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中的亚洲夫妻:关于亚洲五个地区之间文化差异的观察性混合方法研究
WAI-YUNG LEE*李维榕
SHIN-ICHI NAKAMURA†
MOON JA CHUNG‡
YOUNG JU CHUN§
MENG FU孟馥
SHU-CHUAN LIANGk
CUI-LIAN LIU**刘翠莲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来自亚洲五个不同地区的当代夫妻如何对其意见分歧进行协调。质性和量性研究的原始数据由50对夫妻(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各10对)讨论未决争议的录像提供。首先,来自每个地区的评分小组成员用共同规范对来自他们自己地区的夫妻讨论内容主题和互动模式进行量性评分。然后不同地区研究员组成一个跨地区专门组再对其中一半的案例进行深度质性审议,他们留意到文化差异不仅存在于所观察到的夫妻行为模式中,还存在于他们自己对这些模式的感知里。量性研究和质性研究两者均清晰显示出在公开否定、索求——退缩互动以及合作等方面的地区差异。质性结果也为量性分析没能捕捉到的其他冲突管理模式(例如性别相关的)提出了更为丰富、细致的观点。质性和量性数据间,以及不同地区观察者间的不一致在日本和韩国的夫妻中最为明显,他们的冲突模式相对其他地区的夫妻更为微妙,且更加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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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夫妻;婚姻; 关系冲突;亚洲文化
Fam Proc 52:1–14, 2013
过去几十年以来,直接观察夫妻互动的方法革命性地改变了亲密关系研究 (Pinsof, 2002a)。关于夫妻实际如何互动的量性和质性研究——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实验室——都丰富了我们对于例如冲突管理、配偶支持和预测长期关系满意度及稳定性的模式这一系列现象的了解(Christensen & Heavey, 1990; Gottman, Markman, & Notarius, 1977; Kerig & Baucom,2004)。观察性的方法同时也被证实在建立理论清晰性以及发展临床干预方法上有用(Hoffman,1981; Nichols, 2012)——然而至今为止它们却主要应用于研究西方的夫妻。
尽管对少数族裔夫妻和家庭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呈增长趋势,但大多数工作却聚焦于美国的非洲裔和拉丁裔群体,而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都认为他们不是单一(同质)的群体(Galanti, 2003;Pinderhughes, 2002)。例如,来自加勒比、古巴、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夫妻和家庭在性别角色、家庭关系范围和家庭结构方面都明显不同(Falicov, 1998; Landale, Oropesa, & Bradatan,2006, p. 138)。相反,对于亚洲夫妻系统性的经验主义研究是最近才出现的,并且相对罕见,研究比较的对象大多包括来自日本或中国的美国亚裔人群(Ingersoll-Dayton, Campbell, & Mattson,1998; Kamo, 1994; Tsai, Levenson, & McCoy, 2006; Williamson et al., 2012)。事实上,即使是相关临床观察(如, McGoldrick, Giordano, & Pearce, 1996)也支持亚裔美国夫妻这一说法——他们并不是来自亚洲大陆的夫妻。很少有研究尝试区分亚洲区域内的夫妻,且据我们所知,目前没有观察性研究实时记录了亚洲夫妻的文化相关特点。
本研究的动机来自于对香港夫妻的临床观察。尽管许多临床工作者认为夫妻间连结的失败和后续的孤独感是婚姻冲突主要和普遍的来源(Gottman & Driver, 2005),却很少有信息显示亚洲夫妻中与这种渴望相关的特定交互模式。香港研究者在研究儿童对父母冲突的反应时 (Lee, Ng,Cheung, & Yung, 2010)观察到夫妻接触对方的尝试常常无法获得满意的回应,这导致一种独白的往复交错,并进而上升为消极和挫败感。经思考,香港的研究团队不知道在其他亚洲地区的夫妻中是否出现过类似的或不同的模式——于是他们寻求与其他地区同事的对话来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所幸的是,亚洲地区家庭研究院集团(Consortium of Institutes on Family in theAsian region, CIFA)与来自香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代表们一道,为深入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便捷的论坛,在2009年6月,我们发起了这一国际合作的研究项目,为此报告提供了数据。
