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的网络－社会现实的“实在性”
“体制网络”的品质是与其中的人（包括“治疗人员”和“接受治疗的人”）主体间构成的特质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改变这些人的数量和品质等东西的话，体制的网也将发生改变。但是不要相信所有一切都会改变。作为与日常生活整体相关的这些起伏变动的补偿物，在一些必须的基底上，存在着一些“常量”。这些常量并不一定是被客观化了的：他们只是概念上的常量。其中一些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这样的结构：即因参与者的数量和品质的变化而似乎发生改变，但是实际上却保留着其结构特点。正是因此，对于“理论”和概念的阐发、观点的界限和我们的临床实践的“萃取物”这些东西做最严格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转移”、“认同”、“幻想”、“行动化”、“付诸行动”、“无意识”、“欲望”、“请求”、“异化”等等概念。诸如“钝化”这个观念在过去三十年中受到了更新，有一部分由于安定药物的大量引入。但是为了抵御这种钝化，并不是说要去推动那个消极的主体，让他变得活跃，甚至躁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始终值得肯定的是，体力劳动疗法“自身”没有任何意义。它应当被整合到所有治疗“整体”中去。另一方面，精神病的心理病理学中占支配地位的东西主要是象征界和想象界的障碍，但也包括对于实在界的极端的质问。然而，大部分团体组织只考虑——甚至现在还是这样！——“现实”（在拉康对实在与现实做出区分的意义上）。然而，比起“正常病患者[1]”而言，精神病患者是更被实在界占据了的。
因而在体制的领域中，必须要考虑日常生活现实、心理治疗和实在界的相互关系。以或多或少隐含的方式，拉康向我们不停地提出的问题是：“社会现实中的实在界是什么？”我们因此能够在一些（类似于）栅栏和屏幕的行为方式中，看到用来避免实在界这个无法触及的不可能的东西的轮廓。在所有团体机构中，强迫性的和偏执妄想狂式的防御机制等等东西盛行于其中。这里就产生了一种这样的必要性，即用一种根本的方式来质疑幻想化并解读幻想的结构的能力的必要性（这就是托斯盖勒坚持要和Daumezon、Le Guillant等人讨论的地方）。我们因此就用一种严格的方式，重新回到了精神分析的根本问题上：幻想。如果幻想只是为了堵住通往实在界的通道的话，然而，也正是只有通过它，才有可能接近实在界。实际上，如同拉康所言：“对于主体而言，除了幻想之外，没有其他的通往实在界的入口。”
社会异化－（心理）病理变形－“治疗俱乐部”和第三者性－“事件的”产生－社会联系
但是所有体制的组织，为了让它不滑向“（人为的、虚假的）组织”，也就是说，不变成庇护院、家长主义、母权主义、伙伴情谊或者非常部分化的治疗技术组织的话，就必须把这个团体自身的实在界的问题提出来。这导致了政治上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团体如何被国家所接纳（的问题）。在这里，问题被提出来了——它从未被很好地解决——即这样一个团体存在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应当是始终存在和开放的，否则我们将会（在其中）优先考虑重新适应（社会）的技术和行为主义改造技术等等僵化技术的发展，它们尤其阻塞了精神病面对实在界和社会现实所提出的那些问题。
因此必须考虑到转移、实在界和深深的社会异化，后者渗透在我们的存在、行为和选择中，并把我们限制在一些骗人的诡计里，这些诡计让我们把一些仅仅反应性的东西当作我们的本质了。从经验上讲，我们注意到，通过团体产生了一些假象，其中最明显的是“骚动”、“狂热”、“功能衰退”和或多或少的歇斯底里的蔓延；这些由团体触发、维持和导致的行为，不承认并排除了精神病与实在界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同样地，反转移的效应也产生了一些替罪羊和偶像崇拜、“名望”等现象，和一些“封闭的”人物形象等等东西。精神分裂症患者本来已经有太多的倾向用一种空想的方式来固着在这些人为杜撰的“人物角色”身上了。
