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出走—浪漫主義的前身,與德國智識生活的損失
《流放中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及其變遷》第三章
Uwe Henrik Peters著
黃偉卓 譯
精神科醫師受到很高的推崇,尤其是當中的精神分析師,但同樣地,他們缺乏對於逝者的哀悼,有時甚至是尚未意識到有此需要。目前我正在寫一本書,內容是關於1933到1938年間開始移居海外的德國精神分析師。這並不是個那麼令人愉悅的任務,讓我不僅反思由此所造成的德國智識生活的損失,也反思了在德國浪漫主義中精神分析的深層根源。
在兩個主要德語系國家,西德與奧地利,仍面臨一個非常難以歷史性描述的情境。這在某些方面相當於,對於德國猶太人大屠殺後的心理後續效應,在其中導致了某種類型的集體的愧疚與罪惡感,但缺乏一種哀悼的情緒。【1】從德國移居海外的出走
在1933年間,約有2,000個來自不同領域的精神科醫師居住於德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約有600個移居海外,到80個不同的國家定居。在之前的文化史上從未有過如此的出走潮。在德國有人強調至少有三分之二仍留在德國,只有三分之一出走。但這樣的態度就無法體認到,是一群在精神科領域中最為活躍與具創造力的人離開了德國和奧地利;而就精神分析師而言是絕大部分都已出走。非常少數的精神分析師的確留下,August Aichhorn仍繼續留在奧地利,而某些分析師在所謂的柏林Goring研究院繼續其工作。【2】其他人當中如Rudolf 與Josephine Bilz甚至成為納粹。但留下的精神分析師為數不多,因而在戰後精神分析的專業遲遲無法復原。
這些在精神科領域工作的人出走的原因並不難得知。不僅納粹份子將精神分析視為猶太人的科學—佛洛伊德本身亦清楚地意識到在猶太人在精神分析圈子居主導地位。【3】誠然,反猶太主義即為納粹意識型態其中一個主要觀念。再者,某些1920年代的精神分析師跟納粹即將整肅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團體有密切的接觸。例如,Wilhelm Reich與Marie Langer 同時具有精神分析師與共產黨員的身分,而社會民主黨的地下組織團體「新開始(Neu Begginen)」,成員即包括Edith Jacobson與Thea(又名Gerhard)Bry,這兩個人現居住於美國。【4】仍在工作中的精神分析師像是Richard Sterba(1898出生),即使本身並非猶太人、共產黨員或社會民主黨份子,仍然加入了其同僚出走的行列。事實上,Sterba的精神分析字典的編輯工作為出走所中斷,停止在詞彙「誇大妄想(Grossenwahn)」,其為1938年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唯一非猶太人的成員。【5】
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的發展(AnnaFreud, Heinz Hartmann, Rudolf Lowenstein, Ernst Kris),若是在德國國內發生,會是何種光景?而其的確就在出走前已完成初步建構。【7】。Rudolf Lowenstein將會在柏林而非在巴黎分析拉岡(Jacques Lacan)。Heinz Kohut與Otto Kernberg會在維也納而非在芝加哥或紐約發展其關於自戀的理論。MargaretMahler 會在柏林,而非在紐約發展其個體化—分離理論。【8】想像安娜佛洛伊德會與一些已移居的家人在柏林而非在倫敦過完其下半生。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將不會移居倫敦,為Ernest Jones的德國猶太人妻子Katherine與其小孩分析。Friedrich(Frederick 或是Fritz)Perls將不會透過ErnestJones的介入移往南非,亦未在當地建立精神分析機構與隨後發展其Gestalt治療。【9】Erik Erikson將保留其繼父的名字,Homburger ,或是其母親的名字,Abrahamson,而且繼續待在法蘭克福。Erich Fromm會留在海德堡,與Frieda Fromm-Reichmann一起繼續主持當地的精神分析會議。【10】明顯地我們有時可繼續如此的回想,雖然亦全然了解到這些想像並無法在學術論辯中作為證據。然而,我仍希望讀者想像此刻置身於維也納或是柏林—是說德語而非英語。也許讀者將能夠同理一位德國人的心情,即熱愛其文化卻發現難以接受過去的部分歷史。
有許多重要的文獻資料說明精神分析如何能傳播到全球各地,雖然並非全然由精神分析師集體移居海外所導致,但是此一發展的速度必然因為集體的出走所加快。【6】然而,要獲得全面的調查結果是有困難的。在德國文化與智識生活的缺口是如此巨大,以至於難以適切地傳達其規模。然而,也許作為一種心理層面的動作,我們可試著將這些全世界所獲致的成果,經由精神分析及其1933年之後的分支的發展,搬移回德國。試想整個德國浪漫主義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