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威廉·施戴克在这个杂志上已经处理了几乎无穷无尽的关于移情的话题。我想在接下来的几页里加入一些我的解释，来解释移情在一个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是如何被必要地带入，而且在其中是如何扮演一个常见的部分。
必须要指出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其先天的性格影响与后天在其早年生活中施加给他的影响，通过这两者的结合，个体就已获得了一种主导他性生活的个人特有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存在于在他陷入爱河之前他已经设下的前提条件中，存在于他所满足的本能中，存在于他在满足本能这条路上给自己设下的目标当中。①这种产物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刻板的模板（或者是一些这样的模板），这种模板在个人人生过程不断地重复，不断地重新复制。就外在环境和他所允许的所恋爱的对象而言，这些也并非完全不受最近经验而改变的。现在，我们的观察表明，那些决定着性生活进程的冲动中只有一部分已经经历了心理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部分冲动直接指向现实，它是受个人意识控制的，并且组成了个体意识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力比多冲动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阻碍，它被排除到了个体意识之外，并且远离现实，并且除了在幻想中，它的进一步扩展也受到了阻碍，它只能完全停留在无意识当中，因此它不能被个体意识所知晓。如果某个人对于爱的需要不能完全由现实来满足，那么这个人被束缚于一种力比多性的引导性观念，从而去接近每一个他所新遇的人；很与可能的是，力比多的两种冲动部分，可以成为意识的部分以及无意识的部分，在形成那种态度（接近每一个新遇到的人）的过程中两者都会加入。
如此说来，某个不完全满足的人的力比多精神灌注，也就是已经预先固定的精神灌注将也会指向医生的形象。这一点是完全正常并且容易理解的。依据我们更早的假设，那么精神灌注将索求原型，它将它自身依附于一种刻板模板上，这种模板在主体那里呈现出来。或者通过另一种方式，这种精神灌注将引导医生进入患者已经形成的精神“系列”当中去。
如果“父亲意象”（倾向于荣格的术语）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结果将完全符合主体与医生之间的现实关系。但是移情不仅仅与这种单独的原型联系，它也与母亲意象或者兄弟意象有联系。如果我们记得这种移情明确地不仅仅是由意识中的预先观念设定的，同样也是由那些隐藏的，或者说无意识的预先观念所设定的；那么对医生的移情的独特性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移情在数量和种类上，都超过了任何一种可以被证明为建立在明智而合理的基础上的事物。
只有两点仍然是没有获得解释的，而这是精神分析所尤其感兴趣的。除此之外，在移情行为中已经没有任何更多的东西值得讨论或者担心了。第一，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神经症主体在分析中的移情比起其不再分析中更加强烈；第二，为什么分析中的移情表现为一种对于治疗强有力的阻抗，然而在精神分析之外，它又可以被视为一种治疗的载体和成功的条件？我们的经验已经向我们展示（这个事实经常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那就是如果一个病人的自由联想失败了①，那么这种中断肯定是由于在联想到了医生自身或者一些有关医生的事物那一刻病人要保证处于主导地位，从而中断了联想。一旦给出了解释，这个中断就不存在了，或者是情景就从联想失败之处进入到了联想消退之处。初看之下，在精神分析中，移情作为一种方法比起它在其他地方作为一种获得成功的最强大的因素，在这里好像是一种劣势，它将自己改变以变成阻抗最强有力的载体。然而，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检测这种情况，我们就能至少清除掉我们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那就是：在精神分析中，移情表现得更加强烈而且缺乏控制，这并非事实。在那些非精神分析取向治疗神经症的治疗体系中，我们能观察到移情正在以以一种最不相称的形式最强烈地表现出来，以至于成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心理束缚，此外还表现出一种很明显的情欲色彩。加布里埃尔·路特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在一本相当卓越的书里描述了这种情况。而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显露出了对于神经症②的起源和本质相当清楚的深入洞见。因此，这些移情的特征不能归因于精神分析，而是神经症本身。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移情在精神分析中表现为阻抗，这个问题是现在还未触及到的；我们现在必须更加仔细地看看这个问题。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治疗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状态。