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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霍大同辞掉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去法国留学。一到巴黎，他就兴冲冲地想去拜会哲学家拉康，试图想师从拉康学习精神分析。然后有人告诉他，拉康已经去世5年了。
之前在故宫工作时，平日里他都去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借阅外文书。那正是全民文化启蒙的年代，弗洛伊德萨特的理论纷纷在迟到的东方还魂。没多久，他发现自己有失语症——和朋友讨论海外动向时，他使用的是颇欧化的长句。而在平时的文物工作中，历史系出身的他又被要求娴熟地使用古代汉语。这时候，一个朋友跟他提到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人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构成。”只有通过无意识，我们才能了解自己存在的真相。他为这句话怦然心动，觉得西方的“气”在西方，他得去西方接上那股“气”。
他的焦虑一直伴随到巴黎，在巴黎他去大学注册学习精神分析理论，又找到一位精神分析家吉布尔，进行了5年的精神分析。
分析严格按照拉康派的设置——一周三次，每次45分钟之内（时间可以很弹性，甚至两三分钟也可以结束），双方只以语言（交谈）为媒体。分析者在分析师的躺椅上，尽情地说出任何自己脑海中滑过的任何词语。分析师只有在他认为需要干涉的地方，进行快速的打断——分析师期待在那一片刻，让受到打断的主体意识到自己的“无意识”，并思考自身行为的原因。
刚开始，霍大同都没法用法语完整表达自己，分析师就让他用中文将自己的思想写下来，再解释这个中文词语为什么这么构成。
有次，他要将法文名字Michel（米歇尔）的中文写出来，发现自己怎么也写不对“歇”字，总是试图将右边的“欠”写到左边，尝试很久，总是写不对。后来他发现自己将“歇”字与蝎子的“蝎”混淆在一起，总觉得偏旁部首应该在右边。最后他意识到，也许在他的无意识里，分析师米歇尔.吉布尔就像一只“蝎子”，总是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动不动咬自己一口，让自己面对自己无意中表达出的“创伤”。这种顿悟让他意识到，精神分析中自由联想的有效性。
5年后，他克服了中西文化共存的分裂感，在写给国内的信件中，也逐渐不再有错别字了。那之前，他一直因为梦想成为贯通中西的思想家，每天焦虑于构建出一套震惊学界的理论。直到有一天，在躺椅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欲望，是想做一个临床的分析师，他原先的欲望瞬间就“掉落了”——这个瞬间，他突然感觉到自己不再飘在空中，原先的焦虑被颠覆了。他和他的分析师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他的分析是可以结束了。
1994年，他结束在法国的博士学业，回到四川大学，发愿要将弗洛伊德和拉康重新带到中国，通过临床解决中国人郁积已久的精神问题。
中国对弗洛伊德的译注早从1920年代就开始，商务印书馆的教育编辑高觉敷（1896-1993）在抗战之前就陆续翻译了一批弗洛伊德文本，尽管高觉敷翻译的主要目的是用精神分析来战胜中国的迷信情结，对他自己而言，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有点可笑。
但漫长的战争阻碍了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1949年，中国只有60位精神科医生，服务于大概5亿的人口。但在精神分析学界眼里，建国后的三十年，又是中国人精神创伤最凌厉的阶段——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持续的社会动乱不停撕开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脆弱防线：夫妻反目，有阶级原罪的子女为了前途必须和父母划清界限——这其中的压抑并没有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而得到缓减。
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里，驻华记者欧逸文曾经这样分析中国人对精神分析的抵抗：“普通的老百姓想尽快忘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穷苦太久，想回归正常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在一些时候是受害者，而在另外一些时刻，也曾迫害过别人。”
