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自体心理学研修毕业论文选）
杨瑞凤
（版权所有，转载转用请标注作者，以及出自中国自体心理学网站）
摘要：
同理在当代精神分析领域中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主题。而不同的精神分析流派对于同理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在临床实践中也各具特色。而伴随着精神分析的发展，同理的理论与技术也在发生着变化。本文将通过讨论费伦茨、弗洛伊德、温尼科特、科赫及史托楼罗关于同理的思想及实践，来呈现这一发展脉络。
关键字：同理、主体性、主体间性、费伦茨、弗洛伊德、温尼科特、科赫、史托楼罗
不管是否使用同理这一概念，毫无疑问，每个精神分析师或治疗师都在使用同理。每一个精神分析师和治疗师都在努力用自己的方式理解病人与来访者。而这些方式中都包含了同理。讨论不同学派在同理上的不同（理论和技术）对于我们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实践是很有意义的。
同理的对象是一个人的主观体验。而我们使用同理的基本工具则是我们自己的主观的体验，也许我们会说我们努力去达到某种客观性，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仍然是我们主观的体验。关于我们可以通过同理达到多大程度地真实，不同学派的观点也是不同的。
同理是否是一个个体对其他个体的单方面的理解，亦或是同理的过程已经包含了双方的互动，伴随着精神分析的发展，观点也在发生变化。
同理应排除掉分析师反移情的影响，还是应该加入分析师自身的主体性？
本文接下来将陈述精神分析的不同学派、不同学者的关于同理的思想，并呈现其在精神实践中所展现的不同风格。
费伦茨的贡献
在早期的精神分析家中，我们不难发现费伦茨最为重视发展新的临床技术，并对精神分析进行改良。而在丰富的临床实践过程中，费伦茨越来越重视分析师对病人的同理，这最早表现在他对改变分析情境的情绪氛围的临床建议上，他认为应该使用一种“机智”的方式应对被分析者的阻抗。而在分析实践中，费伦茨是一个参与的观察者，他能够在情绪上同调诠释对被分析者的影响（Rashman,1988)。
费伦茨在1928年发表的《精神分析技术的灵活性》中提到：“个体会逐渐意识到对于分析师自身的心理能力的要求的极大复杂性……人们会说他的心理正在同理、自我观察和做判断之间不断地摆动。”这和弗洛伊德所说的悬浮注意力的状态是非常不同的。这篇论文还提到：“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关于分析师是否应该告诉病人某些事情上应具有机智。但什么是机智？这便是同理的能力。” (转引自王健 司群英 郭本禹,2009, p.115)
继这篇论文之后，费伦茨更为投入地探索了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方法，包括：分析情境中同理的情绪气氛的建立；分析师对治疗情境的影响；精神分析的技术与方法等等(Rashman, 1988)。
拉希曼（1988）认为费伦茨尝试建立同理的氛围，他希望分析师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被分析者同调，让被分析者能够自由地表达关于自己内在的最深层的感受。而在那之前，占支配性的精神分析师态度是一种类似于外科医生的，强势父亲的方式，使用必要的诊断和治疗以达到痊愈。而这些态度经常带来的是一种胆怯，紧张和顺从的氛围。费伦茨意识到这些因素对精神分析过程是十分关键的，他认为如果希望精神分析能够碰触人类最深层的感受和觉知，必须建立一种同理的气氛。而通过交互分析的实践，费伦茨将民主、人本的氛围带进了分析治疗。分析师成为一个有回应的，给予的，温暖及同理的陪伴者(Rashman,1988)。
费伦茨在最后一篇论文《成人与儿童间的言语混论：温柔与激情的语言》中提出了神经症的新理论，认为早期对于同理失败的经验是神经症的基础，而不是俄狄浦斯情结。并提出：受神经症困扰的承认童年确实遭受过双亲的虐待，这并不是所谓的色情幻想(Rashman, 1988)。
费伦茨是那个时代非常著名的分析师，被看作“无望个案的避难所”。而通过以下这个小片段，我们可以领略到他对病人同理的态度。
在战争期间，一个士兵是（费伦茨）之前的熟人，由于犯有轻罪而遭受惩罚。这个人正在发作急性的精神病，完全不修边幅，对身体完全不在意。听到这个，费伦茨听到这个，便急忙走向他，完全不在意他的外观，以一种真诚的关心拥抱他。虽然那个人没说一句话，费伦茨凭借直觉了解到了这个士兵希望被再保证，无论他的状况如何丢脸，朋友仍然喜欢他。这个人的康复从那时便开始了。 (Thompson,1964b, 转引自Rashman,1988)
拉希曼将费伦茨的精神分析方法总结为人本主义、同理的精神分析，我认为这是非常贴切的。而这也正是现代精神分析的发展方向，被分析者的主体体验以及治疗关系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事实上，弗洛伊德曾在费伦茨的讣告中，不无欣赏地承认他已经“让所有分析师都成为了他的学生”(王健 司群英 郭本禹，2009)。
弗洛伊德的观点与实践
弗洛伊德虽早在1905年在《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便提到了“同理”，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使用同理来解释玩笑的机制。弗洛伊德论述道：我们是这样来思考人的精神状态：将我们自己置于其中，并通过与自己的状态相比较来尝试进行理解。在这些同理和比较的过程之后，人们通过笑使能量得到了释放。
