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和中国文化的际遇》
——同济哲学心理学所讲座(二)
精神分析和中国文化的际遇
时间:2015年10月22日15:00-17:00
地点:同济大学综合楼1003
主题:精神分析和中国文化的际遇
主讲:Teresa A. YUAN(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中国委员会前主席)
主持:赵旭东教授、居飞副教授
翻译:冯强博士
整理:微信号悠漫心理
主持简介
赵旭东:
Teresa女士是我们的老朋友,有中国血统,原来听她讲她爸爸是49年最后一任大使在阿根廷,没回台湾和大陆,生活被改变了,对祖国一直有感情,这些年一直频繁地来,与精神分析学界,如肖泽萍等,与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去年还被邀请来参加世界心理卫生大会。今天的讲座昨天才开始筹划,没想到人这么多。
讲座内容
Teresa:
非常开心今天能来,虽然昨天才安排,很突然。非常感谢赵教授介绍我,认识有15年时间,今天也不是非常正式的发言,作为一个工作坊的形式,与大家进行一些对话,我也不介意大家随时打断我。
我和赵教授是在2001年昆明的第一届心理治疗大会上认识的,我有个发言叫:变化中的认同(identity)中国改革开放后我是第三次来探讨这个话题。
今天的中国就像个心理热潮(psycho boom),很多人感兴趣,很多大学都有这样的课程,当然在这心理热潮当中,精神分析也不甘落后,我本人是IPA分析家,是训练分析师。正如大家所知,精神分析是西方比较年轻的科学,它是一个跨专业的,能够延伸到不同领域、文化中的学科。当代的精神分析包括了很多元化的空间,包括很多不管是方法还是应用方面的拓展。精神分析在当代逐渐拓展到了各种文化和实践当中去,比如我们中国社会,在精神分析发展过程中,它也逐渐在发展自己的实验、科学证据,以及它的方法、技术和应用方面的拓展。
当然我承认,这对于学术领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方向,其实对于精神分析这些主题来讲,它是一个多文化的和多语言的根基,但是随着,在精神分析初期,这并未得到体现,尤其是Freud弟子、学生来说,帮助他把精神分析推向了欧洲、美洲(包括北美、南美),尽管精神分析传入亚洲开始于上世纪初,但东方对于精神分析的贡献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个科学人的形象,这方面的贡献仍然是不足的。我记得法国精神分析前主席,Daniel Lagache拉加西(音),它能对生命当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提供一些回答。
记得我在大概30年前,1995年时来到中国,我刚才讲到拉加西那句话,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表示对精神分析感兴趣,我也觉得这句话与中国的很多精神理念是具有相似性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喜欢关于无意识理论里面的一些基本概念,精神分析理论也包括了心理冲突,作为Freud理论延续的这些基本概念,包括无意识的精神过程、情绪情感的表达,以及精神疾病中的症状等这些概念。
冲突,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它是一个精神生活的基本概念,它包括Freud通过他的工作,在1894年首次引入了这个概念,他首次引入了逻辑性的言语,癔症、强迫性的表现,聚焦了两种需求相互对抗的过程,就有了两个概念:对抗和防御。对这样的某种在压抑条件下的某种冲突的对抗的形式,Freud提出了存在一种压抑和一种乱伦的欲望,在这样的不能相容的对抗的表现中,存在一种潜在力量的对抗,存在一种核心冲突,就叫俄狄浦斯情结,来自古希腊神话,索福克利斯,是一个西方的思想家。接下来我要更加强调,或仔细讲下俄狄浦斯情结,因为俄狄浦斯这个故事来自西方神话,也许对东方人、中国人不是很了解,但我要说的是这样的神话有些共同的指涉,这样的指涉同样会在中国文化中有些相似的例子可加以印证。就像我们提到精神结构有些共通性和共性,就像很早以前有些精神分析学家说,很难来到中国,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不好被分析。在每个文化当中,它会把一些核心的特征印记到生活在这个文化当中的个体身上,我觉得有两个概念可能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的差异性,一个是主体,一个是主体性。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很多问题,如何产生,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中。社会的模式是一种组织的系统,在这种社会模式下,包括了很多的基本的社会秩序,在中国社会当中,它包含了一系列的产品和模式,比如人际关系、道德和道德价值观,还有各种层次的某种权威性,就变成了一种传统的儒家的社会模式。和西方社会模式所不同,这种儒教思想掩盖了一部分中国人在自己个性和主体性方面的情况。中国的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元,这是全世界各地类似的,然而在中国,家庭有个独特的标识,否认是在结构还是动力方面,它有这种儒家色彩,特别是在家庭关系以及一些家庭连接、家庭连续性方面,存在中国社会独有的精神连接。