在霍大同想在中国建立精神分析的同时，英美精神分析已经经历了盛极而衰的态势。在1940年到1960年的20年间，因为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将自我心理学带到美国，美国的心理治疗中心翻了5倍，1955年的某期《新闻周刊》甚至宣称，每17个美国人就需要心理治疗。
1960年代，在“打倒父亲”的背景下，性解放运动催生了反权威、寻找自我的一代，但这一代显然没有经验应对一个失去权威的世界。1990年代，伴随着抗抑郁药物百忧解（Prozac）的兴起，美国变成了因描写抑郁症成名的女作家 Elizabeth Wurtzel 眼中的“百忧解王国”。
精神病临床领域逐渐更信任用药物减轻病人的症状，而精神分析在欧美也逐渐走入困境——毕竟完全依靠语言来解决症状的精神分析可能三五年都没法“摘除”病人的症结，在临床上，精神分析被证明对神经症（强迫症、歇斯底里等）有明显的帮助；而对倒错（如性倒错、恋物癖）和精神病的疗效却迟迟得不到证明。
1997年900万的美国人在进行精神分析，但只有不到100万人进行长期治疗。 2010年，有1/3以上的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是超过70岁，临床医生的数量证明这门学科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当霍大同回国时，他并非不知道自己面临的艰难局面。应用心理学在中国还处在微弱的起步阶段，四川大学当时都没有精神分析与治疗专业（直到2000年之后才在公共管理学院下面，设置了全国第一个精神分析的硕士点）。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昆明等地也有人积极向西方引进精神分析的技术，著名的中德班也从1998年开始，以定期邀请国外专家来华密集培训的方式培养分析家，他们更多地采用的家庭治疗、叙事治疗这些着重技术的方法。
但霍大同并不认可这些培训班的操作模式。精神分析在1930年代之后逐渐分裂成主要的两派：一派以欧美的自我心理学为代表，认为自我是独立自主的一套系统，每个人都是自我的掌控者，有精神症状的病人必须要重新建立自己强大的内核，抵御外部的精神创伤，而这动力，主要来自那个全能的主体——心理分析家。
另一派以法国的拉康为标杆，拉康认为精神分析的终点是，每个人直面自己根本的创伤，并带着这种创伤回到生活中去。拉康强调我们的欲望更多是来自于对他人的认同和想象，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也根本不可能实现欲望的满足。当个体对他人的欲望与他的自恋情结发生冲突时，主体就会经历分裂。这种分裂几乎是每个人共有的命运。
相应的，在欧美精神分析学派里，分析者和分析师处于一种不对等的位置，分析师虽然会允诺分析者通过自我的修正和强大，会重获生活的力量，但整个分析是建立在分析师的自我比分析者更强大的基础之上的。而在拉康派的实践里，分析者和分析师是平等的，分析师只是被“假设”为一个知道症结的角色，因而分析家干预很少，更重要的是倾听。
2
“分析者要自己努力找到自己的欲望，分析家仅仅是帮助他。分析者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他有能力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要把分析者看作软弱无力的、需要强有力的分析家来帮助他的人”。
今年（指2014年）6月，我们在霍大同简洁的分析室里见到他。因为高度近视的加重，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开始饱受青光眼的困扰。他最近刚刚停止过去18年里，雷打不动的每周为川大研究生们举办的拉康和弗洛伊德理论的研讨班——这个讨论班是国内唯一试图翻译拉康的法文原著、并试图将之临床化的集体。而拉康哲学的晦涩、繁复、几乎不可翻译的特点使得这项工作缓慢、谨慎地进行着。因为极大超出了大众、甚至专业精神分析者的阅读能力，他们翻译、多次校订的文本至今也没有很好的机会公开出版，但这也让他们在国内的同行中获得了“拉康派”的名声。
尽管半失明，霍大同的脸上仍浮现着普罗米修斯式的自信、甚至骄傲。作为在中国第一位给人进行专业精神分析的分析家，他以严格的“拉康派”的纪律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拉康派的分析家，与精神分析其他派别最显著的一点区分，是在对分析家经验的苛刻上。一个人即使完成精神分析理论的硕士、博士训练，他仍然不能成为专业的分析家——他必须找到一位分析家，对自己进行5年以上的分析；随后接受一个专家委员会的评判，才有资格成为分析师。
