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几个著名高校都发生了学生自杀事件。
消息传来，我做了两件事，
一是在我的微薄上写道：惋惜、悲哀、反思，但切勿将此简单归因于失恋、学业受挫或者抑郁症，正如官员自杀也并非抑郁症可蔽。否则只会使自杀扩散。
二是我们中心在北大进入“枕戈待旦”的状态。
为何“枕戈待旦”？
因为在大学生人群中，有认真考虑过自杀的（不是一闪念，是考虑用自杀来解决自己的困扰）大约占到10-15%。这类大学生在获取此类自杀致死的消息之后，会受到暗示、强化或者引发其将自杀想法付诸实施。而获取有关自杀的详细信息，如自杀方式、时间、地点、诱因等则会进一步增加其尝试自杀的可能性。例如失恋者会因为发现有人因为“失恋”而自杀，则可能起而模仿。
“枕戈待旦”有必要吗？
在在最近一次圣诞夜自杀事件之后的第二天8个小时之内，我们连续进行了三次危机干预，这三位有自杀倾向的同学都报告其了解到最近的自杀事件及其细节，并认真地考虑仿效。
去年11月，我们中心和斯坦福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联合举办了朋辈辅导的培训项目，主讲者Martinez教授在讲到危机干预时，给大家播放了一个中文视频，是去年在某高校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之后，某电视台前往现场采访的新闻。
Martinez教授不无困惑地向我们发问，
为什么中国会有这样的新闻，你们难道不知道报道大学生自杀会导致自杀传染吗？
为什么要这样详细地报道大学生自杀呢？
媒体为什么会关注并报道大学生（和其他人群）自杀事件呢？
从传播的角度，显然是因为公众关注。而媒体是负有向公众传达信息的责任和利益的。
那么为什么公众，也就是我们，会如此关注自杀的信息呢？
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从文化层面，我们并不排斥自杀。在西方文化中，自杀是被否定的。因为西方的宗教传统中，自杀是绝望，绝望是对神的最大的背叛，即放弃对上帝的无所不能的信仰。所以，自杀是最大的原罪（sin）之一。而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自杀并不那么负面，甚至我们倡导舍生取义，例如田横五百士的故事。有的时候，一个人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以自杀来赎罪，或者自证清白是被肯定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即是典型例子。
从社会层面，当今中国进入了一个所谓社会转型期，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我们都普遍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焦虑。这使得我们在遇到社会事件后，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会将其归因于最糟糕的可能性，归因于我们所感受到的社会不公现象。富士康事件即是典型例子。
而在心理层面，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就发展出对危险、死亡信息的会更加敏感和关注的倾向。有心理学家提出适应性的保守假设，即人对某些事物、情景和现象表现出过度的恐惧和关注，甚至有过度反应。而这种对负面、有威胁的信息的关注是有利于生存的，因为在同样的危险环境中，能保持警觉察觉危险信息的人显然生存的机会更大。
那么，我们有知情自杀的权利吗？新闻媒体有报道自杀的自由吗？
我认为，首先，如果不恰当的新闻报道会引发过度的负面情绪甚至自杀行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么，关注和传播的自由需要让位于生命的自由。
而另一方面，公众和新闻舆论对负面信息的关注，也是对各级政府处理社会矛盾工作不满的结果。我们的政府、社会则负有更大的责任来增加每一个公民的安全感、公平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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