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在心理结构中的位置
长期以来，情绪心理被理论界和实验研究所忽视。直到近代，这一情况对心理学的整体发展仍然有着滞后的影响，极大地限制了情绪心理学的研究，从而忽视了心理学在社会实践和社会需要中所应发挥的作用。然而，兰格（J．Langer）在1957年指出情绪的发生在人类种族进化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他说：“人类从动物一般智力水平上的分离，是由于人类种族在感情上有一个巨大的、特殊的进化。”情绪的意义已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日益显现。研究情绪心理现象，作为一门学科，也随之得到发展。
然而，由于情绪本身独特的主观性，从古代哲学时代到19世纪末叶，它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精神疾病在西方蔓延，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节奏紧张，竞争激烈，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人的各个活动领域，各年龄阶段人群的情绪异常反应日益显现。但是这样说，并非指情绪研究或情绪问题只与异常的环境、异常的人相联系。更为深刻的是，情绪在人的心理生活中无时无处不在起作用，情绪是检验生命过程苦乐安危最敏锐的心理标尺。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处境，都有特定的情绪问题需要加以理解和解释。
当前，从整体上说，情绪研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进展，形成了多数心理学研究者所遵循的认知派与动机派这两大派的理论体系。这两个派别各自从不同的深度和广度上论证、充实和纠正各自的观点，建立了崭新的理论体系。尽管它们是对立的，有很大的争议，但已经引导着研究的日益深入。
认知心理学引入信息论观点，把认识过程看做一个信息加工器的整体操作系统，为探索高级心理过程开辟了新的途径。但是，由于现代计算机还不能输入和加工相似于人类的情绪、性格与人格等心理功能的信息，导致认知心理学理论体系建立的局限性。例如，拉扎勒斯深入地阐述了认知结构，却忽视了情绪这一重要的心理现象。他把情绪看做认知的结果、单纯的行为反应和认知的副产品，而把它排斥在心理结构之外。也因此，认知论从来不注意情绪对认知的不可或缺的影响，以及情绪在人的心理生活中的作用。其实，情绪作为心理活动的基本过程之一，与认知加工的相互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着重从情绪的发生及实际的功能性角度，论述情绪在人的生活中的作用，力图说明情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现象，揭露情绪的根本性质。另外，从情绪的实体性剖析情绪的外显行为和内在体验──作为情绪的主要成分──在进化和个体中的发生机制、二者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用来说明情绪在心理生活中起作用的凭借、操作的历程和实现的手段。
一、情绪的性质与作用
情绪是一种多属性、多功能、多成分、多维量以及在人的心理生活中以多种形式存在着的复杂心理现象，由此导致学者们各自以自己的理论解释情绪的机制，以自己的观点确定情绪的性质和给情绪下定义。诸如情绪是反应、内驱力的下降、神经激活或动机等，不一而足。至今，情绪还没有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定义。
然而，科学心理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情绪心理学者们达到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对任何一种情绪状态，都不能从单一的侧面来认识它，也不能用单一的指标测量来揭示它的机制和活动规律。人们能从面孔肌肉运动反应、声音、有机体生理变化、神经激活水平来观察情绪，甚至能从人的感知、思维序列中，审视情绪对人的选择行为的影响。但是，要想从某一行为中确定情绪是困难的。因为同一行为可以表现不同的情绪，相同的情绪也有可能导致不同的行为。
