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人格(moral personality)是当代西方道德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主题。20世纪90年代起，针对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理论未能很好解决知行关系的问题，Blasi[1]、Lapsle[2]和Walker[3]等研究者明确提出了道德人格概念，认为必须将道德人格引入道德心理学领域，才能更好地理解个体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为。目前该研究领域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对其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今道德心理学发展的趋势，并积极开展我国的道德人格研究。
一、道德人格的含义
许多研究者对道德人格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这些界定可根据其分析角度大体分为两类：“道德”视角和“人格”视角。
(一)“道德”视角
这一视角强调道德人格的道德特性，主要理论有Hogan的行为动机说、Blasi的道德同一性说、Higgins-D' Alessandro和Power的道德自我说等。
Hogan[4]从其社会分析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道德人格的行为动机说。他认为，我们的道德倾向受到生物机制和适应于种族进化的需求的驱动。道德通过调节行为来使我们适应于社会文化。在Hogan看来，道德人格是包含了多种行为动机的人格结构。要理解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必须要分析其潜在的人格结构。与科尔伯格强调理性在道德中的重要性相比，Hogan强调非理性和无意识动机的作用，认为遵从规则是本能性的生物主体的适应性活动。
Blasi[5]根据其自我模型用道德同一性(moral identity)来理解道德人格。根据Blasi的观点，具有道德同一性的个体的自我是围绕着道德承诺(moral commitment)组织的。当道德承诺对于自我理解是主要的、重要的和本质的，且遵照这些界定的承诺付诸行为时，一个人就具有了道德同一性。行为与同一性是否一致就涉及道德人格。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道德人格：(1)强烈的意志，由在维持有效行为中具有工具性作用的稳定的倾向组成，如延迟满足的能力和控制冲动的能力等；(2)良好的意愿，是指向道德的深层的、核心的情感性和动机性倾向；(3)个人道德，人具有先天的道德责任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寻求自我本性。最近，Blasi[6]又对其观点进行了扩展，认为可以通过分析三类品德来揭示道德品格中隐含的相对稳定的人格倾向：(1)意志力，指自我控制的意志，是一系列密切联系的认知技能的结果，包括设定目标和正确判断前景等；(2)完整性，指人们对自我感的承诺，是一个人根据自己建构的自我感，有意识关注并且有意避免言行与承诺间的不一致；(3)道德追求，指与道德动机紧密相连的道德观念，是个人坚持和决定要做的。在Blasi看来，道德追求是个人化的和情感性的动机力量，是道德人格的核心。道德追求引导着意志力和完整性，为之提供道德意义。
Higgins-D' Alessandro和Power[7]把道德人格理解为负责任的道德自我，责任将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联结起来。道德自我的这种责任表现为：关注个人行为的后果；具有积极和消极情感，这些情感能够影响个人行为或导致预期的后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个人行为的积极和消极后果、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认识到个人的行为是个人的，即使这些行为可能受到超出个人控制的事件和力量的影响；相信一个人的决定和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自己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意义；等等。
(二)“人格”视角
该视角从人格的结构分析入手来理解和研究道德人格。当今的人格心理学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特质/倾向取向，强调人格的特质/倾向结构，认为存在较为普遍的潜在分类系统；二是社会认知取向，强调人格的认知-情感结构，关注图式、脚本和原型等社会认知单元的作用。与此一致，道德人格研究的“人格”视角也分为两类：Walker等的人格特质观和Lapsley等的社会认知观。
