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译者序
二零一零年夏，姚峰先生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能够参与《梅兰妮·克莱因后期著作选》一书的翻译与校对工作。虽然在此之前，我也曾着手翻译过一些精神分析领域内的专业论文，但大多只是在原始文献的外围打转，而涉及到如此大部头的原作翻译还是第一次，欣喜之余，心里不免也有些忐忑。
毕竟，近几年来，我的兴趣和关注都主要集中在拉康派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上，只是把克莱因的理论当作理解拉康早期思想的基本参照点之一。虽然先前也曾读过国内外有关克莱因学派和客体关系理论的一系列介绍性著作，但始终都停留在基本理论层面的理解上，浅尝辄止，而很少去深入地思考克莱因派精神分析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临床语境。因而，此次参与克莱因著作的翻译工作，便自然是给我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克莱因思想的契机，而这也就要求我必须放下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先见”和“自恋”，真正地回到克莱因的文本中去，也由此回到前语言的“实在界”中去。
众所周知，在精神分析学运动的百年历史征途上，克莱因无疑是继弗洛伊德之后对当代精神分析领域产生影响最广泛也最深远的精神分析学家。围绕着克莱因丰富的理论著作与技术贡献，由她的众多追随者——包括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赫尔伯特·罗森费尔德（Herbert Rosenfield）、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以及后来的唐纳德·梅尔泽（Donald Meltzer）等人——继承并发展起来的克莱因学派，更是已然跻身为当前国际精神分析形势下的学术主流。克莱因的众多理论洞见，诸如“内部客体”和“外部客体”的划分、“部分客体”向“完整客体”的整合、“原始自我”与“原始超我”的发展，“偏执—分裂位置”到“抑郁位置”的转化、“爱”和“恨”的互动，以及“投射性认同”与“原初羡慕”等概念，不仅直接催生了客体关系理论的建立与自体心理学的发展，更是得到了当代精神分析乃至整个心理治疗领域的普遍接受。因此，回到克莱因，系统并深入地了解她的思想，不仅对于我们从事临床工作和理解治疗情境，而且对于我们看待儿童的发展和教育，均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本书中收录的论文涵盖了克莱因女士从1946年之后到1960年她逝世之前的著作，也包括了在1963年她逝世之后才得以出版的一些未完成作品。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克莱因思想的成熟时期，是她对自己思想进行思考、深化与整合的阶段。
在《关于某些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一文中，克莱因细致入微地探讨了生命最初三到四个月期间的心理过程，她把分裂机制联系于偏执位置，提出了与“抑郁位置”相对的“偏执—分裂位置”，并继而在“投射”、“内摄”与“认同”等概念的基础上引入了“投射性认同”的防御机制，从而最终阐明并确立了其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延续着1946年这篇论文的思路，在《关于焦虑与罪恶感的理论》（1948）、《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总结》（1952）以及《论婴儿行为观察》（1952）这三篇文章中，她又进一步讨论了从“偏执—分裂位置”到“抑郁位置”的转化，以及该过程中的波动所隐含的病理学意义。
本书中的其他论文也均是在“位置”理论框架下的深化与扩展，其中有一些主题性的文章，例如，在《关于精神分析结束的标准》（1950）一文中，克莱因以“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的修通来讨论精神分析的结束，从而突破了弗洛伊德以“阉割情结”为分析过程设下的界限；在《移情的起源》（1952）一文中，她则认为移情的起源在于早期的客体关系模式，并提出了分析负向移情的重要性；而《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1952）和《论心智功能的发展》（1958）则是针对元心理学的理论贡献。还有一些技术性的文章，例如《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1955）便是最接近于克莱因职业自传的一篇文章，其中记录了她早期作为儿童精神分析家的历史以及她与儿童工作的方式。
