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们去留意和不在意
教我们端坐入定。
——T. S.ELIOT
在心理治疗中，觉察的姿态和心智化的姿态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个双螺旋结构:是一对儿会部分重叠在一起的螺旋体，既有汇聚，又有偏离，周而复始。心智化和觉察对体验的了解和反应方式截然不同，但又互为补充和相互交织——而且双方彼此增强：“领悟带来平静，而平静带来领悟”。心智化的姿态和觉察的姿态二者都能提高治疗师的能力，从而帮助患者更有效地调节情感、感受自己的执行力，并且帮助他们整合之前解离的体验。同时，二者也都能提升我们的觉如和内在的自由——通过让我们识别出心理在以怎样的方式调节着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对治疗师和患者而言都一样。
当然，这里的重点在于要去减少患者的痛苦，并且能够帮助他们感觉到更有活力——跟自己和他人更有联接。让患者嵌入其中的痛苦有多种表现形式，也有很多原因。其中大多都来源于回避痛苦的企图。与不安全依恋有关的降低活性和激活的策略，还有与未解决的创伤有关的解离和“见诸行动”，都可以被看作是自动化的防御性方法，它们既是为了减少当前的痛苦，也是为了降低未来痛苦的可能性。对于患者的痛苦——以及他们回避痛苦的方式——治疗师通过心智化和觉察的方法能够与它们同在，既可以为二者留出空间，也有可能使二者都有所消减。
但是，跟他们的患者一样，治疗师也容易有情绪上的痛苦，并且有时也容易发现自己嵌入在对这种痛苦的习惯性防御中。其结果是，作为治疗师，我们会经常性地滑进或跳出某些嵌入时期，在这些时期里，我们是完全嵌入在——跟我们的患者非常相像——一种思考、感受和建立关系的自我保护性的模式中，好像生搬硬套地重新上演了一样。
“谢谢你，又给了我一年”
这是患者Ellen 写给我的圣诞贺卡上的最后一句话，我从第十五章开始谈到她的治疗，她被自杀所困扰。在那一章里我大概讲述了跟Ellen 一起的两次会谈:第一次会谈以活现为标志，附带着矫正性的情绪体验，第二次会谈的标志是从一个意象中结晶而成的一个解释，那个意象就是我牵着她的手，把她从自己那安全但却荒凉的隔离状态中领出来，领到一个全新的关系世界中。这些会谈启动了之后一系列的会谈，对这些会谈的回顾可以作为例子来说明，在活现——患者和治疗师共同具有的嵌入——和心智化以及觉察之间的复杂关系，后两者能够帮助松开活现的掌控。
在我和ELLen 长期的关系中，那种生死攸关的风险，那种漫长但又稳步前行的感觉，以及在我们体验中那些“重叠”的部分，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纽带。若干年之后，她开始深深地依恋着我，即使还不是彻底安全的依恋，同时，我现在对她的情感也相当深厚，而我的承诺也坚定不移。而在此之前是长期的折磨——包括自杀的威胁和举动、深更半夜的电话、找警察、找医生、收治住院——在暴风雨之后，才相对地平静下来了。
我们为之挣扎的主题，实际上从治疗之初就开始了，就是依赖。谁会来照顾谁?这就是问题所在。ELlen 在她一生中都感到不得不去照顾别人。这个角色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派给了她，她父母要求她不仅照顾弟弟妹妹，还要照顾父母双亲，按理说，那时候他们应该来照顾她才对。Ellen 长大成年后，让别人依赖她已经成为她永远不变的情绪上的工作职责。在治疗中，她就像一个落水的女人拒绝被救助一样，跟她自己想要依赖我的需求进行抗争。
但是，在无意识层面，她也渴望被拯救——就好像我显然也在无意识层面渴望能够拯救她一样。最初，是我自己身披闪亮的盔甲、担当起Ellen 的骑士的一个意象，让我有机会隐约看到自己要“拯救”她的需求，还有她自己想要被如此拯救的期望。我在第十五章中描述的那次会谈是治疗中的一个转折点，在那次会谈中，我跟Ellen 分享了这个意象以及我对其意义的猜测。
在那之后的几次会谈中，Ellen 司空见惯地继续抱怨，而且更加愤怒了，说她就是让自己变得太依赖我了。我认为她的难受是在我们的讨论之后紧跟着发生的，在讨论我那奇迹般地拯救她的期望——以及她那被奇迹般拯救的期待之后，对我的这个见解她能利用的程度非常有限。她好像没有心理空间可以思考自己的难受有什么意义。相反，她看上去完全嵌入在心理等同的幽闭恐惧世界里。在那里感受就等同于事实，要照此办理，而不是把感受作为有待被感觉和被理解的心理状态。她能够想象出来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把来见我的频率减少:改成每周一次，而不是每周两次。