而在《团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有关认同这一章的脚注中，弗洛伊德也对同理进行了讨论：“籍着模仿，经由认同，而通往同理的途径；那也就是我们要能够在面对另一个精神生活时，以接受任何可能性的态度的方法去了解这些机制。”仍然是在《团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中认同这一章节，弗洛伊德继续对同理作了讨论，认为同理在我们理解对于我们的自我来说外在的他人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Freud, S., 1921,1955)
弗洛伊德虽很早就注意到了同理，但他对此的论述非常少。而他似乎对同理似乎有着既认可又有所保留的矛盾态度。我们可以从他对费伦茨发展同理的分析技术的回应中捕捉到这一点（Rashman 1988)。在一封1928年1月4日弗洛伊德给费伦茨的信中，弗洛伊德说道：“（关于费伦茨的《精神分析技术的弹性》这是一篇十分重视同理的论文）我唯一的批评是你没有将这篇论文写成三倍于现在的长度，并且分成三个篇章” (Jones, 1953, p. 241转引自Rashman 1988)。同样是在这封信件中，弗洛伊德还写道：我很久前写的“对技术的建议”具有负面的效果。我考虑了一些很重要的事项，强调分析师不可以做什么，以指出指引是和分析相对立的。而所有应该做的积极的事情我将之归结为明智(tact)，而你所讨论的正是关于这一点的。但结果是教条的分析师不能够理解我所设立的规则应具有某种弹性，而将之作为禁忌来加以服从。有些时候确实应在不废除我所提到的职责的情况下加以修订。” (Jones, 1953, p. 241转引自Rashman 1988)
但在这封信中，弗洛伊德也表达了对这种方法的忧虑，“关于机智，你所说的当然是真的，但我对你有某种让步有些担忧。那些不具备这些机智的人会认为你所写的是对任意妄为的辩护，比如说，主观性，受到自己未处理好的情结的影响。我们实际遭遇的是前意识水平地对我们干预会造成的不同反应的精巧的平衡。这个议题取决于对情境的动力因素数量性的预估。自然无法对这种衡量设立规则，经验和对正常形势的掌握帮助分析师做出决定。但初学者则会盗用‘机智’这一观点中神秘的特性。” (Jones, 1953, p. 241转引自Rashman 1988)。拉希曼(1988)认为弗洛伊德实际上表达了他担心精神分析会失去理智的特性而屈服于一种神秘的因素。弗洛伊德也可能对过于情绪表达的方法有一些个人的焦虑，这给分析师所带来的要求可能是弗洛伊德希望避免的。
正如科赫所说的，在弗洛伊德的道德立场中，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最主要的道德观是真实。弗洛伊德主要重视的价值并非健康。他相信尽可能求知本身就有价值。这成为他个人的宗教——他决不妥协地投身于真理的求知任务、面对真理、更清楚地理解现实。而藉由分析师对他的认同，真理已经成为分析师的领导价值。对于这一点，科赫认为是需要再检视的。（科赫，1977）
弗洛伊德虽也在他的著作中讨论个案，但都是作为论证理论的佐证来使用的，弗洛伊德对临床技术方面的讨论较少。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来看看弗洛伊德所讨论的狼人，也即赛尔吉尔斯•潘克耶夫自己对于接受弗洛伊德分析的回忆。
1910年， 二十四岁的潘克耶夫，在患上严重抑郁症几年后被他的医生带来弗洛伊德这里治疗。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俄国贵族家庭，是家中的独子，第二个孩子。在其童年，父母经常长时间的旅游。而孩子被留给育婴女佣，家庭老师和佣人。潘克耶夫最早的照料者是娜嘉，是一个失去自己儿子农民妇女，潘克耶夫和她住在一个房间直到7 或8岁。潘克耶夫有一个姐姐，在他19岁的时候自杀。他的父亲偏爱聪明、早熟的姐姐。潘克耶夫觉得他母亲是一个冷漠、含蓄且缺乏温柔的人，胃有问题，在潘克耶夫的童年，似乎还有些过分担忧健康。潘克耶夫记得当他生病的时候，她会特别关注他。他的父亲还有几个叔叔似乎都患过严重的精神疾病，至少有三位自杀。当他5岁的时候，父亲数次呆在疗养院治疗躁狂抑郁症状。至少有一位叔叔（潘克耶夫喜欢的那一位）患上精神分裂，明显是慢性偏执。而他的姐姐也有抑郁和精神分裂症状。他在17岁的时候因罹患淋病而开始遭受心理困扰，在他19岁的时候姐姐自杀，父亲突然死亡，最亲近的叔叔也死去后，在这些丧失后，1908年潘克耶夫遇到并爱上了特瑞萨。弗洛伊德和他最初的分析持续了四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5年。在和弗洛伊德分析结束后，他在之后的人生中一直寻求治疗。第一次分析聚焦于病人所报告的早期行为问题——四岁时一段时间具有攻击性，之后是动物恐惧症，虐待及受虐愿望，接下来是沉迷于宗教性、担心遭天谴的强迫。最终，弗洛伊德基于一个他童年时候的梦，相信自己终于掌握了潘克耶夫病理的秘密。(Buirski & Pamela, 1998)
这个梦内容如下：“我梦见一个夜晚，我正躺在自己的床上（我的床设在窗下，而窗外就是一排老胡桃树。我知道，梦里的时间是在冬夜）。突然间，窗户自己打开了，吓了我一跳，然后我就看见窗外的一棵老胡桃树上坐着一群白色的狼，大概有六七只。这些狼通体白色，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狐狸或者牧羊犬，因为它们都有狐狸一样的大尾巴，而它们的耳朵也都竖着，那样子就像是正在专心看护什么东西的狗一样，这些狼明显是要来把我吃掉，这让我非常海派，于是我大叫着惊醒了。” （弗洛伊德,2007,p.242）
根据这个梦，弗洛伊德以他一贯颇具想象力的方式重构了他所认为的潘克耶夫儿童神经症的核心——在18个月的时候看到了其父母做爱的原初场景。由于这一最初创伤，病人所产生的未解决的困难被看作所有后来症状的基础。（弗洛伊德,2007,pp.243-254）