按照拉康派的规则，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充分、专业的自我分析（至少3年以上），才能摆脱分析过程中双方的“移情”和“抵抗”，不至于进行错误、主观的干涉。而在经获得专业分析资格之后，他必须要邀请一到两位督导（一般是更有经验的分析师），时刻检视自身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误区。
也因此，从1994年霍大同第一次为别人进行精神分析以来，他建制的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仅仅培养了22位专业的分析师——这样的速度和国内流行的通过短期培训、通过考试来获取心理咨询证书的扩张方式不可同日而语。
20年里，参加他的课程、 曾每周三次接受他的分析的人不下百人，但少有人坚持完成地自我漫长的分析过程。很多人分析不到一年，或是阅读了一些精神分析的文本，就觉得自己深谙分析技术，就公开为别人进行分析。
和现在一般精神病医院或者心理咨询中心接待病人、在半小时之内就会下一个“心理学诊断”的趋势不同，霍大同坚持的“拉康派”很忌讳对一个人“症状”的确定描述。
“每次和分析者初次碰面，我们大概知道他的问题会在哪个方向，知道他大概是属于神经症，还是精神病。但是你得把诊断放到一边去，忘掉那些判断，然后和他一起工作”，霍大同说，“我觉得你是一个独特的个人，我和你这个独特的个人工作，而不是和你的强迫症、和你的症状工作。”
也因此，拉康派在中国的临床，几乎是一种漫长的、看不到结局的“自我分析”，“可能三到五年，分析师才会有一个大体的诊断”。他们也会很警惕症状过快的消退，“我们不能期待过快的结果，不然那意味着他们的情绪和行为会有反弹，甚至走向极端。”
“弗洛伊德和拉康，是根据犹太教 、天主教的背景做分析的。他们的解决方案类似于犹太人信仰的方案。我现在提出的是针对中国人的解决方案，努力让他们获得内心空灵，通透，就像’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境界。最终，病人会描述自己内心的感觉，比如我感觉内心一片光明。”“焦虑被解除之后，没有噩梦，只有正梦了。”
霍大同也沿袭了拉康派的“弹性分析时间”。不同于（更偏重普遍技术和规则）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规定的45分钟，他将自己的分析时间最长设置在25分钟左右——“45分钟太长，25分钟能说足够多的东西了”，甚至有的时候，两三分钟就可以结束一场分析。
“我考虑的是，一个顿悟的过程。如果分析者有些东西冒出来，我可以让他在5分钟的时间停下来”，他说，“但这种出其不意的干预，既能让他们瞬间产生很多联想，但也可能会导致分析者的愤怒和创伤，尽管随之带来的，也会是一种理解。”
他的老师吉布尔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次他打电话与拉康预约分析。拉康说："Jeudi 2:30pm"，其中的Jeudi也可以理解为Je dis。吉布尔准时按响了门铃，拉康的秘书出来让她进去，大约十秒钟，拉康出来，引他进了分析室。拉康对吉布尔说：”谢谢你准时到来，再见。"前后只有几秒钟。吉布尔回家回想这句话，明白了自身的问题所在。于是以后虽然仍然准时，但是允许自己不那么准时。
霍大同说自己的分析风格属于“硬朗型”的，即对分析者的打断进行得比较早——在分析者的无意识冒出端倪的时候，通过一次“敲打”，让他获得一种顿悟；如果分析家属于“温柔型”，那么他介入病人的表达相对比较晚，这样做的一个劣势就是，病人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创伤——这样会导致症结会持续被掩盖。
“不要着急，慢慢来，保持节奏”，他会说。在拉康派看来，思维和情绪是有起伏的。分析家的每次介入、每次中止分析，都是在分析者的无意识里点上一个句点，通过这种停顿，分析者才有机会读懂自己的无意识。
他的一位女分析者，总是无法在常规的20分钟左右中介对话。每一次她都要将分析延长到25分钟，甚至更久。即使在十几分钟的时候，霍大同就暗示她，当天的分析可以停止了，但她无法控制自己在分析家觉得合适的时间停下来。 随着分析的深入，分析家知道她是家里的幺女。而她自己也坦白，每次被迫停下让自己很不舒服。
无意识正在揭开：分析者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肯停止说话的原因，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分析家那里也是最宠爱的一个“孩子”，因为在家里，年龄最小的她总是得到最多的宠爱。当意识到自己的动机之后，她也逐渐能适应分析家的节奏，并在生活里摆脱了类似的焦虑。