她不去——或者是不能——跟我一起思考她自己感受到了什么，对此我发觉自己稍微有些受挫。然而，向Ellen指出，她做不到的困难跟我们在那次令人不安的会谈中触及到的那些期望有联系，这样提议对我很有用。当我提出，她想要从我这里得到她小时候错过的东西，这种“永无休止的期望”部分程度上阻碍了她的“心智化”(我并没有使用这个词)，这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对她的困境的共情，而且缓和了我要去拯救她的迫切需求。对于我自己这种需求的心理根源，我仍然需要更全面地加以理解。
“方向盘后面没有人”
在我以下即将描述的四次会谈中，第一次会谈时，Ellen 说她知道我感觉到治疗里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但是她不太确定。她要求我再解释一下我是怎么想的。
我回应说，“我相信你记得那次会谈，我告诉过你我的一个意象，我牵着你的手并把你带到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我设法以这种方式来“拯救”你。我有个猜想，你希望事情会这样发生，这让你想要跟我一起工作，一起理解是什么让自己这么挣扎，就变得有点儿难。我反而认为，某种程度上，你能够得救的希望就在于，通过跟我在一起，通过在这儿体验跟父母在一起时体验不到的东西——所有你成长所需要的爱和关怀，感受到安全和强壮。”
当她说她知道我有这个想法，但是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真的很真实时，我很坚持。“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讨论过，你有多不情愿跟自己的感受呆在一起，多不情愿去了解它们，也不愿意跟我一起用语言描述它们，哪怕至少只是上手试一试。”
这个想法她接受起来没有问题。“我不仅是不情愿而已——我对关注自己感受到什么是很明确的反感的。”长时间的沉默。“所以你捉到的那个部分看上去是真的。”又一阵沉默。“就是觉得好难啊。” 沉默。
“那，感觉好难又是什么样子? ”
“这这让我好紧张。好像有件事我能做但是没有去做。可是如果我无法相信它会让我有所不同，我干嘛要去费这个劲儿呢?对我来说太晚了。没有理由再去希望。我并不觉得我还有未来。看上去好像要做这么多的工作，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我是否能看到我前面还有未来。但是我看不到。”
听到这些话，我也有一种毫无希望的感觉，好像无伦我说什么，都不足以影响到她。我再一次认识到，对ElIen来说，要她调用自己的资源有多么困难，也许这就是不可能的，我感觉我自己在沉下去——直到自然而然地，我脑海里出现一个画面，ELLen正坐在一辆汽车的驾驶座上。
像这样的一个意象或者一个隐喻，常常是治疗师心智化的表现形式。有时候这样一个意象会变成治疗性谈话中的重要部分，它有可能会提升患者自己的心智化能力。为什么会如此?意象和隐喻——与心智化本身一样——都涉及到象征。就是说，它们代表着另外的事物，而且，(我们希望)当它们富有含义地表征着情绪现实的某些方面时，它们也可以被拿来做游戏。当我们在治疗里针对这样最初是非言语的象征来工作时，我们就是在“与现实一起做游戏”——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描述，道出了我们在心智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做了什么。我决定把我的画面跟ELLen 分享。
“刚才当你说你无法看到前面还有未来，我心里有个画面，是你坐在一辆车的驾驶座上。而且这辆车没有开动，你在驾驶座上，但是你觉得不愿意，或者也许就是没有能力，真的去把握方向盘。用你的话来说，就好像你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反感”，讨厌透过挡风玻璃去看你前面有可能是什么，而且也明确地讨厌从后视镜里看看你后面有什么。当你既没有往前看又没有往后看的时候，显然，要去开这辆车会感觉很危险。实际上，你也许想要另外一个人来掌握方向盒，这样的话你确实还有可能安全到达一个地方。”