潘克耶夫在回忆接受弗洛伊德治疗时谈到，当他去看那些最有名的医生时，那些医生根本不去听那些让他烦恼的事情，更不用说试图去理解他了。他的深刻的内在体验对于医生来说只是严重病理状况的副产品而已。所以在病人和医生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联结。而弗洛伊德聆听他的方式以及他的整体态度和那些潘科耶夫接受过治疗的著名同行非常不同，那些人缺少了深度心理上的理解。而当弗洛伊德问他童年以及我和家庭的关系种种问题，并用极大地注意力聆听我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地释放。他偶尔会发表几句评论，而这则让我知道他完全理解我所经验的(潘克耶夫, 1971b ,转引自Buirski & Pamela, 1998, P135-138)。潘克耶夫还谈到第一次见到弗洛伊德便对他十分信任，而从精神分析这一新科学的建造者弗洛伊德口中提到基础概念的“开示”想必也让潘克耶夫感觉自己有某种特殊性。根据潘克耶夫的报告，弗洛伊德在教授病人精神分析上十分热切，不管是深度心理学还是有关技术的理论。潘克耶夫也因弗洛伊德将他看作聪敏且有理解力的学生而觉得颇受抬举。根据潘克耶夫的描述，弗洛伊德甚至还会轻率地向他谈起别的病人和同行，甚至向他暴露自己的生活。潘克耶夫还感到弗洛伊德是唯一肯定他和特瑞萨关系的人。潘克耶夫总结道：“弗洛伊徳总是努力去支持和加强健康的核心，并与神经症的外壳脱离。” (潘克耶夫, 1971b , 引自Buirski & Pamela, 1998)。潘克耶夫在许多年以后回忆道：“弗洛伊德治疗我的时候我很好。感觉很不错，我们一起出去，喝咖啡，去普尔特公园。那时的生活很不错。” (Obholzer, 1982, p.39，转引自Buirski & Pamela, 1998)
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弗洛伊德在分析中颇具人本的色彩，甚至已经也偏离了他自己所提出的设置。而和所谓“应该像镜子那样避免任何个人的卷入，不提供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坐在病人后面，这样就不会为病人的反应提供线索”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经典精神分析的态度相距甚远。我认为弗洛伊德实际上同理到了潘克耶夫的一些需求，便对这些需求做了许多回应，实际上成为了潘科耶夫的自体客体，而这对潘克耶夫的治疗是有许多益处的。
我们可以看到潘克耶夫的评论都较为关注弗洛伊徳给他带来的被理解、特殊性，被支持的感受。然而弗洛伊德相信病人的问题来自于冲突性的婴儿性欲的发展。他考虑了潘克耶夫被动的移情（顺从的冷漠）是来自于潜在地同性恋倾向，以及对父亲的未能处理好的爱，和对母亲的认同。出于这种理解，弗洛伊德选择面质潘克耶夫的矛盾情感。在分析进行大约3年后，弗洛伊德武断地设定分析将在一年后停止。潘克耶夫在后来和奥布郝泽的会谈中表达了“知识和回忆，知识和解释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些别的经验，而那种经验没有发生。(Obholzer, 1982, p.110)” 这个评论是在奥布郝泽告诉他自己也曾得过淋病之后所做的。潘克耶夫接着说，他相信如果他年轻一些，听到奥布郝泽的自我暴露所获得的自由也许会带来痊愈。（Buirski & Pamela, 1998）
关于分析被弗洛伊德强行结束，潘克耶夫也曾对奥布郝泽做出了评论：我总是在谈些什么，但是他没有找到他所期待的，无论他期待的是什么(Obholzer, 1982, p.40)。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有一些隐藏的动机（Buirski & Pamela, 1998）。而这也许是潘科耶夫的被动移情（弗洛伊德所说的顺从的冷漠）的一部分原因。
儿科医生温尼科特
温尼科特在成为精神分析师之前一名儿科医生。温尼科特接受了梅兰妮•克莱因的训练，被归为客体关系的中间学派。温尼科特发展了直观、清晰的儿童发展理论。温尼科特认为婴儿是由绝对依赖到相对依赖以及朝向独立这三个阶段组成。他认为在婴儿的最初阶段，实际上婴儿无法独自存在，他根本上属于一个关系的。而在相对依赖阶段，婴儿渐渐开始知道自己的依赖，从成人的观点来看，重要他人不在身边相对不是那么重要，可是从婴儿的观点来看就必须把它们维持在界限内。在朝向独立的阶段，“健康的个体不会变得隔离，儿时渐渐与环境有了关系，而个人与环境的这种关系可以说是相互依赖的（Winnicott, 1965b, p.84）。”在绝对依赖的阶段，母亲发展出高度的敏感性，全神贯注于胎儿或婴儿，一再满足其全能感；在这个阶段，母亲不断适应婴儿的需要，而给与孩子全能的体验。有了这个基础，婴儿便可逐渐废去全能感。而随着婴儿向相对依赖阶段发展，母亲就必须开始疏于适应孩子的需要，婴儿也开始需要对方疏于适应。而这本身也仍然是对孩子需要的适应。(雅各，1995,2003，pp. 60，64，65，80)
在这些阶段中，母亲还提供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抱持(hold)。早期的抱持和包容，逐渐转为持续的供给自我支持，它是孩童、青少年和成年人遭遇过度的威胁或压力时所需要的。在心理治疗中，也可能提供这样的抱持性环境，而病人在其中得以发展和成熟。
温尼科特还特别论述了母亲的脸对于婴儿的意义，他认为，尤其是在婴儿出身的头几个星期里，功能如同自体的一面镜子。温尼科特的观察已获得同步录影研究的证实，该研究拍摄父母和婴儿的脸，其中可清楚看见亲子相互回应的情形：不仅婴儿回应母亲的微笑，母亲也反映出婴儿的表情。如温尼科特所言：“母亲看着婴儿，而她的表情与她所见到的是关联的。”而由此，婴儿的“我是”感渐渐增长，包括相信“我是被别人看见或被了解是存在的（Winnicott, 1971a, p.112）”，而这信念的产生是经由在别人脸上看见了“我所需要的证据，证明我被认知为一个存在的生命（Winnicott, 1965b, p6）”。(雅各，1995,2003，pp. 64，83，84)
