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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霍大同辞掉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去法国留学。一到巴黎,他就兴冲冲地想去拜会哲学家拉康,试图想师从拉康学习精神分析。然后有人告诉他,拉康已经去世5年了。
之前在故宫工作时,平日里他都去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借阅外文书。那正是全民文化启蒙的年代,弗洛伊德萨特的理论纷纷在迟到的东方还魂。没多久,他发现自己有失语症——和朋友讨论海外动向时,他使用的是颇欧化的长句。而在平时的文物工作中,历史系出身的他又被要求娴熟地使用古代汉语。这时候,一个朋友跟他提到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人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构成。”只有通过无意识,我们才能了解自己存在的真相。他为这句话怦然心动,觉得西方的“气”在西方,他得去西方接上那股“气”。
焦虑一直伴随到巴黎,在巴黎他去大学注册学习精神分析理论,又找到一位精神分析家吉布尔,进行了5年的精神分析。
他的分析严格按照拉康派的设置——一周三次,每次45分钟之内(时间可以很弹性,甚至两三分钟也可以结束),双方只以语言(交谈)为媒体。分析者在分析师的躺椅上,尽情地说出任何自己脑海中滑过的任何词语。分析师只有在他认为需要干涉的地方,进行快速的打断——分析师期待在那一片刻,让受到打断的主体意识到自己的“无意识”,并思考自身行为的原因。
刚开始,霍大同都没法用法语完整表达自己,分析师就让他用中文将自己的思想写下来,再解释这个中文词语为什么这么构成。
创伤”。这种顿悟让他意识到,精神分析中自由联想的有效性。
有次,他要将法文名字Michel(米歇尔)的中文写出来,发现自己怎么也写不对“歇”字,总是试图将右边的“欠”写到左边,尝试很久,总是写不对。后来他发现自己将“歇”字与蝎子的“蝎”混淆在一起,总觉得偏旁部首应该在右边。最后他意识到,也许在他的无意识里,分析师米歇尔.吉布尔就像一只“蝎子”,总是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动不动咬自己一口,让自己面对自己无意中表达出的“5年后,他克服了中西文化共存的分裂感,在写给国内的信件中,也逐渐不再有错别字了。那之前,他一直因为梦想成为贯通中西的思想家,每天焦虑于构建出一套震惊学界的理论。直到有一天,在躺椅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欲望,是想做一个临床的分析师,他原先的欲望瞬间就“掉落了”——这个瞬间,他突然感觉到自己不再飘在空中,原先的焦虑被颠覆了。他和他的分析师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他的分析是可以结束了。
1994年,他结束在法国的博士学业,回到四川大学,发愿要将弗洛伊德和拉康重新带到中国,通过临床解决中国人郁积已久的精神问题。
中国对弗洛伊德的译注早从1920年代就开始,商务印书馆的教育编辑高觉敷(1896-1993)在抗战之前就陆续翻译了一批弗洛伊德文本,尽管高觉敷翻译的主要目的是用精神分析来战胜中国的迷信情结,对他自己而言,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有点可笑。
精神科医生,服务于大概5亿的人口。但在精神分析学界眼里,建国后的三十年,又是中国人精神创伤最凌厉的阶段——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持续的社会动乱不停撕开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脆弱防线:夫妻反目,有阶级原罪的子女为了前途必须和父母划清界限——这其中的压抑并没有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而得到缓减。
但漫长的战争阻碍了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1949年,中国只有60位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里,驻华记者欧逸文曾经这样分析中国人对精神分析的抵抗:“普通的老百姓想尽快忘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穷苦太久,想回归正常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在一些时候是受害者,而在另外一些时刻,也曾迫害过别人。”
在霍大同想在中国建立精神分析的同时,英美精神分析已经经历了盛极而衰的态势。在1940年到1960年的20年间,因为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将自我心理学带到美国,美国的心理治疗中心翻了5倍,1955年的某期《新闻周刊》甚至宣称,每17个美国人就需要心理治疗。
抑郁药物百忧解(Prozac)的兴起,美国变成了因描写抑郁症成名的女作家 Elizabeth Wurtzel 眼中的“百忧解王国”。
1960年代,在“打倒父亲”的背景下,性解放运动催生了反权威、寻找自我的一代,但这一代显然没有经验应对一个失去权威的世界。1990年代,伴随着抗精神病临床领域逐渐更信任用药物减轻病人的症状,而精神分析在欧美也逐渐走入困境——毕竟完全依靠语言来解决症状的精神分析可能三五年都没法“摘除”病人的症结,在临床上,精神分析被证明对神经症(强迫症、歇斯底里等)有明显的帮助;而对倒错(如性倒错、恋物癖)和精神病的疗效却迟迟得不到证明。
1997年900万的美国人在进行精神分析,但只有不到100万人进行长期治疗。 2010年,有1/3以上的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是超过70岁,临床医生的数量证明这门学科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当霍大同回国时,他并非不知道自己面临的艰难局面。应用心理学在中国还处在微弱的起步阶段,四川大学当时都没有精神分析与治疗专业(直到2000年之后才在公共管理学院下面,设置了全国第一个精神分析的硕士点)。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昆明等地也有人积极向西方引进精神分析的技术,著名的中德班也从1998年开始,以定期邀请国外专家来华密集培训的方式培养分析家,他们更多地采用的家庭治疗、叙事治疗这些着重技术的方法。