Walker等从人格结构的特质观出发，把道德人格理解为与道德有关的特质或倾向。他们对道德榜样的人格特质进行了系列研究，发现道德榜样的人格特征可聚为6类：原则性的—理性主义的、可靠的—忠诚的、正直、关爱—值得信任的、公正的和自信的[8]。Matsuba和Walker[9]提出应当从三个角度入手对道德人格进行系统评定：(1)倾向性特质，是跨情境的、概括性的、稳定的特质或倾向，如大五人格特征；(2)特征性适应，是在特殊的、短暂的情境性角色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属于人格的动机性和策略性方面，包括合群性、繁殖感和个人成长等；(3)生活叙事，是个体同一性的心理建构，以产生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包括早期优势和生活经验的变化等。这里的系统评定实质也是以特质论为其理论基础之一。
Lapsley和Navaez[10]对人格的特质取向进行了批评，提出了道德人格的社会认知观。他们指出，人格倾向并没有表现出特质理论所预期的跨情境一致性，也未阐明情境因素对特质倾向的影响，忽视了情境中个体行为一致的复杂性。人格的特质取向只能说明道德人格的“已有”(having)的一面，而不能说明道德人格的“正在发生”(doing)的一面。他们提出，道德人格最好被理解为解释社会事件时道德图式的习惯可及性(chronic accessibility)。具有道德同一性或道德人格的人，其道德图式在社会信息加工中是习惯可及(经常被使用)和容易被激活的。正是由于道德图式是习惯可及的，道德榜样不需要科尔伯格所说的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就能进行自发道德推理，进而自动实施行为。
二、道德人格的发展
不少研究者在探讨道德发展或道德品格的发展时直接或间接论述了道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其中，Blasi的研究最为突出。
Blasi[1]通过访谈研究确定了四类心理同一性，基本描述了从儿童晚期到成人期道德人格的发展，并反映了个体认为的同一性在人格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个人具有此类同一性的程度。这四类道德同一性分别是：(1)社会角色同一性。自我感散布于一个人的行为、角色和关系之中，并通过简单的特质加以描述。同一性是根据外部特征(如，体貌、一个人拥有的关系)来界定的。例如，真诚意味着以通常的方式行为或在行为中表现出真实，但是作为一致性中心的自我的“内核”还未确立；(2)观察到的同一性。自我从行为中提取出来，并从其他心理过程中浓缩、剥离和分化。它可被称作一个完整的整体，由内部的、先天倾向性的、不可改变的心理特质组成。“真实的自我”是内在的、不受他人影响的，且有自发的情绪和感受。在这一阶段，真诚意味着以与真实的内部自我感相一致的方式行为；(3)同一性的管理。自我仍然是内部的心理实体，但不包括太多的自发思维和感受，而是包括价值观、理想和承诺。此时，真诚意味着以足以反映感受到的承诺的方式行为。同一性不是“先天性倾向”或被观察到的东西，而是在行动中达成的。一个人具有责任和职责根据理想来塑造自我。如果行为与承诺和理想相矛盾，那么自我就是背叛的；(4)作为真实性的同一性。自我面临着关于一个人的目标、承诺、理想和信念的确定性的丧失。人们认识到，一个人具有相互冲突的理想和目标。一个人试图将自我从传统的观点和原型中解放出来，以保持独立性和自我完整性。自我的一致性现在是通过以下方式完成的：朝向自我和世界的“广阔的胸怀”，对经验的开放，以及愿意确认责任以认识关于自我和世界的本质。
Blasi把道德追求看作道德人格的核心，而道德追求在本质上是道德意志(moral will)。因此，他又以道德意志的发展来分析道德人(品)格的发展，认为道德意志的发展需经历下述七个阶段[6]：
阶段1：儿童经常体验到相互冲突的欲求，但是他们不能将自己与这些欲求区分开来、或对这些欲求进行选择。他们的有意行为遵循的是更为直接或迫切的欲求。这时不存在意志。
阶段2：基于关于先前欲求满足的记忆，儿童希望再次体验某一具体的经验，从而从事某种行为。在追求自己喜好的欲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中，儿童开始形成意志：他占有现有的欲求，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的意志是具体的——只针对于当前体验到的欲求。
阶段3：意志逐步扩展：它在越来越多的具体情境中占有越来越多的具体欲望。儿童意志的特征是极度零散化。
阶段4：行为和欲求的范畴成为意志的对象。意志有点条理化。即使如此，意志仍未完全脱离具体经验的水平。道德追求是存在的，但仍然是具体的、没有分化开来的。道德意志是很少的。
阶段5：价值范畴从善和美等具体的欲求中抽象出来。许多人开始认可并接受道德价值和其他价值。道德意志与其他意志相互竞争。道德是自我概念的一个方面。
阶段6：有些人希望某些具体的道德追求成为普遍的，尤其是当这些追求与被拒绝的欲求相冲突时。道德追求成为真实的品质，并使得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井然有序。可以说这些人具有了道德品格，但是，重点仍在于避免被拒绝的欲求。所以，常人的生活和自我概念还是根据各种欲求和价值来界定的。
阶段7：对有些人来说，特定的品德或一般的道德追求成为基本的关注内容，道德意志围绕这些品德进行建构。同时，这些人对道德的“全心全意的承诺”产生了核心同一性和整体的意志。对他们来说，以不完全道德的方式行事是不可思议的。