任何一种神经症疾病的开端的不变的且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都是需要有一个过程。这里荣格给了一个合适的名称，即“内倾性”。这就是说：可以进入意识并且指向现实的那一部分力比多减少了，而远离现实的且无意识的那部分力比多，尽管它可以进入主体的幻想中，但仍然属于无意识领域。这部分力比多成比例地增加了。这些力比多（不论是全部地还是部分地）已经进入到了退行的过程中并且使得主体的婴儿期意象得以重现②。精神分析治疗现在要跟随着它，力求追寻着这部分力比多，使其能够进入意识领域并最终服务于现实。在精神分析的调查要求力比多撤回到它所隐藏的那个地方，一场斗争必然会要爆发；为了保护事物的新状态，一切导致力比多复归的力量都会变成对分析工作的阻抗。因为如果力比多的内流或者说退行没有被一种主体与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由对满足的挫折而定义）的特殊关系而保证，如果连一种暂时的替代满足都没有，那么它就几乎不可能发生。但是从这个来源诞生出的阻抗既不是唯一的也确实不是最有力的。任凭主体的人格所利用的力比多时常受他无意识情结（或者更准确一点，那些情结当中属于无意识的部分）吸引的影响，而且它进入退行过程，这是因为现实的吸引已经减小了。为了解放这种力比多，必须克服无意识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无意识本能的压抑和同时在主体那里建立起来的这些本能的产物都必须被清除掉。这就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部分阻抗的起因，这种阻抗常常致使疾病即便在脱离现实之后失去了暂时的理由却仍然存在。精神分析就是要和从这两方面起源的阻抗做斗争。每一个单独的联想，在分析中每一个个人的行为都可能可以归结到阻抗之上，并且可能表现为在一种在努力恢复健康的力量与我所描述的那种反对恢复的力量这两者之间的妥协。
如果我们现在跟随着一个病理的情结，从它意识（不论这在症状的形式中是明显的情结还是某种不显眼的东西）层面的表现到其无意识根源，那么我们很快将进入一个领域，在那里阻抗可以很明显地被感受到，那就是接下来的联想必定会遇到阻抗，而且它以与分析工作的要求相妥协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在这个时刻，在我们经验的证据这里，移情现身了。当任何处在情结材料中的事物（在情结的主题中）合适被转移医生的形象中时，移情便出现了；它产生了接下来的联想，而且通过阻抗的标志而展示出自身（例如，用一种停顿的方式）。我们从经验中推断移情的观念在其他任何可能的联想之前就进入了意识中，因为它是满足于阻抗的目的的。这类事件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不尽其数地重复出现。一遍又一遍地，当我们接近到病理情结时，情结能够变成移情的那一部分首先就被推入进了意识中，而且变成一种最顽固的防御。①
克服这个困难之后，克服情结的其他部分就几乎没有更难的困难了。分析治疗持续的时间愈长，病人愈是能认识到病理材料的扭曲无法凭借他们自身而使其避免被揭露出来，病人会更一贯地利用这这一类明显能提供给他最大好处的变形物，即通过移情而扭曲。这类情况往往倾向于一种情景，那就是最终每一个冲突都在移情的领域内以斗争解决了。
如此说来，精神分析治疗中的移情总是首先作为一种阻抗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向我们展示出来，而且我们可以推断移情的强度和持续程度都是阻抗效果以及其表现。当我们追溯移情的机制到还保留着童年期意象的力比多的准备状态时，它就被处理了，这是确实的。但是，在治疗中移情的部分只有在我们深入到它与阻抗的关系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
移情作为阻抗的载体是如此的合适，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也许认为答案可以毫无困难地给出来。因为很明显的是，如果任何一个被禁止愿望冲动在恰好是这个冲动指向的那个人面前被揭露出来了，那么当事人是特别难以承认的。如此一种必要性在现实的情景下几乎不可能发生。但是明确的是，当病人使自己情感冲动的对象与医生吻合的时候，这又是他企图的。然而，进一步的思考表明这种表面上的获益无法给此问题提供一个解答。事实上，一种深情的关系以及一种献身式的依赖相反可以帮助一个人克服一切做出承认的困难，在类似的现实情境中，人们经常说：“我在你面前一点都不感到羞愧，我什么都可以跟你说。”如此一来，对医生的移情好像只是简单地促进病人的承认，而为什么它让这事变得更难了？这却不是很清楚了。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在这几页中重复很多次了，然而它没有得到进一步思考，反而达到了当我们检查乙肝独立的移情阻抗时所发现的某些东西。只要我们还简单地思考“阻抗”，我们就会发现最后我们还是无法理解移情是如何被阻抗利用的。我们必须思考区别“积极移情”和“消极移情”，一种是深情的感觉的移情，一种是敌意的移情，而且对于这两类对医生的移情要分别对待。积极移情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友谊性移情和深情性移情，这种深情性移情可以被意识所接受，而且这种移情所延伸的那些情感会进入无意识当中。对于后者，精神分析展示出它总是起源于性欲。如此说来，这就引导着我们发现一切有关同情，友谊，信任和喜爱的情感关系，即我们在生活中能从中获益的情感关系，从遗传的角度来讲，他们都与性欲有关。通过对性目的的软化，他们便从纯粹的性欲望发展出来，然而单纯无邪的他们就可以出现在我们的意识的自我认知中。
