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解：这里所谓的家庭星座，是由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提出的，指的是将家庭中的每个成员所构成的家庭结构比喻成银河系里的星座。于是，每个成员就像一个星座一样。
本文中的天才，正是让-雅克.卢梭（1712年6月28－1778年7月2日）。童年时期，是谁照顾他呢？他的父亲以及姑妈苏珊娜.卢梭，因为他的母亲在生下他后就去世了（其母原名苏珊娜.贝尔纳（Suzanne Bernard），由于出嫁后随丈夫姓，所以也叫苏珊娜.卢梭）。根据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卢梭没有母亲。客观事实是这样的，可是对于主体而言真得如此吗？
诚然，当年老且遭受迫害的卢梭开始撰写 «忏悔录»时，他说道：“我断送了母亲的性命，我的出生就是我诸多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1]。”不过，通过这一句法同位语，难道我们就必定像许多评论者—尤其是罗内.拉夫格（René Laforgue）—那样得出一种因果联系吗？必须要在(被假定为创伤性的) “母亲”的最初缺位与后来发展出的（代表着另一种缺位，即「父性名义Nom-du-Père」的缺位）偏执妄想之间找出另一种关系。对于这点，卢梭自己的文本给出了怎样的回复呢？他描绘了一个没有冲突的、田园诗般的、理想化的童年时代，且直到后来进入社会教育期时才感受到了挫折：“国王的孩子们也未必像我小时候那样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周围人的喜爱；更为罕见的是，我只是一个招人疼爱而从来不曾被溺爱的孩子…父亲、姑妈、乳母、亲戚们、我的朋友们以及邻居们，总之，说实话，周围所有人都不是一味地顺从我，而是爱我；而且我也同样爱他们[2]。”
无疑，这个国王般的孩子并不是受到了特别的心理培养，因为他自己写道：“我恨伟人”。这告诉大家伟人未必有着成人般的童年。不管这样的童年是否染上了理想化的色彩，幸福的证据还是存在着。与神经症主观地感受被抛弃的以及痛苦的记忆不同，在卢梭的童年记忆中，沉淀着的是诸多平静幸福的画面。对于双亲，对于最初那几年，卢梭从不曾抱怨；如果我们要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找到一种可以在现象层面上代表着象征性缺陷的迹象，则必须要进行解密。
这些事件的时间顺序是怎样的呢？
10岁前，小卢梭是由父亲和姑妈抚养的。1722年10月，在他的父亲离开日内瓦之前，将他交由舅舅贝尔纳监护。因此他被寄养在舅舅家，并且有表兄弟做伴。然后，他被送到包塞（日内瓦郊区）的朗拜尔西埃牧师家，以便“跟随他学习拉丁语，以及学习在所谓的教育名义下的一堆课目[3]。”在那里，发生过两个关键的插曲，一次是屁股挨了朗拜尔西埃小姐的一顿美妙的板子；另一次是因朗拜尔西埃小姐揭发，导致舅舅对他处以不公正的体罚。之后，在包塞待了两年后，让－雅克回到了日内瓦，回到了舅舅和姑妈身边。
如果在这种环境中缺了某种东西，那么它并不是一个母亲。因为卢梭在姑妈这找到了一个母亲，找到了更多的温情；如果说她并非其出生后就离他而去的生母，那么至少他认为他的生命都归功于她的照顾。我们对他的姑妈所知甚少，所幸的是，还可以看到这点：她将单身的时光都用来照顾自己的侄子，直到晚年她才结婚，并将人生的最后阶段用来照顾一个比她年轻的爱酗酒的丈夫。人们都知道卢梭从不掩饰自己对她的爱；在他对音乐的热爱中保留着她的痕迹；这种必不可少的乡愁一种印在他的记忆中。在谈到他与他所认为的“妈妈”之间的关系时，再次被激活的，正是她的形象：“除了在父亲身旁读书写字以及乳母带我散步的时间外，其余的时间我总是跟姑姑待在一起，站着或坐在她身边，看她刺绣、听她唱歌，我感到非常开心。她的活泼、温柔以及可爱的面容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还能回想起她的神态、眼神和姿态；她的柔声细语仍在记忆中回响：我仍能说出她那时的穿着与发型，当然也不会忘记乌黑的秀发在她的双鬓之上卷起的两个小鬟，那是当时时髦的样式[4]。”
