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为恪守社会学研究中的匿名性原则，我们在本项研究中用 B、 S、 G、 C 和 N 五个首字母分别代表北京、 上海、 广州、 重庆和南京五个城市，次字母 A－ Z 分别代表这些城市中的被访家庭，第三位字母中 F 代表被访家庭中的父亲，M 代表母亲，B 代表儿子( 男孩儿) ，G 代表女儿( 女孩儿) 。比如，上述NBF 即指南京 B 家庭中的父亲，其余代码类推。
文化反哺概念形成于1988 年，至今已有27 个年头，它的提出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伴随物。在这一涉及代际关系研究的本土概念的流行过程中，大多数人都关注了在文化反哺的过程中年长一代的“失语”现象。换言之，文化反哺是对传统代际关系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颠覆，它将我们社会中原本的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关系整个倒了个个。但在整个社会开始关注文化反哺对传统代际关系改造的革命性意义的同时，我们应该同时提醒人们：其实文化反哺更是在我们这个变化迅疾的时代，重构积极和谐的代际关系的路径，甚至是唯一路径。可以说，正是文化反哺为我们这个时代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数代人走向共生与契洽搭建了便捷畅通的桥梁。
一、文化反哺: 亲子关系的颠覆与重构
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要对社会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历史分析( 即因果分析) 和功能分析两者缺一不可。用涂尔干的话说 ，“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正由此，在有关文化反哺现象的研究中，除了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之外，我们关心的另一主题是，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传承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或它具有怎样的社会功能? 我们曾指出 ，“子代对亲代的‘反哺’ 一般不会影响亲子间的情感，但它确实改变了原有的亲子关系模式，尤其是提高了子代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家庭事务的发言权”。这一表述事实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子代对亲代的“反哺” 是否会影响亲子间的感情? 其二，子代对亲代的“反哺” 是否会改变亲子间的关系或地位?
对“文化反哺” 是否会影响亲子间的感情，近年来我们进行了涉及全国五大城市 77 户家庭的“焦点组访谈”，其重点在父母是否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子女的“反哺” ，以及子女在“指点” 父母的时候方式和态度如何? 一般说来，现在的父母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由于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今天的孩子已经与自己小时候或年轻时有了很大的差别，他们头脑灵活、 见多识广，因此小孩子或年轻一代胜过自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谈不上丢面子，所以接受来自晚辈的“反哺” 也就能够做到心平气和。
尽管在我们的访谈中，年长一代大都表示能够接受来自年轻一代的“反哺”，但这种“虚心”或是“坦然”多少还是有些限制条件: 首先，子女的态度必须好一些，否则即使儿女说的对， 父母在情感上也会难以接受，觉得孩子没有顾及自己的面子，尤其是那些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的父母更是这样。比如，在部队担任领导职务的 NBF 就有这样的感受。其次，就像在长途汽车站工作的 NDM 所言，“如果‘指点’来自自己的儿女接受起来要痛快得多，但如果来自其他晚辈则不会太舒服”。在接受晚辈“反哺” 上的这种差异，仔细分析起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个人感情上说，自己的儿女再怎么比自己强，也不丢脸或者说不令人难堪，毕竟是我的儿女吗，你可以说“看看我的儿女多棒! ”; 但如果是其他年轻人则不同，多少还是有羞辱感，觉得自己面子下不来。第二，从现实的后果上说，自己的儿女比自己强，即使面子不好看，对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消极的影响。相反，一个优秀的儿女只会使父母更加省心; 但如果是其他年轻人，尤其是在工作中多多少少和自己有竞争关系的年轻人，就可能造成现实的利害冲突，比如岗位或利益的丧失等等。在访谈中，在北京工作的银行经理 BMF 就曾明确表示：“你如果不努力就有可能被年轻人取代，这种竞争有时候非常无情。”
