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的考虑
一个理论上和术语上令人为难的问题之一，是关于源自自恋结构之统整的治疗式动员。不论是在后设心理学或临床的文字感受上，理想化的双亲影像和夸大自体之统整的重新活化，应否被视为是转移关系，它们又应否被视以转移关系这用词?
分析师的完整融入一自恋地被投资了的精神结构之治疗活化，原则上应被视为转移关系方面之较大相关于理想化的双亲影像在理想化转移关系里之活化，而较少相关于各种临床形式里之夸大自体的活化显现。然而由于理想化的转移关系有时有类似古典的转移关系精神官能症的临床显现之外在样式，所以最好是去强调区分这种临床情境与真正转移关系精神官能症的本质状态，以及强调在理想化的转移关系里的明显转移关系显现，是由于自恋的精神灌注之动员，而非客体原欲之动员的事实。发展上相对地较晚阶段之夸大自体(镜映的转移关系是这词汇的较狭义定义)的动员，也导致一临床的图像，这图像外表类似转移关系精神官能症之分析里的转移关系，在此也因而必须去强调，分析师虽然认知上被个案视为分离且自主的，却是只有当他在被分析者的自恋需求之脉络里才显得重要；个案的夸大和表现癖有被共鸣、赞赏和肯定的需求，分析师会觉得被请求且去满足或挫折个案的这些需求。然而，关于发展上相对地较早阶段之夸大自体，即孪生(另我)的转移关系和透过夸大自体之延伸里的融合动员时，情况就逆转了。在此的内在状况和特别是由将分析师包含入夸大自体的治疗式动员里所创造出来的临床图像，似乎与转移关系精神官能症的结构与治疗显现大大的不同，因此首先去陈述比较这两种状况，以及强调它们的相似性就成为必须。只有藉由指出类似处，事实才能被展现，无视于人际间情况之古老本质的这情况，藉由早期夸大自体的治疗活化被重新创造了，分析师确实真的进入一与被分析者形成稳定的、有结构依据的临床关系，这关系决定性的支持着分析过程的维持。
关于理想化的转移关系和镜映的转移关系是否应被分类为转移关系的问题，应当藉由以下两方面回答：(a)考虑临床分析情境的后设心理学评估，和(b)特定选择有关“转移关系”概念的定义。
在此，我将回避去选边站有关决定自恋的转移关系在严格的后设心理学之文字意涵里是否?为转移关系的问题。在不否认一种严格的概念澄清之重要性下，我将概略的继续谈理想化的双亲影像和夸大自体作为转移关系的治疗活化时之各种显现。有鉴于分析师的影像己进入一与动员了的自恋结构之长期、相对可靠关系的这无庸置疑之事实，这让一特定的、系统化的通彻过程得以维持。这对于转移关系这词(此刻是指传统的)在广义的临床使用里有了丰富的正当性，而独立于后设心理学的细密评估。【1】
这两种自恋的转移关系将于现在被检视，以对抗概念上的趋势背景，这趋势已存在于这理论领域里，且这些概念会在这专题论文里开展，将被拿来与旧的概念做比较，以为它们画下更清楚的界线。我将特定地检查(1)理想化的转移关系和镜映的转移关系与佛洛伊德常指的自然浮现之“正向的转移关系”之关系，正向的转移关系构成了分析治疗的原动力，以及构成了分析师的治疗干预之效能的情绪基础；和(2)理想化的转移关系和镜映的转移关系与投射-内射活动之关系，对于这些活动，有些分析师在被分析者之所有临床转移关系里指定了一种优势影响的显着位置，这与精神分析上梅兰妮•克莱茵(M. Klein)的“英国学派”之假设一致——这个有想象力和前瞻性(但不幸地，理论上并非扎实的基础)企图去彻底了解最深度封存的人类经验——即在婴孩里存在着“妄想的”和“忧郁的”这两种遍在的原发情势(见E.Bibring, 1947；Glover,1945；Waelder, 1936)。
当关注基本的“正向的转移关系”〔Waelder (1939)，以及特别是E. Kris (1951)，他提到佛洛伊德“强调一分析师和个案之间的一个合作领域”【2】之事实〕，我很愿意重复先前建议(1959)的综合论述；亦即，我们应当“区分下面两者(1)模仿童年期模式的非转移关系客体选择(……常错误的被称为正向的‘转移关系’）和(2)真正的转移关系”。前者是由“虽然来自深处，但并未越过潜抑障壁的努力朝向客体”，和“虽然起自转移关系，但稍后却效劳于与潜抑的连结，并因而成为自我的自主客体选择之自我的那些努力”所组成。而且我格言式的摘要这个区别为“所有的转移关系都是重复，但不是所有的重复都是转移关系”。
如果分析工作要获得持久的成果，一个“在分析师和个案之间的合作领域”(Kris，1951)必须保存，这是无庸置疑的真实。未“将我们自己与接受治疗者的自我结盟”(Freud,1937)，分析将会是个可与催眠相提并论的被动与短暂的经验。再者，观察的自我与经验的自我(R. Sterba, 1934)之治疗上的二分法，是在当观察的自我基于一现实的连结与在分析操作任务里的分析师合作，这依次是按照“模仿童年期模式的非转移关系客体选择”和“自我的自主客体选择”(Kohut,1959)时，被维持得最好，这是无庸置疑的真实，当然，后者包含于“次发的自主”(Hartmann, 1950, 1952)之意思里。这些状况在自恋人格的精神分析治疗和古典的转移关系精神官能症的分析里，是同等必须的。被分析者人格之观察的部分与分析师的合作，已积极承担了分析的任务，基本上这在可分析的自恋疾患里与在可分析的转移关系精神官能症里，并无不同。在这两类案例形态里，一个与适当的衍生自儿童期(在客体精神灌注了的和自恋的领域里)的正向经验之现实合作的领域，是被分析者的维持自我之治疗分裂和分析师之钟爱，这保证了在分析过程和目标里之艰难时刻时，维持一种充足的信赖。另一方面，理想化的转移关系和镜映的转移开系是分析的客体；亦即被分析者之自我的观察与分析的部分和分析师合作来面质客体，且藉由逐渐地动力的、经济的、结构的，及起源的向度去了解它们，企图获得对它们的逐渐掌控，并放弃与它们相关的要求。这掌控的获得是自恋疾患分析之基本而特定的治疗目标。
在“分析师和个案间的合作领域”(Kris)里，立基于“非转移关系的客体选择”(Kohut)之“正向的转移关系”(Freud)，只是个操作此项任务时的工具；且是通彻和古老的自体-客体最终放弃镜映的或理想化的转移关系，导致特定的治疗结果，成为这些个案精神分析治疗之成功结果的特质。
自恋的转移关系与被分析者和分析师间之现实的治疗键结本身，两者的清楚区分是重要的，不只从理论观点来看是这样，因着实务和临床的考虑，更是如此。由理论观点而言，如先前段落所述，被分析者和分析师间之现实的治疗键结(正向的转移关系、信赖融洽关系、工作同盟、治疗同盟等等)，不是一种后设心理学意涵上的转移关系，而是一种植根于早期全面的人际经验之关系，这关系虽然逐渐地被中和，且因而是目标抑制的，但持续影响个案对所有成人客体的投资，这包括了他与分析师的关系。以心灵的结构模式之阐述词汇(Kohlt，1961；Kohutand Seitz，1963)而言，这些客体依附不属于转移关系的领域，而是属于逐渐中和的领域(area of progressive neutralization)。