温尼科特的另一颇具启发的概念是“过渡性客体”，过渡性客体是孩子发现、甚至创造的，而且比母亲还重要，几乎是婴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孩子即使被母亲抱进怀里，都仍把过渡性客体放到嘴边或鼻前，即可看出这一点(雅各，1995,2003，p.87)。过渡性客体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婴儿对其做出有权利的样子，而父母允许如此。 而另外一个和过渡性客体相关的概念是“中间状态”。这种（往往是游戏的）状态，是父母经由信任、信赖和放松而能够容许孩子的状态。这种状态在社会中也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尤其是在艺术、宗教、想象的生活及创造性科学工作等方面。(Winnicott, 1975, pp.233 242)
从以下出自温尼科特（1971b,pp.20-26）（转引自雅各(1995/2003，p.115)）的个案片段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温尼科特临床的特色。在这一个案中，温尼科特使用了在对儿童进行治疗的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涂鸦游戏这一方法。在这个方法中，温尼科特会先在纸上随兴地画出流畅、连贯的线条，然后让幼童“发挥创意，自行变化，于是未预设任何规划的游戏就成形了！”这一大约十岁的男孩艾佛瑞将温尼科特第一次下笔的线条画成了一张脸。“我(温尼科特)注意到他并非刻意作画。每一次他吐气时，总是略微用力将气吐出……终于，我忍不住向他提起，证实这是他的一大特征。”接着，温尼科特将艾佛瑞的涂鸦之作，变化为一条男性用的蝴蝶结领带。问你科特开始第二笔的线条后，艾佛瑞将它揣摩成两个气球，然后说道：“我所能办到的，就只有这样！”仿佛别人对他另有所期待似的；我并不清楚他此举所代表的意义。进行了两次以上的涂鸦游戏后，艾佛瑞愈来愈自在。当温尼科特将艾佛瑞的第三次的涂鸦之作变化为道路标志时—— “一种超我的象征”，艾佛瑞显得“颇开心。”而温尼科特留意到自己并非经过深思熟虑变化涂鸦之作，而是当场见到原创的弯曲线条后，即兴作画。换言之，治疗师一如年幼的患童，是依照潜意识的带领而行事。
温尼科特说过，使幼童安心自在进而进入孩童的幻想世界或梦境，是游戏的目标之一。温尼科特开始和艾佛瑞讨论梦想。当小孩用右手（他是左撇子）画下一条线，而温尼科特将该条线创作成女巫时，他显露出兴奋地反应。稍后艾佛瑞提及女巫之梦时，温尼科特惊恐了数分钟。他还担心自己会影响艾佛瑞的情绪，后来证实温尼科特多虑了！接下来，图越画越多，男孩也道出更多的梦。
他们谈论到艾佛瑞过去作女巫之梦的时间，那是发生在艾佛瑞六岁半那一年——当时正是全家因为艾佛瑞的父亲换新工作而搬家。温尼科特也提及艾佛瑞的“呼吸呈现紧张状态——把气力随着呼吸气息压逼出去”。艾佛瑞不置可否，于是更引发他继续谈及他的口吃问题——这是他“用尽力气，全力以赴”的另一个例子，使得他不得不费力地将话说出来。相同的，他在学校也是努力用功型的。
时间即将结束时，温尼科特与艾佛瑞的母亲会面。他对她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弄清楚，这孩子在六岁半那一年的遭遇。”妈妈指出：“他是否告诉你，他爸爸就是在那一年精神崩溃呢？新工作让他爸爸感觉很吃力，而他只是一味地想要努力付出，换取成功。”离结束还剩三分钟的时间，温尼科特再回到艾佛瑞的身边，告诉他刚才与他母亲的对话。温尼科特问他是否还记得爸爸精神崩溃一事，艾佛瑞显得很吃惊，还表示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他同时也露出“大大松了一口气”的表情。温尼科特说道：“你瞧，你并不是基于本身的需要而努力不坠。而且你也说过，如果不可以尝试，结果反而更好。你费尽心力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现在，你仍然继续努力，设法补救你父亲这种对于工作的焦虑感……这股推力及努力妨碍你的表现及表达方式，使你说话口吃。”咨询过后的艾佛瑞并未治愈口吃的毛病，只是口吃的现象明显减轻了！
温尼科特给我们留下的许多个案记录，而贯穿其中的是他努力想要去理解个案的主观的幻想与经验，强调要了解作你的个案是什么感觉（Winnicott, 1965b, p.6，转引自雅各，1995,2003, p.134）。而温尼科特似乎也充分参与到了个案的幻想当中，在他和病患（尤其是儿童）的关系当中，他似乎和儿童共享了一种“中间状态”，或者说他似乎成了儿童的“过渡性客体”，儿童可以通过他来创造自己的幻想，并培养一种“我是”的感受。
而温尼科特的另外一段评论也能说明他在临床实践中的态度：“要容得不相关的连续意念的存在；分析师不如接受这事实，莫以为其中藏有什么意义重大的线索 (Winnicott , 1971 p.54，转引自雅各，1995/2003,p.55) 。”而通过这一点，我们发现这和经典的精神分析的决定论的思想非常不同。而秉承后一种思想我们会试图在个案的联想中去寻找一些东西，而这妨碍我们从病人的主观经验中去了解他。
科赫的贡献