“我不想开车，你说得对……我想要其他人把我送到那儿。”她用一种很特别的语调说，而且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在轮流表达着愤怒和耻辱，她觉得有权力要求其他人开车的愤怒，以及她把这样一种渴望说出来的耻辱。
感觉到她那种痛苦的双重感受，我说，“我知道。当然，你想要这样，我想你一定既感觉到你值得这样，也感觉到你想要这样是一件丢人和耻辱的事儿。”
“我太害怕往前看了，前面太凄凉了，而往后看也觉得天塌地陷。我已经这么长时间都不去看了。”她的眼泪出来了：“事情只会越来越失控。在我垮掉之前我一直在开车，我一直在控制。但是，从那时候起，我好像就一直在等着并盼着另外一个人能接手。”她很显然正在跟自己的感受搏斗。
我说：“我不想接手。但是我想坐在车里，坐在你旁边，有一点儿像你正好又开始开车了，而我在这儿能帮你看着路，也能看着后视镜。”
“但是如果我去看，如果我真的开始关注我感受到什么，想在是什么，那肯定会有太多东西了。我知道会这样的。”
“我想你是在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去踩刹车。”
关于她能够用哪些方式踩刹车，我们讨论得相当详细:在心里想象一个安全的地方，注意自己的呼吸，像我们每次会谈开始的那样去做冥想。当这次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总是会做一些跟车有关的梦。还是个小女孩儿的时候，她会梦到自己坐在汽车后排座位上，惊恐万分，因为方向盘后面没有人。长大成人后，她现在会梦到自己一个人在车里，但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坐到驾驶座上。
“站在十字路口”
在几次会谈之后，当我们一起做冥想的时候，有一个想法——事后回想，其丰富的含义太明显了——在我头脑里出现:我自己要在那个方向盘上少花些时间，好让ELLen 去体验她自己的执行力。我很安静，而且这个状态有些特别，Ellen 先开口说话了。她说她感觉很累时，我问她现在在这里很累，对她来说是怎么样的。
她缓慢而安静地说：“感觉上是混杂在一起的……感觉到安全和舒适。我喜欢可以只坐在这儿……但是我也觉得我今天忽要去到一个什么地方。”
听到这也许是执行力有些轻微的骚动，我没说话。我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和身体的内部，也把同样多的注意力放在她的言语表达上。我感觉平静，处在当下，而且与平时相比，要去做些什么的压力小多了。我察觉到自己的腹部随着一呼一吸起伏着。我好像有一种从自己身体内脏反应上已经理解了她的感觉，而且为她留出了空间。
在想法与想法之间略作停顿，她说，“我累了是因为我的各种想法像在赛跑一样……我的头脑总是从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上……我不断地用无关的想法分散我的注意力，这样我就不用跟那些内心真正发生的事情呆在一起了。”
“我是跟你在一起的。我知道当我难过的时候，我脑子里那种惊慌失措四处奔跑的体验。好像我在寻找安全的地方，或者是理解，或者是结论，或者是框架。”
“但是你可以看到你的想法。我就是从我的想法里跑开了……总是从我的体验上转身离开。”
如果你能转过身来面对它，你会做得更好，我这么想。然后我把自己的注意力又一次引向内在，去关注自己身体呼吸的体验。我刚才并没有想要去弄明白什么。我感到平静和开放。
在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Ellen 说，“我感觉我好像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能很好地确定那是什么。”
我打破了另一次长时间的沉默，说道，“似乎你觉得是在为某个选择或者某个方向而挣扎。”
“David，我挣扎着想放弃那个我会杀了自己的念头。”
我深深地轻声叹了口气。
“而这太难了……放弃这个想法太难了，因为那曾经是我唯一的安全感，那曾经是我可以依靠的……我唯一一直想要的就是要感觉到安全，而我的生命中好像没有任何地方能够让我感到安全……但是，想要相信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成年后，会对我自杀这件事都能过得去，这一点变得越来越困难起来了。”