如果说父母或年长一代对“文化反哺”的态度多少还是有些保留的话，那么孩子或年轻一代的看法则要更为积极一些。他们大多不但肯定“文化反哺”对于代际沟通和相互理解有积极的影响，而且也都能够意识到在“指点”父母的同时，需要注意方式方法，应学会在尊敬父母和指点“江山”之间求得平衡。换言之，虽然在孝道传统的继承上，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感受到“孝”易“顺” 难，但多数人都意识到观点或意见上的“不顺”不应该影响自己在情感或态度上对父母的“尊敬” 或“孝敬”。以父亲曾任空军飞行员、 后来转业到银行担任工会主席的南京 G 家庭为例，访谈时在大学二年级读书的 NGB 在我们的访谈中就肯定地说: 文化反哺“会改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比如，我就觉得爸爸现在不仅脾气而且水平都比刚转业到地方时好多了。不像以前总爱用命令的方式，而是改用了商量的口气。其实，这样做非但没有影响他的形象，反而使我们更注意相互交谈的时候他的感受，这也使他在单位里能够很好地与年轻的同事相处。”
孩子们或年轻一代所以会懂得在指点“江山”和留住亲情间获得某种平衡，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打交道的另一方毕竟是自己的父母或长辈，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心血。无论能否回报父母，起码应该给予父母或长辈切实的尊重。在我们对 77 户家庭的访谈中，子女大多都像 NCG 一样，认为告诉父母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是为了和他们共同进步”，并不表示看不起他们。NDG 甚至说了这样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不认为我们对父母的尊重与爱戴是建立在他们什么都知道的基础上。”另外，与父母交往的经历也使子女意识到，父母是否接受你的“指点”，常常与你“说了什么”无关，但和你“怎么说”却关系巨大。今天的父母对子女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大都能够做到通情达理，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鼓励孩子“犯上” 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使自己有机会了解社会或者说不至于落后于社会。当然，这一切都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孩子或晚辈不会从根本上挑战自己的地位和尊严。
讨论到这里，我们已经涉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子代对亲代的“反哺” 是否会改变亲子间的关系或地位?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父母们说来自子女的“指点”并未使他们失去原有的地位和尊严，但从访谈的结果来看，“文化反哺”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悄悄改变了亲子之间的相对地位，或者说，它不可避免地提高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现在许多家庭在决定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或集体行动时，不仅会征求子女的意见，甚至常常干脆由他们去做主。做主的范围小到买何种饮料、早点、服装，决定到哪里去旅游、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具体的交通路线，大到选择电视机、电脑或汽车的品牌、尺寸、型号，甚或决定房屋的装修式样，再或孩子自己的专业和前途……即使父母和孩子商量如何使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更为完满的家庭也不在少数。当然，子代地位最高的，恐怕要数 1990 年代中期我们在北京“浙江村”访问过的BV 和BW 两个移民家庭。因为到一个自己原本陌生的地方去经商，由于语言不通加上人生地不熟，不过 40 多岁的两家父母都干脆将处理家庭经济事务的大权交给了不到 20 岁的子女，自己只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在这样的“移民” 家庭中，孩子们向那些捷足先登的大孩子们学习，然后再将知识或经验传递给待在家里的年长的父母。他们自己决策，自己动手，自己去和外部世界打交道，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常常是那些没有掌握实际的家庭经济或决策大权的城里的子女们所不能比拟的。对家庭内部亲子关系及地位方面的这种变化，在大学里攻读外国文学硕士学位的 NGG 十分敏感，她说：“这种‘指点’父母的现象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在家里的地位。比如，在家里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现在我和弟弟NGB 说话的分量增加了。最能够表现这一点的是，父母现在下的直接命令越来越少，而商量的余地越来越大。”
当然，应该承认的是孩子或晚辈在亲子关系中地位的提高，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备了“反哺”父母的能力，也与1980 年代以来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而导致的家庭结构的改变有关。独生子女家庭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城市的普及，不但使得亲子关系出现了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的趋势，在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年轻一代的重要性开始增加，而且由于家庭结构的改变增加了亲子互动的机会，也模塑了亲子间民主的参与和决策模式 。如果说文化反哺这种互动模式提高了子代的能力与见识，接下来我们能够看到，它也提高了亲代适应社会的可能性。