他毫不避讳自己将拉康“中国化”的过程。在他的分析者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农民家庭、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了自己生活的人，但这些人经受的西方教育和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往往很难共处，由此这些新的第一代中产阶级有着普遍的焦虑。
在霍大同这里接受三年以上的分析之后，他的大部分分析者在意识到焦虑的源泉之后，并没有选择像精神分析所鼓励的个人主义，告别父母的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相反的，他们大多仍然试图和父母重建关系、甚至将父母接到自己家中照顾孩子——虽然这种三代同居的结构是精神分析的理论最为反对的。
作为“中国精神分析原父”，他却对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敌意和漠视，抱有相当的宽容：“我们自身有很多是自己没法面对的，而精神分析是要将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就遇到了抵抗，人们没法面对自己内心的东西”。这似乎也印证了弗洛伊德的那句：“引发矛盾和产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
他的很多分析者也有因无法接受他的分析而停止分析，他也不愿意为迎合他们而放弃自己“硬朗的”风格，也不会直接挽留，诸如说服对方说分析进展得很好，希望分析继续。但是他也有间接的方式，当他们离开分析室时，他会说，“下一次分析再见”。
3
看到那个5岁孩子D的时候，赵旻就知道他不是医院判定的孤独症患者。
尽管除了基本能说出“爸”、“妈”、“幺幺”（爷爷）“奶奶”之外，D的单词量就剩下“阿姨”了。但赵旻发现他有足够灵活的身体语言，他基本能用手指出自己想要的，在玩沙盘游戏时，他的动手能力也很强。
和平时针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一样，她会先和父母做三到四次的交谈工作，了解这个家庭的历史、甚至史前史。D的家族史简略如下：父母从某市郊县外出打工，均是独生子女。母亲意外怀孕，双方的家长都给压力，说年龄大如果不想要以后都没有机会。D的母亲迫于压力，回去生养。从出生到现在，母亲一直在家照顾D。
在初步的几次沟通里，赵旻就发现D的母亲和D的交流基本是身体性的，没什么言语沟通。母亲也会分享一些家庭里的细节，提到自己经常因为D的表现动怒、揍他。当赵旻问她为什么什么都不跟孩子沟通就先动手，母亲说“我已经气坏了，已经说不出话了。”
与母亲嗜好动手相反，爷爷奶奶又相当溺爱D。和很多双独生子女家庭一样，每当D提出一个请求（有时甚至还没有表达一个请求），爷爷奶奶就已经周到地满足了他的欲望。
最终和D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很艰难，因为D基本说不出什么句子，赵旻无法像对待其他儿童分析者那样，要求他们边做沙盘游戏，边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动机。但在师从霍大同攻读精神分析专业硕士、自身又接受了7年多分析之后，赵旻对“无意识的工作”抱有极大的耐心，她坚信精神分析并不以最短时间之内消除症状为目标。
有一天，当她和D一起工作的时候，D开始坐在她的对面，这时候D突然爬上办公桌，指着赵旻的两腿之间，说了两个字，“幺幺”。赵旻揣测这两个字也许代表他想尿尿，又有点类似于他平日里说的“爷爷”。而在精神分析理论里，孩子在三到六岁之间是一个性感受的高峰，而尿尿、排泄都是和性感受有关的表达。但是赵旻显然不能直接问D，“幺幺”的具体含义，她只是说“下次你和妈妈一起过来工作，给阿姨讲一个关于’幺幺’的故事。”
母亲的解释帮助赵旻了解到这个家庭的一个重要背景。D出生到现在，夏天都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睡（因为担心母亲夏天过于裸露）。而D的爷爷奶奶也才刚刚到达50岁。赵旻的心里升起一个想法，D可能撞到了爷爷奶奶性交的场景。
“他可能撞到了一个原初场景。在这种情形下，他是被父母排斥到一边，而爷爷奶奶的关系又让他产生混淆。我们称之为代际的混淆”。
按照精神分析的方法，赵旻必须帮助D 重新建立对父母性别关系的认同。出于精神分析对儿童性欲的理解，赵旻在此进行了干预，她告诉5岁的D，“阿姨知道，关于小JJ那个地方，你已经有一些反应了。有一天，你会和你爸爸一样，娶一个心爱的女人做你自己的老婆，有你自己的孩子。你看，爷爷奶奶是因为结婚才有了你爸爸，你爸爸和妈妈结婚才有你。”