情绪是如此令人迷惑不解，应当如何去界定它呢？人们在思索中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为什么不从情绪的作用去认识它的性质呢？或许这会给人们带来探索的新途径。这是近年来情绪研究得到发展的一个开端。
对于情绪的基本作用和属性，作者试图把它归纳为下列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情绪的适应作用
有机体在进化过程中发生了多种为生存和延续种族的适应方式。这些方式只要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起到适应生存的作用，它们就在有机体的结构和机能上留下痕迹。例如，鱼类的梭状体形适宜于游泳；昆虫在丛林中生活，它们的身体可以随季节而改变颜色，是一种抵御强者的适应手段。这些类别的形态结构是动物长期生存适应保留下来的痕迹。人们对低等动物作出这样的生态学解释，实际上是演化过程中遗传变异的结果。
在高等动物中，由于神经系统的发展，感知觉功能比形态上的变化更有效地成为适应的手段。例如，鸟类的敏锐的视觉能力适应于飞行条件下捕食，哺乳类狐科的敏锐嗅觉是觅食、求偶的重要机能。由此可见，心理能力成为比形态结构进化更机敏的适应方式。
感情性功能是高等动物的重要的适应手段。在脊椎动物中可以广泛地观察到所谓“the four f＇s reaction”，即四种感情性反应，它们是fight, flight, feeding, fecundation，即斗争、追逐逃跑、哺喂和受孕反应。这些过去统统归结为本能行为的是有机体的机能系统活动，是内驱力反应，是动物神经系统，特别是脑发育到皮质阶段在脑中引起的状态，也就是最初的感情性反应。这四种感情性适应行为就是后来发展为怒、怕、爱等情绪的雏形或前身。
生物演化到人的阶段，人类祖先的感情性反应具备了它所特有的机制，并随着大脑皮质的发展而发展和分化。同语言器官的发展和分化相类似，情绪的“器官”，也就是情绪的外部表现──表情，在进化中也得到发展，而且是先于言语的发展而发展的。情绪的外显行为乃是人类祖先适应生存的产物和手段。这就是达尔文在一百多年前所说过的，情绪表情是人类进化适应性的痕迹，它既是进化的产物，又是适应的手段。例如，人类祖先在捕猎、搏斗和防御敌人时发生愤怒反应，有助于战胜猎物或敌手；在认识和探索环境中，兴趣和好奇情绪使他们趋向新异事物；震惊、恐惧情绪使他们回避危险。现代人类具有多种具体的单一或复合情绪，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适应作用。
（二）情绪的动机作用
关于什么是驱使人类满足需要的动机问题，几千年来给予的回答，直到赫尔（C．Hull）和弗洛伊德时期，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生物内驱力是动机的基本来源。所有像饥渴、干渴、呼吸、性欲所显示的明晰、紧迫感都成为理论家们所捕捉的证据的基本范例。新行为主义的代表赫尔认为，生理需要驱策行动，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内驱力作用消失。赫尔（Hull,1943）提出一个公式：内驱力强度×取食行为熟练程度=行为有效性。
然而，这一具有深刻影响的论断是不完全的。驱策有机体进行活动以满足需要的动机，不仅在于生物本能，而且在于更高级的心理功能。不仅如此，把生理内驱力同高级心理功能，如意志，联系起来的，对生物内驱力来说，情绪因素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动机论情绪心理学家汤姆金斯（Tomkins,1970）提出，把内驱力的强度和紧迫性归之于内驱力本身是根本错误的。这个错误在于，人们把内驱力本身的信号同它的放大器混淆了。例如，在有机体缺水或缺氧的情况下，体内平衡发生变化，这一生理需要本身提供信号的是内驱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感情性过程伴随而生。感情性过程经常附加和补充到内驱力中，并使内驱力得到加强，从而对内驱力起放大的作用。因此，起放大作用的是情绪。人体在缺氧的刹那间产生恐慌感。口渴是由于人体血液成分发生变化引起的，它本身并不包含急迫感这一心理内容。急迫感是情绪。想要喝水的需要和动机驱使人去寻找水，这是血液成分变化和急迫的情绪相结合的结果。感觉口渴时并不立即导致机体衰竭，口渴的急迫程度却使人无法忍耐。这就是因为感情放大了内驱力，从而成为动机力量。类似的事实是经常发生并能为人自身所意识到的，然而却长期被理论家们所忽略。
