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什·波波维奇：存在焦虑与存在喜悦
作者：纳什•波波维奇（Nash Popovic）
东伦敦大学斯特拉特福德校区心理学院
翻译：丁卫红 郑世彦
引 言
本文论述了存在喜悦（existential joy）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影响是否有可能超越所谓的“存在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首先，我会阐述这些概念，进而主张这样的转化需要特定的思想框架来完成。本文也将分析人类处境（human condition）（通常与存在焦虑相联系）的一些特征。
存在焦虑
自从克尔郭凯尔之后，几乎所有的存在主义学者都涉及了存在焦虑这一主题，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些学者的观察和结论却又有很大不同，所以这个概念仍然有些模糊不清。为了使存在焦虑这个概念更清晰，一开始我们来区别焦虑（anxiety）和恐惧（fear）这两个不同概念会有些帮助。虽然这两种感受有时候是相似的，但有证据表明他们在生理反应（例如肠胃活动）的水平上是不同的（1950，May，197页）。为了解释这个区别，梅（May）将焦虑与个人的根本价值观受到威胁相联系，而将恐惧与次要的价值观受到威胁相联系。然而，这个区别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因为一个人可以就同一件事情感到焦虑和恐惧。造成不同反应的原因并非是所卷入的价值观的不同，而是不确定性的要素（产生焦虑的场合）和实际的威胁（产生恐惧的场合）。恐惧有明确的目标（一个迫切的威胁），而焦虑却没有明确的目标，焦虑通常与不确定性相关联，不确定感引发的是不安全感。戈尔茨坦（Goldstein）写到“焦虑与恐惧不同，恐惧总是针对某些事情，而焦虑从本质上没有具体客体对象，一直以来，焦虑的袭击就是来自某个不明确的远方”（Spiegelberg, 1972, p313）。用“本质性”（essentially）这个词似乎意味着内在不安全状态引发的焦虑比外在客体所引发的更为重要。如同梅自己注意到的，“焦虑事实上是安全模式受到了威胁”（op.cit. 第181页）。
通常的焦虑是由特定的事件触发（例如可能失业），但是存在焦虑指的是与人的状态、与存在本身相关的不确定性。下面我们将讨论存在焦虑的一些特征。
焦虑和意识的发展
焦虑是当你想得太多时的感受。
——一位南斯拉夫的农民
把焦虑和不确定性相联系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自我意识就不可能意识到不确定性。这就是如里德尔（Lidell）的实验所显示的，为什么动物不会有焦虑（May，1950，第85页）。事实上焦虑似乎是意识发展的“副产品”。如果说“智力水平更高，更有创新性，更出类拔萃的人，同样有着更高的焦虑度”，这一点不令人意外（ibid.,第351页）。如果是这样的话，焦虑就不一定指向“一个人个性和人际关系中的缺陷和不足”。（ibid.,第300页）。焦虑可以是，而且通常就是，如德意珍-史密斯（Deurzen-Smith）所主张的，“一种存在意识增加带来的普遍和基本的体验”（1988，p.145）。
许多作者（Fromm，1942；Buber，1947；May，1950）认识到焦虑和人类发展的关系。克尔郭凯尔提出，亚当的神话象征性地代表了人类获得自我意识的那一刻（他还特别指出，这个神话在每个人一到三岁之间的某一刻被重新激活）。在那一刻之前，人与世界直接接触，被本能所约束，因此没有焦虑感。获得自我意识带来更大的自由感，但同时也意识到主题和客体的分离。这就带来了对不确定感的认识，进而带来不安全感和焦虑。当第一次感受到自我和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是分离的，这个时刻一定是极为激发焦虑的体验（按照前面的类比，可能是由亚当被逐出伊甸园这个神话所激发，也可能是所有父母都熟悉的“恐怖的2岁”叛逆期的缘由）。个体安全感的丢失可以由群体层面的结构化现实来弥补，换句话说，通过创造（或加入） 某种文化（一门语言、宗教、道德规范、禁忌和习俗，等等）。如布伯所说，“在群体中获得信心能弥补人处在宇宙中的不安全感”（1937，p. 196）。
然而，尽管社会结构可以提供哪怕是暂时的安全感，但它也限制了自由，并经常导致“自欺”（bad faith）——一种不真实的生活。不过，突破社会接纳的规范和观点又可能会带来不安全感、孤独感、责任，并因此会感到焦虑。回顾文艺复兴时期（我认为也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弗洛姆（Froom）写到：