然而由技术的观点来看，特别是关于自恋人格疾患的某些面向时，在自恋的转移关系建立的当时，分析师维持不去干扰的能力，且不主动促进任何现实上的治疗键结之发展，可能有时候会是迈向治疗成功之路的决定因素。例如，一种对古老夸大自体的过度精神灌注，剥夺了原欲的养分之现实的自体经验(Rapaport，1950)。非真实的、不诚实的、不是很有活着的感觉等等模糊感受前意识地存在着，但是被分析者似乎完全未觉察到这困扰的存在，或只是模糊地且朦胧地意识到它，或己学会了掩盖它——不只学会向外在世界，也向自己掩盖它。这类个案在与分析师形成现实的键结上显现的无能力，不应被分析师以透过设计而建立的「同盟」去积极平预治疗。他们必须是在一种自体的精神灌注领域里，作为和个案感觉活着和经验这世界为真实之能力这相关困扰的暗示下，被不带激情地检查。
在分析开始时的某些症状行为会让分析师以为是来自超我的缺陷，事实上这可能就是自恋人格疾患的表现。个案无法清楚知道自体影像的潜在困扰，因而无法将它沟通给分析师，个案可能以说谎，或隐瞒某些经济状况，或以其他某些似乎欺瞒的行为作为分析的开始。分析师必须既不点破这行动化的最初沟通，也不藉由责备或积极的介入来做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分析师所必须做的只有点出其发生——但不是以一种责备的口气去“面质”个案——如果必要的话，讨论其现实方面的问题，且强调他仍不确定是否它有任何隐含的重要性；而如果是如此时，它的重要性又会是什么。任何视症状行为完全是一种现实行动的积极介入，可能会将个案最核心的困扰由分析工作的焦点挪走，因为个案最初将以愤怒、背叛和稍后的顺从来回应分析师的责备——简而言之，被分析者的自我里将有所改变，不会有潜藏病态之自恋构造的动员。因为个案仍未准备好回应这些最初的症状行为，也因为分析师对其活动的面质惊吓到被分析者，分析师可能犯的这暂时错误，如果稍后可返回最初发生处，并回溯的通过它，那么将不会有永远的伤害。然而，如果分析师的过度现实化或道德化反应被一理论信念的系统所支撑，也就是说，把分析态度放在一旁是适当地，而相对关于自恋的转移关系之般评论地认为个案“真的不诚实”、“真的缺乏整合性”或“真的缺乏对于治疗的允诺”，那么要通往更深自恋困扰的分析可能确实会被阻塞。如前所述，这些由前意识中心扩散出来的困扰特质，会有自体之现实不完整的感受，其次会有外在世界之不完整的感受。不只是去了解精神分析情境本身特定地被采用来将一种隐藏的自体经验(也就是对于自体的现实和周遭环境之现实的感受)带至开放是重要的，去了解在分析里这情况的逐渐浮现，让被分析者开始觉察到它动力的来源和结构的根源〔亦即在一古老自体影像上的固着，和(前)意识自体的失能与精神灌注不足〕也是重要的，因而一条通往普遍去修正困扰之路就被打开了。
分析情境的特定属性让——且鼓励——病态自体之浮现随之而来。在其核心方面，以一般的语言而言，分析情境不是真实的。它是一种特定的现实，与艺术经验的现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一如戏剧的经验般。一个人必须拥有少量稳定的自体精神灌注，以能让自己投入假装的艺术现实里。如果我们确定我们自己的现实，就能暂时地由我们自己转离，并能与艺术中的悲剧英雄同苦，而不会处于对于我们所参与情绪的现实与我们每日生活的现实混淆的危险里。然而那些现实感不安全的人，可能无法很容易的放开自己投入艺术经验里，例如，籍着告诉自己，自己正在看的“只不过是”戏剧，“只不过是”表演，“不是真的”等等。分析情境呈现了类似的问题。被分析者自己的现实感受比较完整时，将(带着适当之过渡性质的阻抗)让他们自己可于分析的服务里有不可或缺的退化。他们将因而能经验到转移关系感受之准艺术的、间接的现实，这现实一度是关联到他们的过去【3】里一个不同(那时是当下而直接的)的现实。这退化是自然发生的，如同在剧院中发生的一般。且一如在剧院中的真实，当刻现实的去精神灌注，被一种来自当下周遭环境刺激的减少所支撑。更且，被分析者很少须被教导分析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怎样关联到分析情境，就如同人们知道必须如何将自己关联到在剧院中所看的表演一般。
要适应一套不熟悉的经验时，可藉由适当解释而变得容易些，这是一项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执行中实行次级演练，但在此我略去实务上的次级演练。因而，如果一个人从没到过剧院，那么有关这类艺术的一般解释，将能帮助他更容易去回应这表演。然而，在观众心里的活化基本心理过程却毋须被教导，事实上也没有办法被教导。不论在艺术和分析经验间的无数深度差异，类似前述的考虑也应用到分析情境。对于分析之必要的心理态度之建立，可透过适当的方式来协助；但是让转移关系感受的特定现实之经验成为可能的这基本心理过程，是无法被教导的。
如果让个案得以经验到分析的现实之核心功能有了障碍时，那么既非教育方式(解释)，也非说服(道德压力)应被采用，而是这缺陷应被容许自由地开展，以便能进行对它的分析。换言之，如果个案的(前意识)自体被精神灌注得很差，那么要他关于或多或少自然的去建立分析情境的困难本身，可能成为分析工作的最核心议题。但如果个案无能力耐受当下现实的去精神灌注和无能力接受分析情境的模糊性，被分析师这边的道德框架审视，且被说服和忠告训诫来回应，或者被一种现实或道德的主张所回应，那么个案这个重要而核心的精神病理，将被从分析的焦点移开。
带着特定适当的来自投射性与内射性认同(Klein，1946)及被精神分析之“英国学派”所治疗面质之概念的通彻过程，我现在将转而界定理想化的转移关系和镜映的转移关系之概念。镜映的转移关系可能处理一领域，这领域依克莱茵学派的看法，至少部分地与被称为“内射性认同”的领域重叠，且类似地，理想化的转移关系可部分地顾及所谓“投射性认同”的领域。区分我们现今的工作与英国学派(这也导致了治疗态度的巨大不同)取向之理论观点上的特质，在这点上毋须摘要呈现，只提下面一点就够了。根据这里所呈现的观点，镜映的转移关系和理想化的转移关系是自恋原欲的两种基本情势之治疗活化，这两种情势在原发自恋之后依次自行建立。因着这些情势组成了健康的及必须的成熟步骤，甚至在治疗里的固着与退化到这些情势，都必须首先被了解为本质上既非疾病也非邪恶的。个案在有关它们的治疗活动里，在他能了解逐渐转化它们成为较高组织的成人人格，和驯服它们成为自己成熟的目标和目标之任务前，首先会先学习认知这些自恋的形式(且他必须先能接纳它们是成熟健康且是必须的!)。被分析者的自我因而不是被设定来对抗其古老的自恋，彷佛古老的自恋是其敌人的和陌生人一般，不会有属于客体分化(诸如关于一种想毁灭让人挫折的客体，或害怕被此客体毁灭的特定幻想)的较高阶段之观念形成过程被归咎于治疗式动员的领域，也不会有罪恶感的张力被创造出来。当然，张力是存在的，这自然地来自分析过程里。它们是因着未修饰的自恋原欲流入自我，而且它们是被经验为虑病、难为情和害羞的(它们非来自与一理想化之超我的冲突，这理想化超我的结构，尚未存在于我们处理的这些例子之发展层次中)。如果分析师将他的态度立基于先前的理论考虑，辨认出退化的流往较少客体分化(和伴随在前语言的张力状态与可语言化的幻想间之震荡)的阶段，且由此阶段再浮现之困难工作，将进展至一种任务导向的有目的之气氛里，这会鼓励被分析者之自我【4】的观察和整合部分之自主性的维持。