科赫的自体心理学的核心内涵在以下这段科赫所写的文字中得到了很好表达：“若一个人生命里要经验自己在时空中是一个完整而和谐的个体，可与其过去联系并有意义地朝向具有创造力及生产力的未来，则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里，他必须经验到其人性环境中有某些表征能对他产生愉悦的反应，对他提供理想化的力量及平静，能够喜欢他而默默地存在，且能正确地掌握它的内在生活而对其需求有同调的回应，并在需要支持的时候能适时给予。（汉斯•科赫，1984，pp.66-67）”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了解到，科赫认为在人的生命中，来自于他人的理解和回应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一个人心理能够健康存活的基本条件。科赫对此有个比喻:“心理氧气”，这就是来自同理自体客体之回应，少了它我们无法在心理上存活。而导致人性自体破坏的是暴露于冷漠、非人性的漠然，以及未能同理回应的世界。（汉斯•科赫，1984，p.18）
这段话的另外一层涵义是人自恋的需要是终生存在的。自恋的主题在自体心理学中具有重要的位置。科赫认为幼儿最早处于原发自恋的全能感状态，但“原发自恋的平衡，被母性照顾之无可避免的缺点所扰乱，但孩童会试图用两种方式来恢复被破坏的幸福感， (1)建立一个夸大而具表现欲的自体影像：夸大自体；以及(2)将原先的完美交付给一个受仰慕的、全能的（过渡的）自体——客体：理想化的双亲影像。”前一种情况是：“我是完美的”。后一种情况则是：“你是完美的，而我是你的一部分”。如此儿童便又恢复了自恋的满足状态。（汉斯•科赫，1971，pp.23-24）
理想化得双亲影响之理想化，是藉由婴儿的原始幸福感，全能及完美的一部分投射于父母所产生。这种理想化本身不是终点，因为它终究还是会被接收回来而内化（艾伦•西耶哥，1996，p.77）。由于环绕客体周围部分之无可避免的失望的发生，失落—从大量的实际失落到微小地、可处理的失落—必然会发生。举例来说，当孩子说了谎，却不被他以为是全知的父母所察觉时，原属于理想化的双亲影像的全知的一小部分就失去了。在孩子精神的某一部分，父母的每一个缺点都会让他们试着去保留这个已失落的双亲特质。随着一个非创伤性的失望，一度投射于父母的理想化会恢复，而透过内化的过程，成为超我中自我理想的部分。我们理想的尊贵位置就是起源于自恋成熟的历程，而非价值本身的内容。(艾伦•西耶哥，1996，p.77-78）
第二个尝试，是经由创造完美的自体而发生，也就是夸大自体。根据科赫的想法，理想化的双亲影像有助于自我理想的形成，而夸大自体则与驱力及其张力息息相关，有助于形成我们的雄心。科赫以其经验说到，一个人是由理想所引导，而为雄心所推动，这正是后来科赫后来所称“双极自体”的起源。假如“早期关于理想与伟大的自恋幻想没有被突然过早的、创伤性的挫折经验所击败，而是逐渐整合进入现实取向的自我结构中”，那么自我就能适度地运用这个力量，而夸大自体终于能够被整合于自我，带着自信，健康地享受活动与成就。(艾伦•西耶哥，1996，P78-79）
但如果这两个过程因受到创伤性的抑制遭到中断，这两种结构都会变得和现实自我隔绝，而不再受到外在的影响，并且继续保持其古老的形式，并对个体的行为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个体的自体统整性得不到很好地建立，个体需要借着外在的成功或是理想化客体对其接纳方能够保持其自体的统整。而当个体来进行心理治疗时，这样的人性自然的需求必然会在治疗中展现。
科赫很早就提出同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写于1957年，发表于1959年的文章《内观、同理与精神分析：观察的方法与理论间关系的检视》中，科赫定义了他所认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正确方法，强调唯有经由同理及内省（introspection）所得的资料才能被视为是属于心理学研究的领域（艾伦•西耶哥，1996，p.64）。而在其最后一本著作，科赫也专门用了一章的内容来讨论同理在精神分析中所扮演的角色。科赫认为无论哪个学派的精神分析师，都在实践中执行了以下三组功能：1，分析师同理的使用；2，分析师理论的创造与使用；3，分析师与病人的沟通中，从理解到解释的移动。而科赫对同理作了以下限定：1，可以导致正确或不正确的结果；2，可以被运用于不管是同情、恶意或是冷静-中立的目的；2，可以运用于不管是快速、表面地觉察，或是缓慢且故意地、带着意识上聚焦的注意。我们把它定义为“代理的内省”，或更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尝试）经验另一个人的内在生活，而同时保留客观观察者的角度。科赫认为自体心理学对于同理的独特贡献在于其自体心理学理论能够扩展与深化了同理感知的领域（汉斯•科赫，1984，p.213）。科赫强调：精神分析的知识最后应该能让分析师充分扩展他的同理，不管他把注意力放在个案现下的经验，或把注意力放在起源学的材料（汉斯•科赫，1984，p.68）。
科赫提出的自体客体概念也是和同理密切相关的（汉斯•科赫，1984，p.68）。西耶哥这样概括自体客体的定义：在生命的初期，孩童时代的照顾着具有满足心理上所必要的自体客体需求的功能。这个具有提供自体客体需求功能的客体是以具备需求满足的功能而被经验，而不是被视为一个实存的实体。刚开始，科赫用的名词是自体—客体(self-object)，但在1977年他决定要去掉中间的联结符号而成为自体客体（selfobject）。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要传达一个观念：就这个客体它所提供的心理功能而言，和自体是不能分开的。（艾伦•西耶哥，1996，P254）当我们了解在被分析者/来访者的经验世界中我们有时是被作为自体客体被体验，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微小的与其经验失调引起他们如此剧烈的反应，因我们的反应关系着被分析者/来访者是否能够借用我们来达成他们稳定与和谐的自体感受。