研究团队最初由五名不同地区的代表和额外三名来自韩国、日本和台湾的研究员组成,他们计划并实施了为期两年的项目。在整个小组2010年12月聚集东京CIFA研讨会面对面讨论计划之前,为了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主要研究者(李维蓉)与来自各地区的研究员分别进行了商议。小组决定对这五个地区的夫妻进行一项系统性的对比研究,同时采用量性和质性两种观察方法来探索这些夫妻如何协调他们关系中”未决差异”(冲突或意见不合)的内容和过程。在规划阶段之后,我们收集了来自每个地区的夫妻参与本次标准化冲突协调任务的各10段视频录像。来自每个地区的评分小组成员接下来使用通用规范对来自他们自己地区的夫妻所展示的内容主题和互动模式进行量性评分。2011年1月,跨地区研究员专门组在香港进行了两天会晤,基于录像和互动片段的英语转录稿对一半的案例进行深度质性审议。专门组发现文化差异不仅存在于夫妻的行为中,而且存在于他们自己对这些模式的感知中。在质性分析中尤其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量性数据里可能并不明显的细微模式,例如夫妻如何回避直接表达冲突(当他们确实回避冲突时),以及不同性别如何实现”我”和”我们”——个人与双方之间的平衡,这是我们预期大多数冲突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此项目的最后一个阶段包括统一量性和质性的结果以将两者进行整合。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五十对异性夫妻(每个地区10对)参与了本研究。所有伴侣均在30至50岁之间,因为这一人群代表了当今亚洲的主流社会。韩国夫妻来自首都首尔和第二大城市釜山。中国大陆夫妻主要来自上海,台湾地区样本来自省会台北以及南部城市台南。所有日本的样本均来自首都东京,而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自治区。研究者通过口头传达,以自愿、先到者优先的基础收取了方便样本,这可能代表也可能不代表这五个地区夫妻的人口学特征。
表1显示了各地区夫妻样本各自的人口学特点。平均来说,参与者相对受过良好教育(50%的丈夫和56%的妻子有大学学位),除两对夫妻外,其他夫妻均至少有一个孩子。样本中没有继父继母,平均婚姻长度为11.9年。由于我们的招募途径,意料之中的是许多(46%)的夫妻以前参加过治疗。如表1中最右边的一列显示,我们不能够平衡或匹配这五个方便样本间的人口学资料,单因素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提示了组间因素如年龄和教育程度显著的总体差异。例如,香港夫妻的年龄比其他组偏大,而中国大陆和日本夫妻的教育程度稍高。
研究流程
夫妻互动任务和汇报
为引入夫妻互动任务,各地区的研究者要求夫妻讨论”一个未解决的争议”——也就是”他们还未达到一致意见的事情”。这些讨论从夫妻独处于房间时开始录像,持续30分钟。接下来是一段汇报,期间治疗师在场帮助夫妻解决交流中可能产生的任何情绪不适。参与者还在夫妻互动的任务开始前提供了相关背景信息,且对所有研究流程都知晓并同意。
夫妻互动录像的量性评分
对于研究的这一部分,我们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规范以供观察性评分,这一规范部分基于我们自己以往的先导研究,部分基于已发表的评分量表。地区代表将评分手册翻译成适合不同地区的语言并在每个地区至少培训了两名评分者如何使用手册。
每个地区的两名评分者对30分钟互动片段的内容和夫妻如何处理争议的过程都进行了评分。基于对香港夫妻先导观察的内容分类,包括以下话题和主题:孩子教养方式、对配偶不满、姻亲问题、劳务分配、财政、工作问题、生活方式和习惯,以及闲暇和幽默。为了捕捉这些主题,评分者计算了每一话题在整个互动中出现的次数,采用所说的句子作为一个观察单位。
过程评分变量包括夫妻层面的正性和负性情感,这些基于Gottman特定情感评分系统(SpecificAffect Coding System, SPAFF; Gottman, Coan, & McCoy, 1996),还包括一系列主要基于Christensen夫妻互动评分系统 (Couple Interactive Rating System Codes;Sevier, Simpson,& Christensen, 2004)的夫妻互动模式。后者包括了性别相关的索求——退缩互动模式(Heavey, Layne, & Christensen, 1993; Sevier, Simpson, & Christensen, 2004, p. 160); 相互敌意(Gottman et al., 1996);相互退缩(Christensen & Heavey, 1990);以及合作(Christensen &Pasch, 1993)。对于这些过程的每一个领域,评分者都评估了有关模式出现的时间长度(按分钟)。由于正性和负性情感分数实际上是相互作用的,我们仅分析了夫妻负性交流所花的时间。我们还通过累计妻子索求——丈夫退缩和丈夫索求——妻子退缩的总量,建立了一个总体索求——退缩变量。
