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说明：这篇文章是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莫德·马诺尼在1984年11月23日的主题为《机构作为治疗者》（l'institution soignante）的研讨会（研讨会当天上午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也做了发言并参与了讨论）中的发言，其中介绍了她开创Bonneuil实验学校这一接收患有自闭症、精神病和智力发育迟缓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机构的思考和经验，也是关于体制（机构）心理治疗和运用精神分析的思考进行儿童心理治疗的一篇重要文献。为了个人学习的需要，所以翻译出来，也供大家思考。和本版块的所有原创个人翻译一样，全文尚未获得中外文版权，请仅仅用于学习参考，不要用于刊物发表或作为各类培训的资料，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我在《不可能的教育》一书中发展的“分散的机构”这一观念，是从一段源于经验的历史中诞生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于一个假定的意识形态准则。
Bonneuil学校诞生于一对离开体制的教师夫妻、一个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家、我和几个接受心理治疗的精神病和自闭症的孩子们的相遇中。这些孩子的父母们拒绝所有那些精神病院的监禁式的解决办法。这个精神病学家刚刚离开法国北部的一个精神病院，在那个医院里，在一个儿童缺陷学的病房里，充满了一些严重精神发育迟缓的儿童，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实际上都是患精神病的儿童。如果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帮助他们生活的话，他们的发展本来可以是不同的。在那个时代，巴黎地区一个年轻的主治医生就曾有过这样的经验：他获得了一些行政上的权力，在医院里引入了一些画家、建筑工人、木工和园艺师做代替治疗师们，来治疗一些他病区里的严重精神发育迟缓的病人，一年以后，他意识到，实际上，其中四分之三的病人都是精神病患者。在让其中的大部分儿童在周末回到家里以后，他立刻就面对了许多家长的开安定片的请求：“医生，应该给他开点药，因为他和我们说个没完。”
我个人的经验写在了《精神病学家，其“疯狂”与精神分析》一书里，即，在一个有着聪明的主治医生的精神病院里，其才能和感受性让人尊重。我却感到在那里，不能像一个精神分析家一样和病人一起工作，通过他，我立即认同于具有权力决定让不让病人出院的医疗－行政机构体制。病人们只有一个固定的愿望：出院。医生们则希望什么也不要改变，作为住院医生，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出院的危险。
受伦敦金斯利会所（Kingsley Hall）之邀，我在那儿做了短期的访问。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玛丽·巴恩斯[3]。在那个时候，她在自己房间的墙上涂满了自己的大便。连恩[4]（Laing）从那儿走过，对她说道：“这很美，但是缺乏一些颜色。”这句话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让病人从这个时候起，拿起了画笔，变成一个画家。
我向你们做这些事件的一个概要，来指出在一定的情况下，话语如何可能具有一个精神分析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升华并不包含享乐的真理，并提供了一个禁止和面具，这导致了阉割，让主体诞生）的作用。
真正的精神病人，并不是玛丽·巴恩斯，而是她所认同的她的兄弟，她希望能够拯救后者（这一点连恩很让人钦佩地抓住了）。在那里，医生们和病人们不区分功能和角色地生活在一起。没有人以精神科医生自居，但是病人们并没有上当。有一天晚上，会所受到了街区里的小流氓们的侵犯。医生们叫来了警察。“您看”，第二天，有个病人带着幽默地对我说，“叫警察，我们可做不到。医生们本能地就做了。这些精神科医生们自称是反精神病学的，并想像我们一样，实际上，不管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本性上’，他们都和我们不一样，这样也很好。”实际上，为什么，想要大家都一样，都处在一种性别和辈分的混淆中呢？这种妄想狂的想法展现了一种不断想要推翻一个建立在分隔的等级次序上的努力的自负。
另一个在1960年代给我留下了印迹的经验是，一个在巴黎地区的医学教育中心里（E.M.P .——Externat Médico-Pédagogique），我获得一个机会，引入一队由我负责的精神分析家们，我因此引入了在那个时候已经很有名望的一些分析家来一起合作。我们是6个分析家，来照顾40个孩子，其中大部分患有精神病。让我们六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机构（institutionnelle）工作的经验。我们在机构里，找了一个地方来接待父母。那些愿意的孩子就和我们来做精神分析。一年以后，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地方不对劲。参与到这一研究工作中的分析家队伍的热情，和教育者团队的工作热情的低落有着很大的反差：缺勤率达到了顶点——而孩子们——在这些杰出的精神分析家们的治疗下，前所未有地表现出暴力的行为：打碎玻璃、纵火、毁坏家具。我想起了Daumezon[5]的这句玩笑：“如果你不管机构（体制）的话，机构（体制）就会来管你”。
我们决定暂停所有在机构里的精神分析治疗。精神分析在不同的门诊里进行，我问机构里的教育者们。是否愿意我时不时地和他们共进午餐：“我很愿意”一个照顾自闭症儿童的女教师回答道，“但是，千万不要和我讲话，我累得筋疲力尽了。”
我意识到，在机构里引入这些杰出的精神分析家们，只是加深了在机构管理层和教育者队伍之间的冲突而已。精神分析家们构成了机构的理想角色。教育者们变成了坏的客体，成了机构的全部失败的替罪羊。面对这一偏执妄想和抑郁的焦虑的涌现，他们最终屈从于一种机构的刻板症，每个人都变得空落落的，只剩下一种形式主义，缺乏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刻板地、单调地执行一个封闭的功能，造成人际关系上贫乏的效果。
正是面对这一机构的现实，在其中，孩子们和成人们变得抑郁和（精神）贫乏，因此我开始质问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机构的组织构造。
我试图来组织一些和教育者们的讨论活动，为了给他们的工作方向排除一些阻碍（他们的工作，直到那个时候，都是由机构管理层规定好的）。大家理想上所接受的，是能够让孩子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工作。让他们去购物、去下厨房、和孩子们一同去看看在他们的社区集体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智力缺陷导致的分隔，让孩子们毫无生气地待在教室里。大家希望的是，能形成一些年龄不同的团体，让其中某些人的障碍能够补偿另一些人的缺陷。大家要求的是，能够不仅对一些不同形式的手工业感兴趣，也能对巴黎地区之外的不同的生活形式感兴趣，诸如（钓鱼、对狗进行梳洗等等）。
有一天早上，一封挂号信寄到我的办公室，整个分析家队伍都辞职了。我的干预是处在机构的组织框架上的。然而，行政管理层却并不希望现成的机构组织构架能够变成精神分析的工作对象。
（未完待续）
[1]莫德·马诺尼，Bonneuil-sur-Marne试验学校，（地址是：）63，rue Pasteur，94380，Bonneuil-sur-Marne
[2]关于莫德·马诺尼的介绍，请参见本版块《中文维基百科词条：Maud Mannoni》一文。——译者注
[3]Mary Edith Barnes (1923年2月9日——2011年6月29日)英国艺术家和作家，曾经患有精神分裂症，后痊愈，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她尤其因为在伦敦的R.D.连恩的著名治疗社团金斯利会所的经历而出名。详情请参见维基百科介绍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y_Barnes——译者注
[4]近代反精神病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这一运动和连恩的生平简介，可参见这个网站http://kfj0036.blogspot.fr/2014_03_01_archive.html和http://www.psygarden.com.tw/book.php?func=visit&bookid=MjAxMjA0MTYxNTI4MjY=&deepread=1——译者注
[5]Georges Daumezon：法国精神病学家，机构（体制）心理治疗的另一位创始者。是他在1952年在一篇题为《法国机构（体制）心理治疗》（和Philippe Koechlin共同撰写）的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机构（体制）心理治疗”这个术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