而痊愈究竟是如何达成？同理在其中有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科赫做了这样的总结：“治疗会成功是因为在分析过程的自然推动下，个案能够于自体客体转移关系中重新活化儿时被弃置的自体需求…… 并一次又一次地暴露于恰到好处的挫折起伏中，直到个案能由自体客体的帮助下，获得支持其自体的稳定力量……精神分析治愈的本质在于个案获得了辨识和寻找适当自体客体的能力——这包括镜映和理想化得自体客体，只要他们存于其现实环境中而且可以支持他。”这段话中并未提到同理，但每一句中都包含了同理作为背景而产生的作用。
科赫（1984，pp.191-192）在《精神分析治愈之道》中论述了一个四十九岁的男性个案，通过这个个案，我们可以领略科赫同理的风格。这位个案已经接受科赫多年的分析，这是这位个案的第二次分析，第一次的分析个案觉得并不满意。个案小时候，父母都忙于自己的生意和事业，而把他们整天留在家里，四岁或五岁的时候，个案经常好几个小时孤单一人。个案重复提到一段儿时的回忆，是关于他母亲一个逼真的影像。她梳了一个高卷的发型，迅速地吻别个案——他称之为轻吻——小心翼翼地不要过于靠近以免弄乱了精致的化妆与假发。之后她便迅速离开去参加一个时装舞会，尽管那天晚上个案因为出麻疹而发高烧，病得很严重。
每次这个回忆重新浮现，科赫心中都会涌出一股同情。有一次科赫向个案传达了他的情绪，因为他相信个案需要他直接表达这种情绪的了解才能进一步克服被抛弃的旧感觉。但这个回忆仍继续出现。最后科赫重新把焦点放在直接的洞察资料上，只运用最贴近经验的理论来组织其观察，他开始感受到之前被忽略的新面向。(科赫，1984，p.192)
科赫注意到最近一次清晰出现的新面向。那个回忆的影像有着明亮的色彩，不同于他对于孤独的儿时手淫和手淫式饮食（个案儿时闭上眼睛把东西放在嘴里咀嚼良久，试着如此渡过漫长的时光）的解释带给科赫的灰色阴郁感觉。科赫注意到个案叙述母亲的匆忙离去时，他的情绪和语调并不显得忧郁。相反地，在描述母亲那身令人激动的穿着以及在旁等候的父亲那副骑士装扮的时候，他活泼而愉悦的程度完全不符合当时那段可怕的时光。科赫了解到了他们处理的是一段珍贵的回忆，一段他从中得到力量与生气的时刻，而不是见证他早期情感剥削的时刻，其蕴含的意义在于它的父母都是年轻主动而有活力的人，他们虽然不取悦他，也不寻求他的陪伴，但至少他们能享受生活。拥有如此风趣而有事业心的父母，让他比较健康，也提供了某些核心自体的轮廓。而在这次诠释之后，这段记忆似乎被完全处理了没有再次浮现。(科赫，1984，p.193)
科赫的自体心理学理论对于帮助分析师更好地理解被分析者具有极大的启发，分析师可以从个案自恋受损、镜映移情及理想化移情等角度来理解被分析者的深层心理，包括性与攻击性。传统的精神分析在实践中着重处理移情的分析，强调移情不可以满足，只能进行分析。虽仍使用移情这一字眼，但自体心理学认识到这些实际上是作为人类的自然的需求，因此在分析中分析师能够关注到病人的自体客体需要。自体心理学者不会以“客观的”现实来面质病人，他反而会确认病人自身的现实感知为有效与正当的，无论其可能与大多数成人及社会所接受的现实看法差距多大(科赫，1984，p.173-174)。自体心理学理论对于我们的另一个启发是我们将重新看待病人所谓的阻抗及抱怨，当病人抱怨分析师不理解他，分析师在强加自己的理论给他，或是分析师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会不会某种程度上他们所说的是真的？是不是我们未能够同理其主体经验而再次重复了他们童年时经历的创伤。
主体间学派的观点
主体间学派的代表人物史托楼罗和亚特伍德认为：“精神分析追求的是阐明在病人和精神分析师双方的主体性交汇所构成的特定心理场中所浮现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具有主体间的性质。精神分析是研究这种主体间性的科学，聚焦于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具有不同组织的主观世界的相互影响。观察总是在主体间场中的观察，而非在场的外部。这样的观察保证了内省和神入作为观察方法的中心位置……在精神分析中，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因此它作为一门科学是独特的。要想理解现象，必须将其放在主体间的脉络中。病人和分析师共处于一个不可分离的心理系统，而正是这一系统构成了精神分析了解的经验领域。(Atwood & Stolorow, 1984, pp.41–42)
史托楼罗(1988)同意科赫所提出的关于精神分析的实践及理论领域应由其研究工具即同理和内省来限定这一观点。史托楼罗提出任何原则上无法用同理和内省来触及的都不应是精神分析研究的范畴。
史托楼罗（1988）引用施瓦布 (1983)的观点对传统的移情观点进行质疑，施瓦布反对移情是一种扭曲的观点，这包含了一种等级划分的两种真实的观点——一种是病人所经验的现实，另外一种是分析师所知晓的，而分析师知晓的更为真实。史托楼罗(1988)同意施瓦布的观点:在分析情境中精神分析师所知道的并不比病人知道的更为真实。主体间学派并不认为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存在着绝对的真实，而认为只存在一种主体性的真实。而客观真实只是普遍性的心理过程中所发生的“具体化”，一种主体经验结构的象征性转化，个体相信且理解为这是客观的。这并不是弗洛伊德对分析过程的考古学隐喻中所谓的“对某种已存在之物的重新发现”或是“重新浮现”，另外一些心理学家(Hartmann, 1939) ; (Schafer, 1980) ; (Spence, 1982) 则用“创造”或“建构”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史托楼罗认为这也并不十分精确。史托楼罗的表述是：主体性现实通过同理共振的过程现在被清晰化了，联结到了一起 (Articulated)。病人带着发展成型的意义和组织化的原则系统来到分析中，但对其主体生活的模式和理论却是未经省思的、无意识的(Atwood & Stolorow, 1984, Ch. 1)。通过分析师的共情理解而产生的主体间性的对话，无意识的组织活动上升到意识层面。而在这一活动中，分析师的组织活动也对“真实”的塑造产生影响。史托楼罗认为，当分析师使用客观性真实以及传统的移情（作为一种必然的扭曲）概念时，分析师倾向于将病人资料中所蕴藏的主观性真实模糊化，而这实际上正是精神分析应努力阐明的(Stolorow,1988)。