二、站在孩子稚嫩的肩膀上
如果说“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仅仅提高了孩子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发言权的话，那么，对那些含辛茹苦的父母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平。换言之，如果“文化反哺”仅仅是一场代际颠覆运动，仅仅意味着父母或年长一代话语权的丧失，那么，这只是一场单向度的革命:在孩子或年轻一代获得前所未有的“指点江山”的机会的同时，父母或年长一代的施教者地位一落千丈。事实与此相反，我们的访谈和研究表明，文化反哺这种新型的文化传承模式在赋予孩子们以自信、知识和力量的同时，也一样开阔了父母们的眼界，提高了他们对这个变得越来越陌生了的世界的应对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反哺最终有利于实现两代人的共同成长，或者说它赋予两代人以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方式。
在前后十年间，我们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重庆五大城市进行的77 户家庭的访谈，总体上都证实了，来自子代的“文化反哺”不仅使亲代了解到了许多原先陌生和不了解的知识、 改变了他们看问题的视角和方法，而且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研究生 BBB 的家庭为例: 这是一个父母皆为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 BBF 是高级工程师，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考入清华化工系的77 级本科生; 母亲 BBM 毕业于大学英文专业，在中国美术家协会担任管理工作——但他们一样从来自儿子BBB 的“反哺”中获益良多。因为 BBB 在清华学的是自动化专业，自然在电脑及各种电器产品的使用上无师自通。BBF 和 BBM 在电脑的使用上如有争论，先前对理工科出身的丈夫十分信任的 BBM 都会说： “算了吧，还是等BBB 回来再说，要不就给 BBB 打个电话?”BBF 意识到妻子话里的含意，会笑着补充说：“这就是说，我已经不灵了”。
如果你以为来自BBB 的指点仅仅为父母提供了使用电脑或手机的便利，或者说仅仅帮助他们学会了使用MP3 或某杀毒软件就过于局限了，其实来自 BBB的文化反哺甚至整个重构了父母尤其是BBM 的知识结构，让她在自己的岗位上变得前所未有的得心应手。2000 年初，BBM 在退休前被调到中国美术家协会机关会员工作部，到那里一看就傻眼了，协会有上万会员，从1949 年始到2000 年止的五十年，全部靠的是笔录卡片———说白了，一堆乱七八糟、大小不一的纸片。因为会员每年要交会费，还要发展新会员，这一堆纸片查阅起来非常不方便。在此之前的管理人员不是因为缺乏技术手段，就是有了设备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干脆回避。但自从 BBM 接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因为她从儿子那里学了一些电脑知识，觉得自己可以做，何况后面还有BBB 这么一个什么都懂的技术后援。后来，在BBB 的帮助下，BBM 带着几个同事第一次实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资料的电脑化管理。用她的话说：“我们这代人也赶上末班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职责。”
从各式各样家庭的访谈结果来看，父母们从来自子女的“指点”中获得的知识、信息确实是广泛的、全方位的。如果没有孩子，许多父母都说，他们不但可能不会有进肯德基、麦当劳的经历，不会用“土豪”、“五毛党”或“人肉搜索”这些流行语或热词，不会像年轻人一样通宵守着电视机看世界杯赛或“非诚勿扰”，不会谈股票、玩保龄球、穿牛仔裤，不会知道皮尔·卡丹、阿兰德龙和都敏俊……而且更可能不会知道克隆羊“多利”、秦山核电站和“长二捆”火箭，不会关心基尼系数、水土流失、生态平衡和 PM2.5，不会重温在中学里学过却没学好的中国历史、唐宋诗词，不会去接触 Internet或微信，不会理解市场经济、工商法规和“广义货币量”，当然也不会上天猫或当当购物……确实，今天的父母们从孩子那里学到的决不仅仅是新的消费方式或消费习惯，也学到了在这个变化迅即的社会中安身立命、从容应对所需要的胆量、知识、眼界和能力、心态。
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我们所访谈的许多家庭都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上文提及的NG 家庭里，从空军转业、被人公认为“刻板僵化”的银行工会主席 NGF 说，其实，即使从子女那里获得的有关休闲、娱乐的知识对他的工作也同样有所帮助。比如，孩子爱看VCD，知道哪些电影有艺术品位或热闹、好看，他受到启发就在公司工会里集资办起了“影碟交换中心”，并请孩子帮着推荐影碟，深受员工好评; 和孩子一起玩过保龄球后，就由工会组织了员工的保龄球比赛，丰富员工生活。NGF 也承认，自己所以能成为年轻人眼中“称职的工会主席”，和来自NGG、NGB 的文化反哺不无关联。而在广州钢铁集团担任管理职责的高级工程师 GGF，虽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在我们进行访谈的当年也不过 40 岁上下，同样也感叹自己已经赶不上时代的发展， 时常需要 15 岁的女儿给点“文化反哺”。比如，年终述职，想到女儿好像会制作 PPT，GGF就让 GGG 帮忙。结果，不但图文并茂，还做出了上好的动画效果，GGF 这一年的管理实践和工作业绩一目了然。