内驱力是生理需要，情绪是心理反应，二者都需要非特异性神经传导的激活。但内驱力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驱策人的行动。内驱力的关键作用在于为维持生命提供信息，在人体缺氧时激活呼吸道运动，而呼吸的器官装置、整个系统都已经专门化，它按生物节律而规律性地被激活。所以它的反应功能是相对呆板而固定的。而感情的性质比生理节律更灵活，它不受时间、地点的严格限制。人体必须以固定的时间节律呼吸和喝水，但并非在固定时间愤怒或悲伤。感情活动由什么对象所引起的灵活性也很大。任何食物都能满足饥饿的需要，但感情表明人喜欢这个或不喜欢那个。受虐狂学会了喜欢痛苦和死亡；清教徒憎恨愉快的生活，任何兴奋和快乐都被他笼罩上羞耻或恐怖。
情绪的动机作用并非只体现在对内驱力的放大作用上。人类的高级目的行动和意志行为的动力性中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情绪因素。认识和目的本身并不包含驱动性，驱使人去探索的是兴趣和好奇，驱使人去实现目标的是愿望和期望。兴趣和好奇属于基本的、单一的情绪；愿望和期望则是感情和认知的复杂结合。实现目的的愿望越强烈，它所激活的驱动力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的目的是苍白无力的，它不足以形成动机。
然而，理性思维是人类高级智慧的心理来源，人类的意志和创造力，目标的设定和决策，都是人脑的高级认知加工的功能。它在脑内构造了庞大的认知加工系统，时刻在活动着。而情绪的激动性和干扰性也会扰乱目标的制订或决策，使人失去理性，削弱理性思维。因此，情绪与认知是相互关联的，情绪的组织作用，在学龄期儿童直到成人，是在与认知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过度地强调情绪的动机性会在理论上出现偏颇。
（三）情绪的组织作用
情绪是一种独立的心理过程，同其他的心理过程相互作用。让我们以认知过程和情绪过程的相互作用而言，情绪可以调节认知加工的过程。例如，情绪可以影响知觉中对信息的选择，监视信息的流动，促进或阻止工作记忆，干涉决策、推理和问题解决。因此，情绪可以驾驭行为，支配有机体同情境相协调，使有机体对环境信息作出最佳处理。反之，认知加工对信息的评价，通过神经激活而诱导情绪。在这样的相互作用中，无论是情绪或认知，作为心理的东西，都以其内容，或说以其对有机体的意义而起作用；认知以外界情境事件本身的意义起作用，情绪则以体验为快乐或悲伤、愤怒或恐惧而起作用。其不同之处在于，情绪的动机性质能激活有机体的能量而驱策认识或行动。就此而言，情绪似乎是脑内的一个监测系统，调节其他的心理过程。
近年来，情绪心理学家斯洛夫（Sroufe, 1979）把情绪对其他心理过程的调节作用具体化为组织作用。组织作用的含义包括着组织的作用和破坏的作用。一般来说，正性情绪起着协调、组织的作用，而负性情绪起着破坏、瓦解或干扰的作用。伊森（A．Isen）研究揭示，儿童在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状态下产生不同的助人行为。正性情绪比负性情绪状态下更容易接受言语指导，更容易帮助别人做事，对人更友善，与人交往更主动，探索事物更积极，忍受挫折的能力更强。鲍尔（Bower, 1981）提出，成人在某种情绪状态下易于回忆起情绪性质与之相同的过去事件。
北京大学情绪心理实验室的新近研究证明：（1）中等愉快水平比过高的欣快或过低的无情状态使智力操作（问题解决作业）达到更优效果；兴趣和愉快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为智力操作提供最佳的情绪背景，体现了情绪的组织作用。（2）惧怕是破坏性最大的情绪，而兴趣是探索新异刺激的动力。惧怕和兴趣都在新异刺激作用下发生，所发生的情绪可在惧怕和兴趣之间流动。新异刺激引起的是兴趣、惊奇或惧怕，以及在兴趣和惧怕之间的流动程度和倾向，依赖于刺激的新异程度的大小和个体差异而定。（3）痛苦情绪因它的压抑效应对智力操作起干扰、延缓的作用。（4）愤怒作为负性情绪，其性质同其他负性情绪有所不同，它比痛苦或惧怕有更大的自信度，从而在怒情绪释放之后，导致比痛苦更好的操作效果；然而如果愤怒情绪在体内积累而没得到释放时，就同其他负性情绪一样对操作起负性作用（孟昭兰等，1984）。这些实验结果都证明了情绪执行着监视认知活动的功能，而且不同性质的情绪对认知起着不同的作用。
