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科学研究的情绪含义
──情绪心理学面临挑战
一百多年前，在詹姆斯的情绪理论（1884）问世之后，出现了情绪生理学研究的高潮，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却显得很薄弱。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心理学才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建立了较为周全但多样化的理论体系上。80年代以后，实证研究广泛开展──从感知到人格。此时对情绪的研究已涉及理论的确立，诸如情绪的结构与功能、情绪生理学和情绪社会化等方面。到20世纪后期，神经生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及儿童早期心理发展这三方面，成为心理学研究发展的三大突出方面。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心理过程相联系的脑科学研究已经起步。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神经科学与认知科学的结合上。其实，对情绪神经机制的了解远比对认知的研究起步更早。可以说，国外的研究成果已经为我国情绪研究提供了知识和技术的基础。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把现有的情绪理论及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开展与神经科学相联系的情绪研究。然而事实上，我们对情绪本身的认识，以及我们自己所作的研究也很少。为此，我们应当双管齐下，一方面，结合认知科学，开展情绪的脑科学研究，另一方面，进行情绪本身性质、形式、内涵的研究，并把我们已有的有关情绪的行为学研究结果给予神经科学的依据，以加深我们的认识。这样才有益于情绪心理学进一步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
自希腊哲学时代以来，在认识论中，以唯智主义思想为主导。中国朱熹、王阳明理学派亦然，把情绪看做非理性的、粗糙的低级现象。这是情绪研究滞后的主要根源。近代心理学已经进入科学领域，但就是在19世纪末叶，铁钦纳说，“情绪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人意见和个人信念的心理学”。20世纪以来，弗洛伊德学说遭到传统心理学的反对，更加拖延了情绪研究的发展。情绪研究常常只是个别人研究的对象。然而，詹姆斯提出的第一个情绪学说刺激了情绪生理学的发展。冯特提出了情绪的三维学说（1896），情绪心理学的发展受到了重视。直到60年代，二战后许多美国士兵罹患精神疾病，从而迫使医生面对情绪问题。时至今日，许多情绪心理学家曾是精神病医生，诸如伊扎德、普卢特奇克已成为著名的情绪心理学家。60年代以后，出现了情绪研究的第一次飞跃，主要表现在理论派别林立，逐渐兼收并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情绪在总体上达到较为统一的认识。如对情绪的结构与功能、情绪与认知的关系等的认识，都有理论上互相融汇的体现。然而，认知心理学与情绪心理学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仍处于相对独立、彼此忽略、互不联系的境遇。情绪心理学研究仍处于薄弱状态。
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出现了重视人的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倾向。一派学者认为，科学理性思维虽然是人类智慧的精华，但是，理性思维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人的行动的动力；驱使人的活动的动力是热情、激情和情绪。他们认为，无论政治行动的启动、经济的决策、重大的计划实施、对大众的动员等，无论是正确的或是荒谬的，均在不同程度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由情绪所驱使。人们的智慧、思维动机，如果没有情绪的参与，将是苍白无力的。从进化的观点看，情绪从一开始就是驱动有机体为生存而行动的高级动力。
这种观点不认为情绪是单纯的认知后的反应，相反，情绪是高等动物和人类心理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人的心理生活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对人的认知起着组织和干涉的作用，对行为起着驱动和调节的作用。情绪经常出现在心理生活的前沿，尤其在人产生需要与可能出现矛盾的时候发生。在竞争与冲突日益激烈的时代，人的心理平衡时常受到破坏，心理纷扰已日益广泛地出现在各事业领域、各年龄阶段的人们之中。这种现象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开展情绪研究已迫在眉睫。