为保证评分者之间的信度,各地区的研究者们都分别计算了以每对两名评分者对不同评分领域分别独立评分为基础的kappa系数。大多数kappa系数是令人满意的(>.50),当评分有分歧时,我们要求评分者们达成一致的评分。对于主要的分析,我们计算了两名评分者分数的平均数来得出每对夫妻在各领域的单一分数。地区合作研究者再次检查评分的规范和结果,主要研究者也再次检查来确保五个研究点间的一致性。
注:表中数据为均数(括号中为标准差)或百分率(%)。总体组间差异的显著水平来自方差分析(F值)或卡方检验。突出的亚组与其他四组总体差异水平在p < .05。H=香港;C=中国;J=日本;K=韩国;T=台湾;n.s.=不显著。
研究者在每个地区随机选择了五个案例做深入的质性分析,后续统计分析确认了这25个案例与未被选择的案例在任何评估变量上都没有差异。因为每个地区都有不一样的语言或方言,我们将所有的转录文稿都翻译成了英语让专门组成员能有一个审议的共同基础。然而,由于各地区对话独特的语言学特点,这一以标准化为目标的尝试仅有部分得到了成功。例如,日本和韩国的夫妻倾向于使用正式、尊敬的语言,说话者必须通过使用特定的名词或动词后缀表示对方的优越性,而尽管普通话是官方的中文,上海、台湾和香港的夫妻却倾向于使用他们当地的方言,方言则更为不正式且更直接。而且,由于特征性的语言形式可能对于夫妻的交流来说是关键的,我们认识到某些文化特定的表达毋庸置疑会在翻译中丢失。为弥补这一损失,专门组成员在观看录像时密切关注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然后尝试在诠释转录稿时同时考虑这样的副语言特征。整个专门组的讨论也被拍成录像并转录成稿作为分析的一部分。研究者专门组的质性分析
质性审阅的过程包括专门组成员在观看录像和阅读转录稿之后,对来自每个地区的案例进行轮流讨论,大致与我们接下来展示质性研究发现的顺序一致。因为我们鼓励与先前讨论的案例进行比较,专门组反复讨论,并定期记录质性分析中出现的普遍性可能。可能最重要的是,专门小组成员尤为艰难地识别并承认了文化对观察过程的影响,以及夫妻互动模式中的文化方面,这两者之间可能具有相似性(同构)。因此,专门组并没有寻求某种看似”客观”的一致意见,而是通过鼓励多方面、多含义地表达观察到的伴侣行为模式,来认同东方对不确定性的概念(Minuchin, Nichols, & Lee, 2007, p. 201)。如我们以下描述的,这被证实对于诠释冲突的细微模式来说是最重要的——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专门组成员有时候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些细微模式。
人口学上,整个专门组都接受过美国的家庭研究和/或家庭治疗训练。除两名成员外,其他人均为在大学工作的女性。两名男性均来自日本,一名为私人执业的精神科医师,一名为心理学家。
研究结果
量性结果
表2和表3分别显示了各地区内容和过程领域的观察性评分。最右边的两列显示了五个地区均数的统计学比较:在此,单因素方差分析识别了地区均数总体有差异的领域,事后比较检定(posthoc comparisons)识别了与其他四个地区一起的均数相比差异显著的特定地区。
量性结果的大体模式提示来自这五个地区的夫妻在他们讨论未决冲突(表3中过程领域)的方式上有所差异,而不是在他们讨论了什么上(表2中内容领域)。最令人惊讶的文化组间差别包括日本夫妻比其他地区夫妻表现出明显更少的公开冲突和负面评价。而且,不同地区的夫妻如何管理冲突也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例如,中国大陆夫妻最可能陷入性别相关的索求——退缩互动,香港夫妻表现出最多的相互退缩,韩国夫妻最经常有相互敌意。如上文提到的,各地区组也在人口学变量,如年龄、婚姻年数、妻子受教育程度和治疗经历(表1)上有所差异,但协方差分析发现控制这些变量对夫妻互动过程结果的影响很小。也就是说,地区样本的人口学差异似乎并不能解释夫妻在如何协调冲突上的文化差异。
注:表中数据为均数,括号中为标准差。讨论内容的分值代表夫妻在某个话题上投入的分钟数(在30分钟里)。F值和p值记录的是五个地区间的总体显著差异。突出的亚组与其他四组一起的差异水平在p < .05。H=香港;C=中国;J=日本;K=韩国;T=台湾;n.s.=不显著。
注:表中数据为均数,括号中为标准差。基于Gottman et al.’s (1996)的评分标记,负性感受分代表夫妻主要情感基调为负性而不是正性的时间所占百分比。余下的冲突协调变量与夫妻情感分开进行单独评分,反映了夫妻投入每一种模式总时间的百分比。F值和p值记录的是五个地区间的总体显著差异。突出的亚组与其他四组一起的差异水平在p < .05。H=香港;C=中国;J=日本;K=韩国;T=台湾;n.s.=不显著。