似乎新的自由为其带来两件事情：一是自由让人感觉更加有力量，同时另一个是更强烈的孤独感、困惑、怀疑以及这些感受带来的焦虑。（1942，p.16）
所有这些意味着,当人们没有个人或社会结构的保护而面对现实，或一再遭遇现实中内在的不确定感时，焦虑就会出现。从这点上看，存在焦虑是最根本的。本体论体验，它来自对人类处境之不确定性的认知。如果是这样，焦虑真的可以当作“一个人内在的意识的指标”（Deurzen-Smith，1988，p.39），而且在意识水平上，焦虑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问题是焦虑是否意味着意识发展的最后阶段。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被判为要不忍受焦虑的永恒状态，要不跌落到“自欺”状态，假装现实只不过是我们的构建而已。我的主张是这个状态可以被超越的，存在焦虑可以被另一种本体论的感觉所取代，即“存在喜悦”。这个可能性不仅针对个人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心理咨询实践和教育也是如此。
存在喜悦
有一只雌雄同体的雉鸡，象征着“正向”和“负向”的复杂结合体，它令人气愤地躲避我。但我不应抱怨，应该感激至少我看到了它。
——卡斯坦斯，一个前燥郁症患者
使用这样辩证的词汇，可能有助于澄清我们对存在喜悦的意识程度。在第一阶段，其特点是主体和客体、个人和世界之间的一个本能的和无意识的统一体，这个阶段称为正题（the thesis）。在第二阶段，其特点是自我意识，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可称为反题（the antithesis），以存在焦虑为标志。然后，第三阶段，是合题（the synthesis），其特点是重新整合但具有全然的觉察。这并不意味着倒退，而是意味着完成一个周期。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可以被看作实际上推向整合的力量。有些作者，如莫勒（Mowrer）提到：
焦虑不仅意味着被压抑的反弹，它也代表着完整人格中的部分重建统一、和谐、一体和“健康”的努力。（May，1950，第107页）
但是，如果一个达到这个阶段会发生什么，在这一阶段焦虑是否仍然存在，还是可以被超越，几乎没人说明。似乎大多数存在主义学者并没有思考超越焦虑的可能性，尽管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些思想萌芽。他们中的一些人，隐晦地承认喜悦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本体论体验（如海德格尔）；有人则更明确一点，如，里克尔（Ricoeur，1965， p.161）写道：
如果存在（being）是代表与众不同，那么焦虑就是一种本体差异的卓越感。但是，喜悦证实了我们都有一个与他人有差别的独特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柏格森等在不同的哲学语境中用不同的名称提到精神上的愉悦、智慧之爱和祝福，这些情绪感受是唯一可以被称为本体论的。而焦虑只是由于喜悦的缺席或远离带来的硬币另一面。
我们假设喜悦的感受（ 例如读书、做爱、听笑话或获得精神上的洞察）是一种具有统一性特点的体验。它涉及了一些心理的过程（甚至是幽默），是对主观上认为独立的、不相关的甚至冲突的事物的整合。存在喜悦的日常喜悦关系，就如存在焦虑与日常焦虑的关系。它是对人类处境的基本维度的整合，而非针对一些具体的事件。虽然日常喜悦有具体的触发事件，但存在喜悦并没有。可能更确切的描述是，它是一种非直接的、潜在的状态。还有另外一条平行线。一个人可以偶然经历存在焦虑。用雅斯贝尔斯（Jaspers）的术语，就是“受限情境”（Limit-situations）（例如，一次意外），它打破了建立好的现实结构，给一些人带来存在焦虑的体验。存在喜悦的情况也是如此。就像“受限情境”可能带来一种不同寻常的喜悦感，其特点是，在跌进日常生活或屈服于各种困难之前，与世界的一体感。它可能被反对——这时出现的喜悦是对恢复的希望，但是，如一些治疗师所说，即使病入膏肓、放弃希望的人也有时能体验喜悦。然而，这种“意外”的体验通常是很短暂的。
持续的喜悦需要可以整合或统一对立面的思维方式。德意珍-史密斯说“只有当来访者充分考虑事物的矛盾互补这一通用原则，他才能通过咨询从焦虑到达真实状态”（1988，P67）。这并非说焦虑是可以回避的。相反，只有与“自欺”脱离（这将不可避免带来焦虑），人才可以建立与现实的真实关系。克尔郭凯尔正确地指出“只有当人经历对可能性的焦虑后才可以被教育达到无焦虑状态”（1844， P.141）。但是，如果那片“废墟”是可以穿越的话，如果主体和客体可以重新一体化，而不抛弃自我意识，焦虑就可以被喜悦感所代替。这是我们发展上了个台阶的象征。
