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认定病人和症状的出现
在家庭框架体系内，单个家庭成员的行为如果忽视其发生的背景则是不能理解的。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问题得重新考虑。不是把问题根源或症状表现看作是从单个“病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而是仅仅把个体看作是症状的替罪羊——被认定病人（IP)——它实际上表达了家庭的失衡或功能失常。也许IP正在表达的是其他家庭成员正在思考和感受的，但是不能或不敢承认。或者IP的症状性行为（药物成瘾、精神分裂、脾气暴躁、逃学）转移了对其他家庭问题的注意力？这里的要点是把症状性行为或问题行为看作人际的、多重决定的，以及从家庭背景中引发出来的。
持机能主义观点的家庭治疗师可能把家庭成员中症状的意义和功能看作是家庭已经变得不稳定并且正试图适应或重建平衡的信号。症状有助于维护家庭稳定因而具保护性目的（实际上，功能失调的家庭需要一个生病的成员并且为了家庭健康的缘故乐意牺牲那个人）。这种观点自其产生之日起已经成为家庭治疗理论的基础。家庭治疗先驱萨提尔（Virginia Satir,1967)主张,一个患者的症状可能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信号，即他或她正在反应家庭的失衡并且正在扭曲自我的成长，因为他在努力吸收和减轻“家庭的痛苦”。也就是说,在这种观点看来，1P的症状可被看作是有助于减轻家庭压力并且将家庭带回到一般行为的正常轨道上来的一种稳定机制。在这个意义上，1P的行为可能建立在帮助其他家庭成员的愿望上，尽管这未必是一个有计划的或有预谋的。例如，哈利(Haley,1979)就描述了一群受到困扰的年轻人，他们不能离开家庭而愿意牺牲自己来保护和维持家庭的稳定。在鲍斯泽门伊-纳吉和乌尔里克（Boszormenyi-Nagy & Ulrich,1981)看来，当一个孩子“感到有义务借威胁或破坏来保存父母及其婚姻”时，家庭忠诚就可能激起症状行为。维持症状以保护其他家庭成员当然不只限于儿童及其父母，也可发生在婚姻伴侶之间(Wachtel &Wachtel 1986)。
其他家庭治疗师，例如S.米纽钦(Minuchin & Fishman,1981)视症状行为为家庭对压力的反应以及不能适应正在变化的情境的结果，它不一定是用来维持家庭平衡的保护性措施。在这种观点下，所有家庭成员具有平等的症状性，而不管家庭如何努力地将问题定在某一个家庭成员身上。米纽钦（Minuchin)认为1P的症状根植于功能失调家庭的家庭交互作用上。当要求产生新的行为时，正是这个有问题的家庭结构或不灵活性将症状行为保持在IP身上。变化要求治疗师理解产生功能失调的交互作用的家庭背景，然后与家庭成员一道作为一个团体共同致力于改变现存的背景，以允许新的交互作用的可能性出现。正如米纽钦和费施曼（Minuchin & Fishman,1981)所主张的：
家庭治疗师是背景环境的放大者，他创造了一个背景，可以在其中进行不熟悉的、没有经验的探索。她坚定支持家庭成员并跋勒他们去做以前在家庭系统中被限制的行为实验。随着新的可能性的出现，家庭組织变得更复杂并且逐步展出更多可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第15—16页）
瓦茨拉威克、威克兰德和费舍（Watzlawick,Weakl and Fisch,1974)提出家庭成员症状的出现和保持较少具有目的性的观点，他们认为症状或问题起源于相同的、有缺陷的问题解决办法的反复使用，而不是家庭系统功能失常的征兆。他们相信问题或症状之所以产生和维持的原因是个体反复地试用一个并不起作用反而使问题变得更糟的解决办法，最终，那个未遂的办法一旦照旧重复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这些作者主张如果要减轻症状行为的话，家庭治疗师必须帮助家庭找到对原初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
后现代观代表一种对这些以控制论为基础的观点的突破，它提出了与症状行为有关的意义的怀疑。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家庭成员的问题必然映射出家庭潜在冲突的观点。在建构主义者①看来，家庭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并发展关于他们自己的信念；这些建构又反过来组织他们的经验，并在塑造他们的生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那样的故事开始代表着占优势的、沉重的叙事，使他们相信自己的选择受到限制并注定重复他们的自我击败的行为。
①建构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盾现代观点 (Becvar, 2000)在解释“我们是怎样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问题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有影响力的认识论。前者主张我们的每一个观点不是对世界的精确复制，而是在我们有关人类假定这一限定性条件下的视点。后者主张我们不可能感知一个真实的、客观的现实，另外我们所建构的理实是受语言调节的，并且是被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及文化上共享的假定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事先既定的、有关我们社会的观点并借助于语言来体验现实。
在M.怀特（Michael White,1989)看来，家庭对症状行为感到压抑而不是被保护和被平衡。他的治疗是叙述治疗的一种形式（见第十四章），特别是他提出的解构问题,代表一种与家庭的合作：旨在帮助家庭探索其正在进行的故事,并与他们一起共建新的故事(包含有新的可能性和新的视角和存在方式）。通过以这种方式重写家庭故事，新经验就有了可能。怀特让家庭成员联合起来从压抑的症状中重获对生活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他相信家庭可以视自己为一个健康的单位，努力与外部的问题抗争，而不是视自己为天生有缺陷的、无能的一群人。
