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作为精神科医生的拉康，在De Clerambault的影响下进行了多年的工作，而他尤其在第三个研讨班《精神病》（1956-57）以及第五个研讨班《无意识的诸形式》（1958-59）对精神病问题，又从弗洛伊德意义的元心理学出发，对精神病的病理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释。该阐释主要基于以下的两点：
1 精神自动综合征（或称De Clerambault-Kandinsky综合征）；2 弗洛伊德在狼人个案中使用的Verwerfung的概念，来区分精神病机制与神经症的压抑方式之不同。
这两个要点之所以能够被构建为独树一帜的拉康理论，乃基于当时的结构语言学的理论，以及尤其已经在临床被初步理论化的自动综合征的De Clerambault精神病学学派。
该综合征并非一个简单的兼容于德国-瑞士克莱佩林-布鲁勒体系的经典精神病学，而是独自开创的一门新的精神病学。综合征分为大小自动征：小自动征为思维回声，睡前或者醒来幻觉，闪回，dejavu（似曾相识），等等，前者是精神病发作前的常见症状，此后焦虑发作，无法入眠，受制于能指网络组织的梦境消失，变成幻觉，投注于知觉系统，最终构成真性幻觉：即大自动征。
然而，后面的一些：睡前或者醒来幻觉，闪回，dejavu（似曾相识），则并非精神病独有，而更可能是“正常人”所有，为此De Clerambault再度构造非主题（Anidêisme）一术语来进一步和大小综合征的关系，进而是妄想发作，来构建整个De Clerambault精神病体系，以期解释从神经症到精神病的核心症状的内在机理。
De Clerambault
其体系影响颇深，在他之后，Henri Ey在自己的著作中成为主要引用者之一（另外的则是弗洛伊德以及Seglas）。可惜其在60岁的时候患上白内障，在动手术之后，一天晚上因为睡眠中触动了手术的缝合口，醒来后因为是半夜并没有告知护士，自己认为无大碍，然而第二天早上已经恶化，眼睛因此很难再恢复，其主治医师痛惜地说：“最悲哀的莫过于让一个医生自己评估自己而产生的过失了。”因此，De Clerambault不仅无法从事自己的精神病学的事业，也无法继续自己的摄影爱好，于1934年11月17<日在巴黎郊区Malakoff的居所内，挂满自己摄影的白布，在一面大镜子前开枪自杀。
对于拉康，一直声称De Clerambault是自己在精神病学领域唯一的导师，虽然他也在引入能指网络的概念后批评De Clerambault的机械主义思想。于此同时，精神病的发作问题成为一个核心议题，因为这对于精神分析家是重要的，最初的精神分析家在弗洛伊德的鼓舞下挺近精神病的临床，却不断遭遇因为误诊等原因导致精神病人发作，症状恶化，给精神分析留下不好名声，甚至弗洛伊德一度放弃将精神分析用于精神病个案（如Ferenzi日志第一卷记录的一例初期看似为男性同性恋的个案）。无论如何，对精神病个体有敏锐的洞察和审慎的诊断能力，是精神分析家临床必要的一项技能。
如前文所言，如果小自动征并非精神病人所独有，也即意味着如当时癔症的谵妄（delirum）：如梦游般进行一周到上月的外出之后恢复，或者如一些明显的幻觉经验，都无法作为精神病的明确指征，弗洛伊德在很早期就同Bleuler，荣格以及Abraham进行通信，而且对当时的诊断体系实际熟知在心（最初可见于1894年的《防御性精神神经症》以及1895年的的《手稿H》，都是前精神分析学阶段的文献,以及1907-08年的与荣格蜜月期的通信内容）。
因此，对于潜在可能的精神病个案，即便有明显的神经症症状，分析家应该避免使用自由联想的方式，而应该以对话的咨询模式进行，直到确切地排除精神病可能为止。
借此，我们应该对精神病的发作问题有深入的讨论。拉康后期对精神病议题有非常深入的讨论，我们仅就前期的理论进行阐释。
精神病思维过程，如弗洛伊德在《释梦》第七章专门讨论的，接近于梦的思维，即原初过程，凝缩与移置（后见于元心理学的《无意识》以及《自我与它我》两篇文本）；在能指网络的理论下，凝缩对应于隐喻而移置乃是换喻。那么是否精神病和梦的机制是等同的，或者如何鉴别于“正常”思维呢？
拉康认为精神病的机制可以表述为：母亲发展的安全空间构成的换喻空间与父亲发展的隐喻关系的不足。这样的观点就Bion的容器与内容物的混淆这一思想再度进了一步，这种划分基于俄狄浦斯结构。例如，从移情关系，我们能明确发现精神病人对客体的依恋，一个他者很容易成为其客体，构成母亲似的依存性，产生极速而强烈的移情，这正是作为母亲的空间的构建失败导致的，正是这样的构建失败，精神病个体时常陷入致命的焦虑状态中，这种剥夺导致的焦虑很容易造成发作，我们可以发现，在严重的癔症个案那里，这样的强烈的移情，然而后者对父性关系的要求能帮助我们走出这里的死胡同。我们先从精神病主体父亲隐喻关系的失败来谈起。