但我不应以关于自恋型人格疾患而提出之特定理论的临床综合论述、进一步追求在精神病理学上与克莱茵学派的理论和临床展望间的比较的如果要继续开展这样深度的比较，会超过这个观察的限度，因为它将需要一方面去区别妄想症和躁郁症，另一方面【5】去区别自恋型人格疾患之精神病理学的呈现。替而代之地，我将靠以下背景完成镜映的转移关系和理想化的转移关系概念之理论澄清(1)在下面两者间的进行性退化移动(a)崩解了的身体自体(自体性欲)之身体-自体核仁的阶段和(b)整合的身体自体(自恋)的阶段，与(2)在以下两者间有相互关系的分化(a)隔离的心理机转和(b)整合且结构的整体心灵自体。
指述着治疗活化之镜映的转移关系和理想化的转移关系，这样的词汇并非隔离的心理机转(如内射和投射)，而是或多或少稳定且巩固的整体人格构造，独立于优势的心理机转，或独立于被这些优势的心理机转采用的机转，或那些甚至可能是这些优势的心理机转之特质者。由自体性欲到自恋(Freud,1914)的发展阶段，是一个朝向增加人格合成的移动，这移动是因着一种由个体之部分身体，或者隔离的身体或心智功能的原欲精神灌注转换为对一(虽然最初是夸大的、表现癖的，及非现实的)整合自体的精神灌注。换言之，身体自体和心智自体的核仁结合，并形成一个上级的单位。对自己身体规则的发生身体疾病之成见，是一个自恋升高的显现，甚至当一单独的器官成为成见的中心时亦然，因为那个器官仍可视为处于一种整体受苦之身体自体的脉络里。然而，在精神病或前精神病的虑病里，或在精神分裂病的早期阶段里，个体之部分身体，或隔离了的身体或心智功能，会成为隔离并适度精神灌注的。这时统整自体的影像正在破碎中，而个案人格里残余之统整的、观察的部分，除了企图去解释一无法被控制之退化产物外，其他不能再做什么(Glover，1939)。
伴随身体疾病的自恋退化，和发生于精神分裂病早期阶段之身体自体的前自恋崩解，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下列情况下变得有点模糊。如果有一个人有强烈的前自恋固着，当他有身体疾病时，伴随这身体疾病之身体自恋的加增，可能带来往身体开始崩解的进一步退化，而且这人将以虑病焦虑做反应以取代经验整体的自体关照。带有弥漫症状之身体疾病(诸如各种包括感冒等传染性疾病前导的初期之非特异症状)特别容易引发这类虑病反应。另一方面，明确症状的发展会对特定器官(如喉咙痛、流鼻涕、打喷嚏等等)有强烈的自恋精神灌注，会带来对于前自恋固着点的拉力产生反拉的力量。基于这个理由，这些症状的出现，通常都会受到具有虑病倾向者的欢迎，并使他们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因而身体周边区域的疾病之剧烈疼痛，即使它们诸如性器官或眼睛这类情感上高度自恋精神灌注了的器官，也通常不易诱发虑病的反应。类似来自下面两者的退化，也可于心智领域里被观察到：(1)整合的身体自体(自恋)阶段到(2)崩解的身体自体阶段。后者即心理隔离了的部分身体和它们的功能(自体性欲)之阶段。一个人之整体心智态度(自恋)的精神灌注，即使是以病态的扭曲和夸大的形式呈现，也必须与隔离的心智功能和机转(自体性欲)做区别。后者发生于自恋地精神灌注之统整心灵自体破碎后的结果。一个任务导向的、适应的，且本质上是心灵自体的自动过度精神灌注，发生于精神分析治疗里，即精神分析的情境培育一种被分析者注意自己的心智态度和各种心灵功能的紧焦。然而在此也一如身体疾病里的类似状况，单一症状或单一心理机转不论如何显着或异己，它可能仍可在一整体的(即统整的)受苦心灵自体影像的脉络里被见到和经验到。然而，发生于心智自体崩解后的隔离心智功能与机转的过度精神灌注，是一种常见于精神病退化早期阶段之虑病的成分，而且因而被经验为类似身体的虑病症(亦即，例如合理化地担心自己失去理智、害怕疯狂之类等等)。有时候分析师必须非常仔细注意个别的心理机转。例如内射和投射机转将会被自恋人格疾患，及转移关系精神官能症之被分析者，用在防卫或非防卫(适应)的模式里。如果这些机转已成为心灵自体的一个崩解退化破裂的隔离部分，它们就会是精神分析地难以接近，亦即，只有人格的周边方面和退化崩解之前的心理事件仍会对有意义的细察维持开放。但只要能维持(虽然是在潜意识下执行的)一个整体的、统整的自体功能，它们就会是分析师之诠释的适当标靶。更特定的说，透过诠释，被分析者开始有连结上的渐增觉察，这连结存在于其主动的和反应的自体与心理机转间，这机转似已发生于一种不可测的且无法给与动机的样式里。透过分析工作，这些机转被带入与自我的驱动力有渐增的接触，于是自我掌握优势的领域就被扩展了。
不幸地，这些区分(在隔离古老的机转与饶富意义的统整组合之心智活动的成分要素机转间)甚至变得更复杂，这是因为对于心理机转之拟人化倾向，在精神分析文献中是常会遇到的。例如，特别是某些作者似乎鼓吹内射和投射为带着人格特质的机转：亦即，内射机转成为一个愤怒、贪婪的小孩，而投射机转则成为一个分裂或呕吐的小孩。如果这类的理论态度被带到临床情境，它们不只会在被分析者内在引起罪恶感，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删除了下面两者间的关键区别；(a)统整的自恋结构是可分析的，因为它们能在临床情境中形成一种转移关系，和(b)自体性欲的结构是不可分析的，因为精神灌注并不在统整的自恋构造(夸大自体；理想化的双亲影像)上，而是灌注在隔离的身体或心智功能上。在暂时或慢性退化期间，原欲在镜映的转移关系里之部署，可能确实被隔离的内射取代，而对理想化的转移关系之统整的投资，可能融化而被隔离的投射所取代。在这些后者的例子里，无法获得转移关系的建立，致病的病源领域本身因而(至少是暂时地)无法分析。