（四）情绪的通信作用
情绪和言语一样，具有通信交流的职能。言语和情绪都有显著的但又各自不同的外显形式。言语的首要外显形式是出声言语，情绪的首要外显形式是面部表情。表情和出声言语一样，是从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进行通信交流的重要手段。从人本身在演化过程中获得发展来说，它们是人类社会化的媒介。出声言语传递人们的思想，言语声调传递的则是人的感情，它被称为声调表情。人们之间的感情的通信交流输送有时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关系。
从种系演化或个体发展来说，感情的通信作用比言语交际开始得早。即使在高度社会化的人类之中，新生儿和母亲之间建立的最初的社会联结也是通过感情传递，而不是通过言语交际实现的。婴儿的情绪是呼唤母亲的信号，婴儿（到7个月）在遇到不能肯定的情境时，从成人面孔上搜寻情绪信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情绪的适应作用通过这一通信职能提到了更高的、不同质的层次上，形成人们之间的思想感情交流和社会联结。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情绪越来越多地同言语交织在一起，实现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环境之间的社会适应。
情绪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协调器。感情通信协调着人们的每日生活。情绪通过表情的传递可以引起对方的共鸣，使对方受到感染，产生移情或同情。例如，人们见面点头、微笑，挚友相会握手、拥抱，都包含着相互感染和共鸣。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情绪作为基本范畴，似乎着随深度知觉、形状知觉和运动知觉，成为第四种或第五种知觉──情绪知觉；人们有独特而细微的辨认表情的能力。
情绪的通信作用，还表现在一些特定的感情联结上和特定的社会礼仪形式中。例如，母婴依恋是最突出的感情联结模型。基本情绪及其外显特性的先天性质是婴儿适应生存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子女同父母之间长期保持感情联结的基础。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虽有其先天基础，但它是另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感情联结形式。他们之间感情上敏锐的相互感应是爱情的开端。爱情建立在包括文化背景、兴趣爱好、性格气质、社会品德、智慧能力甚至包括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多方面综合评价的基础上。但这种评价首先不是语义的，而是以感情的相通，相互欣赏、信赖和吸引为前提。
在各种特定的社会礼仪形式中进行着特殊形式的感情交流。在丧礼中，人们之间弥散着悲痛的气息；在宗教仪式中，人人怀着虔诚的感情；在文娱晚会上，充满了欢乐的相互感染；在运动竞技场上，搏斗精神支配的激情占据着主导地位。所有这些特殊的情绪通信模式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活习俗的长期孕育中形成的。这些不同的方式把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中联结起来，并构成一定社会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联系上面所提到的观点，这种特殊形式的感情联结，不也正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适应性的表现吗？