此外，《论认同》（1955）与《关于〈奥瑞斯忒亚〉的某些省思》（1963）这两篇文章皆以文学作品为素材，为我们展示一种克莱因式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前者以朱利安·格林的小说主人公法比安为例来讨论投射性认同的过程，后者则着眼于分析埃斯库罗斯作品《奥瑞斯忒亚》中戏剧人物的象征角色。
至于《羡慕与感恩》（1957）一文则是克莱因晚年的主要理论代表作，也是本书诸篇中的“重中之重”。在这篇论文中，克莱因提出羡慕与感恩是两种相反却相互作用的感觉，她分析了羡慕与感恩的起源，认为羡慕诞生于最早的婴儿期，是死本能的最初表现，且直接指向早期的部分客体（乳房），而感恩则是爱的衍生物，以好的客体关系为基础，被认为是日后一切幸福与快乐的源泉。继而，她还在这篇论文中区分了“羡慕”、“嫉妒”与“贪婪”三种情感类型，并比较了三者在概念内涵、出现时间、客体关系、目标、性质与实现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此外，克莱因还在这篇论文中讨论了过度羡慕的病理学影响，并以此形成了其儿童心理发展的动力学观点。
虽然国内业已出版了许多有关克莱因理论及其临床思想的介绍性著作，也在我们的心理学界中掀起了不小的克莱因派浪潮，但是除了台湾“心灵工坊”出版的四卷本《克莱因文集》，我们大陆目前还没有克莱因原著的译作。故此，希望本书的出版与发行可以填补国内精神分析文献的这一空白。
翻译本书的过程自然是艰辛的，但也着实洋溢着喜悦，更是时常感动于克莱因在字里行间中散发出来的执着与热情，以及她那充满母性光辉的精神能量。
至此，我想要特别感谢“万千心理”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工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由衷希望本书的翻译可以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朋友们的批评指正；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走在精神分析道路上的家人；感谢曾经给予我帮助的师长、挚友及同行；感谢我的分析师与分析者们带给我的教育和成长……
最后，我想把这篇小小的译序献给我所感恩的母亲，也献给即将与我步入婚姻殿堂的美丽新娘！
二零一零年夏，姚峰先生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能够参与《梅兰妮·克莱因后期著作选》一书的翻译与校对工作。虽然在此之前，我也曾着手翻译过一些精神分析领域内的专业论文，但大多只是在原始文献的外围打转，而涉及到如此大部头的原作翻译还是第一次，欣喜之余，心里不免也有些忐忑。
毕竟，近几年来，我的兴趣和关注都主要集中在拉康派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上，只是把克莱因的理论当作理解拉康早期思想的基本参照点之一。虽然先前也曾读过国内外有关克莱因学派和客体关系理论的一系列介绍性著作，但始终都停留在基本理论层面的理解上，浅尝辄止，而很少去深入地思考克莱因派精神分析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临床语境。因而，此次参与克莱因著作的翻译工作，便自然是给我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克莱因思想的契机，而这也就要求我必须放下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先见”和“自恋”，真正地回到克莱因的文本中去，也由此回到前语言的“实在界”中去。
众所周知，在精神分析学运动的百年历史征途上，克莱因无疑是继弗洛伊德之后对当代精神分析领域产生影响最广泛也最深远的精神分析学家。围绕着克莱因丰富的理论著作与技术贡献，由她的众多追随者——包括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赫尔伯特·罗森费尔德（Herbert Rosenfield）、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以及后来的唐纳德·梅尔泽（Donald Meltzer）等人——继承并发展起来的克莱因学派，更是已然跻身为当前国际精神分析形势下的学术主流。克莱因的众多理论洞见，诸如“内部客体”和“外部客体”的划分、“部分客体”向“完整客体”的整合、“原始自我”与“原始超我”的发展，“偏执—分裂位置”到“抑郁位置”的转化、“爱”和“恨”的互动，以及“投射性认同”与“原初羡慕”等概念，不仅直接催生了客体关系理论的建立与自体心理学的发展，更是得到了当代精神分析乃至整个心理治疗领域的普遍接受。因此，回到克莱因，系统并深入地了解她的思想，不仅对于我们从事临床工作和理解治疗情境，而且对于我们看待儿童的发展和教育，均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本书中收录的论文涵盖了克莱因女士从1946年之后到1960年她逝世之前的著作，也包括了在1963年她逝世之后才得以出版的一些未完成作品。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克莱因思想的成熟时期，是她对自己思想进行思考、深化与整合的阶段。