比较我(得自系统化的精神分析观察自恋人格困扰之成人个案)的概念化和马勒(Mahler)及其伙伴等自系统化的观察严重困扰儿童而得者，是有趣的。当前的概念化是与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与动力的一经济的观点，和地志的-结构的观点)的后设心理学观点一致，而古老经验(理想化的转移关系，镜映的转移关系，摇摇摆摆地往自体的短暂崩解)被广阔地活化的层面，需要相对应的儿时经验之神入重构。马勒的概念化衍生自对小小孩之行为的精神分析的复杂观察，因而这些概念化是与同调于她的观察领域之理论架构协调。她关于自闭-共生阶段和分离个体化阶段的综合论述，因而属于直接儿童观察的社会生物学架构。
由理论之立足点上进行相关实证观察后可被转译为普遍的准则，然而对于理论立足点之差别的最简明摘要，可能如下。在马勒的概念架构里，儿童是个与环境互动的心理生物单位。而她概念化了一个儿童对客体关系一致的心理生物发展观：由(a)缺乏相关性(自闭)，经(b)与它融合(共生)，到(c)由共生中自主和与共生有相互性(个体化)。我的后设心理学之精神分析观点是与我的观察方法同调的，例如，儿童期经验之转移关系复苏，引导我去领悟的不只是自恋和客体爱(分别由古老的向较高的阶层移动)的并肩发展，而且也是自恋本身(夸大自体、理想化的双亲影像)的两个主要枝干之发展。这些在概念化上的不同，是两种不同基本观察态度之生成物；马勒观察小小孩的行为；我在转移关系重新活化的基础上重构了他们的内在生命。
一个精神分析后设心理学的综合论述和直接儿童观察的综合论述两者问之比较，超过了这篇文章的范畴。附带一提，马勒等人，班杰明(Benjamin，1950, 1961)、史匹兹(Spitz.1949, 1950, 1957、1961，1965)和很多其他在此必须被考虑到的人【6】在之调查的贡献。特别在最近的二十年，对于早期在母亲与婴孩或小小孩间的互动影响之了解，已透过大量分析师的重要调查而被丰富了。然而，马勒不只做了最持续系统的贡献，而且也做了最有用和最有影响的相关贡献，在下文中，她将被视为这整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马勒对于由自闭到共生到个体化之进展的综合论述，大略与佛洛伊德从自体性欲经自恋到客体爱的原欲发展之古典概念相一致。自恋的转移关系是发展阶段的治疗式活化，此发展阶段可能主要与马勒所认为之共生阶段后期部分和个体化阶段的早期部分之间的过渡期相一致。然而，我要再次强调，我自己的观察让我相信它是丰富且与实证资料一致的，它主张两条分离且大部分独立的发展路线：一条由自体性欲经自恋到客体爱；另一条由自体性欲经自恋到自恋的更高形式与转化。当然，考虑这两条发展线的第一条时，某些人主张客体爱的始基前期，早自自体性欲的和自恋的阶段期间已可被认出，这样的宣称并不令人讶异。他们认为应该假设客体原欲之独立发展路线的存在，他们认为这客体原欲以客体爱之非常古老和始基的形式作为开始(在这脉络里见M.Balint，1937：and 1968)。然而，我自己的倾向让我对古典的综合论述仍维持忠心——我倾向于相信，他们将甚至是始基形式的客体爱(当然这不可与客体关系混淆)之能力归于小小孩，是基于神入方面之回溯曲解和成人形态之错误。
临床上的考虑
在有些个案里，理想化的转移关系和镜映的转移关系间之分化不易建立，因为或者是在这两个位置间的往复震荡非常快速，或者自恋的转移关系本身是一个过渡的或混合的形式，个案带着对分析师的理想化，并同时呈现对于镜映、钦佩的要求，或呈现他对一种另我或融合关系之要求的面貌。然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像那些至少在长时间分析期间里可做出清楚分化者那么频繁。在过渡的个案里——特别是在那些于夸大自体的活化和理想化双亲影像的活化间快速往复震荡的例子里，并不允许诠释的尖锐聚焦——分析师最好既非停留在飞逝地精神灌注了的夸大自体上，也非停留在理想化双亲影像上，而是要将自己的注意力紧焦于这些位置间发生的转换上，以及使它们加剧的事件上。至少在某些例子里，这快速往复震荡似乎是在服务于防卫否认一种脆弱性。每当个案伸展一种理想化的脆弱蔓须朝向治疗师，或每当个案羞怯地企图展露自己心爱的自体，并邀请分析师赞赏参与时，个案快速转向至对立的位置，并(像寓言中的乌龟)一直在那儿，而分析师赶不上他。
另一件实务上的事是聚焦于自恋的转移关系之诠释形式，特别是在镜映的转移关系里时。两个对比的陷阱可能成为分析自恋人格过程里的阻碍。一个是关于分析师准备呈现一种伦理的、伦理气息的，或现实的姿态来面对个案的自恋；另一个是关于分析师的倾向于将相关诠释抽象化。
通常我们可说价值判断、现实的伦理学(主要是哈特曼之健康伦理学的概念)，和治疗的行动主义(教育的测量标准、劝戒等等)这三角，让分析师觉得必须跨步超越基本的(即诠释的)态度，并成为个案的领袖、老师和向导，这最易发生于当所细查的精神病理并未被后设心理学了解时。因为在这些情境下，分析师必须忍受自己的治疗无能和缺乏成功，当他放弃无效的分析装备并转变模样(例如，提供自己给个案作为一个模范或被认同的客体)以求获得治疗改变时，他很难不被责备。然而，如果在仍未被后设心理学地了解之领域礼，重复缺乏成功被忍受了，不放弃分析的意义，和不转向治疗的行动主义，那么，新分析洞见的发生不会被阻碍，而且会有科学的进步。
另一个相关的现象可在后设心理学的了解并非完全缺乏，只是了解不完全的领域里被观察到。在此，分析师倾向于补述他们的诠释，并以建议的压力去重构，而治疗师人格的比重变得远重要于后设心理学被良好了解的情况。有些分析师据说对自恋人格困扰的分析特别有天分，而且关于他们的治疗活动之奇闻软事在分析圈【7】里广为人知。但如同外科医师在外科的英雄时代里是个有治病驱魔天分的人，他表现了个人的勇气和英雄技巧的伟大技艺，而现代的外科医师则倾向于成为一个平静的、训练良好的工匠，分析师也是如此。当我们对于自恋疾患之知识的了解渐增时，过去如此个人化要求的治疗步骤，将逐渐成为富于洞见与了解之分析师的熟练工作，这些分析师并不采取他们人格的任何特殊非凡魅力，而是限制自己于使用可提供合理成功的仅有工具：诠释和重构。分析师的倾向于以恼怒不耐回应其个案之自恋固着的癖性所暗示之反转移关系——它始终是如此的敏感——将于第十一章里讨论。在此我只重复我先前(1966a)的陈述，换句话说，是西方文明的利他价值系统之不当入侵，而非发展成熟度或适应的有用性之客观考虑，倾向于导致在分析师这方的一种将个案的自恋情势改换为客体爱的期望。反过来说，在很多例子里，自恋结构的重塑和整合到人格里，必须被评定为比之要求个案不安定地顺服于一改变其自恋为客体爱，更为真纯而有效的治疗结果。当然，在对某些自恋人格者之分析里，有时会以无误的姿态出现，来作为说服个案之得自未修饰的自恋幻想的满足是假的之一种强力陈述。例如，老一代熟练的分析师，因着局部的分析知识之主张，会在一策略的关键处，让自己默默的交出荣耀的冠冕，授与他的无所怀疑之被分析者，而不是以其他的言语诠释来面质被分析者。