实际应用
在这个部分我会来检视一体化的感受及其伴随的喜悦如何与存在焦虑的状况——不确定感，虚无感，死亡，孤独，无意义和自由——相联系。
不确定感
人的安全感来自他的内在，所有人的安全感建立在个人安全感之上。
——曼尼•豪尔（Manly Hall）
许多作者都认识到焦虑和不确定感之间的联系。事实上，焦虑可以看作我们对于不确定感意识的一种感受表达。艾弗里（Averill）而写到 “人所构建的认知结构从来都不是完全安全的。焦虑是对于这个结构将要或实际坍塌的一种表达。” （1980，第68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感总是负面的。人们经常是积极地去追求不确定感（与体育竞赛、书籍、电影、约会或探险相关联的不确定感通常是受人欢迎的。）一个完全可以预料的生活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乏味，但注入不安全感就引发焦虑。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不是同一件事情。不确定感是世界的客观特点，而不安全感则是我们与这个世界不确定性相关的主观感受。不确定感经常引发不安全感，但这并非绝对化。如果完全接受生命中根本性的不确定感，接受世界是无常的这一事实，就可能避免产生不安全感。不去强加外在的控制而是接纳现实的不断流动，并随之而行。（就像冲浪选手在波涛上滑行而非控制波涛。）不难想象，这样的接纳是会带来喜悦的。要达到这一点，需要放弃对安全感的错误信念和追求。通过整合生活中可把控的部分，接纳不确定感来获得安全感。
虚无感
真正虚空（emptiness）的标志是喜悦。
——杰克•孔菲尔德（Jack Kornfield）
焦虑或许最常与虚无的意识相关联。事实上，克尔郭凯尔、蒂利希、梅及其他的存在主义学者都将焦虑视为虚无（nothingness）的标志。许多来访者或早或晚都会意识他们内心的一个“空洞”，这通常会引起大量的关注。
问题似乎来源于我们把存在和虚无尖锐对立，将它们看成是完全相反的现象。但是，现实情况是两个方面都是我们需要的，而且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统一体而共存。没有存在就不可能意识到虚无，而存在（being）、存在本身（existence itself）没有虚无就处于完全静止状态。我们只有当前方没有阻挡时才可能前行。同样，只有当内在有虚空时才可能成长。雅斯贝尔斯指出“超越（transcendence）是既有存在又有虚无”（1967 第225页）。
虽然很早以前，一些东方的哲学家就认识到虚无的价值，但是我将引用一个更为熟悉的场景：
然而，许多人都害怕虚空，因为这提醒着他们的孤独。似乎所有的空白都需要填补，比如，读书、爬山、种植闲置的小块地，但是，当所有的空白都被填满时，孤独才真正开始。然后你参加团体，注册课程，给自己买礼物。当孤独偷偷爬进门，你打开电视设法赶走它。因此，有些人不这样做，在丢弃了拥挤混乱的空虚之后，才会发现虚无中的充实。（Hoff，1989，第147-148页）
虚无与存在的整合，包括了接纳虚无，将其作为现实和及我们自身一个有价值的和必要的部分，这使焦虑变得更为丰富，从而带来一种喜悦感。
死亡
只有我面对我死亡的可能性时，我才可能充分地活着。
——艾美•凡•德意珍-斯密斯
我们说死亡和焦虑手牵手并不难，但他们的关系比表面看到的要复杂得多。与死亡相关至少有四个关注点：濒死（痛苦、生病、无助等）；丧失（所有的事物都是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的身体）；不可预料性（死亡来临的时刻）和未知（与死亡体验相关）。我不讨论前两个部分，因为它们引发的恐惧而非焦虑。只有后两点与不确定性相关，所以会潜在导致焦虑。
我们都被判处死而不知道具体执行的日期，这当然是巨大焦虑的来源。要应对这件事，就有必要介绍能带来存在喜悦的另一个心境特征：“活在当下”的能力。但这并非意味着（像有些存在主义者总结的那样）犹豫不决或者对过去和未来的拒绝。而相反地，这意味着在当下的时刻关注所有的生命。这如何与死亡相关？在现实中过去不再存在，而未来尚未到达。我不存在，我是正在存在（I do not exist, I am existing）。因为我是现在，现在我不会是死亡的。我可以下一刻死去，但不是现在，这就是唯一的现实。所以，虽然我很清楚我会死去，但因为活在当下，我避免了对死亡的担心。