“这等于在无形中给他一个禁止，告诉他，奶奶是爷爷的妻子，妈妈是爸爸的妻子”赵旻说，“他需要建立自己正确的性意识。他要放弃既有的快乐，以获得更高水平上的快乐，或者在未来获得一个补偿（像爸爸那样拥有自己的妻子）”。
而D 的母亲后来说的一句话，成为激发D的症状减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着D的面，D的母亲告诉赵旻，在郊县，周围所有的人都劝她和丈夫再生第二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像这样的话，我就不可能再生下一个孩子。”
对D的分析于某年7月份开始，而到那年春节的时候，D的母亲欣喜地打来电话——在春节的KTV聚会里，D为她唱了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他恢复了语言能力。
赵旻相信这只是针对儿童精神分析众多硕果中的一个普通案例。20世纪初到现在，从研究儿童自我结构的梅莱尼.克莱因到发现儿童语言结构的多尔多，人们对儿童自我的分析已经比弗洛伊德时代有了显著的前进——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从在母亲腹中开始，儿童就被父母的语言所召唤、所建构；而无论多么幼小的儿童，对父母的语言都有足够的呼应能力。
所以在D的案例中，母亲的粗暴、祖父母的溺爱，只是加剧了孩子在用语言表达自身欲望上的难度。但另一方面，母亲坚决拒绝第二个孩子、不愿和D分离的话语，又对D起到了一个显著的推动作用。在摆脱自己对性的错乱之后，D开始在回应他妈妈的愿望（希望自身的情况改善）。这个家庭内部的动力结构才逐渐恢复正常。
实际上，也是通过精神分析，赵旻也才解决了自身“史前史”遗留的问题。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她在日常生活里备受宠爱，但却在考高中时，被她强势的母亲以自杀相逼迫去念中专，因为她母亲认为女孩子拼命考大学、奋斗太辛苦。而她母亲固执的背景又是，赵旻的外公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富商，在生养了十几个女儿都未得子的情况之下，他将自己全部的宠爱给了一个过继得来的儿子。赵旻的母亲经历难以想象的艰苦才得以求学，虽然通过双重的努力争夺父亲的宠爱和肯定，但在潜意识里，她母亲始终认为女人的命运是很艰苦的，她希望赵旻走一条稳定安逸的道路。
在医院工作12年之后，赵旻“直觉到身体疾病不单是身体性的”，这也决定了她会在2002年去四川大学攻读精神分析的相关学位。2003年开始，她跟随霍大同进行7年多分析，赵旻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里，与母亲的纠结关系。一方面拼命摆脱母亲的影响，比如从中专努力自考进大学再到硕士；而在另一方面，她又发现自己极度好强的个性，在本质上，是对她母亲略显偏执的奋斗的认同。
有次在进行分析时，她对分析师（霍大同）说一直觉得自己内心是个很罪恶的人。霍大同迅速地进行了干预，问她“恶”字怎么写。赵旻随手写下一个字，但发现自己将“罪”上半部分的“皿”字拆放到“心”的上面。那是一个错别字。
和西方精神分析学界通过口误、双关语等手段来洞察患者无意识的情况有所区别的是，霍大同为中国的精神分析学界引入了“析字”的技术。常常是在每周五的上午，研究生们像研习骨骼结构那样解剖任意一个汉字，并进行自由联想。这与霍大同本人对汉语音形同构的洞察密不可分，汉字更多是一种视觉文字，与西方人在口音上的错误一样，而我们对每一个汉字误认也往往反映了自身的无意识——它能说出我们试图欲望的、逃避的真相。
有较好直觉的赵旻迅速发现，基于“皿”在汉字里经常与母亲的意象结合在一起，在潜意识里，她将母亲的存在视为自身罪恶感的源泉、或者说是一部分。在那个瞬间，她必须赤裸裸地面对自己对母亲的复杂感情。这又不是一种强迫的联想——在分析师的准确干预下，分析者（赵旻）自己进行了一个联想，他/她也有自由去做进一步的阐释。躺椅后的分析家只是帮助我们如何自由联想、抵达真相。
在寻找自身“主体”的过程中，她也解决了和分析师的复杂关系，并让自己有机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分析师。在2003年的程度，她能选择的可信任的分析师也只有霍大同一人，但霍又是她在学术上的导师，这决定了她常常混淆分析师和导师的角色。有快一年的时间，因为作为“学生”的她误解霍大同更喜欢那些“私塾弟子”，而中止了自己作为分析者的角色。