我们惊奇地发现夫妻讨论内容(热门主题)并不存在明显文化上的组间差异,尽管台湾夫妻比其他组更倾向于讨论对配偶的不满,日本夫妻更多谈论闲暇和幽默。讨论话题和冲突协调模式之间也有显而易见的关联。例如,负性情感和索求——退缩模式在夫妻谈论对配偶的不满时最为明显,而相互合作与对财政、劳务分配、闲暇和幽默的讨论相关联。最后,一个接近显著的统计学交互(p = 0.08)提示妻子的受教育水平基于不同的文化区域以不同的方式与妻子索求——丈夫退缩的互动相关联。尤其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一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妻子似乎预示更多的妻子索求——丈夫退缩,而在韩国和香港的夫妻中则预示较少这种模式。
质性结果
为展示质性结果,我们将总结专门组对每个地区夫妻普遍的观察,使用案例场景来说明,并与对其他地区夫妻的观察相对比。我们还记录了质性和量性结果之间一致及不一致的情况,还有不同地区专门组成员质性观察的差别。后者很有意义,因为这些差别强调了观察者文化对于塑造他或她对夫妻”客观上”如何互动的感知和解释是十分重要的。
韩国
总体来说,专门组成员看到韩国夫妻讲礼貌、容易相处、愉快并不愿争论或直接谈论冲突。这种友好的态度即使在夫妻们协调明显差异时也显而易见,如以下关于劳务分配的讨论:
丈夫:我变得更好了而某人却更差了。这意味着现在这个时候并不是我表现不好。
妻子:我不这么觉得。
丈夫:你以前是100分,但现在你只有50分。但我以前10分,现在50分了。所以现在我们是平手。
妻子: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的标准非常不同。
丈夫:但我不喝酒了,不是吗?
妻子:对,不喝酒、不抽烟、不鬼混,也不打你妻子了。
丈夫:难道你宁愿我喝酒、抽烟、鬼混,只要我分担这些家务琐事吗?
这对夫妻尽管情绪看上去是愉快的,整个交流过程充斥着欢声笑语,却很少有清晰的意思表明他们实质上在协商什么——而且专门组还感受到了两性之间一种微妙的权利斗争。
另外两段交流展现了一个相类似的模式,即被笑声和对面质的回避所冲缓的微妙斗争。在其中一段里,妻子似乎在征得丈夫同意后”教授”他如何纠正他的行为,而这名丈夫将冲突转向了幽默。
妻子:你是不是对我照顾我们儿子的方式有所不满?
丈夫:95%满意
妻子:请告诉我。
丈夫:我刚才说了。
妻子:请你拍掉衣服上的灰尘,坐直,别打瞌睡。
丈夫:我不总是打瞌睡。
妻子:你在10次教堂布道中10次都睡着。
丈夫:我都能听得见。
在另一段中,两种角色对换了,讨论关注在妻子的饮酒问题上。。
丈夫:我们尽量不要外出就餐吧。
妻子:好的,我最近都很懒。
丈夫: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喝酒。人们因为有酒友一起才喝,你知道的,但是……
妻子:我主要是跟你一起喝。我会试着减少饮酒量的。
丈夫:拜托,你能不能控制一下喝酒?
妻子:我的身体似乎越来越差了。
丈夫(开玩笑地):身体?别怪罪身体了。我受不了你的饮酒习惯。
妻子:好的,我会尝试不喝酒的。
丈夫:你总是这么说但是从来不做。
妻子:你就想想和一个爱喝酒的妻子一起生活是你的宿命吧。
有意思的是,专门组对于韩国夫妻的质性观察却与两名韩国评分者的量性评分不大一致,韩国评分者比其他地区的评分者看到了更多的相互敌意(见表2)。例如,以下场景中的夫妻在韩国评分者处得到了较高的相互敌意评分,而其他地区专门组成员的质性分析却很少发现互动中的敌意。
丈夫:我们必须等。他通常还是有他的方法能看出来的……
妻子:他并不确切知道我们正在经历什么。
丈夫:你也看到了,我已经卖了我的车走路去上班。我觉得我父亲应该知道我的财政状况。我担心如果我们找他帮助,他会对你生气,因为他一直在责怪你没有赚足够的钱添补家用。
妻子:我也这样觉得。
丈夫:如果告诉父亲我们的情况,我们可能会处于劣势。
经过思考,专门组推测韩国的观察者可能比其他地区的观察者更适应他们本国人之间敌意的细微征兆。同时,在将不同讨论话题的出现频率制成表格时,韩国观察者也比其他地区观察者记录了显著较少对配偶不满的关注。其他地区观察者似乎更为客观的量性结果则更支持专门组的观察,即韩国夫妻擅长回避直面他们关系中的困境。
另一方面,所有的普遍性都有例外,如另一对韩国夫妻交流中显示的,他们的情绪严重得多并且也更为激烈:
丈夫:说实话,我不认为我们的儿子们学习上有最佳的发挥。J.S.是最年长的,所以我对他比较严厉。因为我认为如果他学习更努力,他的弟弟就会跟着他也努力学习,不是吗?我看见当J.S.在学习时,他无法集中精神五分钟以上... . .这让我快疯了。如果我赚更多钱我们就能把他们送去补习,我也就没那么担心了,但因为我不行所以我似乎对儿子们的学习总是牵肠挂肚。现在我更担心了。上学期的成绩报告单里连老师也指出J.S.注意力集中很差,很容易分心。
妻子:是的。
丈夫:当我听见这样的话我的心都沉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带他们去图书馆学习或在他们学习时跟他们待在一起。记得我曾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给他们读大概三本书吗?但我不够资格教他们学校的功课。我很失望。
妻子:那是因为你的期望太高了。
丈夫:这并不是很高的期望。
妻子:这是的。
丈夫:我只是不想他们长大以后跟我一样。
妻子(不耐烦):你为什么总是说他们长大之后不应该像你一样?如果你这样想,请你自己藏在心里。你不喝醉酒也不会虐待我们。为什么你总是说他们长大后不应该像你一样?