但霍大同并不认可这些培训班的操作模式。精神分析在1930年代之后逐渐分裂成主要的两派:一派以欧美的自我心理学为代表,认为自我是独立自主的一套系统,每个人都是自我的掌控者,有精神症状的病人必须要重新建立自己强大的内核,抵御外部的精神创伤,而这动力,主要来自那个全能的主体——心理分析家。
自恋情结发生冲突时,主体就会经历分裂。这种分裂几乎是每个人共有的命运。
另一派以法国的拉康为标杆,拉康认为精神分析的终点是,每个人直面自己根本的创伤,并带着这种创伤回到生活中去。拉康强调我们的欲望更多是来自于对他人的认同和想象,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也根本不可能实现欲望的满足。当个体对他人的欲望与他的相应的,在欧美精神分析学派里,分析者和分析师处于一种不对等的位置,分析师虽然会允诺分析者通过自我的修正和强大,会重获生活的力量,但整个分析是建立在分析师的自我比分析者更强大的基础之上的。而在拉康派的实践里,分析者和分析师是平等的,分析师只是被“假设”为一个知道症结的角色,因而分析家干预很少,更重要的是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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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者要自己努力找到自己的欲望,分析家仅仅是帮助他。分析者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他有能力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要把分析者看作软弱无力的、需要强有力的分析家来帮助他的人”。
今年(指2014年)6月,我们在霍大同简洁的分析室里见到他。因为高度近视的加重,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开始饱受青光眼的困扰。他最近刚刚停止过去18年里,雷打不动的每周为川大研究生们举办的拉康和弗洛伊德理论的研讨班——这个讨论班是国内唯一试图翻译拉康的法文原著、并试图将之临床化的集体。而拉康哲学的晦涩、繁复、几乎不可翻译的特点使得这项工作缓慢、谨慎地进行着。因为极大超出了大众、甚至专业精神分析者的阅读能力,他们翻译、多次校订的文本至今也没有很好的机会公开出版,但这也让他们在国内的同行中获得了“拉康派”的名声。
尽管半失明,霍大同的脸上仍浮现着普罗米修斯式的自信、甚至骄傲。作为在中国第一位给人进行专业精神分析的分析家,他以严格的“拉康派”的纪律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拉康派的分析家,与精神分析其他派别最显著的一点区分,是在对分析家经验的苛刻上。一个人即使完成精神分析理论的硕士、博士训练,他仍然不能成为专业的分析家——他必须找到一位分析家,对自己进行5年以上的分析;随后接受一个专家委员会的评判,才有资格成为分析师。
移情”和“抵抗”,不至于进行错误、主观的干涉。而在经获得专业分析资格之后,他必须要邀请一到两位督导(一般是更有经验的分析师),时刻检视自身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误区。
按照拉康派的规则,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充分、专业的自我分析(至少3年以上),才能摆脱分析过程中双方的“也因此,从1994年霍大同第一次为别人进行精神分析以来,他建制的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仅仅培养了22位专业的分析师——这样的速度和国内流行的通过短期培训、通过考试来获取心理咨询证书的扩张方式不可同日而语。
20年里,参加他的课程、 曾每周三次接受他的分析的人不下百人,但少有人坚持完成地自我漫长的分析过程。很多人分析不到一年,或是阅读了一些精神分析的文本,就觉得自己深谙分析技术,就公开为别人进行分析。
和现在一般精神病医院或者心理咨询中心接待病人、在半小时之内就会下一个“心理学诊断”的趋势不同,霍大同坚持的“拉康派”很忌讳对一个人“症状”的确定描述。
“每次和分析者初次碰面,我们大概知道他的问题会在哪个方向,知道他大概是属于神经症,还是精神病。但是你得把诊断放到一边去,忘掉那些判断,然后和他一起工作”,霍大同说,“我觉得你是一个独特的个人,我和你这个独特的个人工作,而不是和你的强迫症、和你的症状工作。”
情绪和行为会有反弹,甚至走向极端。”
也因此,拉康派在中国的临床,几乎是一种漫长的、看不到结局的“自我分析”,“可能三到五年,分析师才会有一个大体的诊断”。他们也会很警惕症状过快的消退,“我们不能期待过快的结果,不然那意味着他们的“弗洛伊德和拉康,是根据犹太教 、天主教的背景做分析的。他们的解决方案类似于犹太人信仰的方案。我现在提出的是针对中国人的解决方案,努力让他们获得内心空灵,通透,就像’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境界。最终,病人会描述自己内心的感觉,比如我感觉内心一片光明。”“焦虑被解除之后,没有噩梦,只有正梦了。”
霍大同也沿袭了拉康派的“弹性分析时间”。不同于(更偏重普遍技术和规则)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规定的45分钟,他将自己的分析时间最长设置在25分钟左右——“45分钟太长,25分钟能说足够多的东西了”,甚至有的时候,两三分钟就可以结束一场分析。
“我考虑的是,一个顿悟的过程。如果分析者有些东西冒出来,我可以让他在5分钟的时间停下来”,他说,“但这种出其不意的干预,既能让他们瞬间产生很多联想,但也可能会导致分析者的愤怒和创伤,尽管随之带来的,也会是一种理解。”
他的老师吉布尔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次他打电话与拉康预约分析。拉康说:"Jeudi 2:30pm",其中的Jeudi也可以理解为Je dis。吉布尔准时按响了门铃,拉康的秘书出来让她进去,大约十秒钟,拉康出来,引他进了分析室。拉康对吉布尔说:”谢谢你准时到来,再见。"前后只有几秒钟。吉布尔回家回想这句话,明白了自身的问题所在。于是以后虽然仍然准时,但是允许自己不那么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