这时，她那正在加深的共情，好像是她正在进行心智化和从“假装”世界解除嵌入的一个标志，在假装世界里，她想象自己的孩子们——轻而易举就能适应她的需求，即从忘却中得到安慰——“没有了我，会更好一些。”
“告诉我是不是这样。我有种感觉，你越来越能替他们设身处地地着想了。你在想象你的自杀对他们来说会是什么样子。而且当你想象的时候，就不可能还继续相信，这不会带来巨大的和极其毁灭性的影响。”
“是这样的。而且我也想到你。但是对我感受到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能用我在这儿学到的，当我处于惊恐之中时告诉自己，这会过去的。但是就好像我缺少了某些东西，我大脑里的某些部分，或者某些思考自己体验的能力，某些领悟。”
“我并不认为你缺乏这种能力。我认为你是缺乏练习。而且，如果你害怕关注自己的感受会让你完全被感受淹没的时候，想要会练习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也已经体验过，当我谈论感受之后离开这里时，并没有感觉天塌地陷。”在这次会谈快要结束时，一些清晰的东西浮现出来，El1en 觉得自己所处的十字路口，代表着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不仅有放弃自杀带来的所谓“安全感”的可能性，也有决定活下去带来的可能性。而且，这个选择引发了她要把自己放在方向盘后面的恐慌，同时也召集起某种勇气，主动面对她自己的体验，而不是转身离开。
“我不想去思考”
在一次会谈刚开始的时候，ELLen 告诉我，她对圣诞节的旅行感到焦虑，她要去另一个去了州拜访她的妹妹。她具体是为什么而焦虑呢?她感觉她必须非常强大和完美，她需要有能力照顾她妹妹。她很害怕出现在妹妹面前时，有任何的情况让她不符合这个形象，ELLen 似乎不能或者不愿意去质疑自己的感觉或想法:它们就是事实。
又一次进入这种信以为真的世界让我感到很挫败。难道她就看不到这里有些事可以再想一想吗?为什么看上去是我一个人要负起责任，帮她从那种自找的痛苦中挖掘出一条生路来呢?我错误地以为我正在容纳这些尴尬的反应——或者也许我应该说是把它们藏起来了——我设法把她拽进来讨论，讨论中有一点变得清晰起来了，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跟El1en 相比，她妹妹并不那么需要一个强大和支持性的他人。随后，我注意到她好像退缩回去了，我问ELLen，跟我讨论她确信她需要去照顾妹妹，对她来说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你在骂我，或者在呵斥我。”她回答说。我叹了口气，当然，我知道她说对了。为了修复这个裂痕，我说，“我相信你捕捉到了某些实情。我想有的时候我就是变得不耐烦了，或者说感到挫败。你只是有你的感受，而我显然出于自己的需要，想让你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自然而然，你最终感受到我那个需要，正中靶心。但是，我不得不说，我最不想让你感觉到的事情就是，我帮助你的努力反而到头来伤害到你。”
她潸然泪下，说，“我不认为你是要伤害我。但是我认为你没有理解我。我在努力想说服自己脱离我感受到的这些，但就是没有用。我还是有这样的感受。”
“当然你会有啊。为什么不会有呢?你是觉得我给出的建议是劝你会说服自己脱离感受吗?我在说的跟这一点完全不一样。我是在说，不用那么热衷于把你在这个主题上所感受到的，当成最终的定论。”
她以泪水作为抵抗，答复我说，“David ，我不想去思考，我不想去负责任。我想要别人去思考，我想要别人去负责任。我从一个小小孩儿起，就负太多责任了，我就是不愿意再这么做了。”
对她显而易见的痛苦，我此时体验着共情，但是也体验着某些同样的挫败，这挫败感是就在几分钟之前让她感到被责骂。我一边仍然在自己艰难的感受里挣扎着，一边能够开始从深处去理解，她想被照顾的渴望必须要被我听到而且感受到，这样她才有可能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考虑自己的渴望。为了拓展心智化的空间，ELLen 首先需要感受到我认识了她的“现实”，即她现在想拥有的那些她曾极度渴望的、未被满足的欲望，她过去值得拥有这些欲望，却没有人给过她。