次级控制论
正如前面提到的，后现代主义临床观要求创造这样一个治疗环境：治疗师和家庭成员一起分享主观的观点、概念、信念以及各成员对家庭经验的解释。随着成员表露新的信息，家庭就有了重新看待现实的自由，使之可以尝试不同的家庭叙事方式。后现代家庭治疗师（Hoffman,2002; Andersen,1991)都是次级控制论的拥护者，这种后系统（post-system)的控制论主张没有外在的、独立于系统的观察者，任何试图观察和改变系统的人都被定义成既影响系统反过来又被系统影响的参与者。（相反的，初级控制论范式包含两个独立的部分——治疗师系统和问题当事人系统——其中治疗师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是一个试图从外面通过干预而促成家庭改变的专家。）
第二控制论主张，家庭治疗师在做家庭治疗时必须意识到各个体的存在，各有其关于现实的观点和对家庭的描述。因此，这些控制论者强调绝对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对家庭客观的描述只是一种社会建构，所表述的更多是描述者的而非家庭本身的。家庭的“现实”并不是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来揭示的，而是通过家庭成员的社会交互作用而发生的共识（Real,1990)。
在这个新观点看来，一个家庭是由多种观点组成的（多种现实），而治疗师不再被看作是问题情境的外在观察者（或专家），在构造被观察的现实上也起一部分作用。治疗师并不操纵家庭及其问题，他或她就像任何单个家庭成员一样能够揭示家庭及其问题的“真相”。正是与其他参与者一起，治疗师看见家庭存在的就是他或她关于家庭及其问题的一套特定假设的产物。每个家庭都有多重“真相”，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真相”。于是，治疗师再也不能将任何一名家庭成员的观点看作是只有治疗师（或特定家庭成员）能看到的、对家庭现实的某些假定正确的解释的歪曲。
在这种观点看来，人被看作是系统观察者，并运用语言来描述、区分和刻画系统。但是既然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客观的世界，那么每个家庭对现实的解释就被个体或家庭本身所叙述的“故事”所限制。这些“故事”不仅反映而且更重要的是给家庭经验赋予定义和意义。从那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自我永存的。倡导这种观点的人主张我们应该讨论“一致性检验”，而不是讨论一个家庭的“现实性检验”。于是，后现代视野中的家庭治疗就变成一种邀请治疗师参加进来的一种家庭“对话”。治疗师和家庭一起生产一种新的叙事，有效地改装那种将家庭拖入家庭治疗的病理性故事(Doherty,1991)。
从19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一些与贝特森(Bateson,1972)控制论思想产生共鸣的家庭治疗师开始注意这些人的理论：智利生物学家马特拉纳（Humberto Maturana,1978),认知科学家瓦瑞拉（Francisco Varela,1979),控制论学者H.冯.弗斯特（Heinzvon Foerster,1981)和认知心理学家E.冯.格拉塞弗尔德(Ernstvon Glaserfeld,1987)。他们都呼吁放弃那种认为一个活生生的系统可以被观察、被客观研究和从外部改变的简单控制论观点。相反，他们将观察者置于被观察的位置。家庭治疗师,诸如霍夫曼（Hoffman,1990)把大量的这类思想应用到治疗工作中去，采用次级控制论模型（其中，正在观察的治疗师是被观察的家庭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循环回路的一部分），与家庭成员一起共建生活的意义。洽疗师不是提供家庭问题的答案，而是与家庭成员一起探索意义，并在此过程中“重写”生活和相互关系。
当初级控制论的治疗师主要将家庭系统看作是机械系统的类似物时，这些次级控制论学者主张活生生的系统不应被看作是可从外部着手编程的客体，而应是一个自我创造的、独立的实体。斯罗维克和格瑞费斯（Slovik Griffith,1992)坚持认为后者的集体努力代表了一种对批评家感到可能予以控制、操纵和独裁干预的技术和策略的危险的强烈反应。如霍夫曼(Hoffman,1990)所述：
家庭治疗中初级控制论观点假定，运用这样或那样的技术来影响他人或家庭是可能的：我安排你、我教你、我指导你。次级控制论的观点则意味着治疗师将自己视作必须改变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置身事外(第5页）。
大部分家庭治疗师用某种方式继续实践着控制论方法，尽管大量关于问题家庭和功能失调家庭如何更好地受助和改变的争论仍然存在。家庭治疗师是一个外部专家吗？是一个强有力的、负责变化的代理人吗？是一个进入家庭进行观察、扰乱通常的交互作用模式，然后设计策略来改变家庭不断重复的自我挫败模式的人吗？或者他还是改变过程中的必需部分——带着他或她自己的“现实”，通过治疗性的会话和对话，希望通过改变家庭前提和假定来赋予新意义并最终创造一种新的背景？家庭治疗师应该是行动导向的并推动行为改变呢，还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语言怎样为人创造一个新现实上？米纽钦(Minuchin,1991)对新模式关于制度和社会经济条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程度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贫困家庭就已经被剥夺了重写他们自己故事的很多权力。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