现在让我们回到情绪的性质问题上来。当一个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尚难以确定的时候，通过它的作用，通过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对其他事物的影响，以及它所引起的后果来考察，是一条可行的、由浅入深的途径。
情绪的上述基本功能和作用向人们揭示了情绪的根本属性，那就是：人类每时每刻的情绪过程都是先天适应性和社会联结的综合，是有机体古老的脑（旧皮质和丘脑系统）和现代的脑（新皮质）的共同活动，是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具体人每一具体时刻发生影响的交织。
情绪既服务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适应的需要，也服务于维持人类社会团体生活的需要。情绪的适应和驱策作用在漫长的演化中，经过社会化过程成为人际交往和人类正常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在精神病理学中诸多情绪异常的现象，简言之，不过是社会适应不良的结果。我们仍然时常看到情绪的自然性质的原始痕迹在生活中显露。例如，现代文明社会中出现的“广场恐怖症”不过是原始的威胁生命或生存的恐惧感在某种社会情境中的再现。
情绪的基本性质说明了它为什么占据着人的整个心理生活和实际生活。它既策动人的本能行为，又干预社会学习和创造活动。它是整个人的活动的动力。但是，人是社会化的成员，服从于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因此，从儿童时期起，情绪社会化使之融入自然法则、社会规范和文化背景所制约的轨道。毫无疑问，我们分析情绪发生发展的原委和来龙去脉，对理解人是有所裨益的。
二、情绪的外部表现和内在体验
当代情绪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是从情绪过程中分离出来它的结构成分。这是从多年来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这一总结，深入和延伸了情绪研究的可能性。当前，比较公认的，情绪是由神经生理生化、外部表现和内部体验三种成分组成的。脑和神经系统是表情与体验的物质载体。表情与体验的生成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实现情绪在人的生活中的功能性适应作用的重要成分。对表情和体验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导致我们进一步解释和论证情绪在人的心理生活中是那么重要，使我们进一步确认情绪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应有的地位。表情研究是近年来情绪研究的重大突破；体验研究则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研究阶段之中。
（一）表情
表情是情绪的外部表现，是反应，是肌肉运动，是外显行为。但是这比人们所说的刺激―反应或输入―输出模式有更深刻的内涵。表情同脑的过程，同体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表情参与情绪的发生。要认识这个论断，首先要把情绪真正地理解为一个过程。与此相反，如果把情绪看做单纯的反应，作为心理的终端，那么，不但对表情的研究将化为乌有，就是对情绪的研究也将名存实亡了。
从进化和适应的观点出发，把表情放在这一漫长的动态过程中来看，从前人类到人类的演变，从古皮质到新皮质的发展，从面部肌肉系统和血管系统的发生到分化，所有这几方面，与情绪的发生和分化都是平行的和同步的（Izard，1978）。
这一概括的意义在于，脑的发展、表情的分化对情绪的发生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从个体发展看，脑的神经过程、表情活动和情绪体验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三方面的共同活动就是情绪过程。下面让我们具体来说明这一思想。
