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妮·罗森巴赫·多伊奇(Helene Rosenbach Deutsch，1884- 1982)是美籍波兰裔的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和教育家、女性精神分析的先驱者、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之一。她对精神分析的最大贡献是首次系统论述女性一生的心理发展，提出完整的女性心理发展理论。她积极参与精神分析的组织和训练，创办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所，并担任维也纳培训研究所的主任。此外，她对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也作出重要贡献，如提出“治疗联盟”的治疗技术并强调控制分析等。多伊奇一生著述颇丰，是弗洛伊德最多产的学生之一，其著作主要包括《论女性性功能的心理学》、《神经症的精神分析》、《女性心理学》和《神经症和性格类型》等。她的整个一生可概括为：出生并成长于波兰，求学于维也纳和柏林，工作于美国波士顿。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精神分析及其教育事业，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一、波兰的成长史
多伊奇于1884 年10 月9 日出生于波兰东南部的普热梅希尔镇。父母对她的出生怀着殷切的期望，他们希望她是一个男孩，因为她的哥哥整日无所事事、一事无成，无法成为父亲的继承人。然而，父亲并没有因为她是个女孩而讨厌她，反而非常喜欢她，可能是因为她生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父亲威廉·罗森巴赫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国际法学者，深受父亲的影响，多伊奇在童年就开始热爱文学，并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产生兴趣。母亲雷吉娜是一位狂妄自大、专横残暴的女人，她不喜欢多伊奇，甚至觉得这个女儿永远无法弥补其唯一儿子的不足。多伊奇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姐姐马尔维娜和吉泽拉分别比她大11 岁和7 岁，哥哥埃米尔也比她大10 岁。马尔维娜对多伊奇非常好，甚至更像是一位母亲，而埃米尔却给她的童年生活带来诸多痛苦，甚至在她刚学会走路时对她性虐待。
多伊奇的童年充斥着一系列的矛盾情感。在与父亲的关系中，一方面，父亲给了她很多关爱，并期望她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她因此积极地认同并依恋父亲，甚至陷于“家庭罗曼史”的幻想之中;另一方面，父亲十分软弱，在家中属于“妻管严”，对母亲言听计从而显得缺少男性气质，这又让她感到失望，以至于后来将认同对象转移到另一个人物(利伯曼)身上。在与母亲的关系中，一方面母亲专横冷漠，严格控制多伊奇的各种活动，这令她十分厌恶并拒绝认同母亲，她甚至觉得自己和父亲都是母亲的牺牲者;另一方面，尽管多伊奇认同父亲，但她仍然希望能够获得母爱。如在生病或受伤时，她希望母亲能够照顾自己。在与姐姐的关系中，一方面，姐姐马尔维娜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她更像一位“好”母亲，多伊奇在她身上获得了积极的母性意象，并以之为榜样来建构自我;另一方面，马尔维娜也必须听从母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自己并不钟爱的犹太籍律师。在多伊奇看来，姐姐的婚姻是母亲一手造成的辛酸悲剧，同时让她觉得失去了母爱。
14 岁那年，多伊奇完成了当时社会为女孩规定的初中教育。在这之后，母亲希望她和自己一样过着闲散的生活，并在家人的安排下结婚生子。然而，多伊奇的倔强性格促使她断然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她开始自己喜爱的写作工作，并为《普热梅希尔之声》杂志写作。她的第一篇文章就受到充分认可，这次肯定使她戴上“天赋异禀”的帽子，随后便担任了周刊的专栏作家。这一事件奠定了多伊奇追求自由的坚固基础。多伊奇对知识十分渴望，但当时的高中不招收女生，因此，她私下里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然而，父母极力反对她的继续教育，她在无奈之下选择离家出走，并且威胁父母支持她获得大学入学资格，否则就不回家。这一任性之举赢得了父母的勉强同意和微弱的经济支持。
多伊奇在俄罗斯社会改革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产生浓厚的兴趣。尽管她对当时波兰的政治状况失望至极，但这并没有减弱她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激情。自学期间，她认识了一位知名的社会主义领袖利伯曼，他年长多伊奇16岁且已婚。他们不久就发生性关系，对多伊奇来说，这段关系是其在与母亲的对抗中获胜的标志，同时也代表着她与父亲的早期关系的再现。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即她不能同利伯曼结婚，就如同不能与父亲结婚一样。这段隐秘的关系长达10 年之久，直到1910 年国际社会主义会议之后才结束。
二、维也纳的求学史