同NGG、NGB、GGG 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现在美国UCLA 攻读心理学和数学两个专业的上海女孩儿SHG 不但是妈妈的乖乖女，而且也是奶奶和外婆生活中的依赖或者手杖。奶奶住在上海，外婆住在武汉，退休前一是中学教师，一为医生，现在都接近80 岁了。没出国前，SHG 放假就往武汉跑，教会了外婆上网、 发微信、 QQ 聊天和玩游戏，回到上海又原样教会了奶奶，这给两个本来交集不多的亲家母们牵上了“永不消失的电波”，也丰富了两位老人的退休生活。现在她们有网络方面的问题，还是会发微信或者 QQ，向太平洋对岸的孙女( 外孙女) 求救。“我那天回婆婆家，看到婆婆目不转睛地在电脑上忙活，婆婆看到我来了，对我说:‘快来，快来，你妈也在。’我挺好奇，‘我妈也在? 在哪里?’到了婆婆的书桌前才知道，原来她们在隔空玩连线游戏‘开餐馆’，婆婆主理，我妈妈好像给婆婆跑堂。因为SHG 教给两位老人的网络技术，她们的生活确实热闹了许多。相反，我公公退休以后就不太适应，除了喝喝茶、看看报和散散步，他就显得很落寞。”
作为社会学教授，我们在南京访谈的NFF 从“依赖”儿子NFB 的亲身体验中，也感悟到了一丝忧虑，一种与社会上的通常观点相反的忧虑。NFF 以为，现在要担心的恐怕不是子女的独立性问题——多少人像鲁迅所说的“九斤老太” 一样，为我们的下一代“不如”自己忧心忡忡——而是对子女的依赖所导致的父母生活能力的下降问题。NFF 分析各类社会问题往往视角独特、 观点犀利，他对现时代际关系的看法一样令人耳目一新：“试想想，如果有一天子女因工作、出差或出国离开了我们，我们也许不知道怎样听音响、怎样选电视节目、怎样开微波炉、怎样使用空调的定时装置、怎样办理人生保险，甚至不知道有病应该去看哪个科室，更不用说发电子邮件、开车去会老朋友了……” 虽然说就个体而言，NFF 的担忧最终没有成为现实，他们有三个子女( 对这个岁数的夫妇来说绝无仅有) ，而且NFF 一直倚重的儿子NFB 在我们1998 年访谈后的15 年里从一个大三学生，一直成长为美国布朗大学的博士后，2014年刚刚回国入职南京大学化学系，这保证了NFF 夫妇不仅在家庭生活，而且在精神世界上“老有所依”。但对其他诸多父母来说，NFF 所提的问题却是迈入老年社会的大多数中国家庭的“阿喀琉斯之踵”。
其实，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来说，解决NFF 之忧的唯一路径，就是及时而彻底的文化反哺。也就是说，父母们应该在儿女尚未离开自己天马行空之时，借助他们的“反哺”及时而全面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改变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养成与现代社会相吻合的行为模式。一句话，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避免成为全球化或网络时代的“奥特曼” ( OUTMAN) 。过去，我们总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今天在这个克里斯玛权威被解构的年代，对几乎所有的父母们或年长一代来说，真正牢靠而又现实的恐怕却是子女或年轻一代稚嫩的肩膀。
对所有父母来说，只要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劣势或不足，愿意踏上孩子们的稚嫩肩膀，那么这一“登临送目”不仅能够开阔眼界、保证你看到足够的风景，更重要的是你不必担心脚下“踏空”——孩子们会用全身的气力和无比的忠诚保证你的安全远眺; 而对所有的子女来说，肩负扛鼎父母的“重任”，不仅要有不怕父母或长辈“踩压”或“捶打”的勇气，而且要有健壮的精神躯干——孱弱的精神毕竟支撑不住父母因饱经风霜而日渐沉重的观念“肉身”。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一向以为，“文化反哺” 不仅给子代和亲代这两个相对独立的代群体带去了不同的精神财富，它同时也在促成两代人的共同成长，为促进代际之间的良好交流并进而重塑网络时代的代际关系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契机。
三、共生与契洽: 迈向新的代际和谐
文化反哺所以能够促成两代人的共同成长，首先在于它以全新的双向信息沟通方式，弥合了近代以来因社会急速变迁而导致的代际之间的渐行渐远，由此促成了日渐陌生的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在《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一书中，我们一再申明，作为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生物学基础——“代” 或者说“代沟”，是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产物，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速变动导致了代际间的断裂性或非连续性，使得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一种突生的社会现实而凸显出来。所以，代沟是指“由于时代或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 基本社会化的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转型，而导致不同代之间在社会的拥有方面以及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隔阂及冲突的社会现象。” 