“当你还是个小孩子时，就不得不当起了父母，这很不公平。在我看来，你想要别人为你负责任，用那种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方式来照顾你，这是你父母过去没有能力或者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这个愿望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合情合理。”
她回应的时候，我感觉到她就有一种解脱，又有一些反抗，虽然后者更为微弱：“我对负责任这件事一点儿信心都没有，我就是做不到。我需要某个人掌握方向盘，某个人照顾我，而且替我思考，但是我知道这永远都不会发生，无论我多么想这样……没有谁真的能来做这些……我认识到我是唯一的一个，我需要为自己做这些……但是我就是不想做。”
“我还是要再说一遍，你的愿望——你在无望中期待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情绪上也很有意义。而且很显然，我是想要照顾你的，我想很多时候你也感觉到了被我照顾。但是我想，当我做了太多替你思考的事情时，你在这一点上也付出了代价，因为到头来你自己的感觉就不那么自信，不那么独立，而且不那么能为自己负责任了。”
“我就是没有信心能按照你认为我可以的方式去思考。我就是不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她这话是在一年前、几个月前，甚至可能几个星期之前说的，我可能都不会那么确定我以这种方式反应一定会有用处:“我在想，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块儿，回想一下我们以前类似的对话。那些对话中，你告诉我你就是不能思考。但是，之后在下一次见面或者电话的会议中，你会有好多的想法，而且你显然在写日记的时候更有思想了。所以，至少在有些时候，可能重点并不完全在于你没有能力深思熟虑地思考自己的体验，而在于你不愿意去思考——也许尤其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但是也许没有什么事情可想啊，”她说。接着她又哀怨有加：“也许，我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人。我没有那么复杂，可能跟你其他的患者不一样。你已经对需要了解我的事儿无所不知了。没有更多的事儿要了解了。所以真的没有更多的事儿需要思考。”
这时我再一次感到很挫败，但是我也在参与，在进行心智化，而且为自己能够推动ELLen 进入她自己的心智化过程抱有希望。我说，“其实我认为有很多东西需要思考，你正挣扎着要解决一个困境，是否应该坚持等着谁来照顾自己，或者是否自己应该开始试一试——在我的帮助下——为自己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这难道不是你所处的十字路口的另一个解释吗?如果你不会去自杀的话，那么你该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呢? ”
我们又说了一些话，会谈在不确定中结束。最终结束时我感到不安，还有一点儿沮丧，又一次认识到，我为了给出充分的理由而太使劲儿了。感觉上好像是往后倒退了一步。
随后，在我们下一次要见面的那天早上，我为自己做了以下笔记，其背景是我对自己的历史做出一些反思——即进行心智化。
我们交织出一张多么纠结的网。为了让我自己摆脱困境，我需要ELLen 好起来，而她，为了让她自己摆脱困境，需要把她的无助感突出到让我也感觉到无助。与此同时，她在等着我来修复她，这钩住了我的脆弱之处，我感觉要全权负起责任。而之后我开始变得愤怒，因为她不容许我去修复她。要点在于，这时活现发生了。如果我能更加觉察，不那么被我自己的需要驱使去推动她好起来，那么我自己有问题的部分就能被淡化。如果我的目标能更加适中，而且能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也许更有帮助。那可能就意味着，让她拥有自己正在体验的感受，同时我表达有能力应对(而且暗示出我对她自己的应对能力有信心)她的任何体验。不要那么被她的东西钩住，也不要让我的东西那么钩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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