问题是：精神分析师在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具体工作技术时流露出的羞涩。弗洛伊德本人似乎也有类似的举动，根据Jones(1955,P230-231)的描述，弗洛伊德经常表露出他想写一本系统地阐述精神分析操作技术方面的书，但他一直没有付诸实施。Strachey(1958)曾指出：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有关反移情问题从没有进行过任何充分的讨论。
精神分析治疗师对于展示自己的具体技术时的羞涩，也部分地与分析素材的来源有关。精神分析师的工作通常有赖于自身私密的、独特的心理过程，有许多资料是来自被病人唤起的潜意识，对病人的分析性理解多依赖于一种特殊的亲密的咨访关系，涉及移情与反移情。如果向他人展示工作的过程，会产生暴露感和受责难感，会不自觉地出现敌对、恐惧等反应。所以你会看到在精神分析治疗师群体中不乏类似舞台恐惧、暴露癖现象或是二者的混合。
大多数精神分析治疗师都忌讳公开地讨论他们是如何具体治疗的，这一情况使得治疗师们特别容易陷入两种极端境地：固守疆地的保守宗派或是非主流性地特立独行。
精神分析是一种孤独的职业，如能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群体，就能享受由归属感带来的舒适感觉。
可是一味鼓励随波逐流也将丧失这一学派独到的风格。孤独的进行精神分析实践还存在另一种职业风险：即工作时，缺少精神分析同道的观察与帮助。
精神分析师对于自己分析工作成效的评估往往难以令人信服，易于受主观理想化而偏倚。我不是建议在实际工作中要设旁观或旁听，因为观察者的存在本身（即便隐身）也会对分析情景产生影响。（其他的学者，特别是Merton M.Gill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我只是强烈提醒大家：与病人一对一的工作，缺少他人监督与审视的精神分析治疗，往往会因为先入为主而对治疗技术缺乏鉴别与质疑。
通常来说，精神分析师在具体描述其精神分析工作时，他所暴露出来的不仅包括与病人的大量亲密互动，也包括了大量的分析师个人生活内容。
同时，分析师最独特的工具也就是他自己的前意识与潜意识。如果分析师要内省地审视具体个案的来龙去脉，以及治疗的理论思路，他将不可避免地运用自身的潜意识幻想、主观思维、性格特点等等。因此，治疗师的谦虚与自我保护的态度都将使他倾向于避免过分暴露。
鉴于以上所说的种种原因，我认为写一本有关经典精神分析治疗操作技术方面的书籍将有助于促进大家对于精神分析治疗技术进行更为充分、开放的持续讨论。
通过这样的形式，各种技术之间的区别、创新、修正与勘误才能被澄清和验证，其实用价值才能被确认，精神分析技术才能得以进一步的发展。
在本卷中，我原本打算按照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依次出现的技术问题一一进行讲述，比如从初始访谈，到躺椅技术（Transition to the Couch），到治疗开始，等等。
但是我很快发现，如果不对阻抗和移情有透彻的了解，将不能清晰、详尽和深入地理解任何有关治疗技术的问题。
同时我也意识到，在进入具体技术讨论之前，对于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的基本理念做一整理与简要地介绍，对学生们来说应该是有益的。
因此，我对内容做了重新安排。在本卷第一章中，我先对一些基本概念做一概述，第二、三章分别详细讨论精神分析的两大基本技术：阻抗与移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重点讨论与精神分析环境有关的主题，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我试图对病人与治疗师间互动的所有理论、技术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提供一个整体框架。在第二卷中，我将更多地以精神分析操作流程为序来编排内容。
在每一个具体章节的开始，我都会用一个临床实例来给出有关此章内容的初步概况，之后是有关文献和理论的简要概述，最后是具体操作与技术问题。为了扩展读者视野，本书参考了许多重要的著作。考虑到一些主题的参考书目较多，为了避免影响正文的阅读，我在每章最后的附录中罗列出阅读书目。另外，本书末尾有一综合参考书目列表，供读者们检索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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