专门组在上海的样本中也发现丈夫冗长的独白和妻子简短的回应这种模式。
总的来说,大多数互动的样本提示韩国夫妻难以争吵或直接解决冲突,且韩国同事认为这可能关系到对即使亲密的家庭成员也使用敬语的文化期望。然而,尽管尊敬,我们观察的五对韩国夫妻似乎全部都难以回应对方的感受和情绪——例如,妻子希望与丈夫分担的期待只引发了他的几句玩笑,丈夫希望妻子停止饮酒的期许却导致了他们变成了饮酒伙伴,父亲对于无法给孩子提供好榜样的悲伤却让妻子感到不耐烦。总体上这些夫妻是似乎在通过放弃并丢下问题而不是积极
寻求解决方式来协调冲突
中国大陆
与韩国夫妻不同,中国大陆夫妻(大部分来自上海)的激烈程度和对抗性让专门组成员印象深刻,他们在冲突协调中也较少倾向于压抑直接的攻击。索求——退缩模式也明显可见,妻子更经常(但不总是)为索求的角色。这些质性观察总体来说与量性评分相一致,上海的评分者相比其他文化群体的评分者对他们的夫妻索求——退缩互动评分较高。与此相一致的还有中国夫妻相互合作的量性评分也显著低于其他夫妻,而总体负性情感评分较高。
以下两段互动中,直接面质和责备作为冲突协调的策略清晰出现。第一段涉及子女教养的问题:
在第二段较为不平衡的交流中,一名妻子只是忽略了她丈夫在大段独白之后的抱怨:丈夫:我可能没有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但我确实有和他一起的时间。
妻子:过去一百天里发生了什么?你在外面吃,每周只回来两次。
丈夫:即使我每天看他五分钟,加起来也有很多小时。重要的是孩子应该听话和讲礼貌。
妻子:你根本不重视父亲的角色。
丈夫:我觉得家长应该是由两个人组成的。你不能把他们分开。家庭应该和谐。比如说你,如果你对我的父母不好,我的父母也不会对你好。跟我父亲说话无礼,孩子也会对你无礼,因为一个家庭是一个整体。
妻子:我们在说同一个问题吗?
丈夫:|父亲的问题,母亲的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丈夫:|这礼拜我上白班,下午三点回家吃饭。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妻子:|我怎么会没留意?
丈夫:|那是因为我告诉你了。你认为你父母会告诉你这个吗?我下礼拜不想回家吃饭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自从上次你母亲当面告诉你之后,这种事情发生不止一次了。我做了三道菜,三菜一汤。不对,两菜一汤:一份肉菜,一份蔬菜。对,我做的蔬菜。我洗了芹菜,削好切好。我做的另一道菜是蒸鲈鱼。都很好吃。就因为我多夹了一块鱼,他们就制止了我。他们叫我停下,说那鱼是留给你的。这对我来说多丢脸啊!你母亲开始发脾气,抱怨说她不舒服。我只是拿了一块鱼,他们也不让我。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世界啊?现在没有饥荒。我们有足够的食物但他们就是不准。
妻子:|那么,我说什么好呢?你应该也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一下。
丈夫:|他们就是对我不尊重。我是不是应该只吃剩菜?
