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论者。
知识分子往往过于看重人的思想。他们倾向于相信思想决定态度,虽然真相可能正好相反。想想天生几年前,笔者在参加佐治亚州塔克(Tucker)小镇的街道庆祝活动时碰见了当地自由意志论者协会资助的货摊。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遭遇促使我写了下一本书。
我只记得那天参观这个货摊的每个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谁拥有你?",这令我印象深刻。
像任何善于招徕顾客的商贩一样,提出这问题的年轻自由意志论者从亲身经历中知道这是非常有效的开场白。这个问题会让你措手不及,会迫使你停下来认真思考一番。正如我很快发现的,正确的答案是我们拥有我们自己。国家、教会甚至上帝都不能拥有我们,我们是自己的财产,我们有权按我们喜欢的方式行动。我们可以跳下悬崖,我们可以移居到尼泊尔,我们可以站在街道拐角处乞讨。一切由我们决定,因为我们是自己的主人。
这个"正确"答案对我并不怎么适用。我告诉年轻的自由意志论者,作为人,我并不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东西。桌子和椅子可以拥有,雪佛兰(Chevrolets)和宝马车可以拥有,但人不能拥有。毕竟,如果我拥有自己,那么,我就有权把自己卖掉,有权剥夺我自己的权利。但如果自由是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正如伟大的自由意志论者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确认的权利,我怎么能通过卖身为奴来剥夺这个权利呢?
我只记得那天光顾这个摊位的每个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谁拥有你?",这令我印象深刻。
或许我的反对过于隐蔽,因为我注意到我的保留意见没有让那天前来自由意志货摊的人感到困惑。对多数人来说,"谁拥有你?"的问题似乎有强大的威力。他们的回答往往坚定有力,毫不迟疑,"谁也不拥有我"。也就是说,有人可能拥有其他人,但肯定不能拥有我。
回顾起来,他们的回答比我的回答更深刻。我的答案来自大脑,而他们的答案来自心里。从心里回答的许多人可能很少知道自由意志论背后的哲学,或许有些人在大学时读过约翰·洛克或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但大部分人可能最多被看作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他们知道自己无法容忍别人拥有自己的想法,别人告诉自己应该做什么,如何思考,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他们都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生活,内心非常厌恶其他人的任何企图,也讨厌政府来替他们管理自己的生活。无论对错,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坚定地相信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坚持要做自己命运的主宰,每当其他人试图干预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就义愤填膺。因为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尊重自己的独立性,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性。他们不愿意控制别人的生活,但当别人试图控制他们的生活时,就拼死抵抗。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这种表现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对待生活的本能态度。
不反抗的高昂代价
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认识到态度的首要重要性。而且正如名称所暗示的,社会心理学集中在群体共同拥有的态度上。这个群体可能很小如一个办公室,也可能很大如整个文化。美国两位社会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Julian Rotter)和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著作或许提供了揭示天生自由意志论者的社会心理学的最佳介绍。
知识分子往往过于看重人的思想。他们倾向于相信思想决定态度,虽然真相可能正好相反。被称为因为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尊重自己的独立性,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性。他们不愿意控制别人的生活,但当别人试图控制他们的生活时,就拼死抵抗。
1966年,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罗特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控制点的概念。在罗特看来,人类能够被分为两个基本类别:那些相信控制点在自己身上的人和那些认为自己受到身外力量如运气、命运、或者无法抗拒的他人所控制的人。第一个群体被称为内控者(internals),相信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他们往往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对改善自我命运的能力感到乐观,能抛弃一些糟糕的习惯。他们相信意志力量和积极思考。他们决心控制自己的生活,无论好坏。第二群体的成员被称为外控者(externals)。他们把自己看作环境的受害者和命运的玩物。如果他们喝醉了上床抽烟,引起火灾烧了房子,他们会解释这场灾难是不幸命运的又一例子,而不是错误的判断,更不是坏习惯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喝醉了的司机撞了内控者,内控者会责怪自己本来应该更多警惕车轮,应该在看到醉汉开车过来时赶紧躲开他才是。