主体间学派将科赫所提出的经验逼近技术也推向了极限。在分析的建构中关注主体性经验的意义、起源、成长过程中与重要他人的主体间性相互影响，以及治疗中主体间性相互影响所带来的转化。而这也包括分析师注意观察自己作为观察者及所采用的理论工具对主体间场的影响，毋庸怀疑地，这会拓宽精神分析师对人类经验同理性理解的范围(Stolorow,1988)。科赫的分析技术的风格是分析师藉由仔细的倾听将自己浸入在病人的主观世界中理解经验的本质，做出同理理解和诠释。科赫仍然相信到达那样的本质是可能的，做出正确的诠释是可能的。而主体间学派则放弃了这一点，虽努力理解病人的主观世界，但对于经验的变化及主体间性的接纳则更为开放。
科赫已经启发我们，在面对病人对分析师百般挑剔的暴怒时，内省自己同理的缺失，从而重新建立自体客体的联结，但经典自体心理学理论认为经过适当训练的分析师的反应仍是总体适当地，只是不够完美，而自恋脆弱的病人则抓住这一点不放，因这是童年创伤的再度活现。而主体间学派则走得更远，认为分析根本就是双方作为主体，在所构成的主体间场中相互影响。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史托楼罗(1999,译文出自张宜宏)的案例看到主体性如何在治疗中得以运用：“我的一个病人通过使用分离过程设法应对一长串创伤性侵害，打击和丧失，她在通往我办公室的路上在一个糕饼店离开她年轻的儿子。当她快要走进我的大楼，她听到尖锐的轮胎声，在会谈中，她显然害怕儿子会被一辆小汽车撞死。‘是的，’我用只可能来自第一手经验的实事求是态度说，‘这是你带着可怕创伤体验的遗产。你知道在任何时刻你爱的那些人可能会被一个毫无意义的任意事件杀死。许多人没有真正明白那一点。’我的病人放松到一种很平和状态，带着对移情的明显暗示开始沉思，思考她对一个灵魂伴侣的终生向往，她可能同这个伴侣一起分享创伤体验，从而渐渐感觉较少像一个陌生而外来的存在。正是在此时我相信，我们感受到科赫(1984)关于孪生关系概念的更深刻意义。”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史托楼罗曾经经历过挚爱妻子去世所带来的创伤，他这样表达自己的体验：“一道不可逾越的隔阂似乎出现，将我永远同朋友和同事隔开。他们甚至从来都不能彻底了解我的体验，我心想，因为此刻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这样的一种主体体验在他对这一个案的同理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主体间学派的观点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在这一个案中，史托楼罗对自己的主体性是开放的，他带进了自己关于死亡与创伤的感受帮助他对个案的同理。这一个案还具有存在主义的色彩，史托楼罗与其个案所经验的实际上是一种人存在的本质境况，而也正由于史托楼罗能对自己的主体性的开放，他能够在个案处理中触及到相关自己的主体经验，而这也是存在性的、人类性的感受。而当个案进入到对一个灵魂伴侣的向往时，史托楼罗则又关注到孪生移情这一层面。在主体间学派的理论框架中，任何其他有助于同理的人性观点都可得到应用，因其关注的是人的主体经验、主体性及主体间性本身，而非某一种人性或精神分析观点。
同理在技术层面上的发展也许变化远小于理论上的变化，即使是在精神分析发展的早期，即使是在理论对这一技术有着巨大的制约的阶段，我们也可以看到分析师在自身人性本质的指引下，实际遵循着同理的道路，如费伦茨，兰克，甚至弗洛伊德本人，而理论则在一步步地发展，拓宽了分析师的视野，并减少了旧理论的束缚，从经典精神分析到自体心理学，再到主体间理论，精神分析越来越回归到人的主体性本身。正如罗杰斯所说：“我发现当我能接纳地倾听自己，更加成为我自己的时候，我更有效地工作。”(Rogers, 1961/1995, p.448) 当我们在主体间场中与自己的主体及他人的主体同在的时候，也许是我们可以达到最好理解的时候。实际上每一个治疗师都有自己独特的同理的风格，甚至是同一个学派的分析师，每一个分析师所营造的氛围也是非常不同的，同理的最根本工具仍然是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是我们对自己的主体经验的处理，而这种主体经验在主体间场中与另外一个主体是不可分割的。
参考文献：
Atwood, G. and Stolorow, R. 1984 Structures of Subjectivity: Explorations in Psychoanalytic Phenomenology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Balint, M. (1967), Sandor Ferenczi's technical experiments, in B. B. Wolman (Ed.),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s, Basic Books, New York, 147-167.
Buirski, P., Haglund, P. (1998). The Wolf Man's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His Treatment With... Psychoanal. Psychol., 15:49-62.