死亡对我们是未知的，我们可以体验别人的死亡，并推测我们也会死去，但是我们无法反思我们自己的个人体验。我们并不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感觉（当然，如果死后有感觉的话）。卡尔•雅斯贝尔斯写到“死亡时无法理解的，是无法真实想象的，我对它的想象和思考都是负面的，是次级的现象，从来没有积极的东西”（1967，p.26）。但是，我们对死亡真的毫无经验吗？如果我们接受存在主义的概念“人是一个持续的生成过程”，那么，人不也是一个持续的死亡的过程吗？当然，‘真实’的死亡，一个人的身体机能停止的时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会同意亚隆说的‘生命和死亡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同时存在，不连贯地’（1980，p.29）”。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意识熟悉死亡，与生命不可分割的东西，这可以给我们信心去接受任何发生的事情，如果有的话。再次强调，重要的是将生命和死亡包含为一体。布伯写到：
人作为存在（existence），作为对朝向死亡的存在（being）的理解，无法与人作为一个生物，开始活着的时候就开始死亡，相分离，没有死亡生活无法进展，没有毁灭和分解的力量就无法保存力量。（1937，p.164）
而且，接受死亡puts in perspective possessiveness attachment，使我们能够感知生命的整体性。麦奎利，描述海德格尔的观点，他写到：
死亡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现象。坚定地预期死亡是在其中发现某种整体性。它为我的存在设定了一个界限，因此一个整体的存在得以呈现。（1972，p.218）
事实上，把死亡囊括进一个人生命的概念，完全不会激起焦虑，还能够成为征服死亡的一种方式。焦虑与不确定性相连，而生命中唯一的确定就是我们将会死。因此，这样可以为界定存在提供一个坚实的起点。一些实证观察（见Yalom，1980；Boss，1971）真的表明，对死亡的意识使我们更加尊重生活和珍视当下——它悖论性地使我们更有活力。所以，宣传将生命和死亡包含为一体，能够帮助我们超越焦虑并体验存在喜悦，这不是矛盾的。
分 离
成长的过程就是分离的过程。
——奥托•兰克
当我们与他人分离时，最容易体验到存在焦虑。当我们独自一人（alone）时，我们相对脆弱的现实结构没有支持，这将导致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尽管我们的结构可能会提供一个确定的幻觉，但是同时，它们也是世界与我们之间的一道障碍。亚隆写道：
一个人不仅与其他存在者是孤离的（isolated），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建构了自己的世界，与世界也是孤离的。（1980，p.10）
存在主义者认为，因为社会是非本真的（inauthentic），所以孤独（solitude）是必要的。麦奎利（Macquarrie）很好地总结了他们的观点：
实际上所有的存在主义者，甚至那些最为强调“我与你”（I-Thou）的概念和与他人共在（being-with-others）的人，都同意人类社会的关系，如我们正常发现的，很可悲是扭曲的。日常的与他人共处是不真诚的；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正涉及参与其中人们的自我，并不是来自完整的自我……我们发现的是，一种扭曲了和正在扭曲的关系，它离开了这种体验，我们要去理解的存在主义者对社会的批评，summons 召唤个体从人群中出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1972，p.118）
从这种观点来看，接受分离都似乎是必要的——不仅对于发展和维持我们的个体性，而且对于达成与世界的本真接触，它也是必要的。博德沃尔（1990, p.93）在描述一位躁郁症的来访者时写到：
只有处于抑郁状态时，他才能彻底地感受他在宇宙中全然的孤单……对卡斯坦斯（Custance）来说，这种体验是清晰的孤岛和他康复的预告。
基于这种观点，一些存在主义者认为本真的关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比如，萨特在他的戏剧《密室》（In Camera）中写道“他人就是地狱！”）。然而，这似乎过于悲观。我更倾向于同意那些存在主义者（如布伯和蒂利希），他们认为“个体与非本真的社会脱离关系是其与他人建立真诚关系的第一步。”（Macquarrie, 1973, p.122）