妻子:|他们没有那么说。
尽管专门组成员大致同意他们是上海夫妻的典型代表,但这第二个案例还是引起了许多讨论。韩国和日本的专门组成员觉得丈夫的演说令人惊讶,他们无法想象他们自己文化里一个丈夫以这样一种攻击和苛求的方式行为。相反地,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专门组成员强调他们感受到了丈夫绝望地尝试想要妻子理解他从她父母处受到的委屈。
有些上海夫妻的冲突反映了长时间的斗争,如一名妻子让丈夫遵守18年前他们结婚时许下的诺言:
妻子:我只是遵循了我们结婚时的协议,难道你不记得当时你说的吗?
丈夫:我没有忘记,但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我能做到那可以,但要是我没办法那样下去了呢?你想要我做些什么?你想跟原来一样;你赚多少就花多少,但我赚的钱还要支撑家里所有开销。
妻子:对!这就是你所承诺的。
还有些冲突似乎只是起伏多变,例如这一个,由观看电视节目所引发:
妻子:下次看这个节目,你不能用它来攻击我的观点因为女人更感性男人更理性。就像节目编导说的,”对于一个男人,婚姻可能仅仅占据他整个生命的百分之一,但对于一个女人,就是百分之百。”所以你不能反对我。
丈夫:我只是在说我自己,并不是反对你。
妻子:那为什么我感到这么难受,为什么你三天不理我?
丈夫:我的意思是,我一点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只是觉得你反应过度了,你记得吗?就像我犯了罪一样。
总体上,专门组观察到五对中国夫妻并不羞于表达冲突并相对其他亚洲地区组更具攻击性。事实上,专门组审阅的所有中国案例中高度的公开冲突都较为明显。
台湾
如果说上海夫妻表达冲突清楚直接,台湾夫妻则并不是这样。尽管冲突和负性感受清楚存在,我们观察的例子里冲突的本质或来源却常常是模糊的。例如,在一个案例中,妻子过去曾经被她的父亲性侵犯过,然后被强迫与她的丈夫结婚。她是在几次尝试逃跑失败之后才在婚姻中安顿下来。在他们的互动中,丈夫提供了冗长而难以领会的解释,妻子则以简短、唐突的声明来反驳。专门组”阅读”这对夫妻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时碰到很多困难,不同性别分别有各自的解释:专门组女性成员认为妻子僵硬的躯体姿势与其受性侵犯的经历相一致,而男性成员则猜想丈夫的独白反映了他的无力感。
另一段模糊的冲突协调例子涉及到当一对夫妻谈论他们的青少年女儿时,暗中提到了从前的一次婚外情:
妻子:我们18岁的女儿穿高跟鞋,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我觉得现在你太专横太控制了。为什么你要控制她穿什么鞋?
丈夫:我认为虽然她不小了,但女孩子太注重外表不是件好事。
妻子:我觉得你不讲理。她有一双鞋上面有个蝴蝶结,许多女孩子都穿的。这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
丈夫:这不是针对她的外表而是针对她的身份。作为母亲你应该明白她必须要穿得像个学生而那些鞋子不合适。
妻子:好吧,让我们来谈谈原则。说说我作为你的妻子。今天,你不尊重你的孩子。你也不尊重你的妻子。
丈夫:但是当我想跟女儿谈谈的时候,我觉得你也没有尊重我。
妻子:很多时候当冲突发生,我都在等,暗中希望你会过来跟我谈谈。但你从来都没有。而我们作为一对夫妻从来没有达到过一致意见。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如果我们不解决我们的”事情”,我们的孩子不会平稳地长大。
如后来所了解的,妻子所指的”事情”是丈夫许多年前的婚外情。他们当时没有处理,隐藏的怨恨似乎在女儿鞋子的隐喻中再次出现。
相类似的,对一桩婚外情的间接交流也是另一对台湾夫妻讨论的中心:
丈夫:我不知道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有什么好处。如果我必须晚回家,你又要开始拷问我了。事情永远都无法结束。我觉得一切都跟信任有关。
妻子: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重新建立我们之间的信任。
丈夫:对不起,但这对于你我都很麻烦。几天前你说我回家比应该的时间晚。并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我在哪,而是如果我告诉你,你会紧张。
妻子:如果你因为生意需要去会所,那么提前告诉我。
丈夫:我们经常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如果我告诉你,你会不停给我打电话。最后我一个小时会收到你三四十个电话。
妻子:但你需要跟我说实话。
丈夫:但如果我知道你会担心,我宁愿不告诉你。如果我不告诉你,什么事也没有。如果我告诉你就会有些事情发生,所以我除非很笨才会告诉你。
我们在至少三对台湾夫妻(联想到几对上海夫妻)中都看到的另一个模式是丈夫用很长时间才触及想要表达的观点:
丈夫: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当我的情绪波动时,我始终都微笑并表现得很傻。
妻子:我给了你很多空间。我对你很容忍。我不和你争论。
丈夫:是的你确实是这样。但这不是如你想象的那么容易。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想再为两个孩子操心。
妻子:我知道,所以我来照顾他们。然后我来告诉你他们表现得怎么样。
丈夫:但你并不能总是做你的好母亲而我来做坏父亲。现在当我向女儿解释的时候,她们都觉得我在唠叨。
妻子:我知道你倾心诉说但是你没有考虑情境。
丈夫:我不打你。
妻子:你觉得不打我是一项荣誉吗?
