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伊底帕斯情結:佛洛依德與人類學交會的不幸開端
周仁宇
【回應】關於伊底帕斯情結
回應人:許欣偉
【主文】
(原刊於<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通訊>2009.06第二期)
在1911至1913年間,年過半百的佛洛依德在信心滿滿與自我懷疑的焦躁反覆中完成了四篇論文,試圖以伊底帕斯情結為基礎來解釋人類如何從動物進到文明。這些文章後來集結成書,名為「圖騰與禁忌 (Totem and Taboo)」。這本書其實有一個相當重要,但常被忽略的副標題「野蠻人和神經症患者心智生活的一致特性」(註1 Some Points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 Mental Lives of Savages and Neurotics)。
如同書名所示,佛洛依德大量引用了文化人類學的資料 (註2 Frazer, 1911; 註3 Tylor, 1861)。佛洛依德一生都深受文化人類學與考古學吸引,因此1918年英譯本出版時,他自然非常在意人類學界對這本書的看法 (Freud, 1918)。但很不幸的,反應極其冷淡(註4 Wallace, 1983)。
其實,這些佛洛依德據以進行論證的人類學資料,在被他引用之前早已備受人類學者的強烈質疑 (註5 Kluckhohn, 1956)。在紐約的Franz Boas以及稍後倫敦的Bronislaw Malinowski影響下,英美人類學界開始強調民族誌研究法的重要性 (註6 Bohannan & Van der Elst, 1998)。他們堅持長年生活於部落中,與被研究者互動並進行有系統的參與觀察。而過去Frazer和Tylor那種透過對殖民官發問卷以及整理典籍遊記的做法,在佛洛依德寫作之時已備受攻擊。
最慘的是,佛洛依德引用這些資料時並沒有視其為人類的幻想,卻把它們當作歷史事實,並且宣稱他從這些「原始人類」的圖騰與禁忌以及神經症患者的症狀當中,找到了人類的起源。他認為人類原本生活在一個一個由獨裁父親統治的小群體裡頭,父親擁有所有女人,而兒子們長大就被父親趕走。後來這些兄弟們聯合起來打死並吃掉父親,而「圖騰宴(可能是人類的第一個慶典)因此成為這個難忘的罪行的重覆與紀念;而這個罪行正是許多事的開端-社會組織,道德規範,以及宗教」(Freud, 1918)。這個關於歷史事件的重塑理所當然引來當時英美人類學者的圍攻。這些批判大多基於佛洛依德對人類學資料的錯誤引用。在批評者當中,Malinowski是最有名的一個 (註7 Fortes, 1958; 註8 Wax, 1990; 註9 Wax, 2000)。
Malinowski生於波蘭,大學時看到Frazer的巨著Golden Bough而決定學習人類學。他在1910年到了倫敦政經學院學習,並在1914年到南太平洋上的初步蘭群島訪問。也很難說是幸或不幸,總之就在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有著奧匈帝國的國籍却是倫敦政經學院的學生且身在英國屬地的澳洲,於是就這樣被卡在初步蘭群島直到大戰結束。在此之前,他已經開始為文批評後來被佛洛依德大量引用的Frazor (註10 Malinowski, 1913),但在這個長達三年多田野研究的思考與掙扎之後,他才逐漸發展出自己關於民族誌以及參與觀察的看法 (註11 Malinowski, 1944)。
過去人類學研究收集各地風俗,但與被研究者少有長期的直接接觸。因此1920年代Malinowski陸續發表的初步蘭田野研究不論在質或量上都相當驚人(註 12 Malinowski, 1922; 註 13 Malinowski, 1926)。加上他迷人的說故事能力,在1938年到美國的耶魯大學之前,一直主導著英國的文化人類學。他對圖騰與禁忌的正式回應出現在1927年名為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一書當中。他提到在當地的母系社會裡,從孩子出生起母親即要與孩子睡在一起且與父親保持距離,父親與孩子疏遠且無權,反而是舅舅有無上的權威,因此佛洛依德所述伊底帕斯情結的條件不成立 (註14 Malinowski, 1927)。
就人類學與精神分析的交會而言,這的確是個不幸的開端。人類學者的焦點一直在質疑故事的真實上。這也難怪他們,佛洛依德在書裡的確偏離了內在真實的討論,甚至也偏離了他的診療室經驗,跨了一大步到歷史的重構上。而這裡充滿了難料的陷阱。首先,後來的人類學調查顯示大部分有圖騰崇拜的部落其實不存在圖騰宴的儀式;黑猩猩的研究也和佛洛依德的大膽猜想相距甚遠,後來基因學的發展也對他不利。
佛洛依德本人其實不怎麼喜歡Frazer和Tylor。他在寫作期間,雖然「如往常般廣泛閱讀文獻,但讀得很不情願,因為他早就知道他會發現什麼 (註15 Gay, 1988)」。他在先後寫給Sandor Ferenczi和Ernest Jones的信裡都分別提到:「我早有結論 (註16 Freud, 1911; 註17 Freud, 1912)。」如果讀者們還耐著性子看到了這裡,大概會覺得我八成站在人類學這邊批判佛洛依德先結論後研究的態度。其實,也真有不少人如此批評他。不過,我並不打算在這裡趁火打劫或為他辯護,因為如果這是一場仗,不管是站在哪一邊我都一點好處也沒有。不過,這個批評卻神奇地在這場混仗中指出了一條出路。
我們或許可以說,佛洛依德的研究已經在他心裡或在診療室裡完成了。寫書,只是在找別人聽得懂的語言把研究成果說出來,更不用說裡頭還有他想對父母以及學生說的話。只要我們不陷在外在現實的爭論中,圖騰與禁忌如果是一場夢的話,的確是一場充滿啟示的夢。
這個想法讓我終於看懂了Alfred Kroeber在1920以及1938年分別寫的兩篇回應佛洛依德的文章 (註18 Kroeber, 1920; 註19 Kroeber, 1939)。Kroeber在Boas的指導下,在1901年拿到哥倫比亞大學(也是全美國)第一個人類學博士學位後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成立了人類學系。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列舉了十點佛洛依德在科學論證上的錯誤。然而在第二篇文章中,他指出如果我們不去追究伊底帕斯情結的歷史真實,而從心理真實的角度來理解的話,圖騰與禁忌其實可以為人類學開一扇窗。他甚至說,Malinowski的研究其實是支持佛洛依德論點的。
舅舅對男孩的權威其實並不能減少男孩與父親之間的競爭,因為這個競爭的源頭是父母子的三角關係。無論如何,這個三角關係都存在,只是不同的文化裡有不盡相同的結構罷了。就Malinowski所描述的母系社會情境而言,那個獨佔母親兩年的男孩,在兩歲那天父親取代他時,心裡必定有著許多複雜的想像。而佛洛依德的書,正是通往這些想像的指引。
Kroeber關於放棄外在現實的爭論,讓人類學者找到讓佛洛依德的理論在田野當中工作的可能。於是精神分析就這樣在Kroeber以及Boas的其他學生,如Margaret Mead和Ruth Benedict等人的影響下,漸漸成為美國人類學的一部分。不過話說回來,這些都沒有改變佛洛依德死忠追隨者對人類學家的看法。Ernest Jones在1955年時說了以下的一段話:「人類學家聯合起來反對佛洛依德的結論並且堅稱他誤解了歷史。然而,我從沒看到過他們的批評有任何嚴肅的論點。(註 20 Jone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