在《关于某些分裂机制的评论》（1946）一文中，克莱因细致入微地探讨了生命最初三到四个月期间的心理过程，她把分裂机制联系于偏执位置，提出了与“抑郁位置”相对的“偏执—分裂位置”，并继而在“投射”、“内摄”与“认同”等概念的基础上引入了“投射性认同”的防御机制，从而最终阐明并确立了其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延续着1946年这篇论文的思路，在《关于焦虑与罪恶感的理论》（1948）、《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总结》（1952）以及《论婴儿行为观察》（1952）这三篇文章中，她又进一步讨论了从“偏执—分裂位置”到“抑郁位置”的转化，以及该过程中的波动所隐含的病理学意义。
本书中的其他论文也均是在“位置”理论框架下的深化与扩展，其中有一些主题性的文章，例如，在《关于精神分析结束的标准》（1950）一文中，克莱因以“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的修通来讨论精神分析的结束，从而突破了弗洛伊德以“阉割情结”为分析过程设下的界限；在《移情的起源》（1952）一文中，她则认为移情的起源在于早期的客体关系模式，并提出了分析负向移情的重要性；而《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1952）和《论心智功能的发展》（1958）则是针对元心理学的理论贡献。还有一些技术性的文章，例如《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1955）便是最接近于克莱因职业自传的一篇文章，其中记录了她早期作为儿童精神分析家的历史以及她与儿童工作的方式。
此外，《论认同》（1955）与《关于〈奥瑞斯忒亚〉的某些省思》（1963）这两篇文章皆以文学作品为素材，为我们展示一种克莱因式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前者以朱利安·格林的小说主人公法比安为例来讨论投射性认同的过程，后者则着眼于分析埃斯库罗斯作品《奥瑞斯忒亚》中戏剧人物的象征角色。
至于《羡慕与感恩》（1957）一文则是克莱因晚年的主要理论代表作，也是本书诸篇中的“重中之重”。在这篇论文中，克莱因提出羡慕与感恩是两种相反却相互作用的感觉，她分析了羡慕与感恩的起源，认为羡慕诞生于最早的婴儿期，是死本能的最初表现，且直接指向早期的部分客体（乳房），而感恩则是爱的衍生物，以好的客体关系为基础，被认为是日后一切幸福与快乐的源泉。继而，她还在这篇论文中区分了“羡慕”、“嫉妒”与“贪婪”三种情感类型，并比较了三者在概念内涵、出现时间、客体关系、目标、性质与实现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此外，克莱因还在这篇论文中讨论了过度羡慕的病理学影响，并以此形成了其儿童心理发展的动力学观点。
虽然国内业已出版了许多有关克莱因理论及其临床思想的介绍性著作，也在我们的心理学界中掀起了不小的克莱因派浪潮，但是除了台湾“心灵工坊”出版的四卷本《克莱因文集》，我们大陆目前还没有克莱因原著的译作。故此，希望本书的出版与发行可以填补国内精神分析文献的这一空白。
翻译本书的过程自然是艰辛的，但也着实洋溢着喜悦，更是时常感动于克莱因在字里行间中散发出来的执着与热情，以及她那充满母性光辉的精神能量。
至此，我想要特别感谢“万千心理”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工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由衷希望本书的翻译可以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朋友们的批评指正；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走在精神分析道路上的家人；感谢曾经给予我帮助的师长、挚友及同行；感谢我的分析师与分析者们带给我的教育和成长……
最后，我想把这篇小小的译序献给我所感恩的母亲，也献给即将与我步入婚姻殿堂的美丽新娘！
2012年12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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