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心理治疗并不是众多“技术”之一。我们并不象做精神分析治疗，或者胰岛素治疗、解毒治疗、安定药物治疗一样，做体制心理治疗这一“治疗”。
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些这样的东西，它们对于创造一个既包括实践，也包括概念的集体心理治疗空间而言是必须的。其本质在于承担精神病的治疗这一责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领会关于精神病的某些东西的话，我们也就将能更好地理解（与之相对应的）“正常性”。对治疗空间举行布置所必须的因素，也可能被用到其他领域中，特别是教育和教学领域。
因此，我们不能在没有构造某种特定的精神病理论的情况下来定义体制心理治疗。这一概念决定了临床。因而这里涉及的是，首先要占据一个学说上的位置。如果我们是一个社会发生学的拥护者的话，治疗机构将会是不一样的。同样，如果我们倾向机体发生学，它也将会不一样。我们临床实践依赖的一个基本原则，首先是精神病的多维度。“多维度”并不是说封闭在不同的“维度”中，而是从不同的维度来靠近它：社会的、心理的、精神分析的、生物学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精神分裂症考虑为核心精神病的原型(Kern-psychose de Kretschmer)。精神分裂症的“爆发”和分裂意味着，一个彼此互相有关联的部分心理投注的多重参考系，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已经可以推演出一种非常特别的，对治疗机构的组织要做的小的变化。事实上，精神病的多重参照性这个方面要求着负责“治疗”的工作人员的异质性，它也要求着“（病人）生活场所”的多样性。在其中，某种策略可以通过格式塔的方式来确定：在所有的“因素“当中，什么是决定性的因素？在某些时候，是生物的因素；在其他时候，是社会因素；在另一些时候，是心理治疗因素，如此等等。
对我们而言，作为我们这个运动的另一个基本原则的东西，是转移[1]及其可能条件这个问题：爆裂的转移、“分裂的转移”等等。所有这些表明，如果我们仅仅是一个人，并且不存在一个参照环境的话，是不可能对一个精神病患者进行心理治疗的。这个治疗必须要通过集体地方式才能承担，这并不是说，它是和一个“小组（治疗）”有关的。这可以看作是和温尼克特[2]或者穆萨德·卡恩[3]（Masud R. Khan）的“（对环境的）布置”这个概念类似。在他们看来，布置似乎是朝向于与融入社会的迫切需要相关的，一个对日常生活的组织和安排。缺乏布置的话，病人们就独自生活在一套公寓里，或者光临一个所谓的白日医院[4]，只能有一个参照点：一个精神分析师……这是一个中性的空间，其功能是“减一[5]”
因此，为了照顾精神病人，必须是一些人。这是一个一般化的公式，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的工作要继续结构化才行。事实上，必须要创造一个分化的“空间”。一个心理治疗师对病人的照顾，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再加上一些补充性的其他治疗形式，这样就创造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心理治疗空间。
关于这个主题，许多心理治疗师都断言道，如果心理治疗师也是机构全体工作人员中一员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很好地在一个机构中（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式的心理治疗。这把地形学[6]和拓扑学[7]、想象界和象征界、“客观的”中立性和真正的（常常是“主动的”）中立性[8]等等东西混淆在一起了。
在1958年巴塞罗那举行的国家心理治疗大会上，弗朗索瓦•托斯盖勒指出，“最严重的错误是，在一个封闭的中心中，安排一个从外部而来的、未整合到医院生活中的、附加的心理治疗。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把心理治疗师整合到医院生活中）这种事情是完全可行的，为了重新寻找内部的一致性，曾经具体经历过的外部世界的意义的一致性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这个技术性错误之外，我们认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个体心理治疗导致的许多灾难性后果是更次要的错误，除此以外，这让医生——如果他尽到其义务的话——变成病人的奴隶……”。这是一个我们绝不应当对之妥协的立场。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可以注意到（它导致的）一些困难和死胡同，有时甚至是一些悲惨的事故。
关于这些“不同的空间”，我们可以参考爱伦·坡的小说《被窃的信》。小说中的信被放在被搜查的空间之外的另一个“空间”；警察们看不到它，但同时它“就在眼前”……