在精神分析领域里,包括精神分析性的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是独特的领域,从移情反移情,可以达到最深层次的情感、想法,包括一些症状,在相互交织当中,也存在它的价值观和一些文化理念。
在中国家庭动力的某种独特性方面,它存在一些道德的里面,当然这个模式和我们儒家有一定关系,它是作为个体和社会性超我的核心成份。
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超我(super ego)和理想自我(ideal ego),这是和父母欲望相连接的两个概念。包括父母的欲望、爱与恨、力量与权力,以及俄狄浦斯的连接,包括个体对社会和历史的一些连接。这个内容可能不太清楚在座的各位的层次(冯:就像刚才居老师问的自我理想还是理想自我)。这两个概念,如果仔细探讨可以很长,简单讲下,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在精神分析初期Freud也是混着用的,理想自我这个概念可能更多地在和自我有关,后来与超我有关;而自我理想,可能是生命早期的阶段,就是与妈妈之间某种关系,形成他的某种自恋,这个自恋有助于他与妈妈完成分离的过程,这可能复杂一些。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ego ideal可能存在俄狄浦斯期有一些联系,和父母亲的欲望、力量有些联系,ego ideal在俄狄浦斯期对父亲形象的某种内化,这个自我理想,早期Freud可能也是比较模糊的(根据录音补译:他混合了ego ideal和super ego),后来ego ideal自我理想可能与俄狄浦斯前期的个体结构相关的一个过程概念。需要强调一下的是,在中国,学习精神分析的学员是来自很多行业,有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还有高校老师,这些不同领域的学员对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在中国表现了不同的心理学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有诸多证据,在精神分析东西方领域里,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在中国社会里面的这种扩张,并不说明这种方法的适用性问题,而是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个体、家庭、团体以及机构甚至政治理念的可能性,来创造新的理论、技术框架,对精神分析科学的发展,来改进在中国文化当中的文化差异性的考量。在早期,精神分析学界就有人提出,在中国推广精神分析的适用性是有很多困难的,包括自由联想、谈话、倾听,都比较困难。在早期,我在检索一些文章,关于中国以及精神分析适用性,我查到一篇,1980年香港的一个治疗师,他在英国Tavistock受训后回到香港,写了一篇精神分析对华人的适用性的文章。在大概是1995-1996年间,我在中国在香港碰到了香港大学的马陆(音)教授,我和他相谈甚欢,我说在西方搜索的唯一一篇文章就是您写的关于中国人的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可用的文章,我们也建立了友谊,在2000年精神分析协会组建分会的时候,他写信问我是否可以开个研讨班,我就推荐他开了一个关于精神动力性心理治疗对于中国人适用性的研讨班,这些研讨班大概是在2003-2005年延续了两年时间。从我的观点来看,今日的中国不仅是个地理上的大国,也是一个具有时间和历史性的、文化特征性的大国,而且它给我们贡献了很多深刻的思想,关于人和自然,特别是在中国历史当中,也呈现了独特的主体性的这些现象,我认为是能够为今后精神分析科学的进一步的发展给予相应的贡献。
当下可能随着心理和精神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培训项目和训练项目在中国逐渐展开,当然在这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情况,就是它存在着各种取向,也面对着西方知识的大量的引入,我们的价值观、或不同水平的个体的认同,都会受到一定的内心的动荡。