丈夫:当然。有这么多家庭暴力的事件。我想告诉你实际上我很尊重你。
妻子:我想告诉你我很谢谢你。我想在你起床之前把所有的家务琐事做掉。我不会要求我的孩子去做家务。
丈夫: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我觉得你把我们的孩子宠坏了。
专门组关于台湾夫妻的质性观察有一些与量性评分相一致,尤其是关于负性感受和相互敌意的。然而,量性评分没能捕捉到这些夫妻协调冲突间接的、常常是模糊的方式。总体来说,台湾夫妻的互动让专门组成员印象深刻,因为其充满了并非直接表达的深深情绪和负性感受,暗示着复杂的背景和家庭秘密。
日本
来自日本的夫妻在量性和质性数据中都以合作、礼貌和冲突回避而突出。如上文所提出的,日本夫妻在大多数关于负性互动的指标上都明显比其他文化群体的分数低,而在相互合作上比其他群体的分数高。而且,尽管研究任务中有说明,但日本夫妻还是比其他组更倾向于提出非冲突性的话题,例如闲暇和幽默。专门组的质性观察与这种情况完全符合。
日本夫妻协调他们之间差异的方法有一个特点就是人际紧张度较低,如以下例子中一对夫妻谈论他们女儿时所表现的:
妻子:我们必须改变我们教育女儿的方式。
丈夫:是的,她太受宠了而且太依赖我们。
妻子:今天,她把课本丢在家里了而且没提起过。我们应该责备她,如果没有我们的责备她不会接受教训的。
丈夫:如果我们责备她,她也不会意识到她受责备了。当我在小学时,如果把鞋子丢在家就必须赤脚走去上学,但如果她把鞋子丢在家了,她可以在学校借一双。
如同韩国夫妻,这对夫妻表现愉快,在整个片段中一直在笑,几乎没有公然的冲突表现。
在另一个场景中,据报告丈夫与岳父岳母有些不愉快,但在整个对话过程中伴侣双方都拿着他们在房间里发现的扇子,给人印象他们是饭后在前厅休息,说话的过程中他们缓慢而均匀地给自己扇扇子:
丈夫:我需要在墙上装一个通气扇。
妻子:我同意。为了装在墙上,你必须凿墙。
丈夫:家里有股奇怪的味道,我们都觉得难过。现在装修之后这股味道改善了,但是很难完全去除掉。
妻子:我同意,但它确实改善了。
丈夫:是的。
在看过这些相似的案例之后,我们质疑日本夫妻是否在镜头前不好意思,或者是否日本的研究员没有将练习解释清楚。仔细审查材料后发现这些可能性都不成立:日本研究组精确地遵守了规范,且录像提示大多数夫妻确实很放松。背景问卷也显示这些日本夫妻确实指出了他们想要讨论的差异,但实际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似乎包含很少或没有公开冲突。
当一对日本夫妻似乎准备好开始讨论冲突的时候,都以一种同样的模式为主:妻子:我的父亲非常有活力而你却很懒。你跟我父亲相比太懒了。
丈夫:我只是一般。
妻子:我父亲也只是一般。他很活跃因为他必须在家照顾他的妻子。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人在家,你也会有活力的。
丈夫:我在家里很多活动。
妻子:我不这么认为。
丈夫:我从来不打扰别人,我只是躺在床上。
妻子:你打扰我们了。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你却在睡觉。你只和我们在一起2个小时,然后你认为你完成了你的承诺又再回去睡觉了。
丈夫:我必须躺下以保持我的精力。
不管交流的内容是什么,在妻子似乎正在批评丈夫的地方,互动过程都包含了许多笑声,就像夫妻双方在以一种亲密的方式与对方逗乐。
我们专门组的日本成员指出面部表情与讨论内容之间的不协调在日本夫妻中很常见。这些同事也指出公开的伴侣意见不合并不常见,因为尊重对方是文化的准则。他们言语结构中对敬语的使用,就像韩国的语言一样,也支持了这一准则。
当日本组接下来展示他们认为冲突最多的夫妻时,专门组成员一开始的观点分歧令人惊讶。这对夫妻同意协商是否要生第二个孩子,但是如以下场景所示,他们主要讨论了持家问题:
妻子:那么请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们如何能把这些文件分类?