但是，另一方面，“分析的空间”不应当被心理咨询师所代表。它的形态是一个大彼者的空间；“减一的”空间，如拉康所言，应当有“加/减一”才能在多元系统中有一个准确定位；这需要极端严格的物质性条件。实际上，体制心理治疗能创造出一些允许每个病人能够在其独特性、与其他人不同的的水平上得到治疗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所有治疗中最重要的东西。但只有通过对日常生活“空间”的管理模式的具体研究，这才有可能实现。它是非常复杂的。
[1]又译为移情，是精神分析的重要概念之一，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简单地说是来访者将自己过去对生活中某些重要人物的情感投射到分析家身上的过程。在体制心理治疗的背景下，其含义稍有不同。简单地说，既包括病人对于医生、工作人员的心理情感投注，也包括病人之间的，下文还会有更详细的解释。
[2]温尼克特(D. W. Winnicott. 1896~1971)，英国儿科医生，著名精神分析师，是继梅兰妮·克莱茵之后，极具原创性且为一般英国大众熟知的客体关系理论大师。除了其儿童精神分析工作之外，在其著作中，他还描述了一些患精神病的儿童和青少年，在得到父母充分配合，并通过其指导，对家庭环境进行“布置（安排）”的情况下，在家庭内部得到治愈和康复的个案。
[3]Mohammed Masud Raza Khan, (1924-1989)，巴基斯坦王子，温尼科特的一个著名分析者。后来也成为一位精神分析家，是所谓的安娜弗洛伊德和克莱因之间的英国精神分析中间学派的成员。
[4]指近现代西方的一种仅仅在白天接待精神病患者（每周一个或多个上午、下午甚至全天），而不长期住院的精神病医院。这一实践始于1933年的莫斯科，在法国始于1945年（SIVADON医生在Evrard城）。一方面，白日医院减轻了精神病院无法完全收治众多病人住院的压力，另一方面，它也在接待、治疗病人的基础上，让后者保持一定的与家庭、社会的联系。这一运动是后来所谓的“（精神病）社区治疗”的先驱之一。
[5]拉康在其1970年第18个讨论班《一个可能不是假装的辞说》（法文版）提到的分析家的功能。Jean Oury对这个概念有重新的理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的一篇访谈《书写与体制心理治疗》，原文可见于这里http://www.balat.fr/IMG/pdf/trialoguemai02.pdf（法文版），这里由于不涉及本文重点，就不详说了。
[7]指拉康晚期为了说明更好地解释他的思想引入的拓扑学理论。
[8]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让·乌黑先生是反对所谓“客观的”中立性，而主张“主动的”中立性的，关于这一点，在其讨论班中多有提到，比如他说，“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说话就是中立的，有的时候是通过说话，我们才是中立的……甚至当我们乱说的时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他2008年在圣安娜医院讨论班的内容纲要，原文可见于http://www.ouvrirlecinema.org/pages/reperes/prisnot/JO0708/JO_080521.pdf（法文版）
[2]应该是Georges Daumezon的原话，未找到具体出处。结合上下文和译者自己的理解来看。就像弗洛伊德说过精神分析是一场瘟疫一样，Daumezon似乎也幽默地把体制心理治疗当作传染病一样，所以有用它去完全“感染”医院一说。
[3]作者在此玩了一个词语游戏，法文的精神病学一词是psychiatrique，作者在中间加入一个横杠，写成psychia- trique，前一部分词根当然还是具有“精神”的含义，后一部分则变成法文口语的“棍子”一词。参考前面说的传统精神病院类似于监狱，这里的隐义不言而明。
[4]Ceméa：积极教学方法训练中心的简称(Centres d’Entraînement aux Méthodes d’Education Active)，法国新教育运动的重要部分，主要组织教育及精神健康领域的实习工作。法国新教育运动和体制心理治疗彼此都有很大相互影响与交流，本文作者的弟弟Fernand Oury就是所谓的体制教学法的创始人和重要人物之一。关于Georges Daumezon等人通过ceméa做的对精神病院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提供的实习和培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ceméa网站http://www.cemea.asso.fr/spip.php?article3096
[5]如文章所说，这里的一些人物都是参与了体制心理治疗这一运动的一些人物，这里就不一一注释了，其中几位重要人物下文还会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