然而，通常当我们以真诚的和可被客观接受的语辞来为个案示范说明在其古老世界里的自恋游戏时，精神分析过程最被强化。在不论及抗拒和困难下，个案在这古老自恋世界里认可了分析师。所以我们最好是信赖个案的自我于分析之神入接纳气氛里，去获致逐渐掌控人格之自恋部分的自发合成功能，而不是去驱使被分析者朝向大规模模仿分析师之对于被分析者缺乏现实感的轻蔑拒绝。如果分析师能广泛的重构古老的自我状态，和带着自恋情势游戏于这些状态里的特定角色，而且如果他能建立相关转移关系经验和相符之儿童期创伤间的连结，分析师在这方面会特别有效能。
佛洛伊德在其关于技术(1937b)方面的最后文章里之简短暗示，对于这样重构的风格与形式，虽未特别是指描绘它们在自恋困扰下之分析领域里的角色，是一个有当今接纳解释的客观性之风格脉络倾向的例子，这接纳解释的客观性应该被以下面的干预方式来使用。“‘到了你的第n 年(佛洛伊德告诉其想象中的个案)，你视自己如同唯一和无限的拥有你的母亲；之后有另一个婴孩的到来，并带给你重大的幻灭。有时候你的母亲会离开你，而甚至当她再出现的时候，她也不再独独奉献给你。你对母亲的感觉变得矛盾，你的父亲获得对你而言的一个新重要性，’……等等”。
分析师对个案施加教育压力——无论是透过冷酷的客观陈述或在道德训诫里——之相对上的适当性或不适当性，应该在对抗占据了治疗舞台中心之非现实结构的后设心理学了解下之背景里被评价。暂且不提个案非现实的理想化，这非现实的理想化当然是在其非现实的夸大里〔特别当它透过似无伪装之优雅的优越性或桀骜不驯态度，以及透过缺乏界限地显然无视于他人(例如分析师)的权利和限制，硬是要求注意地表达自己时〕，对此，分析师将倾向于自动地藉由教育方式(以现实来做面质)来回应。依哈特曼(1960)的意思，亦即藉由现实的或成熟主义式道德的态度来教育个案。
然而，分析师对被分析者所显现出的夸大选择适当回应的能力，先决条件是对于特定结构的了解，以及因而有对其要求之特定心理重要性的了解。更精确的说：发生于自恋人格疾患里之外显的自恋索求，是以下列可被以结构的和动力的词汇加以区分之三种形式。每个形式应当会在分析师这方引出治疗反应，这些与个案行为之特定结构与动力决定因子同调的。
1.夸大的行为可能是精神(见第七章，个案J和图3的讨论)之垂直分裂区段的一个显现。我已明白它对于精神分析的进展是无传导力的，亦即，要透过改变结构以获致健康，或要以教育说服、告诫等等类似的现实形式，来面质垂直分裂区段无伪装下的自恋显现，是无效的。根本的分析工作应在嘈杂的分裂区段和安静的中心坐落之现实自我间的边境来进行，藉此，基本的自恋转移关系就被媒介了。然而，在这边境的阻抗不会被对分裂的傲慢施加打击所克服，而会被藉由将它解释给(透过动力的一起源的重构)人格的中心坐落区段，以说服后者接受前者进入其领域里所克服。在这努力的渐增成功导致了两个结果：(a)中心自我之道德的、美学的，和现实适应的力量本身将开始转化古老的自恋主张，并使它们更可为社会接受，与更精神经济上地有用。而且，更重要的是(b)古老的自恋精神灌注由垂直分裂区段往中央区段的一种移动发生了，这增加了朝向建立(自恋的)转移关系之倾向。要强调的是这带来一由精神的垂直分裂部分(其无转移关系的潜能)往精神的水平分裂区段〔其确实能形成一种(自恋的)转移关系〕之移动。我在此可附带一提，相同情况盛行于那些性错乱(上述情形构成了性错乱的大部分)的个案里，性错乱是在一自恋的基础上建构的。性错乱的行为存在于精神的垂直分裂区段，且在潜藏的本能力量被疏通进入自恋的转移关系前，首先必须与精神的中央区段整合，因而开始可为通彻的系统过程所用。
2.在第二种形式里，公开地显出自恋主张也可被以结构一动力的词汇来定义。在这些例子里，我们处理一种在人格的中央区段里未被安全地围住(水平分裂)之夸大结构，其阵发的突破困扰，或多或少是自恋耗竭的主要慢性症状。因着这样的突破困扰通常导致一种精神经济上的不平衡(如过度刺激),它们应被视为创伤状态。
3.自恋态度的显现最终可能以防卫的自恋之形式发生，以支撑(慢性地，或作为一种暂时的紧急方法)防卫对抗更深藏的古老自恋构造之主张。当J 先生主张自己之古老的夸大-表现癖自体时之暂时傲慢，在这脉络里，当他谈到自己的刮胡子习惯时，于转移关系里被动员了。在此，分析师的恰当回应再次成为动力的诠释与起源的重构。然而，当一慢性的防卫夸大己次发的被一合理化(类似畏惧症的藉由特异品昧和嗜好之合理化系统，及藉由偏见等等的伪装)的系统所包围时，那么某种程度的教育压力可能确实必须被用来抵消自我在这领域里的变更。
在讨论了分析师对被分析者之自恋以不恰当地伦理的或过早的现实(带着拥护成功适应的这方面意图)回应，特别是被以公然或隐秘的道德化或责难的陈述形式传送时。讨论了这些后，现在我要转而说明分析技术在分析这些疾患里的第二个陷阱，即分析师关于自恋转移关系的诠释可能变得过于抽象。如果我们避免落入客体关系和客体爱之间的广泛混淆的话，这个危险就可被大大消除。如我先前(1966a)说过的，“自恋的对立方并非客体关系，而是客体爱。一个个体的富于客体关系，就社会领域的观察者而言，可能是隐藏了其客体世界的自恋经验；而一个人表面上的疏离或孤单，可能是一个当时富裕的客体投资”。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是(a)无论客体被投资以自恋的精神灌注之事实，我们关于理想化的转移关系和镜映的转移关系之诠释，是关于一种强烈的客体关系之陈述；而且(b)我们是向被分析者解释其自恋如何导致他对于某些特定层面和客体活动之高涨的敏感，他是在一自恋的模式里经验分析师这客体。如果在精神分析开展过程的显现里，分析师能将自恋的精神结构之动员会发生于自恋的客体关系之形式里谨记在心，那么分析师将能以具体的用语向个案示范的不只是他如何反应，也包括了这些反应所显示的，这在当前是特别要去焦于分析师的态度与活动，个案所经验到的是作为来自过去之重要自恋情境、功能，和客体的复苏。更且，由于思想和活动在这退化的致病层面仍未完全分离，这退化在自恋疾患的分析里被动员了，分析师也必须学习平静的去接纳看似重复的“行动化”，并视它为一种古老的沟通方式来回应。