快一年后，她又跑回老师那里继续自己的分析。第一次，就是在躺椅上痛痛快快地将对“老师”霍大同的不满发泄出来。霍大同坐在躺椅后方，没有作任何干涉。而赵旻突然意识到，老师略显“冷酷”的分析风格，其实是试图解决自身多重身份缠绕的方法（而在2004年之后，随着专业精神分析团队在成都的兴盛，霍大同逐渐停止了对学生、朋友的分析）。
她也因此对精神分析所探索的那个无意识世界抱有敬畏。往往，在她的工作室，人们在椅子上一坐下就会问，“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得的什么病”，或者直接说“我在网上查了下，我得的就是强迫症，快帮我解决”。虽然她不会直接否认这些人对结论的渴望，但她会潜移默化引导对方，慢慢学会说出自己的症状和创伤：“我们的工作不是针对症状去的，症状的消失只是我们的对话顺带结束的结果”。她的语调温柔又确定。
但这个精神分析共同体内部努力践行的分析程序，又往往容易被外界对这一方法的误解、粗暴干涉打断。
攻读硕士期间，她在精神病院实习。一位患有普通神经症的病人来应诊，她跟随的精神科医生就建议他去楼上找心理治疗师，应该就可以改善。但在午饭的时候，赵旻发现，精神科医生没有给病人开药，而在精神医院主要起辅助治疗的心理治疗师却给病人开了一大摊药。
她曾经接待过一位十四岁的有恋物癖的少年Z，从小就开始偷女人（母亲的、其他人的）内衣，到后来每天必须穿着女人的内衣和丝袜去上学。但他的性取向又是异性恋。
“一位法国分析家说过，全能的母亲容易导致性倒错。妈妈对孩子会像对待一件东西一样，她可以支配一切。而母亲对待孩子的方式又会影响到孩子的认知，他会将自己也理解为一个东西，并将欲望投射到和母亲对应的、有代表性的物（内衣）上去。”
她和Z每次谈话，主要是集中在他每次偷窃内衣的心理活动，甚至每次被父母、外面人打的过程。慢慢的，分析回溯到他第一次偷拿母亲的内衣，是母亲长时间去远方进修，他就抓住母亲的裙子安慰自己。
在工作中，Z对自己的童年进行了一次抵达，在分析师这里，他也获得了安慰。在后来的反馈里，他偷窃内衣的频率逐渐在延长，从原来的两三天一次到后来的一个月。以前他必须要将那些物品穿在身上，后来他可以只是摆在眼前，干着急地看着。
但分析的进展再次被“全能的母亲”打断，对Z的母亲而言，精神分析师只能是“安慰剂”——她带着Z去成都精神病临床最权威的华西医院，医生对母亲说，“恋物癖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而“试图解决一切的”母亲又强势地中止了分析，Z在青春期的人格再造迅速被搁置。
尽管Z的母亲很久之后又再度请求赵旻“接收”Z，而赵旻也顶着职业名誉被毁坏的危险继续帮Z 做了一段时间的分析（直到他初中毕业，分析又被停止），但她明显意识到，对人格重塑的努力，应该早于青春期，而回溯到更早的幼儿时期，甚至孕期。
在成都的幼儿园，她已经开始以小组观察的名义介入幼儿的精神分析。很多在幼儿园表现出自闭、或者好斗、或者强迫症倾向的孩子，由于父母顾虑家庭的隐私，而无法得到及时的干预；但往往，当听说幼儿园是以小组的名义让孩子们接受分析时，父母们才会放下隐私的顾虑，接受对他们而言陌生的精神分析。
经历上百个案例，她总结当代的中国有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错觉，各种思潮缠绕，社会和家庭结构剧变。中产阶级们纷纷升华自己的欲望，追求较大的社会认同。但男人和女人都没有适应好新的结构，她也明显对精神分析在中国的未来明显忧心忡忡：“现在的孩子更多是由祖父母带大的，但祖父母的性别已经趋于中性化，在性的层面上，孩子可能感受不到强烈的性征；而在纵向的维度，因为祖父母的溺爱，很多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往往不是孩子的父母，而更像是祖父母的另外一个孩子。这样问题很大，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会消退。原本他认为孩子要学着认同父亲、放弃爱母亲，接受自己的缺失以成为一个男人和女人”。
“这样一来，父母无法与孩子建立很好的三角关系。中性化的祖父母也无法与孩子建立三角关系。俄狄浦斯情结没法建立，那超越俄狄浦斯情结、解决这个解决这个情结，我个人会觉得更难”。
4
2012年，回国任教一年的谷建岭去上海参加第三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才发现“精神分析”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远到新疆、广西、山东的县级市，都有人学精神分析。还有一些人在到处“扫荡”，去小城市开班授课，传授自己并不正规的精神分析方法。这也导致精神分析领域出现不少“丑闻”：因为医生没有处理好病人爱/恨的移情，不时有分析师和分析者进入恋爱关系、或者分析者拿刀想砍了分析家的例子。
他同时也听到自己很多从事精神分析的同行，会要求病人提前缴纳二三十次、或者三个月的分析费。有的分析家在第一次面谈、接待病人之前，是不会收费的，这也导致很多分析者找遍当地的分析家，仍然拒绝进入分析。