如果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不再受到害怕孤单的驱动，而是出于“整体的存在”而行动，那么，我们便可能超越个体的孤立。这需要将分离和归属相结合（synthesis），这种结合能够用分离来代替孤立，并拥有真实的情绪。宾斯旺格把爱描述为不仅是存在于世的（being-in-the-world），而且是超越于世的（being-beyond-the-world）。爱能带领我们超越一个人的自我世界抵达我们共同的世界（Spiegelberg，1972，p.225）。我们丝毫不用怀疑，这样本真的亲密时刻可以成为巨大欢乐的源泉。然而，这种态度并不局限于个体，而是可以扩展到整个世界。正如亚隆所说，爱可以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给予’，而不是一种‘迷恋’（falling for）；是一种整体联系的形态，而不是一种局限于个人的行为”（1980，p.11）。
意义（无意义）
知道为何而活的人,几乎能够忍受任何。
——弗里德里希•尼采
许多存在主义者（尽管不是他们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观点——人生在本质上是无意义的。举个例子，一位重要的存在主义治疗师（Spinelli）写道：
从各个角度来看，一个人都可以恰当地下结论，生活本身是一项没有意义的事业。（2001，p.9）
另一方面，许多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指出人类的生存需要意义（例如，Frankl，1970，1978；Yalom，1980）。一个人处在无意义的世界中很容易感到迷失，它是一个巨大的焦虑之源。对于自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一个人没有继续活下去的目标（Farber，1968）。因此，即使我们同意斯皮内利的绝对论断——人生没有意义，仍需要考虑创造人生的意义。
克林格尔（Klinger，1977）写道，当人们描述他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通常是指他们委身和追寻一些合理的成就、有价值的目标或刺激物。然而，不是所有的目标和刺激物都有助于产生一种稳定的意义感。我认为，人生意义有三个“空间”维度（宽度、长度和深度）和一个时间维度。研究表明，扩展空间维度和聚焦时间维度，有助于减小焦虑程度并促进存在欢乐的出现。
意义的广度 这个指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些只关注自己的个体，其焦点是脆弱和有限的，所以他们容易变得焦虑。奉献于他人（如，家庭、慈善、教育、护理，等等）有着更广的范围并更加稳定，甚至个人的死亡也不能削弱其丰富意义。将普遍性（universal）作为焦点是无限的，因此具有永恒的意义（当然，并不需要排除前两个，而是能够包含它们作为一个广泛视角的一部分）。普遍性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框架内（灵性、自然、人类、哲学观念，等等）来定义。重要的是，意识到个体是更大的画面的一部分，有意愿使生活和谐并对之做出行动。用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话来说，人生的意义发现于，一个人问生活对他期望什么，而不是他对生活期望什么。
意义的深度 哲学家布兰德利（Bradley）指出人类有相干性（coherence）的需要：“如果快乐和成就与他人没任何有意义的联系，它们对一个人的生活将不会有任何整体满意的特质”（in Norman，1983，p.165）。这暗示着，如果一个人仅仅与短期的、每日的目标和成就捆绑在一起，一个人生活的意义感就可能会丧失。全面的目标、视野，深度的情感、观念（不是作为一个人表明上的东西，而是作为一个人的一部分）能够提供激情并创造日常生活的价值，而不仅是任其被消减为沉闷经验的续演。
意义的长度 投入有限的活动或目标只提供了短暂的意义。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投身于运动项目、抚养孩子或某种工作，当达到身体顶峰、孩子长大或退休之时，人生可能变得无意义。然而，一些没有这样限制的活动（比如，追求知识），因此能够提供长久的意义。
时间维度 实现目标会引起焦虑，因为总伴随着一些不确定，即使是最小的目标。毕竟，我们的死亡可能会在任何时刻打断我们。这种焦虑来源可以通过——聚焦于过程而非目标，强调行动品质而非最终结果——来克服。目标对于提供方向来说仍然是需要的，但是仅此而已。关注当下，尽量“此时此地”，不仅能够减少焦虑，而且能够增加自信——因为过程取决于我们，而最终结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