如果分析师的诠释恒常地是非责难的；如果他能以具体的询汇向个案澄清个案之(经常是行动化了的)讯息，和个案非理性的过度敏感，以及自恋情势之精神灌注的来回流动之意义和重要性：尤其是，如果他能向个案的自我之观察的与自体分析的部分示范，在人格发展的全部阶段之脉络里，这些古老的态度是可理解的、适应的，以及有价值的，并且形成人格的一部分——那么自我的成熟部分将不会由自恋自体之夸大转离，也不会由过高评价的、自恋地经验之客体的可怕容貌转离。少量之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心理的可处理部分，自我将处理对于了解到夸大自体的主张是非现实的失望。在回应这经验时，自我或者将哀伤的退缩到来自自体的古老影像自恋灌注的一个部分，或者它将在新获得之结构的协助下，中和相关的自恋能量或疏通它们到目标禁抑的追求里。少量之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心理的可处理部分，自我也将处理对于了解到理想化自体-客体是不可及或不完美的失望。在回应这经验时，自我将撤回来自自体-客体的理想化投资之一部分，并且强化相符的内在结构。简言之，如果自我首先学会去接纳动员了的自恋构造之存在，它将能逐渐整合这些自恋构造进入自己的领域，而分析师将见证在人格的自恋区段里之自我掌控(ego dominance)及自我自主(ego autonomy)的建立。
创伤状态
因着精神的基本中和结构在大多数带有自恋人格疾患的个案里发展不足的事实，这些个案不只易于性欲化他们的需要和冲突，而且也显现许多其他功能上的缺陷。他们易于受伤和被冒犯，很快变得过度激动，他们的恐惧和担忧倾向于蔓延且变得没了界线。因而在分析过程里(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尤其是在治疗阶段的早期，这些个案常处于一种反复的创伤状态，这并不令人意外。在这些时间里，分析的焦点暂时移到精神过度负荷之近乎排他的考虑上，亦即考虑精神经济不平衡之存在。
当然，这些创伤状态中，某些是由于外在事件所致。由于创伤状态这加剧因子与所有激发焦虑、不安、担忧和在每个人身上的类似情形有关，故难以特定的讨论它们，除了再次强调它是过度的反应、烦乱的强烈程度，及在这精神状态下显着的精神功能暂时瘫痪，而不是强调加剧发生事件之内容本身。只有一个特定的加剧事件我将简短的提及，因为它将困扰过度和经验的心理味道描绘得很好：即失态(faux pas)。个案多次(尤其在自恋人格分析的早期)在到达会谈室时，因着自以为犯了失态行为而满怀羞耻与焦虑。【8】如个案说了一个时地不宜的笑话，在同伴中说太多他的事，衣着的不适当等等。细究之下，很多这类情境的痛苦，可藉由辨识出一种拒绝突然而非预期的发生来加以了解，正当个案最脆弱于这拒绝之时，亦即，就当个案在其幻想中期待炫耀并预期喝采时〔当一个人在失态之后说溜了嘴或其他类似的失误时所经验到的羞耻。它特别会被突然的、自恋痛苦的认知到自己对于相信毋庸置疑的掌控了的领域(自己的精神)(见Freud，1917b)无法控制所引起〕。
自恋的个案倾向于对失态的记忆有过度的羞耻和自体拒绝。他的心灵一再的返回痛苦的时刻，企图藉由神奇的方法根除意外事件的现实,亦即，企图去抵消它。个案可能同时愤怒地想杀了自己，以抹掉这折磨人的记忆。在自恋人格的分析里，这些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它们需要分析师去耐受个案对痛苦场景的反复计算，以及去耐受个案常常受到似乎微不足道的事件引起的极度痛苦。在很长的时间里，分析师必须神入的参与到个案所苦的精神失衡里：他必须显示对个案的痛苦困窘和对犯下的行为难以抵消感到愤怒之了解。那么，逐渐地，情境的动力就可被逼近，而个案对喝采的期望，与其儿童期夸大和表现癖的困扰角色可被认出。然而，儿童期夸大和表现癖也不须被非难。一方面，分析师必须对个案显示，在这领域里未修饰的儿童期要求之入侵是如何的引起个案现实上的困窘；另一方面，如同在一神入地起源、重构之脉络里所见到的，也必须要有对这些挣扎之正当性的同情接纳。在这初步预备好的基础上，更多朝个案的强烈暴怒和自体拒绝之起源了解的进展于是可被达成。相关的记忆可能浮现，这记忆倾向于完成并矫正初步的重情。它们常指向一种情境，在这情境里，儿童要求对于其成长的认可注意之正当主张，过去并未获得回应，就是在这些情境里的重要时刻，当儿童最骄傲地想展现自己时，被轻忽和嘲笑了。
当然，在这样一个人格区段里的完整分析工作，无法于对单一特定外在事件之回应里全部完成，诸如一个特定的失态(或者是在临床的转移关系脉络里回应单一的类似意外事件)之外在事件。只有经由这种形态之反复创伤状态之缓慢的、系统化的分析，对抗强烈的阻抗，那么深埋于这些反应中央的陈旧夸大和表现癖才成为可理解的，而且过度羞耻和恐惧才开始可不带着挫折或嘲笑的被自我所忍受。然而，只有藉由它们的获得进入自我的通道，自我才能建立那些特定的适当结构，这结构在其功能运作里，可转化古老的自恋。驱力和理想成为可接受的企图心、自尊和愉悦。
有些其他创伤状态典型地发生于自恋人格的分析之中期甚至稍后阶段，吊诡的是，这些状态常发生于回应正确而神入的诠释里，而这样的诠释本应该(且最后的确应该是这样)是促进分析过程的。乍看之下，人们倾向于解释这些反应为一种潜意识罪恶感影响之显现：亦即，人们倾向于推测它们是一种负向的治疗反应(Freud，1923)。然而，因着许多理由，这样的解释经常是错误的。自恋人格者通常不会被罪恶感(他们不倾向于过度对自己的理想化超我所施加的压力做反应)压倒性的摇动。他们的压倒性倾向是被羞耻感所淹没，亦即，他们对夸大自体的古老层面，特别是末中和之表现癖的突破做反应。
下面是得自B 先生的分析治疗之第二型(这型通常发生于分析的开始阶段之后)创伤状态的例子。如前所述，精神经济上的这些失衡状态(常是严重的)，和它们于精神上的尽心竭力是(a)被正确的诠释所触发，以及是(b)被分析师对个案反应本质之了解的暂时失败所维持和延长。
B 先生的那次相关会谈发生于其被分析第一年末的一个周末。他相当平静的说到自己较过去为佳之忍受分离的能力。例如，他己能不靠自慰来协助自己平静入睡，甚至在周末与分析师分离期间和了解且抚慰他的女友不在时也是如此，这女友最近搬到别处去了。个案于是开始思索关于特定的“小男孩的需求”，这似乎是其无止息的孤独之核心。他说，他的母亲似乎不喜欢她自己的身体，并且对身体的亲近是畏缩的。这时分析师对个案说，在其母亲态度的影响结果下，事实上个案的不安定和紧张是相关于他从未学会去经验自己为“可爱的、爱人的和可触摸的”。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个案用这样的用语来回应分析师的陈述：“轰隆!你打中了!”这感叹之后伴随着一个关于其爱的生活之某些细节的简短阐述。于是他再度提到其母亲(及其前妻)，她让他觉得自己“像是害虫或秽物”。最后他沉默了；他说，所有这些非常令他感动：眼泪开始充满他的眼睛，并且他无言的哭泣，直到那次分析的结束。