在上周合肥举行的第四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上,第一届是2004年举办,在这十多年间变化非常大,在去年上海第21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上,很多中国专家学者给出的报告也非常精彩,也给我们很多重新反思的思考。在这次合肥精神分析大会上,贾晓明治疗师有个非常精彩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培训的殖民化和同化适应的报告,考虑到在中国以来,精神分析不仅是技术的引进,而且还有西方的文化。
接下来考虑一个概念:Identity同一性。这样一个题目,我在15年前在昆明被邀请,也是进行这个演讲,就是变化中的同一性,今天也要重复这样的话题。这样一个概念,包括了两个方向的思考的对撞或相逢,一个是西方的精神分析式的思考,另外一个是中国的传统的思考。在当时的我被邀请进行变化中的同一性的话题讨论中,我提到了埃里克森的概念化的过程,他在精神分析领域中提出了这样的概念,就是:概念化subjectivation(或主体化?)。总结一下,他描述了身份的概念,身份表示的是自我功能的全面的整合,当然他是美国自我心理学派的分析师。自我心理学是精神分析发展史上,在美国发展充分的一个流派,一方面它提到了一个群体的观念和群体身份认同的集合的发展,另外埃里克森又强调了自我身份认同包括了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最后在结构上的整合,这是发生在青少年期,他非常强调个体的重要性。这样他是和一个观点非常重要,概念化的过程,这和“分离个体化”概念关联,比较重要。分离个体化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这对西方成年人的幸福和成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不管如何,正如我们所知,中国的集体主义传统是我们思想的一个方面,和我们儒家价值观的层面的,可以说,中国的身份认同,与西方个体化身份认同发展是不同的,这个差异可能是社会形势发展形成的。这概念可能在中国不太适合,个体分离化的过程,中国和西方社会形式最大不同,就是关于社会构成最基本单元。对西方社会,个体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个体或群体或国家或宗教;对中国,家庭是最基本的单元,但家庭在全世界不同社会地区都是最基本单元,但在中国有其独特的内涵。在这里,我要引用一下杨蕴萍的观点,对传统的中国社会,个人的身份认同是基于三个层面,一是家庭的社会认同,二是国家的政治认同,三是对儒家思想的文化认同。在后Freud时代的思想家当中,也许是最后一位,叫做雅克拉康,他在概念中做了工作,叫做分离与异化,而不是埃里克森的分离个体化,就是在主体和他母亲或照料者,在原初的自恋的融合当中,这个个体要分离,分离出来之后不是要个体化,他是要朝着成长的方向去发展,成长而变得独立。
最后做个总结,来结束今天的讨论。在中国来说,我们认为变得独立就意味着能够保有我们家庭和社会某些代际之间的价值观,例如孝道。幸运的是,中国很多学者正在展开研究,关于精神分析核心主题的内容,文化的产物,例如佛教,张天布教授正在这方面研究,包括适合中国精神分析方面发展的文化和艺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引入到中国的文化当中去。
我的观点是,培训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粘贴和复制,而是一种基于对中国文化阐释的一种理解,也就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我的讲话至此结束,非常感谢!
主题讨论
赵旭东:接下来我们讨论半小时,由居飞老师主持这段。他们以前有过这方面的合作。
居飞:因为她可能跟我的相遇在你之前(笑)。中国精神分析发展有几个地方,大家知道有个中德班,但最早发展精神分析的地方包括成都,人特别少,我们开了个会,释梦100周年,2000年是释梦出版100周年,曾奇峰作了主题报告,可能跟这有点关系,我当时很小,大学毕业,研究孙悟空,男孩怎样成为男人,是一个性化的过程,怎样成为一个男人。
Teresa(以下以T表示):你刚刚讲的东西,如果让我讲,我也会讲这些。很有趣的是,居飞教授刚才研究的是中国神话,西游记、孙悟空,当时他给我看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爸小时候选择西游记的故事,这好像和印度有点联系。从印度过来的。
居飞:孙悟空原型是一只印度猴子,叫哈特曼,但中国故事中有一个观音,像一个妈妈,每次出事她就要干预,这和印度不一样,印度没有这样的女性角色,视角有点不一样。
T:当时我有你的论文,你发表在一个期刊里面。
居:当时非常遗憾,成都大部分走向拉康派,她走向IPA(拉康是被IPA开除的),所以后来一直没机会再见。今天在中国也许能开启拉康和IPA的合作,我觉得非常好。
T:目前来说,在IPA,拉康的思想不再是具有冲突性的,我所在的阿根廷精神分析协会是在南美比较大的精神分析协会之一,有过关于拉康的讲座,南美协会是非常多元化的,有Freud的,有拉康派的,各种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