以上所述应该表明了，在人生中创造一种稳定的意义感是可能的。既然大多数心理学家都同意，“感觉人生有一些意义和目标，这与幸福紧密相关”（Argyle，1987，p.215），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存在欢乐能够取代明显缺乏意义相关的焦虑。
自由和选择
上帝，给我平静
去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
给我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被改变的
并给我智慧去辨识它们的不同。
——静思祷告
克尔凯郭尔那著名的论断——“焦虑是当一个人面对其自由时的一种状态”，让我们注意到了焦虑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存在主义者似乎都同意这一点。自由能够引发焦虑，因为它总是涉及一些不确定，而不确定经常会导致不安全。在选择与其实现之间有一个内在的矛盾：我们有自由去做选择，但是做出一个选择不可避免会导致放弃（另一个）选择——因为每个是所在的地方必然有一个不，每个决定都会排除掉其他的选项。斯隆（Sloan），改述里克尔（Ricoeur）的话说道，“在做选择的时候，经常会有牺牲或丧失的感觉，然而伟大的愉快会接踵而至”（1986, p.53）。我们几乎从来不会确定地知道，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错误选择的可能性会带来责任的负担，有时候会产生焦虑和内疚的感觉，这会使我们无法做出决定。德意珍-史密斯说得对：
当一个人有能力本真地生活之时，他需要为判断对与错找出新的标准。随着对外在权威的拒绝，当旧的规则已经变得过时，一个人的内在权威需要航行指南，判断其是否在正确的航道上。（1988，p.56）
这就是为什么克服存在焦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对必然性（necessity）以及它与自由之结合（synthesis）的认识：“只有在我知道什么是必然的时候，我才是自由的”，还是德意珍-史密斯说道（Deurzen-Smith，1990，p.154）。但是，在此背景下，必然性真正意味着什么？接受那些必然的事物，比仅仅认识到普遍和个人的限制重要得多。我认为，这主要意味着让一个人的自由与其自身以及现实同步。这不是建议一个人放弃自由，跟随自己的本能，这是倒退一步，承认一个人之本来所是以及现实所是。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两点。
必然性首先是指我们内在的必然性。换句话说，本质可能并不先于存在，但存在也不先于本质。人类的本质和存在同时出现，而且它们并不彼此对立，而是可以同时发生的。这意味着这里的综合（synthesis）指一个人的两个基本形态：存在（being）和能动（agency）之间的关系，它们能够调整但不应彼此对立。换言之，我的成为（to be）（一个特定的人）的自由可以限制我去做（to do）（某些事情）的自由。
考虑到现实，这个必然性意味着认识到我们是处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中的。再次引用德意珍—史密斯的话，“依靠一个人的良知（conscience）指引自己，总是需要一种能力，使自己的视角在更广阔的普遍准则的框架内”。（1988，p.57）这并不意味着服从或放弃自由，而是平等伙伴之间的合作，正如布伯所说：
……当他面临自由的时候也面临着命运。这不是他的界限，而是他的圆满；自由和命运在含义上是相连的。（1937，p.53）
我愿意说清楚，我并不认为这些“普遍准则”可以在社会限制，比如十诫、绝对命令或“自然规律”中能够发现。就像鱼永远不能定义水一样，人只能想出一个大概，但永远不能充分用语言表达这些普遍准则。因此，这种综合不是关于严格地遵循一些规则（那只能毁掉欢乐，而不是培养欢乐）。这意味着发展一直内在感觉，认识并考虑生命历程以及它的流动。这不是说认知、情感和知觉能力不应该起作用，它们应该被作为脚手架来协助决策过程，而不是一些建立这个过程东西。这需要的是成为一个本真的人，完全地净化自己习惯性的反应。
这样来理解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综合，能够提供一种安全感，而不限制一个人，因此，引发的自由而非焦虑能够成为欢乐的一种源泉。一些存在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这点：