第二天，个案以一种蓬乱且深度困扰的状况来到；而且他在该周的后续日子里，维持着兴奋和重度困扰。他抱怨分析的时间太短了，说他晚上无法入睡，所以最后当他耗竭地觉得想睡时，他的睡眠也不是很能休息的，而且他有无数焦虑和兴奋的梦。他联想到有关对于不神入的女人之愤怒想法；对分析师有外显而粗略地性幻想；梦到吃东西、乳房、威胁的口腔虐待症状(发出嗡嗡声的蜜蜂)；说生活失了味，并描述自己的生活有如一个因所有线路全纠结在一起而失了功能的收音机。而且最令人警觉的是他开始编造出一些怪异的幻想(一种先前只在治疗的起初才发生的怪异幻想)，诸如关于“电灯插座里的乳房”等类。分析师茫然于个案的创伤状态，她想试着将这些与个案不神入的母亲连结，但却完全无效。直到过了些时候再回溯(但在后来的类似发作期间，接着被证实了)，分析师开始了解到这事件的重要性(且因而能在当个案进入一类似状态时，帮助个案很快的克服其兴奋)。
本质上，个案的创伤状态是由于对分析师的正确诠释有了过度刺激和兴奋的反应。其脆弱的精神无法处理一种自儿童期起存在着的需求(或一种愿望的实现)之满足；即在其环境里之全然重要者的正确神入回应。个案于儿童期对其母亲之神入的身体回应之愿望，在当分析师把它转换为语言时，突然地被强烈刺激到。特别是她所用的词句“可爱的和可触摸的”，打破了他慢性化了的防卫。他的精神因而被泛滥的兴奋所淹没，而突然被强烈刺激了的自恋原欲张力，导致一幻想的精神活动加速，并导致自恋转移关系之粗略性欲化。然而，在分析的最后可知，是个案的基本心理缺陷导致兴奋：他的精神缺乏中和口腔的(和口腔虐待的)自恋张力之能力，这张力被分析师的诠释所触发，而且他缺乏那些让他可转化这些张力为或多或少是目标抑制下的幻想，和对于事业、浪漫理想、或甚至是创造力与工作之愿望的自我结构。
这些常见强烈的困扰反应之内容有广泛的变异，而且当然不只是由个案的整体人格组成所决定，也会由触发精神经济失衡和自我(这依次是由于自我之调节功能的相对不足)的无助感之特定事件所决定。有些个案在此环境下开始行动有如“疯了”——就这意义而言，个案的活动可能显示有如苦于一咸信为一种怪异神经疾病之歇斯底里发作。这心智精神失衡之暂时状态的观察者获得了模糊的印象，觉得个案的行为有如疯了，但实际上个案既非疯狂也非诈病。个案整个的异常行为，可能会包括去从事分析情境外的危险活动。然而，通常这精神病理的急性形式，倾向于以精神分析情境里的语言层次，近乎排他地显现自己；亦即，个案经常会有足够的现实感去避免于社会上危险的行动化。但分析情境里的行为是整体而且似乎是蓄意地怪异，带着一种语言的退化使用，一种朝原发过程靠近之双关语的幽默退化特征，以及一种强烈的肛门虐待或口腔虐待之支离破碎的沟通气息。
文学里相类似的哈姆雷特之行为可在这样的脉络里一提。哈姆雷特的行为也好似以难以回答的问题面质神入的观察者，是否他真的苦于一种心智疾病，或者他只是(多少是意识的)假装疯了。我相信，这谜它自己会解答，它会一如类似我们的个案之处于创伤期期间，一旦有人开始了解哈姆雷特的自我之相对的暂时失衡，是因为被一内在适应和改变的庞大任务所淹没。特定地说，我们可基于许多征候(或许包括国家回应这王子的爱)，假设哈姆雷特已成为一高度理想化的年轻人，因而他看这世界，特别是他的当下人类环境为本质上是好而高贵的。当启动这悲剧(他叔叔和母亲的罪行共谋，谋杀了他的父亲)之事件入侵他时，现在要求着他的是对其世界观的完全洗牌，亦即基本上是对其所有中心价值的贬抑，也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观，知道世界里的邪恶角色之现实。事实上这样的完全改变(自恋的)价值和理想的领域必须被完成，当然，这是在有一同时来自强烈动员的伊底帕斯张力之贡献而大大地使精神装置过度负荷的要求下。然而，伊底帕斯冲突本身无法解释哈姆雷特所苦之创伤状态的程度与本质。哈姆雷特的精神“脱臼了”，因为他必须去面质那个他所曾相信的世界已经“脱臼了”的事实。最先，他以否认来回应这新现实，这新现实粉碎了他先前的理想化眺望。否认之后，随着一种深层烦闷的突破，令人不喜欢的现实以一种准妄想的形式(父亲鬼魂的出现)，进入了哈姆雷特的觉察。在对这现实的新眺望之部分接受阶段期间，对其发现的重要性之部分否认，仍然与对真相的认知维持并肩齐步。心理上而言，真相为哈姆雷特人格的一个部分所知，但被隔离于另一部分(自我里的垂直分裂)之外。于是在接下来的阶段里，创伤状态呈现出最典型的显现；它的特征是(a)释放现象(discharge phenomena)，范围由讽刺的双关语到莽撞的攻击爆发行为(杀死Polonius)；和(b)撤退现象(retreat phenomena)，范围由哲学的沉思到深度的忧郁专注。
客观而言，我们的个案并未面对如哈姆雷特之整体世界支离破碎的影像所加诸他可调查探知的任务等级。但是，相对的失衡在自恋脆弱者的脆弱或不完整结构化之自我里被建立了，这可能产生一暂时的临床图像，很类似于莎士比亚藉由其作品中的伟大王子所呈现的。
然而，分析师的存在和分析师对其个案之创伤状态的回应是很重要的——不只因为它们对于被分析者被淹没了的心智装置可带来很快的舒缓，更是因为它们贡献给个案获得对其心智失衡状态和其复发的创伤状态之本质原由的了解。
换言之，如果分析师学会认出这些创伤状态，如果他了解这些创伤状态来自末中和的(常是口腔虐待的)自恋原欲之淹没，而且如果他呈现适当的诠释来沟通其了解，那么个案的兴奋经常会平息下来。例如，分析师必须告诉个案，在先前分析会谈中，其所获得的了解和洞见对他冲击太大，因而他现在难以重获平衡。而不是去重提先前的诠释(例如，在B 先生的例子里，古老的需求被涵容和触摸到了)的内容——或是非神入的或只是离题的提它——分析师应该告诉个案，有时很难觉察古老愿望与需求的强度，因而它们的满足可能会超过个案一次所能控制的，而现在的状态，是个案在除去其兴奋时之可被了解的企图。如此动力重要的细节，一如B 先生印象上觉得现在的会谈太短了，可以用他内在精神不平衡的词汇来解释，作为觉察到一种在其张力和处理这张力之能力间的差异之表达。儿童相对于张力的精神重建也可能做到了：也可清楚不只在这样的环境下儿童会需要一个驱散张力的成人，而且因着个案的母亲未能在其儿童期让他有这样的最佳经验，个案会暂时地再经验这个古老状态。