在他眼中，这些“乱象违背了精神分析的正统，他一直将第一次面谈视为精神分析第一部分：“精神分析是什么？你做完一次分析，交一次费用的钱，再离开；下一次他不想来，就离开。”
“精神分析的立场不是警察，跑到街上抓住一个人说你有问题。而是有人打电话给分析家，说想去那里做分析……分析的结束，也不是分析家说了算，而是分析者觉得自己可以了，这和分析的开始是联系在一起的。到达一定程度，他觉得自己症状减轻，这时他是可以离开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但实际上不可能，哪怕花5年，全部问题解决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2004年，在去巴黎十三大攻读精神分析博士学位之前，他已经在霍大同那里进行了四年的分析。那时他是霍的学生、也是霍在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得力助手。在霍的躺椅分析了两年之后，他曾经中断了一阵分析——和赵旻一样，他无法处理自己的分析师同时也是导师、朋友的复杂现实——这在精神分析发达的国家完全可以避免，但在当时的中国，像霍大同那样受过专业训练的分析师屈指可数。
他将自己去巴黎的最主要动机，理解为继续完成自己在国内中断的分析，其次才是学习针对儿童的精神分析。每周五次，他都会奔波三小时去分析家的工作室，接受一个小时的分析，三年后，原先在国内困扰他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逐渐消失。
漫长的分析，却也有默契的、在无意识中间走向终结。 有一天，他的分析家无意中说了一句和以往不一样的话。原本他每周三次的分析结束时，分析家都会说Mercredi Voir 或者a men te di（分别是周三见和周五见的意思）。而在那一次，他的分析家说了一句，Au revoir就是再见的意思。 我说你刚才说的是Au revoir，是不是我的分析就停在这里？分析也顺势滑向了结尾。
2011年在巴黎十三大完成关于强迫症分析的博士论文之后，谷建岭没有签署校方将论文上传到互联网，因为他在其中详细了分析了一位中国强迫症的案例。在精神分析学界，这种对病人隐私的强调并非没有道理，自弗洛伊德将那些著名的案例（鼠人、狼人）公布以来，这些有典型症结意义的患者也因为“人肉搜索”而失去隐私。
尽管经历了严格的分析和理论训练，但他坚持在从事分析的时候，要将拉康派复杂的理论都抛开，不然分析家就会有一种封闭性：“符合理论的（可能性）就留下，不符合的就抛出去。拉康强调分析家在分析师要处在空的状态，用耳朵听，准确选择在什么地方下刀，把分析者内心缠绕的关系打通；而不会因为自己的分析不够，拿刀乱砍分析者的症状。”
他曾经接待过一位苦恼的分析师，那位分析师本人对婚外情很深恶痛绝，而他的一位50多岁分析者恰好就被一夜情的问题困扰。出于自身的偏好，这位分析师就不让来访者讲这个问题，分析进入僵局。
拉康派特别警惕分析家掉入的陷阱，因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分析家本人也要寻求控制分析师的建议和批评，让自己摆脱“分析家”身份带来的幻觉——前面提到的，病人爱上或者痛恨分析家，都是因为他将自己对另一个人的情绪投射到了分析家的身上，而分析家要抵抗这种“移情”的诱惑和陷阱。
即使作为一位前后接受8年分析的分析师，谷建岭也曾经掉入自我的陷阱。他的一位分析者曾经突然中止了分析，那段时间谷建岭正在和她商量，新阶段的分析费用需要调整。之前，因为考虑到这位分析者的经济状况，对她收取的分析费很宽裕，也给了分析者一段很长时间的过渡期。当分析者突然中止之后，谷建岭不可避免感受到一种情绪，认为对方不理解自己的好意和优待，但同时心里一直萦绕着疑虑。
和他身在法国的督导用Skype 沟通时，谷建岭表达了自己的情绪。督导听取了完整的分析进展，提醒谷建岭说可能分析者是对费用收取这块有一种情绪，因为这位分析者上面小时候有几个姊妹，她从小是被父母放在亲戚家寄养的，而父母也会向那位亲戚付费。所以也许，调整付费的过程让分析者联想起自己被寄养的经历，这也许就是她抵抗的原因。而控制分析师的建议也让谷建岭瞬间意识到摆脱了自身残存的情绪。
谷建岭的一位分析者曾经表现出来激烈的抵抗，躺椅上的分析者开始不停地攻击他：“我分析没有进展都是你的问题”、“我说了这么多你也不帮我，你也不给我解释”。谷建岭这个时候仍然保持沉默，没有即时为自己辩驳，或者表达自己的愤怒（这些都是不成熟的分析家会落入的陷阱）。分析者继续不停说下去，然后在某刻，谷建岭出其不意地打断：“我会问她遇到哪些困难，她会说自己考学的时候，遇到那么多艰难，也没有人帮助她。我继续问，你希望谁帮助你？她说，我父亲。这个时候，我就不说话了。她也发现其实不是在攻击我，而是在攻击她的父亲。分析家自己要清楚，对分析家的攻击其实不是对自己的攻击，而是对以前某个人的”。