Blasi尤其强调两点：一是道德人格或道德意志的发展离不开认知和动机系统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为基础，道德人格或道德意志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阶段3到阶段4的发展。要实现这一转变，在认知方面，儿童要形成行为和经验的范畴，并标之以“好的”、“坏的”等；在动机方面，儿童要重视事物的某些内在价值，这是儿童理解客观价值及其规范的基础。二是这些阶段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必须的。前五个阶段是所有儿童都共有的：作为正常心理发展的一部分，根据稳定的欲求和价值形成某种意志及其结构。但是此后有些人并不一定以道德价值作为其自我感的核心，这样最后两个阶段只属于部分人。他们把道德作为其价值的主要源泉，并依据道德组织自己的意志和确立其同一性的核心。由此可见，在Blasi看来，道德人格并非人人具有。
三、道德人格的神经生物基础
Navaez[11]借鉴了MacLean的三重脑理论(Triune Brain Theory)，提出了三重道德理论(Triune Ethics Theory)，并结合神经生物学、情感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道德人格的神经生物学基础。MacLean认为，大脑有三个基本结构：爬虫类脑(reptilian brain)，位于前脑的底部、运动皮质区的上部；古哺乳类脑(paleomammalian brain)，即边缘系统及其相关结构；新哺乳类脑(neomammalian brain)，主要指的是新皮质和丘脑结构。越来越多的情感神经科学的研究确证了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Navaez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三类情感性的道德倾向：安全道德(the Ethics of Security)，即通过安全措施、维护个人和内部统治来自我保存；情绪卷入道德(the Ethics of Engagement)，即通过关爱和社会联系与他人发生情绪卷入；想象道德(the Ethics of Imagination)，涉及运用推理能力来适应持续的社会关系，并超越于当前的利害相关。这三类道德均具有一定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安全道德与MacLean所说的第一个脑结构相对应。爬行类脑与哺乳动物的某些行为有关，如地盘性、模仿、欺骗、争夺权力、维持常规、遵循传统等。安全道德主要基于这些本能。当自主和安全受阻时，所有的动物都会运用这些皮质下结构驱动的本能。安全道德被激发后会集中于这一方面：通过内部层级和标准的维持来获得身体生存。它力求遵循常规和传统，并常通过羞耻、威胁和欺骗的运用来加以维持[12]。安全道德能够达成安全的目标，但是易于使人变得残忍无情，且不能有所改变。一般说来，安全道德高度赞赏的美德或原则是群体内忠诚、服从和情绪的自我控制。高尚就是服从权威人物，或者实现传统认为有价值的任何目标。由此看来，安全道德在个体和群体生存中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其进化水平较低、受适宜性和私利驱动，是一种较为原始的道德表现。
卷入道德与边缘系统及其相关结构(MacLean所说的第二个脑结构)有关。这些结构被看作下丘脑—边缘轴上的内脏—情绪神经系统，能给爬虫类脑的功能增添情感色调，使其考虑内部和外部的情绪信号。MacLean认为，这些结构控制人类的情绪、个人同一性、持续经验的记忆以及一个人的真实感。情绪系统是卷入道德的基础，使得人们趋于亲密，比如游戏、恐慌(包括悲伤和社会分离引起的孤独)和关爱。它的功能是由照看者共同建构的，其形成离不开童年期的经验。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作为抚养经验的结果，婴儿会对主要的照看者形成强烈的依恋，而依恋关系和照看者在婴儿神经系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3][14]。就卷入道德而言，脑回路的正常形成需要适当的关爱。这是成功的社会卷入、文化成员和道德的功能发挥所必需的。如果关爱是足够的，那么卷入道德就会得到充分发展，并且会产生同情、心胸宽阔和容忍等价值观[15]。不充分的关爱会导致社会交际所需的脑回路、激素调节和系统整合的缺陷[16]。言而总之，移情等卷入道德在道德行为中具有重要作用。
想象道德与MacLean所说的新皮质和丘脑结构密切相连。丘脑—新皮质轴上的语义认知神经系统主要集中于外部世界，为问题解决和复杂学习提供能量。额叶被看作人类进化的顶峰，是人们进行审慎推理的源泉。对于道德而言，额叶也是最重要的。额叶在自由选择情境或模糊情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生命早期额叶的损伤会导致个体的反社会行为，并使其不能认识到那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前额皮质(PFC)尤其与道德有关，能够对来自外部世界和机体内部的信息进行整合[17]。前额皮质上的背外侧前额皮质(DLPFC)在公平行为中具有重要作用[18]，眶额皮质(OFC)能够控制冲动、调节情绪和预见后果[17]，而前扣带皮质(ACC)与毕生的情绪调节、移情和问题解决有关[19]。前额皮质及其特定单元历经几十年才能完全成熟，而且在生命的早期和晚期均很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破坏[20][21]。即使在生命早期得到很好的关爱，前额皮质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也易受到损伤。狂饮[22]和玩攻击性游戏[23]等行为会抑制前额皮质的激活，可能会损伤前额皮质。不成熟的大脑发展会影响道德表现。实际上，想象道德为超越于当前关系的社会感提供了一种途径，因而比前两种道德更具意义。