Clark, Arthur J., (2007), Empathy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Perspectives and Pratises,92.
Rachman Arnold WM. , (1988), The Rule of Empathy: Sandor Ferenczi's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Empathic Method in Psychoanalysis, in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16:1-27
Freud, S. (1905,1955), Joke and the relationship to the unconscious.
Freud, S. (1955), 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In J. Strachey (Ed. and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7, pp. 3-122). London: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8)
Freud, S. (1921,1955),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Jones, E. (1953),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 1, The Formative Years and the Great Discoveries, Basic Books, New York.
Obholzer, K. (1982), The Wolf-Man: Conversations with Freud's controversial patient—Sixty years later (Michael Shaw, Trans.). New York: Continuum.
Pankejeff, S. (1971b), My recollections of Sigmund Freud. In M. Gardiner (Ed. and Trans.), The Wolf-Man by the Wolf-Man. New York: Basic Books.
Rogers, Carl R. (1995), On Becoming a Person – A Therapist view of Psychotherapy.
Stolorow, R.D. (1988), Intersubjectivity, Psychoanalytic Knowing, and Reality1. Contemp. Psychoanal., 24:331-337
Stolorow, R.D. (1999), The phenomenology of trauma and the absolutisms of everyday life: A personal journey,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Vol 16(3), Sum 1999, 464-468.
Thompson, C. (1950), Introduction to Ferenczi, S., Sex in Psychoanalysis, Basic Books, New York.
Thompson, C. M. (1964a), Sandor Ferenczi, 1873-1933, in M. R. Green (Ed.), Interpersonal Psychoanalysis: Papers of Clara M. Thompson, Basic Books, New York, pp. 65-66.
Winnicott, D.W., （1965）,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Hogarth Press.
Winnicott, D.W., (1971a), Playing and Reality. Lodon:Routledeg
Winnicott, D.W., (1971b), Therapeutic Consultations in Child Psychia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Winnicott, D.W., (1975), Collected Papers: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2nd editio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First published in 1958.
艾伦•西耶哥（1996），汉斯•科赫与自体心理学，远流出版社；
弗洛伊德 （2007），浪人的故事：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三种（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斯•科赫 (1971)，自体的分析；
汉斯•科赫（1977），自体的重建；
汉斯•科赫 (1984)，精神分析治愈之道；
麦克•雅各 (1995,2003)，温尼考特：客体关系理论代言人；生命潜能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王健 司群英 郭本禹 (2009)，古典精神分析学的早期理论转向：亚伯拉罕、费伦茨和兰克研究。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