我们常常停在一个实证主义的逻辑中，它常常把“客体”客观地来对待，然而一个转移和幻想的维度恰恰是在质疑“客体的”问题。也就是说，对构成无意识欲望和每个人独特性的那些东西的追问。我命名为“（心理）病理变形[2]”的东西是其中所有反应的总和。在（心理）病理变形中，存在着在小社会中众多异化的回复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机构应当发明出一个可以抵制这个自然的“异化”和“物化”过程的组织构造。并在其中放置一个基本的元素，通过它来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治疗俱乐部”的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集体的装置”允许了在必然沉重、始终二元和无依无靠的个人与庞大的机构的关系中，引入一个第三者，即萨特称之为的“调节的第三者”，它允许我们对抗“临床实践的死气沉沉”。只有当它是相对而言被其成员们自己管理的时候，俱乐部才能起到这个作用。即所有的病人和机构工作人员一起来管理俱乐部具体的物资、经济、金融和创新情况，并且这一管理与机构和国家的管理规则不直接相联系。在医院、病区以及“病人之家”等中间机构的水平上，都应该同样如此，它们都因为一个精神病“人”的存在而产生的问题。这些东西在对精神病儿童的收治中表现得更明显，其致病原因可能来自一所医院或者一个病人之家，或者一个家庭、一所学校等等。所有这些东西不应当仅仅被质疑，也应当被作为治疗的行动。一个精神病儿童的“星从”包括老师、伙伴、家庭、护士、精神分析师等人。
换句话说，为了让一个团体能够用一种基本有效的方式运作，而又不产生过重的病理变形过程的话，必须要对所有这些因素进行一个持续不断的分析，看哪些是异化的因素。这个团体分析的功能是我称之为某种“抽象机器”的“团体”的一部分，其区分的功能只有通过下面一些元素才能起作用：一个俱乐部、一些“调节的第三者”和一定量的“开放度”。这一“团体”产生了同时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原创、相遇和发生“一些事件”的可能性。团体创造出一些事件，即使是那些生活中的小事情也能成为某个无依无靠的人的“大事”，因而，这个事件通过我们的解读，可以被主体利用，来获得一个有效的（个体）独特性。“有效的”，是在其能通过体制的网，创造一些交流和相遇的意义上的。这将允许每一个人，在有这些转移的网络系统存在的情况下，时不时地获得自我的重新显露。这个“显露”的观念是最重要的：概括地讲，我们可以说，精神病的基本障碍是显露的障碍，要么是不能显露，要么是显露的歪曲。在此，我命名为“讲话的空间”的东西就产生了。
在精神病个体存在的这一惨境中，找到一些办法使主体间的联系（在这个词语主体－中inter-subjectif[3]本来的意义上）得以重建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处在一个和另一个无意识主体之间的一些“联系”，不要把它们和“自我之间的”或“个体之间的”联系混为一谈。精神病患者们缺乏的社会联系，恰恰是一个主体内部（intrasubjective）的丧失。因而，主体间（l’inter-subjectif）只能通过主体内（intrasubjectif）而得到维持。这一点是显然的，如果我们参考那些关于“星从的不固定会议”我们所说的东西的话：对主体内（部）的工作可以在某个时候重建（病人们）主体间（的联系）。
[2]关于这个概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Jean Oury的另一篇访谈，“病理变形具有在一些领域中掩盖一些东西的效果，它让主体做出了一些或多或少的扭曲的反应。……这些变形状态的样子是多样的，它们只是一些假象，我们就生活在其中。它同样歪曲了心理治疗的效果，我们就看不明白应该要做什么……”，因此这里翻译成“（心理）病理变形”（plastie的原义是整形术）。这篇访谈的原文地址：http://www.lacanw.be/archives/institutionnalites/PratiqueDeLinstitutionnel%20(J.Oury).pdf
[3]类似于前面的词语游戏，intersubjectifs意思是主体之间的，中间加了横杠之后，变成inter-subjectif，前半截inter前缀有“……中，中间”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既指不同主体之间的，也隐含地指示了主体之中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