在提及后来与华伦夫人一起渡过的幸福时光时，卢梭使用了相同的句法结构：“我散步，我感到惬意；我想起了妈妈的样子，我非常开心，等等[5]。”
没有什么能让人怀疑在姑妈的令人满意的、默默奉献的形象中卢梭仍未找到温尼科特所珍视的“足够好的母亲（指的是母亲要无条件地在场，支撑孩子最初所需要的那些自恋式的满足）”。继姑妈之后，朗拜尔西埃小姐也同样具有母性的那些标志，不过由于她还要负责监督他的学业，在慈母的标志之外，她还表现出了严母的特征：“于我们而言，朗拜尔西埃小姐不但有母亲般的慈爱，而且还拥有母亲般的威严[6]”，此外，还有“我像爱母亲一样爱她，或许不止如此…”
如果说这里缺少了什么，那么缺的不是母亲，而是这两位全心呵护孩子的女人都没有男人。不管怎样，事实是她们都单身，并且都寄居在哥哥的屋檐下。她们是养母、妹妹，可是都不是妻子。然而，从 «忏悔录»的最初几页开始，一个清晰的迹象显露出来，那就是对于卢梭而言兄妹情谊涵盖了夫妻关系。另外，家族状况也催生了这一点，因为母亲的哥哥，即舅舅贝尔纳迎娶了卢梭家的小姐，即父亲的妹妹。卢梭说：“我的舅舅也是我姑妈的丈夫[7]。”当他说起这两位妹妹和两位兄长的婚姻时，他虚构了一个奇谈：“加布里埃尔.贝尔纳，我母亲的哥哥爱上了我的一个姑母；可我的姑母提出了一个条件：只有他妹妹肯嫁给自己的哥哥，她才同意嫁给他。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双喜临门[8]。”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可以发现，父母的婚姻正是兄妹情深的结果。不过，这只是一个虚构，因为至少有一点与事实不符，那就是舅舅的婚姻比其父母的婚姻要早五年。无独有偶，怎能不提起下面这件事呢？那就是：卢梭一直称特蕾莎为“姑妈”。他长期与其同居，直至晚年才和她完婚。那么当时他也是在为他的姐妹放行吗？同样，还可以发现这些永恒的烙印：为了无性别的克己理想，他的女性模型总是省略了配偶的范畴。相反，其父艾萨克.卢梭的肖像似乎绝对化了「夫妻之爱」的维度。在对父亲的追忆中，开头的那几行文字将他放入一种无止尽的哀悼之中：“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怎样忍受这种丧偶之痛；我只知道他一直无法自拔。…他哽咽着说：“你把她还给我，你让我忘掉失去她的痛苦吧，填补她在我心中留下的空白吧”[9]。”
这些真得是一个丧妻五年后（因为卢梭五岁开始记事）的鳏夫的话吗？我们不要再寻找一种不大可能的真实性了。事实只告诉我们：妻子的在场并不令艾萨克.卢梭觉得很快乐：1704年，与苏珊娜 .贝纳尔完婚；一年之后，大约是1705年6月末，他就想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而他的长子3月份时才出生。6年之后，即1711年11月，也正是妻子再次怀孕的时候，他才回来。来年的7月份，他就失去了她。可是，卢梭所构建的父亲表现出一种闷闷不乐的形象。这样的话语，即他在一种矛盾性的情感中被要求去填补母亲留下的空白，就等于是他父亲说的了。 罗内.拉夫格从这种情况中衍生出这样的结论：卢梭认为自己是具有女子气质的，并且他认为他的父亲有着深深的负罪感。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父亲的妻子不在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她以何种身份消失的？