情绪是极其复杂的心理现象，是一种多成分、多维度、多种类组合、多水平整合的心理过程，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在我们面对情绪并着手研究这一复杂现象时，情绪的外部表现与内在体验如何协调，情绪的紧张度和激动度怎样整合，情绪在知觉和思维加工中的差异，在意识上和意识下的鉴定，单一情绪与复合情绪的机制，凡此种种，均应当得到明确的解释。
对于情绪心理学家来说，在情绪―认知关系问题上，尤其在对成人情绪的研究中，应当强调认知评价在情绪发生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认知，在此时，应当作为外部刺激诱发情绪的心理介质，情绪只有通过认知评价才可能被诱发。因此，借鉴对认知过程──如决策、目标、策略──的精深研究，及其所建立的理性思维框架，应当成为情绪研究中必备的参照知识。这一点，却常常为情绪心理学家所忽略。同时，认知心理学也应当关注情绪研究的新进展，在课题设计中加入一个情绪变量，将有助于加深对认知评价规律性的认识。
现在让我转到另一个重要的话题。心理现象是脑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从而对它的研究需要实证的检验。
近一二十年来，情绪的脑研究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杏仁核功能的发现，让情绪的机制进一步明朗化。勒杜的发现十分重要，例如，神经刺激输入，到达丘脑系统后，有一条直接达到杏仁核的“捷径”，使神经通道大大地缩短了情绪发生的时间，更说明了杏仁核是情绪的核心机制。这个解剖学功能解释了为什么情绪可以发生在认知加工之前，为什么情绪对生存和生活具有适应的作用而成为认知和行为的驱动力。
勒杜的进一步研究，在脑的更广的区域内描述了情绪与认知加工的机制。他的研究以先天性恐惧为例，把杏仁核的输入―输出机制描述为像是一台计算机，解释了为什么情绪或对突发性恐惧性刺激的情绪反应可以发生在认知加工之前，以及认知加工调节情绪的来龙去脉。他所描述的从杏仁核到前额叶皮质的神经通道，是情绪与认知评价之间联系的机制，也是认知、决策在前额叶皮质发生所引起的情绪反应的机制。又例如，与记忆密切联系的海马组织，是通过前额叶皮质与杏仁核联系，是情绪记忆的机制。这些都是在情绪脑研究中的重大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从情绪与认知的相互联系来说，它确实解释了情绪心理学家在行为研究中的推测。北京大学情绪心理学实验室对婴儿的情绪对认知操作影响的实验研究，论证了不同性质的情绪影响着随后手工操作的质量这样的结果。勒杜的上述发现，从神经科学上证明了我们的行为研究的假设。上述例子说明，情绪和认知不是互不相干的、独立的过程，它们相互作用，各自有独立而又联系着的脑机构。而情绪与认知的相互关系，是人类心理功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范畴。情绪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认知也绝不是单纯理性的认识活动。情绪与认知的联系是了解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和心理生活的一个大课题。
再举一个例子：神经生物化学研究对多巴胺分泌的作用的发现，大大地提高了对情绪体验的功能性属性的认识。多巴胺的作用，远远不只是影响精神病症的变化，也不只是对吸毒的影响，更基本的是它对动机、享乐的作用，是快乐发生的神经化学递质，从而多巴胺的分泌量和机制是正常的快乐与享受的物质根源之一，是人的兴趣、追求，甚至创造、冒险这些心理与行为的物质基础。这论证了体验这种主观心理现象的存在。不言而喻，神经科学、神经生化和心理行为学研究的结合，是进一步揭示情绪心理完整机制的途径。
从情绪研究相对落后的情况来说，我们应当在心理学中加强对情绪的研究，应当建立专门的研究范围和课题，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推广各大学开设情绪心理学课程和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让我们揭示情绪与认知相互联系的机制的时刻。
情绪研究在国外已广泛发展。1985国际上成立了“国际情绪研究学会”， 当时只有一百多名会员，现在已发展到数千人之多。其发展的进程已经涉及人类社会和人的心理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基本理论、方法论和内容，从简单的情绪品种及其作用，情绪与认知关系，到复杂的社会化情绪。情绪的专门杂志已有数种，有关的书籍每年有多种出版，研究论文在多种杂志上广泛发表。然而在我国，情绪研究除从1983年在北京大学建立实验室培养研究生以外，其他地区迄今只进行了零星的工作。大学的情绪基础课，在北大，自1992年以来居然也停止开设。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很大的损失。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实践对情绪提出了日益增长的要求。国家相关领导层已经注意到各年龄、各领域人们的情绪困扰在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性。社会已经向这一学科提出了要求，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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