朱利安·罗特发现某些群体中往往集中了大量内控者,而另外一些群体中往往表现出外控者的社会心理特征。比如,犹太人往往是内控者。罗特本人出生于犹太移民家庭,是经典的成功者,相信通过艰苦努力和学习能够改善自己的命运,爬到社会上层。他是典型的自我奋斗者,但罗特的成功故事当然在美国的犹太人移民中并不罕见,实际上在美国其他移民中也一样。毕竟,移民表现出一种控制自己命运的信念,通过离开自己的母国寻找新家来实现更多控制自己生活的理想。另一方面,实验显示日本人比美国人更可能是外控者。这些文化差异显示控制点或许能作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有意无意地传承下去。
孩子的独立性和攻击性。他们在很小时就被教导决不能被他人欺负,如果有人试图控制他们就激烈回击。但无论在哪里发现,位于独立传统核心的都是一套命令:依靠自己。不要听别人的话,要自己思考,决不当别人的跟屁虫。不屈服于任何人,坚决维护你的权利。不怕霸道者的威胁。不要听任自己成为嗜好的奴隶,伪装极端重要的自我控制。尽一切可能确保社区其他人坚持和珍视同样的独立传统。
为了鼓励社会拥有更多内控者---即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社会需要强调独立价值和道德机构的文化传统。它必须教导年轻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来不要把自己看作环境的受害者。研究众多人类文化的人类学家已经遭遇到很原始的社会,如苏丹努尔部落(the Nuer)培养为了鼓励社会拥有更多内控者---即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社会需要强调独立价值和道德机构的文化传统
对独立传统同样重要的是担心权力落入错误人之手的看似偏执狂的恐惧。19世纪伟大的自由赞美者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这种对权力的偏执狂的恐惧是我们理解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在盛气凌人的精英威胁到自己珍爱的独立传统时本能地抗拒的关键。他们反抗是因为本能地认识到不反抗的高昂代价。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的说法,不反抗的代价是他说的的病态"训练出来的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塞利格曼提出这个概念是在进行了让众多实验室动物如狗接触引起疼痛的刺激物的一系列实验后。有些狗通过摁住按键逃避疼痛,还有些狗在摁住按键时不能得到任何止疼的效果。有机会控制疼痛刺激物的狗并没有受到长期的不良影响。但不能控制疼痛刺激物的狗简单地放弃了控制疼痛的尝试,后来患上了临床忧郁症。更糟糕的是,在其他测试中,那些在一个环境下了解到自己无助的狗在另一环境下还是表现出无助行为,虽然在第二个环境下本来只需要跳越很矮的障碍就可以到安全地带,避免疼痛刺激。因为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自己的悲惨处境,它们学会了消极忍耐。
训练出来的无助
但塞利格曼的结论可以用另外的方式表达:这些狗已经被训练出来感到无助。独立传统训练我们与逆境斗争,相信最终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但众多的传统灌输给我们的是相反的教训。这些传统毫无例外地教导我们这样的信息:你必须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命运安排。你是命运的受害者,任何抵抗都是徒劳,而且常常起相反作用。与当权者作对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因为他们总要利用权力把你碾碎在车轮下。乖乖地接受悲惨的命运吧。承认自己的无助吧,这是最聪明的选择。
天生的自由意志论者反抗是因为他们本能地理解不反抗的高昂代价。
在奴隶和奴役制中,那些被期待成为他人财产的奴隶往往就是在鼓励训练出来的无助的传统下长大的。他们的孩子很可能听伊索寓言"橡树和芦苇"之类的故事,-屈服于不可抗力比试图反抗更好。如果你是芦苇,弯曲了还能活下来;如果你是橡树,拒绝低头就要被折断。但令人惊讶的是,总有一些彪炳千秋的伟人,他们虽然出身低贱,却能打破思想奴役的状态。
19世纪美国,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摆脱奴隶牢笼,决心不仅砸碎奴隶锁链,还要获得真正的独立,要自力更生和自我控制。他取得了成功,不是哀叹自己是不公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而是用巨大的勇气和意志力量推翻了他遭受奴役却从不屈服的不公平制度。同样的,塞利格曼在对实验室狗的实验中发现不是所有的狗都对无法控制的疼痛刺激物做出反应,学会无助。总的说来,有三分之一的狗没有做出类似反应,继续尝试各种可能的方法摆脱疼痛。它们继续反抗自己的悲惨处境,虽然无法改变。在外面的观察者看来,它们的反抗似乎是徒劳的,但继续非理性地反抗比身体疼痛更糟糕的命运。而大多数狗已经放弃抗争,因而永远地屈服于毫无希望的悲惨状态。
狡诈的仁慈
训练出来的无助状态可以通过疼痛获得,但用很多更友好更温柔的方式也能取得同样狡诈的结果。如今的天生自由意志论者在表达他们对"保姆国家"道路的警惕时认识到了这个命运。好保姆的义务是保护她照看的孩子不受伤害,但保姆太容易对孩子过于保护了,虽然绝对出于好心。如果他们不听劝告自主行动,可能会伤害自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保姆或许要求孩子在做任何事之前先要请求许可。她的话可能是"先来找阿姨商量商量。让她决定什么对你最好。"如果孩子遵守这个规定,他们将难以觉察地依靠保姆替自己做决定,实际上,他们甚至对自己做决定的想法都感到厌恶。到了这时,孩子们已经进入训练出来的无助状态。但这个状态是出于最仁慈的意图。
离开奴役之路远没有通向奴役之路走得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