从“你让我忘掉失去她的痛苦”出发，并非只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即卢梭被召唤至女性化的位置。同样有可能的是辨识出这样的供词：他的妻子是处于孩子的位置上的。事实上，这个句子所涉及的并不是唤起处于性欲化位置中的欲望；更多的是涉及到一种填补“存在之缺”的要求，换言之：“这是一种对爱的要求，并且它完全省略了对象的性欲化维度。”此外，这些事实——卢梭并没有忽略掉它们——不仅证明其父不是一个热忱于与妻子一起生活，而且这句提起其妻的话语将她过度地理想化，以致于欲望的根本性的性化维度不能存在。对于卢梭来说，双亲的关系显然是被置于爱的标志之下，可是这种爱与对孩子的怜爱或兄妹之爱处于同一维度。
这位艾萨克.卢梭到底是位怎样的父亲呢？
虽然他对父亲的那些记忆深表同情，但是他从其父那里离析出的特征却是这样的：虚弱，并且还有些特征表现出一种分裂性：一方面是失职且非常残忍（当他将刚出生的长子丢给母亲的时候）；另一方面用他的身体护住卢梭的身体，以免他挨打，还有陪让-雅克学习。在卢梭还不足六岁的时候，他们曾一起熬夜读小说。他这么写道：“我们不一口气读完一本书，就决不罢手。有时父亲听到早餐燕子的叫声后，才会难为情地说到：“我比你还孩子气。”[ 10]”
无疑，和卢梭的赞美不同，这个过于感情用事的男人一点也不像普鲁塔克笔下的伟人。此外，一次争吵之后，以没有得到尊重为借口，他毫不迟疑地离开了她的生活、他的家，同样还有他的儿子。不难想到：年幼的卢梭难以在这个既幼稚又轻率的父亲中找到自己的楷模。他的主要功德就是使卢梭可以继承那个书房——在读完小说后仍能吸引住他俩的书房；而且卢梭认为在这间书房里他碰到过伟人: “不断地想着罗马和雅典；可以说我与这些伟人一起生活；…我竟自认为是希腊人或罗马人；我变成传记中的人物了：读到那些忠心耿耿、英勇无畏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两眼发光、声高气壮。有天，我在吃饭时讲起斯伏拉的英勇事迹时，当我为了展示他的动作而把伸出的手放在火盆上时，大家都被我吓坏了［11］。”
于是，本文的结论是：卢梭缺的不是母亲。因为，一方面他被托付于这些姐姐或母亲式的女人那里，而她们全身心地向他提供了母亲般的照顾。另一方面，父亲的形象——必须要说的是他有严重的谎言癖——向他传递了一个变样的妻子的形象。通过将无性的相思病与伟人的理想形象凝缩在一起，他使妻子的形象变了样。这里表现出了一种分裂：女人被完全当作孩子；而男人们，则都风度翩翩，高风亮节。因此，卢梭真正缺的，正是未被全部说出的或者说“半说”的父亲的性化版本、父亲的倒错（perversion）、 父亲的版本(père-version)。
不过，“除权弃绝（forclusion）”的因果性的问题并不会就此解决。因为，卢所为我们呈现的家庭星座很明显是一种建构，即便是基于事实之上，仍不过是一种建构。可以说，它更多是被引起的，而非“原因性的”，更多是在言说卢梭的位置。然而，若一定要给予其母的实际死亡以一个位置的话，我认为其母的缺位无疑向她——作为爱的理想能指——的过度在场提供了一种自由的空间；他父亲的在场、他自身的不足使他的过错充分地暴露出来，从而不利于建立起“父性名义”。
［1］让－雅克.卢梭， «忏悔录»，巴黎Gallimard出版社，收录于 «La Pléiade»，1959，p.7。
［2］同上，p.10。
［3］同上，p.12。
［4］同上，p.11。
［5］同上，p.225。
［6］同上，p.15。
［7］同上，p.22。
［8］同上，p.7。
［9］同上。
［10］同上，p.8。
［11］同上，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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