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尔贝恩对分析情境的理解中，病人尽管满怀希望地寻找着新体验，却又不可避免地将分析师（在移情中）体验为旧的坏客体。病人对人类关系的基本假定和原型是既往建立的，并保持在内部客体关系中，塑造着病人对分析师的体验。如果病人没有以旧的模式来体验分析师，那么分析师就是不重要的，病人也就不会深深投入到分析中。然而，如果病人对分析师的体验完全是依据旧的、不满意的关系，那么新体验又如何发生呢？
在弗洛伊德看来，是领悟为受分析者带来自由。她逐渐理解到自己无意识中以幼儿式的努力所寻求的快乐是不可能达到的。现实原则超过了快乐原则，占据了支配地位，于是放弃了童年早期那些注定无望的渴求。
在费尔贝恩看来，受分析者之所以被禁锢在神经症中，并非由于无意识中寻求快乐；神经症体现了受分析者唯一了解的人际关系形式。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她内部世界的表征中，她感到只有通过痛苦的心灵状态和自我挫败的行为模式才能与他人相联。她坚信放弃这些痛苦状态和旧有模式会导致全然地与人隔绝、被抛弃、被毁灭。仅有领悟是不够的。仅有领悟并不能让受分析者意识到自己神经症性的努力是毫无价值的；她无法想象没有这些自己会怎样。根据费尔贝恩的观点，除非一个人相信存在新的客体、存在着与人交往的其他方式，令她能感到自己看得见摸得着，否则她就无法放弃与旧客体成瘾般的强烈联系。要使受分析者断绝与分析师之间旧有的、移情形式的联系，她必须开始信任更自由的新的关系模式。
费尔贝恩没有详细阐述病人是怎样开始感到分析师与那些既往客体不同的。有些学者（如拉克尔）指出，分析师成为与过去不同的客体是由于分析师提供解译的行为。其他的学者（如温尼科特）则提出，分析师之所以成为新的客体，不是由于解译而是由于分析“框架”——分析所使用的可靠结构。无论机制如何，费尔贝恩确信分析性改变的发生不在于萌生领悟，而在于改变与人关联的能力，病人有能力与分析师以新的方式建立关系。
葆拉是位中年妇女，她的家庭结构模式是男性支配而女性顺从，因此她倾向于利用各种人际关系，特别是分析会谈，来得到她惯常遭受的羞辱。藻拉会讲述自己的失败、无能和绝望，她的这种叙述方式在许多年前会促使她父亲替她做主，在压制她的同时也保护了她。幕拉确信分析师以无比轻蔑的态度看待她，而她为自己深藏的缺陷感到羞耻，同时却认为有必要暴露并证实自己的缺陷。
经过几年治疗后，葆拉谈到了费尔贝恩认为对分析性改变具有核心作用的那种经验。她在为会计师准备自己的财务记录时发现，她这一年赚到的钱比自己想象得要多。她报告自己感到了瞬间的愉快，但随后想到她现在要纳更多税，极大的抑郁、绝望感油然而生。分析师鼓励她描述这两种状态下的感受。一旦她感到自己赚钱的能力更强了，她迅速体验到一种“独自在外”的感觉，有些孤立、无所归属、不受欢迎。她无法想象分析师会对有能力而富足的她产生任何温暖深厚的感情，并想象治疗会突然结束。当她陷入熟悉的沮丧不安的状态中时，她莫名其妙地感到更有所归属、有人保护。分析师将替她感到难过，会留她在身边。讽刺的是，她越有力量，就越感到濒临危险。只有通过经历分析关系中这样的时刻，这些不同于旧有模式的时刻，包含着“违背性格”的心理状态，才使病人逐步相信新的关系模式可能存在，并能投身于新的关系模式中。
在分析即将结束时，葆拉描述了她的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在笼中的野猫，而笼门开着。她能看到经验和关系的旧组织模式是如何限制了自己，也能感到如果走出这些旧模式就可能获得更多的自由。然而，笼子给她安全感，纵使是种幻觉，也令她难以割舍。她踱来踱去，进进退退，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但也感到自己对自己的束缚。直到她感到自己走出笼子不会突然跌落；直到她能确信笼门外是坚实的大地（其他的关联模式）而不是深渊，她才能离开这个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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