1907 年2 月，多伊奇顺利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一直以来，她都以父亲为榜样，并想效仿父亲学习法律，但当时的法律院校不招收女生。同年，她在情人利伯曼的陪同下一起去了维也纳，并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在凯绥·珂勒惠支的影响下，她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儿科医生，但很快便改变了这一初衷，而决定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充满贫困，甚至是饥饿，直到第一次考试获得优秀的成绩才使她得到父母的经济支持。
1910 年暑假，多伊奇与利伯曼一道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这次旅行是多伊奇青年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原本一次愉悦的旅行却以情感的重新定位而告终。会议期间，多伊奇受到女性改革家的影响，希望像她们一样成为追求自由和独立的人，但这一志向与她对利伯曼的爱相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她已经26岁并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而利伯曼却因责任而无法离开家庭。因此，多伊奇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这段被她视为是一种“纯粹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然而，爱得越深，伤害越重。为了度过这段情感痛苦的时期，她决定前往慕尼黑，拜师埃米尔·克雷佩林，学习精神病学。世事变化无常，她在慕尼黑遇到了后来的丈夫费利克斯·多伊奇，并于1912 年即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与之喜结连理、修成正果。四年之后，她生下他们的唯一儿子马丁。
1912 年，多伊奇从医学院毕业，她随后从事了半年的儿科工作，然后便进入维也纳医学院的瓦格纳- 尧雷格诊所，接受了长达7 年的神经学与精神病学训练。她在诊所里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第一位从该诊所获得一个非官方无报酬的助理职位的女性，主要负责管理女性精神病患者。多伊奇很早就对心理学感兴趣，并于1911 年春在实验室进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其题目是《情绪在由联想唤起的回忆中的作用》，这是她转向精神分析的前兆。1916 年，当她在慕尼黑跟随克雷佩林学习时，她接触到弗洛伊德和《梦的解析》，这开启了她人生的“新时代”。
1918 年，多伊奇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弗洛伊德对她的分析更加偏向于说教的性质，重点放在俄狄浦斯情结和女性的阉割情结上。一年之后，弗洛伊德结束了对多伊奇的分析，他认为多伊奇不是神经症患者，因此不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在接受分析期间，多伊奇成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第二位女性成员(第一位是胡格·赫尔穆特)，并且开始转接由弗洛伊德介绍给她的第一个分析个案。弗洛伊德十分信任多伊奇的工作，他们常在分析过程中或分析之后讨论病人的问题。1923 年，多伊奇前往柏林学习，在弗洛伊德的推荐下接受卡尔·亚伯拉罕的分析，并与同时接受亚伯拉罕分析的克莱因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三、美国的精神分析工作史
出于对当时时局以及对儿子安全和教育的考虑，多伊奇决定离开维也纳前往美国。早在1930 年5月，她第一次作为国际精神卫生大会的客座教授来到过美国，时隔5年，多伊奇举家迁往波士顿并定居于此。她的工作并非是之前工作的简单延续，而是将精神分析应用到一个新的世界。她在美国的主要工作是精神分析的教学，并试图建立一个类似维也纳的培训机构。此外，她还任职于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精神病诊所。多伊奇在波士顿的工作是积极且富有成效的，对美国精神分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1962 年，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授予她梅宁格奖以表彰其划时代的贡献。
晚年的多伊奇生活在一个被称为“芭芭雅嘎”的废旧农场里。她在农场里对牲畜进行观察，进行了许多关于动物的研究，并将自己与动物的行为加以类比，这一举动是一种对自己母性的探索。此外，出于对文学和神话的兴趣，多伊奇还游访了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欧洲国家。1964 年，丈夫费利克斯去世，这一创伤事件使她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青少年问题，关注群体形成。1982 年3 月29 日，作为一位广受尊重的精神分析师，多伊奇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离开人世，离开了她所热爱并奉献一生的精神分析事业，享年9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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