生物进化到脊椎动物阶段，每一进展都有上述三方面──脑、面部骨骼肌系统和情绪──的具体体现。以脑皮质的进化为基础而言，无脊椎动物和低等脊椎动物无大脑皮质，也没有面部骨骼肌系统。爬行类已有初步的皮质，有整体性趋避行为及其所伴随的声音和身体反应，但无面部分化的肌肉系统，是情绪的前身。
动物进化到高等脊椎动物哺乳类，如犬，面部有未分化的肌肉纤维，有很少精细分布的血管，有怒和怕的全身姿态表情和部分面部表情，如嘴部的怒模式最明显，有明显的依恋、育幼等感情行为，但无明显表情。动物的哀鸣伴随着眼泪，这一点被假设为，人类以下的高等哺乳类已具有情绪感觉（emotional feelings）。到灵长类，如恒河猴，已经有了可区分的不同的面部运动模式。这些面部模式在威胁、骚扰、屈服、媾和的通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提供着维持它们种属内部交往和群居的联系，参与了建立和维持它们之间的支配等级。猿猴类的面部模式提供性质不同的信息，反映为怒、怕、快乐或痛苦。但是，猿猴类的面部表情还不是独立的、精细分化的模式活动，它们必须同身体姿态、声音整合在一起，才能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然而在猿类，如黑猩猩，面部肌肉运动的分化已经可以同它们的身体姿态相对分离，从它们的面部模式即可辨别其所表达的表情，如怒、怕、惊奇、快乐、厌恶等。
在人类，由于脑皮质的高度发展，面部肌肉系统的精确分化和面部血管的精细分布，特别在新生儿出生后的一年里，得到迅速的成熟和发育，产生了精确分化的八种基本情绪的面部表情。这八种基本情绪是兴趣、惊奇、痛苦、厌恶、愉快、愤怒、悲哀和恐惧。它们所达到的精细分化的程度远远超出了猿猴的水平。
以上简略描述了关于情绪表情进化的阶梯，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到达人类阶段，它显示了几点极其重要的结果。
第一，从上述进化―生物学观点看当代人类情绪的性质，不能不承认，人类婴儿的基本情绪的面部表情是先天的，是预成程序化的先天模式；这种模式是预成的适应性遗传程序。这一论断已经从跨文化研究和前语言阶段人类婴儿的研究得到证明。
美国面部表情测量专家埃克曼（Ekman,1976）研究了非洲新几内亚两个前文化民族，发现这两个民族人显示的面部表情都是在其他民族中见过的，同其他文化民族全然十分相似。埃克曼用故事情节诱发相应表情的辨别实验，证明了基本情绪模式具有泛文化的性质。
孟昭兰、王垒（1985，1986）的两个实验结果显示，中国婴儿与西方婴儿六种基本情绪表情的辨认未呈现显著差别；中国婴儿与中国成人十种基本情绪在有标准和无标准的两种比较中的相关均在0．7以上。这两个实验表明了中国婴儿与西方婴儿、中国婴儿与中国成人有相同的基本情绪面部模式。同时，在后一实验中还显示，社会化了的成人表情中仍保留着大多数基本的原始的表情模式，尽管它们的出现常常有被夸大或被掩盖的情况。
许多研究证明了婴儿前言语发育阶段的基本情绪表情是不学而能的。他们在很长时间内不会保护自己和独立生存。人类新生儿不会行动，不会说话，他们的运动器官和言语器官还未发育成熟。然而他们已经获得的是一种感情性的生物―遗传能力。他们以感情性信号同所处的社会人群环境进行交往，通过感情信号──表情、声音──表达他们的情绪，“陈述”他们的状况和需要，并以此呼唤成人对他们进行哺育和照顾。这种与生俱来的感情性信号功能，是新生儿自身所具有的为取得生存和成长的唯一手段。
通过成人在婴儿面前频繁出现，活动着的母亲面孔和高频语声能引起2～3个月婴儿应答性微笑反应，这称为社会性微笑。从最初的微笑反射到应答性社会性微笑的出现，是人类婴儿生物―社会适应能力日益发展的典型例证。婴儿的生存和成人的哺喂之间的联系是以感情为中介的，社会性微笑是唤醒母亲感情和反应的激活器。4个月婴儿在母亲离开时产生负性情绪反应──哭，并逐渐学会用哭声来呼唤成人亲近他，这种母婴关系中的感情应答称为保持亲近反应。它表征着人类婴儿从种族进化中获得的感情性适应能力在逐步社会化。兴趣情绪也是新生儿时期出现的基本情绪之一。兴趣和注意能力的发生是人类婴儿先天适应能力的重要代表。兴趣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物体，特别是对母亲面孔的认识上。
新生儿在3周时对活动着的人面孔出现视觉追踪。他们对最接近的成人的认识，是通过视觉集中得到的。视觉集中表现为眼睛睁开，目光注视，额面平展，下颌放松。整个面孔的肌肉收缩状态都服务于视觉最大地吸收信息，这是注意发生的原因，也是兴趣发生的结果。
