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必要简短地提一下几个“作者”，他们在通过G. Daumezon和Ph. Koechlin，以“体制心理治疗”为旗号，自1952年聚集起来的这一运动的概念的系统化及实践中，曾经直接或者间接地扮演过一些角色。
首先，是Warstein和Gütersloh医院的Hermann Simon[1]，他写于1929年的《疯人院中的积极治疗》一书（Aktivere Krankenbehandlung in der Irrenanstalt），于1941年在圣阿尔邦医院被托斯盖勒、Balvet和Chaurand翻译成法文。他倾向于一个“更主动的治疗”，给所有的病人和工作人员赋予责任（从“最底层的小卒”直到医院的负责人），并把机构当成一个“生病的”、不断需要被治疗的有机体：“有三种病威胁着医院或者疗养中心里的精神病患者们，对于它们，我们的治疗需要不断地进行抗争，它们是：不作为、医院的不利氛围和病人自己不用负责任这一偏见”。
Simon坚持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的合作：包括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对机构公共部分的清洁维护和对于精神病医生和工作人员的抵抗[2]的研究等等。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引述莫雷诺[3]和“社会测量法”[4]的观点。从他的“社会测量法的小革命”出发，他指出，在医院领域中通过“一种现场的、主动的挑衅”而产生的激活过程的重要性，这允许一种稳定和固着状况向一个“社会实验室”过渡（通过心理剧等等手段）。他阐释了“调查者和团体共同行动”的思想，描绘了“不能被定位的一些重要心理网络组织”：他认为，“只能在考虑与之有情感联系的所有个体和团体的情况下，个体的功能才能被完全确定。”尽管这还是值得讨论的，但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来自于“社会原子”和（与“转移”不同的）“感应（télé[5]）”这些观念。
与莫雷诺相对应，在苛勒[6]和考夫卡[7]的影响下，库尔特·勒温[8]于1932年移民到美国，他从格式塔心理现象学的观点出发，把重点放到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他坚持认为相互的动态关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和人格的重要性；他将“社会领域”描绘为动态的整体，这一整体是组织及其相互关系在空间中的代表。由此就展开了勒温的“团体动力学”思想，和他对于一个与“集体自我分析”有关的技术的研究。
从1943年起，在英国，比昂[9]和瑞克曼[10]受到勒温和弗洛伊德的启发，研究了“治疗团体内部的张力”。他们分析了团体中意识不到的所有障碍，比如抵抗或者系统化的无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团体中呢？”[11]从二战中英国军队的集体心理治疗经验出发，他们建立了一个行动纲要，在尊重各自意愿的情况下，把参与治疗的人分成不同的小组，并每天召开全体成员大会来研究每个小组的演变过程。
我们同样要引用塔维斯托克小组[12]的Bierer，他从1938年起就创建了一些自主管理的“社会治疗俱乐部”，同样还有Klapmann，他重新采用了Pratt小组[13](1905)的技术，并最终意识到，医院生活是一个由医学观念所“规定的治疗时间”，这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类似的还有Van Bockstaele的“社会分析”（小组），Bethel的“T小组”以及后来1961年William C. Schultz的“N小组”，和George R. Bach小组时间后的“附加会谈”，还有稍微外围的，但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的Slavson和Franklin等等人物……
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哈里·斯塔克·沙利文[14]的影响，除了他对文化决定论和自我心理学的眷恋之外（在Adolphe Meyer的分析和综合的路线上）。他主要在马里兰州的市府陶森的精神病院工作。他试图从人格和人际关系的动力学角度来重新看待精神病学的问题。他强调“（和病人的）初次会谈”，自发的和日常的干预过程，以及和这个、那个病人的“相遇”的重要性。他看重精神病学日常实践工作的风格和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等等东西。
我们要指出，曾在美国Chesnut Lodge精神病院工作了三年的社会心理学家A. Stanton和Schwarz对于“星从[15]（constellations）”技术的研究的重要影响。尽管他们的工作局限于“信息”和“交流”的领域，但他们指出治疗师之间的关系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P.C. Racamier指出，两人1954年在精神病院的研究确定了“治疗的个性化和灵活性”原则，也同样提到，病人和工作人员都具有“抵抗”的问题：“只有让治疗环境分化，病人才能分化。”
这个名单远远没有穷尽。我们也应当引用Paul Bernard，他指出，“医院中社会生活的治疗性组织是建立在小组心理治疗的基础上的”。“社区会议”等东西的重要性就是从这里来的（参见《精神病学信息与资料》一书）。但是我们应当着重指出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真正在法国发展起来的这个“（机构）体制的心理治疗”。
[1]Hermann Simon二十世纪初德国精神病学家。
[3]雅各布·莫雷诺(Jacob Levy Moreno原名:Moreno Nisslam Levy，1889.05.18－1974.05.14)美国心理学家，心理剧疗法的创始人，集体心理治疗的先驱。
[4]社会测量法是一种测定团体人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由美国心理学家J.L.莫雷诺于1930年提出，后来许多心理学家参与研究形成莫雷诺学派，其成果发表在莫雷诺主编的《社会测量》(1937～1955)杂志上。
[6]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 Köhler，1887年1月21日－1967年6月11日）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
[7]科特·考夫卡（Kurt Koffka，1886年3月18日－1941年11月22日）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家。
[8]库尔特·勒温（Kurt Zadek Lewin，1890年9月9日－1947年2月12日）是一位德裔美国心理学家，他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组织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的创始人，常被称为“社会心理学之父”，最早研究群体动力学和组织发展。
[9]威尔弗雷德·鲁普莱希特·比昂（Wilfred Ruprecht Bion，1897年9月8日－1979年11月8日），英国精神分析学家，群体动力学研究的先驱。曾经跟从梅兰妮·克莱因进行分析,曾经加入塔维斯托克小组。关键著作有“群体中的经验”。
[10]约翰·瑞克曼（John Rickman）英国精神分析家，比昂的训练分析家，群体精神分析的思想因为他和Foulkes等人得以发展。
[11]这不仅让人想起让·乌黑在他的讨论班和著作中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这儿（指在拉博德诊所）干嘛呢？”，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问题的不断提出和回答让主体去追寻其欲望的源头。同样，译者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在没有稿酬的情况下，翻译这篇也许根本没有多少人会看的文章，这到底是干嘛呢？”
[12]塔维斯托克小组：在1946年，一群开创性的心理学家建立了塔维斯托克研究所。这群人在一起分享了他们的战时经历，并在梅兰妮·克莱茵的影响之下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这是小组形成的基础。后来这成为英国精神分析训练的重要基地。
[13]Pratt小组：1905年在美国开始的一种首先针对结核性疾病的患者团体。这一小组后来被广泛用于各种身心疾病患者的团体治疗中。后面均是团体治疗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工作，为避免冗长，就不一一注释了。
[14]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1892～1949)，美国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15]法语constellation，其字面意思是星座、星从，也可以比喻突然聚集起来的一群人和一些东西，类似于中文中的“群星荟萃”。这是后来在体制心理治疗中被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下文会有更详细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