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圣阿尔邦精神病院，在被德国占领期间，弗朗索瓦•托斯盖勒（François Tosquelles）、Paul Balve、André Chaurand,、Lucien Bonnafé等人在Gévaudan学会的旗号下，重新开始阐释多维度存在的精神病学领域中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这对那些后来我们特别称为“体制心理治疗”和“（精神病）分区政策”的东西做出了重要贡献。Hermann Simon和雅克•拉康的工作、现象学、社会治疗学、心理生物学等东西有助于一个具体而新的精神病学实践的形成，其中“治疗、研究、培训”（按照Henri Ey在1967年白皮书发行的时候所做的词序）已经整合到这个集体的研究中。许多精神病学家受益于这一事业的“训练”：Jean Ayme、Robert Millon、Jean Oury[1]、Franz Fanon、Maurice Despinoy、Claude Poncin、Roger Gentis、Horace Torrubia、René Bidault、Jean Colmin、Yves Racine等等。
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福利）保险系统的产生，在大巴黎地区，出现了一些治疗和再教育中心（centres de traitement et de rééducation sociale，简称CTRS），它们包括Ville-évrard城（先是Paul Sivadon后来是Hélène Chaigneau负责）和Villejuif城（Louis Le Guillant和évelyne、Jean Kestemberg等人）的中心。另一方面，Georges Daumezon（从1936年起就一直在Fleury-les-Aubrais医院工作）特别积极地参与了这些方面的发展。（他说到，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治疗医院……最终的目标应当是完全“感染[2]”医院……）。值得一提的是，正是Georges Daumezon和Philippe Koechlin在1952年的《葡萄牙精神病学年鉴》（les Anals portugais de psichiatria）上首先使用了“体制心理治疗”这个术语。它涉及到的是实现一种对精神－棍子（精神病学）[3]的临床实践的根本改变，这一改变只有在护理人员和医院的不同领域的工作人员们的参与下才可能发生。因此就诞生了不同的协会。首先是圣阿尔邦精神病院的Paul Balvet俱乐部，然后，它慢慢发展成为Croix Marine地区的精神卫生协会联盟；到1949年，在Germaine Le Guillant和Georges Daumezon的推动下，ceméa[4]实习诞生了，并持续具有相当可观的重要性。
1957－1958年间，在Georges Daumezon的提议下，举办了几次会议：在集合了众多精神病学家的Sèvres小组内部，精神病院分区的理论、精神科护士对心理治疗的参与等等问题都得到了讨论。一些资源分享的轮廓借此机会得以勾勒。
但是不幸地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组织还从未被从历史的角度很好地探索，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的“体制心理治疗和社会治疗工作小组”(GTΨ)，它是在1960年围绕着弗朗索瓦•托斯盖勒（François Tosquelles）在圣阿尔邦精神病院被建立起来，并一直运作到1966年的。它集合了30来位精神病院系统工作的精神科主治医生，其中包括Hélène Chaigneau、Philippe Koechlin、Jean Ayme、Roger Gentis、Jean Oury、Horace Torrubia、Robert Millon、Claude Poncin、Yves Racine、Jean Colmin、Denise Rothberg、Henri Vermorel等人[5]。这个对精神病学所有思潮持批判态度的小组后来加入了Jacques Schotte、Gisela Pankow、Félix Guattari等人。小组创办了《体制心理治疗杂志》，并于1965年成立了体制心理治疗学会（SPI）。正是从这个小组出发，在Félix Guattari的提议下，诞生了体制研究与学习小组联盟（FGERI）及其刊物《研究》，它连接了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家、建筑师、教育学家、老师和心理学家等组成的不同团体。到后来，1976年在Jean Colmin的提议下，作为体制心理治疗学会（SPI）的地区分支机构的一个叫做“Brignac”，（在Angers附近）并集合了法国中部和西部的三十来位精神科医生的组织得以建立，其中包括Pierre Delion、Charles Dissez、Jacques Henri、Michel Pherivong、Marie-Françoise Le Roux等人。
与此同时，一个协会间的网络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维持了其中各个协会间的交流，同时也和其他国家基于同样原则建立的类似机构保持联系。后者首先包括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协会（围绕着Pere Mata de Reus研究院，这是托斯盖勒的精神病学的摇篮）。也包括葡萄牙（在Setubal由Braulio de Almeida e Souza等人构成）、瑞士、意大利、德国、比利时、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协会。这个协会间网络由越来越多的医院、病区和私立诊所中的文化协会构成，其中的参与者包括护士、精神科医生、教育者等人。
最后，让我们引用一些文章（特别是《精神病学信息》1983年第三期和第四期的体制心理治疗专号，以及《法国精神病学杂志》1988年的三－四月刊），以及一些专著（弗朗索瓦•托斯盖勒、让•乌黑、Philippe Rappard、Jacques Chazaud、Pierre Delion、Lucien Bonnafé等人的），和一些会议报告（特别是在1971年法国卡恩举办的法国神经精神科大会上，Chaigneau、Chanoit和Garrabe所做的关于体制心理治疗的报告），还有不计其数的博士论文（特别是Philippe Paumelle1952年完成的关于躁狂病区治疗的论文），圣阿尔邦精神病院的年度体制心理治疗日，以及每年三月由不同的团队组织的体制心理治疗见面会。
这是个真正的“（建筑）工地”，其中始终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分支和创新，它们是与各地的不同情况和不同作者的人格相关的；这种差异性并不改变它们彼此完全同意体制心理治疗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一事实。
[1]即本书作者让•乌黑（Jean Oury，也译为让•伍黑），法国著名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家，也是体制心理治疗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创建了这一流派的重要场所――拉博德诊所，并一直在其中工作至2014年5月15日去世。译者翻译此文也是为了借此表示对这一二十世纪后半叶法国伟大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家的深深怀念与悼念。
[2]应该是Georges Daumezon的原话，未找到具体出处。结合上下文和译者自己的理解来看。就像弗洛伊德说过精神分析是一场瘟疫一样，Daumezon似乎也幽默地把体制心理治疗当作传染病一样，所以有用它去完全“感染”医院一说。
[3]作者在此玩了一个词语游戏，法文的精神病学一词是psychiatrique，作者在中间加入一个横杠，写成psychia- trique，前一部分词根当然还是具有“精神”的含义，后一部分则变成法文口语的“棍子”一词。参考前面说的传统精神病院类似于监狱，这里的隐义不言而明。
[4]Ceméa：积极教学方法训练中心的简称(Centres d’Entraînement aux Méthodes d’Education Active)，法国新教育运动的重要部分，主要组织教育及精神健康领域的实习工作。法国新教育运动和体制心理治疗彼此都有很大相互影响与交流，本文作者的弟弟Fernand Oury就是所谓的体制教学法的创始人和重要人物之一。关于Georges Daumezon等人通过ceméa做的对精神病院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提供的实习和培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ceméa网站http://www.cemea.asso.fr/spip.php?article3096
[5]如文章所说，这里的一些人物都是参与了体制心理治疗这一运动的一些人物，这里就不一一注释了，其中几位重要人物下文还会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