3个月婴儿的注视、吮吸、抚摸结合为复合动作模式，反映母乳哺喂中母婴的天然联结。新生儿在产生对物体的“对象永存”（object permanence）之前很久，辨认特定面孔的反应就出现了。最典型的例子是7个月婴儿开始认生，对婴儿知觉发展起驱策作用。以眼动研究产生的图像表明，2～3个月婴儿开始形成清晰的视觉面孔图像。6～7个月产生对特定人的面孔知觉辨认。这种在感情―感觉水平上发生的活动，先于认知加工的参与。
新生儿时期产生几种基本情绪，随后在半岁到一岁之间还发生惊奇、愤怒、恐惧和悲哀等表情，一岁到一岁半之间还发生轻蔑、害羞和歉疚感的反应。所有这些基本情绪的发生是生理成熟的结果而不存在和从未观察到它们有一个习得的过程，但在它们一旦产生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逐渐社会化。这些基本情绪表情作为无词通信的主要手段，对人类婴儿健康成长和建立社会联结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第二，表情发展进化到人类显示的第二个结果是，情绪表情的社会化。
新生儿表情的反射性和自发性特征是在种系发生中专门化的外导程序带来的。为适应的需要，在进化中它同时获得了适应性更为灵活的特征，即表情的可变性。它随着个体成熟和社会化，而具有个人情景的和文化的特色。表情的可变性将其带有本能反应的性质转化为对环境输入的一种心理反应能力和社会通信交往手段。
表情的可变性有其自然和社会的基础。在个体发展中，表情的习得和改变依赖于椎体运动系统的成熟和大脑抑制过程的发展。例如，观察新生儿、半岁和一岁半婴儿接受药物注射的过程，发现：痛苦表情的持续时间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愤怒表情随年龄增长而增长。这种转化从半岁后就可以观察到。愤怒的发生，是在持续存在的负性刺激导致攻击反应的先天预成倾向基础上发生的，因此它同椎体运动系统的成熟有必然的联系。
又如，幼儿随意控制表情的能力发生在四岁左右。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条件作用、工具行为和随意控制，儿童习得的表情的强度、抑制效应、持续效应都可以改变。在早期影响儿童情绪的物理变量（如疼痛刺激或嗅味刺激）的基础上增加心理变量，如对人的厌恶，是学习和经验在感情―认知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
个体各年龄有典型的情绪变化。这些典型特征有生理原因，也是社会关系中感情―认知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少年时期由于性成熟的作用和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情绪的一般兴奋性维量转化为高强度冲动性激活；幼儿时期存在的拟人性想象趋于消失，反映实际人际关系的感情逐渐增长，情绪循此为转移。又如，中年人社会责任加重，进取倾向增强，个性达到成熟，情绪反应向着持重、稳健的方向发展，但也容易发生紧张、烦躁、焦虑的情绪。老年人退出工作后事业压力下降，生活范围和认知范围缩小，情绪兴奋性减弱，但是在离开工作岗位后容易产生失落性痛苦和孤独感。总之，情绪有适应性的作用，因而人应主动地协调自身的生活和活动，使情绪有助于生活愉快和身体健康。
情绪表情的社会化还表现在文化差异中。地区隔离导致语言差异，文化、习俗各不相同。尽管基本情绪表情是泛人类的，但漫长的社会历史演变使得情绪的信号及其作用也有细微的差别。例如研究发现，爪哇人的文化传统训练人控制情绪外显行为，因而很少公开争吵和在发怒时发出大声的现象。爪哇儿童在5岁以前不被看做爪哇人，因为他们还不会像成人那样控制感情。爪哇成人对儿童施以详尽的无情绪教导而不施以惩罚威胁，使他们成长为冷淡而含蓄、有节制和有礼貌的人。大洋洲密克罗尼西亚人教他们的儿童懂得一些术语的情绪意义，以指导他们的行为。他们强调合作、分享、无攻击和等级服从。这些价值由“metagu”这一概念所代表，意思是指在遇到魔鬼、愤怒的人或陌生环境时抑制情绪，以本民族文化价值和正面关怀来鼓励儿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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