对今天生活在世的三代人来说，从20 后到40 后，这第一代人都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 短缺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以“蓝制服” 为象征的整齐划一的生活样态中成长起来的，吃尽了残酷的政治、 匮乏的物质和单调的生活之苦，但又无法想象在这样的生活之外还有哪种可能的选择——今天的一切既因丰裕而让他们安慰，也因急速而让他们不适; 从50 后到70 后，现在堪称“社会中坚”的这第二代人尽管比父辈多一些批判意识，也因这些年的改革和开放有了一点全球观念，但举手投足往往摆脱不了旧时代痕迹，手忙脚乱之时更是这样;而从80 后到00 后，现在刚刚成长起来的这第三代人虽然最具有全球意识，对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各种网络时代的新器物无师自通，但他们在价值观上的纷乱复杂、行为模式上的大胆出位、日常生活中的“没心没肺”，不由得不让前两代人侧目而视。感谢文化反哺，它在传统的父及子、子及孙的社会化路径之外，以前所未有的同样可视为“现代性”体验的反向路径，促进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如果你不偏执，想想我们访谈时美学教授 NAF 与人辩论电脑使用方式时的“夺命”语式———“我儿子说……” 再如老报人范敬宜一遇到难题就坦承“回家问问孙子”，你就会承认，这就是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一次成功“逆袭” !
文化反哺所以能够促成两代人乃至三代人的共同成长，其次在于通过双向信息沟通模式而达成的两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使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或数代人之间能够真正地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相对性，以及他方文化的合理性，对包括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在内的文化多样性的认知与认可，能够促成原本矛盾或对立的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的相互包容。
如果说近代以来社会的急速变迁导致了代的断裂或“代沟”的出现，那么其最为重要的结果之一恐怕是代际矛盾成了仅仅亚于阶级矛盾的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冲突形式。在近代中国，由于历时久远的传统家族文化对个体的蹂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一旦现代性的成长( 包括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学校和工厂制度、新闻与恋爱自由观念的萌生) 唤醒了年轻一代的反叛，代际冲突的剧烈程度自然无与伦比。就年长的一代来说，既然旧礼教和旧制度的崩溃如丧考妣，难免就有人会不惜一死以身殉道; 而就年轻的一代来说，一旦觉醒自然都会如鲁迅所感：“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因此，在鲁迅那里，社会革命的题中之义是“救救孩子! ”进一步说，既然年轻的一代意识到在压制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背后，耸立着千百年来不曾倒塌的封建礼教和社会制度，那么他们必然面临这样的选择: 或者重回家庭做孝子贤孙，或者做斗士向社会宣战。正如此，像陈映芳所说 ，“五四” 的一代“从反抗家庭到改造社会”乃一脉相承之道，这一激进主义思潮后来甚至构成了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如火如荼的社会基础。
还是要感谢文化反哺，它使得我们在这个急剧变迁的时代，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不必再像前辈们那样对垒叫阵，或捉对厮杀。换言之，文化反哺这一新的代际沟通和交流方式的出现，使得代际矛盾的解决也有可能进入“后革命”时代，或起码是非暴力革命时代。在我们的访谈中，年长一代因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颇感不适，使得他们对年轻一代首先是自己的儿孙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从惊讶到包容最后到接纳，以致接受“反哺” 成为他们适应新时代的利器; 而对年轻一代来说，既然年长一代通过接受“反哺”增加了对他们的理解和宽容，也就自然增强了代际之间的同质性，相互间的不满或敌意不翼而飞。年轻一代第一次发现年长一代既非顽固不化，也非死守故垒，一旦接受了新事物，其对新事物的热爱有时甚至超过自己。NBM 说过，妈妈以前非常讨厌她穿牛仔裤、跳交际舞，后来退休以后自己却因健身迷上了迪斯科，穿上了NBM 不穿的旧牛仔裤不肯脱; 在大学担任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的NMF 也说，他指导研究生做电话访谈，结果发现许多老人向儿孙学会了上网购物，自己从反对“淘宝” 到天天泡在天猫上，把一堆自己也说不上是否有用的东西买回家来。显然，文化反哺不仅促进了年轻一代对原本认为“古怪”的长辈的理解，也使得年长一代了解了原先“越来越看不惯”的孩子，以致“向孩子学习” 最终竟成了年长一代适应变迁社会、终身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