在隐喻问题上，我们必须看到父亲作为对乱伦禁忌的引入功能上发挥的超我作用，它阻隔了过度的享乐，让冲动的实在被发配边疆，稳固了精神现实，这意味着主体能够远离享乐的原初投注的第一拓比学之基石痕迹（Erinnerungspur），作为最初入侵身体构成的精神原基，以幻觉性的形式代表外部的符号，进而这种超我的阻隔使得它被限定在一个基本幻想的框架之中，这同时也建构了外部现实关系的客体空间，欲望得以形成。然而，于此同时，在第二拓比学中，这精确化涉及自我和现实的关系。因此，超我父亲不再单纯是超我律令，而且涉及与自我的仲裁。然而，在精神病个体那里，这二者均出现障碍。例如，在严重的神经症那里，超我律令的享乐和它我的冲动合并，构成潜在乱伦欲望的死循环的症状，如严重强迫症每日洗手三个小时仍然洗不掉的内心肮脏的欲望。然而，在精神病那里，同时涉及自我与现实的瓦解，这一方面涉及前面的客体空间问题，一方面涉及超我父亲的失败，拉康在R图示中一次以拓扑学的方式表示这种双重困难的核心：涉及精神组织的能指网络中的一些关键铆钉点的脱落：父亲的名字的脱落。
在上图中，一方面涉及自我和客体关系的瓦解（换喻过程失败），一方面是超我父亲和主体欲望经验的瓦解（隐喻过程失败）。二者的失败外在表现为自我掌控的失败和对现实感知的失败（经典弗洛伊德陈述，见1924年的《精神病与神经症中现实的确实》）。在拉康的理论中，是能指网络组织和实在的痕迹与精神现实，关键的父亲名字的能指的脱落，导致这个编织失败，精神世界的不同织物层面分离，就如同毛皮大衣的不同部分撕裂开来一般【1】。在晚期的理论中，拉康以扭结的编织来进一步表述这些不同的“父亲的名字”（即符号实在与想象）如何导致不同形式的精神病发作问题。
不过，在上图中，让我们可以再度回到De Clerambault,在这种可疑的移情过程中，需要对非主题下对自动征进行分析。这是最初发作之前的可能指征，即精神病患者的话语会体现主题空无，思维过程本身的困难，强制性的话语插入，词语的独特使用：处于日常话语外（hors discours），过度矫揉造作大量引用名言，用词加载过多意义，等等现象。分析家不应根据自己去理解分析者的话语，问题是有宜的，精神病的分析者完全可以讲述一些俄狄浦斯幻想性的事物，因为这是话语本身具有的，但是问题在于他并不真正理解其使用的话语，又如精神病的分析者完全可以引用笑话来让你发笑，因为他了解其缓解气氛的功能，却完全不理解这个笑话，以及为何笑话可以缓解气氛。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误导？这是因为话语涉及两个主体，然而每个主体与能指的关系是不同的，产出的意义也因此有所差异。如果根据拉康说神经症那里交流是误解的话，与精神病的工作涉及到的则是一串能指联系着完全不在一个世界说话的两个主体。分析家因此甚至可以问出常人而言很愚蠢的问题。在我的一个来访者中，他提到唯一之神。如果就日常理解会以为是上帝，然而在我询问之后，他说对于他而言是荣格《红书》最后一页讨论的“唯一”之神，而这最后的两段话荣格处于我你的对话中（荣格的我和灵魂）。这个来访者把唯一之神根据拼音翻译为“WY”之神，而如果把W颠倒就是MY，根据英文，即被他变成“我的神”，根据该段内容，因为是我的相对者，就变成你的神，也就是内心对话比灵魂更深的那个多重性的事物（这样他的这个词的意义如同食尾蛇那样循环组织）。透过这样的组织，他把荣格最后两段话一次以“唯一之神”一词讲出【2】，而我却毫不知晓他说的是这个，如果我不加以询问的话。这是典型的意义过度加载。而且显然他是因为我作为译者才这样使用这个游戏，来展现他的“才华”，但同时他假设我熟知我所翻译的所有内容，然而我早就忘记这两段话了，这是对我的全能理想化的移情。因此，上面的指征必须在主体间性中进行判断，分析家因此必须去存在（desetre），对自己的反转移有敏感和深刻的洞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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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拉康的这个形象的比喻中，精神世界是能指网络的针线活，原初思维即行针之轨迹，思维所用之线即能指。因而，言在的主体的整个历史（或者命运），正是不断在编织中的一件大衣，根据已经在记忆痕迹（Erinnerungspur）这一基底为基础的蓝图（原初压抑对应之原初幻想）上进行，这个针线活的主人，即每一刻的无意识主体。这件大衣显然涉及一种拓扑学的结构。
【2】意义过度加载和意义空洞一样属于非主题，因为词语意义过度，导致无法产生文本和背景的意义，过于凝缩而导致话语主题缺失，这与换喻过度导致的话语内容的空洞是一样无法构成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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