真正的规范，如果服从，能够实现和带来圆满的欢乐，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自己真正的存在，而不是我们存在的扭曲。（Tillich，1952，p.14）
下面这个案例是一个尝试，进一步澄清这些思想。
一个案例
尽管大多数来访者前来咨询（至少一开始时）是为了处理当前的问题，而不是有关存在的问题；但是，上述的观点可以在广泛的案例中运用，甚至不需要一个理论框架的参照（下面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提供包括所有讨论过的问题的案例研究，需要一篇完整的论文。因此，我限制自己挑选了一个与选择（choice）有关的案例，主要是因为这个主题或许比其他的更需要一个例子。
一位女性来访者，面临着在她生命中两个重要的男人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将影响她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她处于困惑、犹豫不决和焦虑之中前来咨询。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完全是在兜圈子，这是在“折磨她”。我的干预由以下几步组成：首先，我要求她说出她想和某个人在一起的理由，以及想和另一个人在一起的理由，不下任何结论。然后，我要求她表达对于某个人和另一个人的情绪（同样不下任何结论）。最后，我要求她放松并安静地休息。过了一会儿，她忽然站起来，微笑着说，“我知道该做什么了”，然后很快就离开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尽管我在接下来的几次面谈中有意识到）。我意识到的想法是，她散发出了信心，甚至欢乐，这对于她咨询之前的状态是一种显著的改变。
这个案例（有些简化了）中的综合（synthesis）不仅涉及了来访者的很多官能（理性、情感和知觉），而且更重要的是，综合了以上提及的基本的人类形态：存在和能动性，她是什么（可能包括目前的不必要讲清楚的价值观）和她想要什么。重要的是，注意这些干预有意允许一个不言而喻、直觉的元素来扮演一个角色，使这个融合自然地发生。
结 论
我在这篇论文中已经主张在意识（其特征是分离、个体化和独立）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人们会倾向于知觉二分法的现实，这其中一些例子上文已有分析。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已经考虑把这个阶段作为一个促进与异质思想做比较的步骤，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它有一些不想要的结果，比如存在焦虑的潜在感受，这可以深深滴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然而，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存在焦虑可以被超越，并以一种存在欢乐感而取代。这需要有一个思想框架，其特征是综合对立面（比如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存在和虚无，生命和死亡，个体和归属，等等）。这不是说，这个思想框架使生命成为一个安乐窝、温床。一个有着这种态度的人，有时仍然会经历不快乐的感觉或者不幸福，但是，如果她不迫使自己被扔回对立的一面，潜在的欢乐的感觉可能被维持，这将赋予她能力不带焦虑地面对任何事情。
不用怀疑，仍有一些问题可能会发生。举个例子，从焦虑到欢乐的旅途中，可能的障碍是什么？（海德格尔提到一个重要的东西——厌烦[boredom。]）在极端的情境中，我们能够维持欢乐吗（比如，当我们体验到很大的痛苦时）？如果一个达到这种状态的人，陷入了一种非本真的环境中，情况又会如何？然而，我并没有打算尝试回答所有与这个主题有关的问题。为了澄清这个主要目的——介绍存在欢乐的观念，我将引用我在开头提到那本著作的作者的话来结束此文：
一个人主观上准备积极地面对不可避免的焦虑，这时他会确信（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勇往直前所获得的价值比逃避所获得的要多得多。（May，1950，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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