在谷建岭看来，当分析师将分析椅“坐稳当”的时候，他就停止了自身的跳跃，保持了对分析者的开放性，不再急着用理论去套分析者的问题，这个时候分析者也能进行自由的联想，而分析家也能获得分析者的口误、梦境、双关语中发现分析者症结的密码。
在原来拉康的理论和临床中，人们普遍认为强迫症是由一个强势的父亲导致患者的超我过分强大造成的，但中国精神分析的临床（尤以霍大同领导的成都精神分析学派）却逐渐发现，母亲在孩子的强迫症中也有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的一位分析者备受强迫症的困扰，需要不停地洗手、确定自己是否将门关好。 在长期的分析过程中，谷建岭逐渐发现他与母亲过度的亲密关系。在他进入中年之后，他的母亲仍然会为他挑选内衣。这种控制关系在他的新婚之夜也能见到端倪——他的母亲哭了一个晚上。
这位分析者不停地分享他的梦境。比如梦到自己的中学老师站在房顶上，一会儿老师的面孔变成他母亲的脸，谷建岭将这个梦解读为老师是他母亲的替身。在之前的分析里，他提到过小学老师的臀部，并在自由联想的时候，说起他母亲的臀部与老师的类似。又有几次，他总是梦到一些中年妇女，有着他完全不认识的面孔，但是那些人都长着和他母亲一模一样的鼻子。
通过这些过渡，分析家大概可以判断出，在分析者的无意识里，母亲一直占据着性幻象对象的位置——这点显然与母亲至今不愿意让儿子“离开自己”的控制欲相关。分析者在诉说自己经验的时候，谷建岭一般只做很少的干预，比如当这位分析者总是出现很严重的口误，将“老婆”和“母亲”混乱使用时。
“有时说着说着，母亲就突然冒出来。而往往在之前的话里，他一直没有说到他母亲。这个时候我就给他抛回去：哎，母亲？”分析者马上会说：“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老婆。”作为分析家，谷建岭此刻不会说：“哎，你怎么在这里说出母亲啊”，而是用最简单干脆的方式将他的口误反弹回去，“实际上在当时给他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会用母亲替代老婆。这个时候他就会说，自己的口误是经常性的，说到最后，在他心中，母亲和老婆的位置是分不开的。”
在谷建岭看来，过去六十年里的社会运动造成的家庭问题、进而导致的心理问题，往往并不能简单归结到时代的原因，归结到最后，还是可以回归到家庭里的冲突，“无论时代如何，最后还是要回到冲突，回到与父母的关系，我们由父母生养，在一个家庭里成长，那是我们最初的结构。”
在这一点上，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又将精神分析往前拓展了，开始发现症状跨代传递的问题，这种勇气超越了固守经典的西方同行——“有人的症状，可能是他从祖父母那里遗传出来的，也许在他父母身上并没有显现出来。”
曾经有一个分析者因为焦虑、睡眠不好、人际关系差来找她分析的。但通过分析，谷建岭发现她之所以易怒，是将很多人当成她母亲的替代。比如她让朋友去帮她取自行车去修，但朋友只是说了一句’找不到自行车停在哪里’，她的情绪就上来了，就想打人。还有一次，她说在大街上和男朋友吵架，当众脱下鞋子想抽男朋友的脸。”“这个时候我适当地问了一句，为什么是打脸”，谷建岭说，“她会说因为在那一瞬间，眼前浮现的是她母亲的脸，她母亲小时候也是用鞋底这么打她的。她想打的人其实是她母亲”。
分析者让当天的分析在那里结束，让分析者面对自己刚刚脱口而出的潜意识——想攻击母亲。逐渐地，分析者逐渐暴露出童年时母亲对自己的攻击和虐待。但分析家显然并不因此停止、获得结论。
“我会问她，当她母亲这么对她的时候，父亲在哪里呢？因为父亲在当时显然没有保护她。慢慢地会发现，她父亲是一个很软弱的人，而她母亲之所以选择和这个男人结婚，是因为这个男人和她的外公是完全相反的两级。我们就能发现，她的外公在她母亲小的时候也有很多身体攻击，而她母亲就将这种创伤转移到孩子身上。”
“孩子的症状就是父母的症状”。他的分析者里面，不乏很多儿童。很多父母在分析室外等候孩子接受分析几次之后，就会主动对他说，其实孩子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建议他们去寻找自己的分析师一起工作。
但同样反讽的是，他知道很多川大的同事，在自己遭遇精神问题时，几乎不去寻求精神分析家的帮助，但如果自己的子女出现了问题，爷爷奶奶和父母就会很着急地将孩子送到分析师这里来。
“精神分析帮助一个人解决问题，可能救了他一生，一个家庭，甚至三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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