四、总结与展望
西方的道德人格研究已经取得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于道德心理学、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实践均具有重大意义。首先，道德人格研究丰富了道德心理学的研究，揭示了道德功能的深层心理机制。作为道德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转向，道德人格研究是对原有道德认知取向的扩展和补充，完善了对道德功能心理机制的认识：道德认知不能反映道德发展的全部，道德人格也是道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个体的道德行为不是道德认知单方面决定的，而在于道德认知和道德人格的共同作用。其次，道德人格研究吸收了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推进了道德现象的实证研究。科尔伯格采用两难故事法对道德认知进行研究，为道德现象的实证研究做出了典范。此后，不少人循着他的研究路线进行道德心理学的实证研究。道德心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然离不开对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积极借鉴。道德人格研究者尝试把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运用于道德心理研究，应该说颇有成效。再次，道德人格研究反映了人的真实内心世界，充实了道德哲学的心理基础。道德哲学探讨的是道德应然问题，而道德心理学研究的是道德实然问题。道德人格研究者从自然主义伦理学和心理现实主义道德哲学的前提出发进行道德人格研究，主张道德心理学必须反映人的真实内心世界，确证了人格因素在道德发展中的地位，这为道德哲学尤其是美德伦理提供了心理证据支持。最后，道德人格研究有助于更新道德教育观念，预示了德育实践的可能变革。当代的道德教育是主知主义的，其理论基础是科尔伯格等人的道德认知理论。道德人格研究发现了道德认知之外的人格因素的作用，提请人们应重新审视主知主义的道德教育，把道德认知和道德人格的培养都纳入道德教育，并在道德教育实践中充分考虑个体人格因素和情境因素。
从当今的道德人格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第一，应加强中国的道德人格研究。这既能丰富我国的道德心理学研究，更能顺应人格研究中国化的趋势。人格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中国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可以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但是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人格研究模式，人格研究必须要中国化。黄希庭教授[24]认为，人格研究的中国化即人格研究必须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客观地研究中国人的人格与行为，以揭示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和人格发展规律为特征。要加强我国的道德人格研究，一方面要积极借鉴国外成果进行大量实证性和神经生物学研究，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人格思想。
第二，应厘清道德人格的含义。目前对道德人格的含义界说不明确。一方面，道德人格的定位不明。道德人格研究者提出了道德人格概念并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未清晰说明道德认知与道德人格的关系。道德人格是一个与道德认知并列的成分，是一个能够包含道德认知的上位结构，还是一个与道德认知相互交融的范畴？另一方面，道德人格的表述不一。毋庸讳言，“人格”视角和“道德”视角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阐释了道德人格的含义。但是，两类视角之间缺乏互通，更何况每一视角内部的观点也是很不一致，如“人格”的特质取向和社会认知取向。进行道德人格研究必须首先要结合人格心理学的新成果厘清其含义。
第三，应注重道德人格的发展研究。虽然有研究者试图通过描述道德同一性等的发展来说明道德人格的发展，但是仍不能明确回答这些问题：道德人格的发展是连续渐进的，还是存在转折性的关键期？如何确定道德人格的发展变化？早期经验对于后期道德人格的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哪些因素可能对道德人格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虽然有些证据表明了人格发展的连续性特征以及个人—环境相互作用对人格的影响，但是还没有出现对道德人格发展的系统研究。今后的研究应当在道德发展的一般特点、影响因素和阶段特征等方面大做文章，尤其是要争取支持和进行方法改革来加强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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