如此说来，对医生的移情是否适合作为对治疗的阻抗，这个难题的解答就仅仅依赖于这是一种消极移情还是一种受压抑的性冲动的积极移情。如果我们能通过使移情进入意识中从而消除它，那么我们就将从病人那里分离出情绪行为的这两个部分；其中另一部分，也就是被意识许可并且是无可非议的部分就能够保留下来并且就像在其他疗法里面一样，它可以有利于精神分析分析的成功。到了这种程度时，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精神分析的结果依赖于“建议”。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就像弗伦兹（1909）所理解的那样，建议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通过在他的案例额中可能出现的移情现象的方式存在的。为了让病人完成他心理的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作为必要的结果能给他的心理状态带来永久的改善。我们通过给出建议来照顾病人最终的独立。
我们所提出的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移情的阻抗现象仅仅出现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而在其他形式的治疗中却无关紧要（比如，精神病学体系中）。答案是他们也在其他情景下出现了，但是在那里他们没有像这样一样被认识到。消极移情的爆发其实在其他体系中也是常见现象。只要病人被这种消极移情所控制了，他就会离开治疗，而不会有改变或者病况复发。而色情移情在其他体系治疗中没有如此受抑制，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它被掩盖了而没有被挖掘出来。但是它依然很明显地显示为对疾病痊愈的一种阻抗，而确实不会使病人退出治疗，相反的是，它使得病人持续治疗，却使得他离现实生活很远。因此，对于康复的观点，问题不在于病人在治疗中是否克服这样或那样的焦虑或是压抑，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能摆脱焦虑。
消极移情是值得细致考察的，而这无法在本文的限制内给出。在可治愈的神经症那些形式中，我们发现一种深情的移情与之并存，而这种移情时常同时指向同样的人。布洛依勒创造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术语“心理冲突”来描述这种现象①。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冲突这种感觉似乎很平常，但是高程度的心理冲突确实就是神经症人群所特有的。在强迫神经症那里，一种“一对相反的倾向”的分裂似乎是他们本能生活的特征，而且是他们神经症本质条件之一。神经症情感倾向的心理冲突是对他们利用移情而服务于阻抗的最好解释。如果移情的能力本质上被限制到了一种消极的移情当中，就像妄想狂的案例中那样，那么治愈或者对患者的影响将不再有可能。
然而，在所有这些反应里面，我们迄今为止只处理了移情现象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个主题的另外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形成了正确的欣赏方式的人，当他处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时，一旦他被任何一种重要的移情—阻抗所控制时，他就会把他与医生的现实关系抛到脑后。他将觉得很自在，于是便忽视掉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即把出现在脑中的一切毫无批判地报告出来。他将忘记他最初来治疗的目的，他将会去注意那些毫不重要的逻辑争论和结论，这些东西很快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任何一个人只要观察到了这些现象，他将会感觉到很有必要去寻求对于他这种印象的其他因素的解释，而不是那些我们之前已经提出来的解释。也不是这样的因素很难找到：他们在治疗对待病人的那种心理情景下再一次出现了。
在追寻力比多的过程当中，力比多逃脱了病人的意识。我们这时已经进入了病人的无意识领域。同时我们所发现的一些反应，以及它的一些特点，我们都在对梦的研究中所了解到了。无意识冲动并不希望像治疗所期望的那样被回忆起来，但是它却依照着无意识不受时间影响的特点和它幻想化的能力奋力地复制着自身。就如同在梦中所发生的那样：病人关注那些无意识冲动觉醒所带来产物，将之视为现实的；他努力将激情带入行动而又不在现实情景中采取任何行动。医生则试图让病人将这些情感冲动放到治疗与他生活经历的联系当中，对他们进行理性的思考，并且在意识中理解他们的心理意义。这种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斗争，理智和本能生活之间的斗争，理解和付诸行动之间的斗争只能在移情的现象中表现出来。在这个战场上，我们必须取得胜利——这胜利的表达就是对神经症永久性的治愈。对移情的控制展现出了精神分析最大的困难之处，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将病人所隐藏和遗忘的情欲冲动立即表现出来和明显化时，这些困难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只要这些都被说出来了，那么任何处在神志不清当中的人们就不可能因此而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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