最后，文化反哺所以能够促成两代人的共同成长，在于通过对包括代际文化和代际差异在内的多元文化的相互包容，能够使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模仿、相互学习，并进而最终实现和睦相处的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面对变化万千的世界相互提高。
1946—1947 年，费孝通在撰写《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两书时，就看到了原先“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的年长一代，在急速变迁的时代开始遇到了顺应困难的窘迫; 与此同时，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年轻一代虽受着父母的羁绊，又自觉“不能抹煞了自己的希望，跟着前辈走上一条他认为是死路上去”。虽然这位睿智的社会学先知意识到 ，“世代的兴替，社会的变迁，不知在多少人的心头玩弄过这套绞人心肠的把戏”，面对变迁时代的风雨飘摇时年 37 岁的费孝通的感情天平还是明显倒向了年轻一代：“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 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
尽管费孝通坚信，年长一代如果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就不仅会遭到口头上的讥笑，甚至会降低自己的生存能力，但他还是希望在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建立某种更为融洽的关系。早在 1920 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就提出人们之间可以建立两种有益的社会关系: ①共生( Symbiosis) ，比如蚜虫的分泌物是蚂蚁的美食，反过来蚜虫也接受蚂蚁的服务( 蚂蚁会口衔蚜虫去找后者适宜的住所) ，它们相互利用“以致这种在完全不同的昆虫之间建立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共生”; ②契洽( Consensus) ，这是在人类社会才有的比“共生”更高一层的关系，此时个体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其他个体，帕克认为“契洽甚至比合作或共同行动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人类的特征”。受帕克的影响，费孝通提出代际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应按此递进：“子方对于亲方最初是一种生理的联系，接着是一种共生的联系，最后才发生契洽的联系。”
就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主题而言，文化反哺不是子代和亲代间的生理联系，而是一种代际间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在共生层面是没有争议的，子代将急速变动时代出现的新事物的意义和使用技能传递给亲代，看起来只是增加了亲代对变迁社会的理解，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但殊不知这种理解和适应反过来也提高了子代本身对社会的洞察力，同时减少或降低了因亲代的不解和愠怒而产生的自身成长障碍。所以，自提出这一概念以来，我们一直坚信，文化反哺是两代人或三代人共同成长的基本路径。
那么，文化反哺在人类独有的契洽层面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吗? 单就乡土社会由父及子的传承方式而言，“要孩子能‘所求乎子以事父’，最大的困难就是子女没有做父母的经验。……自己所没有的经验是无法推及于别人的”。如此说来，契洽的前提是互动双方的感同身受。传统中国的代际沟通方式是单向的，因此，无论父母对子女作出何种奉献，子女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单向的灌输甚至压制，因此费孝通所希望达成的“全盘契洽关系”在传统的代际沟通中难乎其难。同样还得感谢文化反哺，它使现在的孩子们在反哺父母的过程中，第一次有可能提前“上岗”——开始扮演教化者的角色——而从被教化者到教化者角色的改变，也许会使一些孩子变得自大、乖张，但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却有可能提供一种积极的反身性体验: 即站在父母的角度反思自己的行为，重构健康的或者说“契洽”的代际关系。换言之，传统的父传子的基本社会化路径，加上文化反哺，为代际关系从单向的管束或压制转向双向的互动与交流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我们访谈的几乎所有个案中，都无一例外地证实，文化反哺既促进了年轻一代的快速成长，也提高了年长一代的社会适应能力，以致“文化反哺”成了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中国家庭都经历过的一种前所未有的代际关系的重塑体验。
本文来自《河北学刊》 2015年第3期。原标题为：从颠覆、 成长走向共生与契洽——文化反哺的代际影响与社会意义；《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一书，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新著，已于2015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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