所有前面这些叙述，只能被视为是例子，用意是要去描述分析师在其个案精神失衡时刻里之一般态度。在我的经验里，要指述个案的这兴奋并不困难，而且个案通常不止很快的平静下来，并且对于在这过程中的自己学习甚多。最后，但非最不重要的是，一种朝心理结构的建造启动了。所获得的洞见让个案可维持对自恋张力的觉察，因而疏通它们进入种种的理想脉络。更且，他逐渐学会在没有分析师协助下，开始去掌握这些渐增熟悉的张力状态〔过渡地，当个案有时被兴奋淹没时，例如周末期间，他们有时候将会想象着分析师的存在。或者他们将对自己重复分析师的语言——但这些粗略认同会或早或晚的被抛弃，且会被真实内化了的态度和甚至特定的独立地浮现之个人收获所取代。例如，被能力(诸如幽默)的流畅所取代，这些能力过去已经以一种始基和潜藏的形式存在，但先前并无机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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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娜·弗洛伊德评论现今人们的沟通时，以下面的方式表达这一思考路线：“在这些个案里，个案不是为了客体导向挣扎的复苏来使用分析师，而是为了包入一种原欲的(即自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案已退行了，或在这时候，个案已变得停滞了。我们可称其为转移关系，或可称其为转移关系的次特质……这真的没什么关系，只要这一现象能被了解并非由于对分析师灌注以客体原欲所产生的即可。”
②“如所熟知的，分析情境在于我们将自己与被治疗者的自我结盟，以压制他不受控制的本我部分……这个如果我们能与其如此立约的自我，它必定会是个正常的自我。但一个正常的自我是……一个理想的虚构……事实上，每个正常人只是平均上的正常。他的自我在某些部分之趋近于精神病……；以及它在序列上离一端多远与离另一端多近，将提供我们一个对于……“自我变更”的暂时测量。”(Freud，1937，P．235)
③当一个人把自己投入戏剧的表演里，自我状态的改变将会开始，亦即当刻现实的去灌注，以及朝向一个想象和艺术工作下记忆的世界，Zueignung对此作了美妙的表达，歌德(Goethe)以这首诗介绍《浮士德》(Faust)，这是其作品中最伟大且最具个人重要性的。略去些微的不一致，这诗可说是完美地描绘了在被分析者里，和透过神入的共鸣在分析师里，所勾起的精神灌注转移的心智状态。尤其[Richard Sterbe医师在相关情境(1969)里的引述，引导了我适切地看这几行]是这诗的最后两行，不只应用到借由艺术工作的体验带来的心智状态，特别是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也应用到以个案过去的复苏和现在的退却为特质的允诺参与分析过程的心智状态：
我所占有的，似乎遥远，
而消逝了的，成为现实。
What I possess，8eeln8 faraway，
And what is gone becomes reality．(歌德的《浮士德》。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1961，P．67．)
④心理的组织化的前客体-分化阶段的攻击成分的分析，也沿着类似的路线前进；亦即，如果其成熟适当原初的目标和重要性被牢记在心的话，在其稍后动力-经济学的重要性里，“自恋暴怒”的现象也可被成熟地、发展地阐释。
⑤然而，立即接着讨论隔离的心理机制的功能和整合的心理结构的活动间的区别，并非与克莱茵学派的理论系统毫无相关，依我之见，他们的理论系统倾向于模糊这个重要的区别。在现在的情境下，也请参见第一章中，精神病和自恋人格障碍间的鉴别诊断纲要。
⑥Therese Benedek的先驱研究(1949，1956，1959)虽不是在一种有组织计划的直接儿童观察下进行的，但是如同马勒属于一种精神分析的互动主义范畴。这个理论系统借由与互动的各部分等距离的观察者的位置，被定义为占据一个个体之外的想象点。精神分析后设心理学的核心领域，则为观察者的位置所定义，观察者占据一个个体的精神组织之内的想象点，观察者神入地认同(代理的内观)被观察者的内观。
⑦治疗师人格影响的评量在评估精神病和所谓“边缘”状态的心理治疗的结果时特别重要(A．Stem，1938)。很少会怀疑一个治疗师的疑似宗教热情或其内在神圣的深度感受(例如见Gertrude Schwing，1940，P．16)，在治疗非常困扰的成人和儿童个案里会提供一种强烈的治疗力量，这说明了某些令人惊讶的治疗成功。相关的影响可能由有魅力的治疗师直接散发出来，或者，在有魅力的治疗师是这样团队的领导者时，可能经由治疗团队来传送相关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会想到卡尔·荣格(C．G．Jung)的司令人格，这无疑地对其同僚有深度的影响，因而间接地对治疗里的严重困扰个案产生影响]。在这最后的分析里，我们正处理一种通过爱而有的治愈——虽然很大部分是自恋之爱!——相关于当佛洛伊德被面质对于费伦齐的最终治疗实验时，采取了例外看法的取向[见琼斯引述(Jones，1957，P．113)的弗洛伊德于1931年12月13日给费伦齐的信]。然而，不只治疗师弥赛亚的或神圣的人格，而且他的生命史，似乎也在治疗的成功上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并且一个如同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话，在一种自发的、舍身之爱的权能里，有时形成一种有效魅力的特殊部分[在这背景下见Victor Frankl(1946，1958)，他在“死亡”(!)集中营里幸存下来，成为其治疗上的人格资产和治疗立场的一个中心部分]。当然，没有人应当基于其他人几乎不可能治疗的个案，而认为这些成功的获得是经由治疗师人格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来反对治疗的成功。然而，要反对的是次发的合理化，这次发的合理化企图对被采用的步骤提供科学的敬重。决定一个治疗处置的特定形式本质上是否是科学的或灵感的(亦即所涉及的非理性力量已在治疗师的理性控制下的问题)，必须借由回答下列问题来逼近：(1)对于涉及治疗里的过程，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理论理解吗?(2)这治疗方法能被沟通给他人，亦即它可在没有其创始者的存在下被学习(并最终被实行出来)吗?和(3)最重要的，在它的创造者死后，这治疗方法仍然维持成功吗?唉，特别是最后一点，似乎太常会透露出这治疗方法学是不科学的。而其成功只是有赖于单一、特别有天赋之人的真实存在。
⑧一个对他人真正的不恰当，或自己想象上他人不恰当(诸如要求注意的行为或不恰当的华丽不实的服装)变得过度敏感与过度挑剔的互补倾向,常发现于夸大和表现癖的整合仍不完美的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