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晓明
弗洛伊德在1912年给学者的回信,意味着精神分析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连接,似乎也意味着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东西方文化发生了第一次碰撞。但在这一次碰撞之后,其思想只有一些杂志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其方法在临床上也是尝试性的应用(SverreVarvin& Alf Gerlach,2011)。不管是因为其理论对性本能的强调,与中国的性禁忌无疑是很大的冲突,还是因为战乱,精神分析似乎很快被拒之在中国大门之外(郭本禹,2011)。1949年新中国建立直到1979年,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除了一些书籍的翻译出版,还有一些精神科医生将其理论尝试在临床上进行精神分析式的治疗实践,但在广度和深入上都未能得到更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各种西方理论涌入中国,掀起了一股西学热。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大学里开始传播,尤以高觉敷修订出版早年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1984)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87)为标志(郭本禹,2009)。此时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作为一个新生事务开始慢慢兴起。1983年、1990年、1994年有西方学者为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卫生工作者在中国开始举办精神分析研讨会和培训班,讲授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郭本禹,2009)。这是专门针对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工作者做的培训,他们开始尝试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使用其方法直接为大众提供心理健康服务。要特别提出的是1997-1999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在中国开启了第一个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精神分析取向的咨询师、治疗师。这个培训班的骨干学员,目前大多成为中国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界的领导者(SverreVarvin& Alf Gerlach,2011)。
随之精神分析培训在中国得到了逐步的发展,精神分析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与方法,更是透过这些理论与方法带进了西方的文化。中国心理治疗对话第二期的专刊主题“精神分析在中国”封面中弗洛伊德与孔子的头像,无不象征着精神分析进入中国,像两个智者的相遇,意味着一种东西方文化间更直接的相互碰撞。本文以试图以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适应理论的视角,探讨精神分析培训所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相容与冲突,探讨中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警觉西方理论带来的以知识、价值观为代表的文化侵入,以及如何发挥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进入使用过程中的优势,兼收并蓄,以此促进精神分析在中国建设性的发展。
一、 精神分析、文化殖民主义与文化适应理论
潜意识、人格结构理论等等(Gerald Corey, 2010)。有学者认为弗洛伊德的哲学是从生物的人出发,通过本能的中间环节,阐明精神发生和起源的哲学(范汉森,1988)。精神分析通过书籍、专业培训来到中国,更像一场思想启蒙,其哲学观点、文化视角无疑也不可回避的是一种西方文化的进入。而中国的国情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大众还缺乏心理健康的意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从理论到实践还多处于空白,一个发展了近百年历史相对成熟的学科与理论,到一个还几乎是空白的国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同时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当精神分析理论进入中国,也像一个弱势文化(只是一个心理咨询的学派)进入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
精神分析从诞生之日起,其不仅仅是一种用于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与方法,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等被写入西方哲学史、文学史中。精神分析的理论包含其人性观、决定论、本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