丈夫:我们并不需要把它们分类,只需要决定把它们放在哪里。
妻子:是的,我想这样做。
丈夫: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并不需要为此受罪。
妻子:分类是家务中最难的工作。如果你能做,你就是对我很好了。
丈夫:好。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帮你,但请你不要抱怨我所做的。
妻子:当然。
丈夫:那么如果我问你关于这些文件的事,不要抱怨。
妻子:只要你把它们整理好就可以。
丈夫:如果我问你,”这是什么”,”那个在哪里”,我猜你会觉得我很烦。
妻子:我们设一个家务日吧。
丈夫:你在说什么啊?
女性专门组成员没有发现这对夫妻有什么特别之处,直到男性日本成员指出丈夫的肢体语言——他的腿明显一直在抖动,还有他的手臂在胸前交叉,提示很多隐藏的紧张情绪。有意思的是,当其他人也采用了这名男性专门组成员的视角后,我们发现尽管妻子看上去是愉快和友好的,她实际上也一直在刻板地重复她对于家务的要求——实际上用这种无意义的方法反驳了她丈夫的抗议。同时丈夫的紧张在他细微的肢体语言中变得明显,这是如此细微以至于需要一个同性别且来自同样文化背景的人才能识别。
总的来说,日本夫妻的冲突倾向于被隐藏或冲淡。日本夫妻协调差异的方式在亚洲各地区中较为突出,并且显示了在表达攻击上极度不同的阈值。如专门组成员的体验所证实的,不同的文化群体也可能对冲突和攻击有不同的观察阈值。
香港
专门组看到日本夫妻是细致的,而香港夫妻则一直很直接、有对抗性,且”西方化”。量性数据大体上也支持这一看法(如相对较高的索求——退缩,负性情感等),尽管香港夫妻同时也在相互退缩上比其他组的分数高。
专门组观察到这些夫妻在协调过程中坦率且坚持,他们比其他组更可能提出敏感问题。一对夫妻对亲密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好例子:
妻子: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的关系。我想了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到底有什么困难阻止我们拥有亲密关系。
丈夫:这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你几年前就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你甚至以为我可能有婚外情。但问题是,就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从我们结婚开始,我就开始了解你的性格。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变得害怕女人。我觉得女人是种可怕的动物。
这种对抗性的交流持续,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
妻子:你觉得我没有扮演好我的角色?
丈夫:没错。
妻子:但我不觉得我有什么角色要扮演。我觉得我们有沟通问题。
丈夫:我不这么认为。实际上,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也知道你要什么,但作为一对,某一方必须要做出牺牲。比如说你喜欢西餐我喜欢中餐。我们必须要达成协议说中餐和西餐是可以结合的,但你却会坚持要说服我西餐更好。不过我不敢主导,因为你会跟我争。
妻子:我理解你对我们的关系感觉不好。我可能对你比较苛刻。但我想改变,我不想你给我贴上标签。
丈夫:要改变,你就必须付出。我知道你想要跟我亲密,像拥抱什么的。但为什么我会觉得不舒服呢?我总是觉得这个家缺点什么。我觉得我是独自一人。我觉得我失去了与你的连结。
有意思的是,好几对夫妻中的丈夫都提到了某种形式的”香港女孩综合征”,指的是女性伴侣期望丈夫对待她们像对待皇室一样。与上海妻子主导的典型相反,香港妻子表达出强烈的愿望想与她们的丈夫亲近——即使(如以上案例)丈夫有时候将女人对亲密的需求视作一种控制。相似的主题在以下妻子不愉快,而丈夫退缩到厨房里的例子中也很明显:
妻子:我所想要的只是像一只小鸟一样栖息在我丈夫的胸口。.
丈夫:我从来没见过你表现得像只小鸟。你只会责备我没能取悦你。
妻子:做饭不是你的强项,教孩子做功课也不是我的强项。为什么我们不能对换角色呢?
丈夫:孩子只听你的话。因为你觉得我没什么优点,所以他们也不尊敬我。
无论以何种方式,专门组观察的所有的五对香港夫妻中都出现了处理婚姻困境时的一种无力感(如,丈夫感到受困而妻子感到缺乏支持)。这可能导致他们的协商充满紧张情绪和被动攻击,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一组的相互退缩分数如此高。
在一对年轻夫妻的案例中,他们几乎争论了每一件事,从姻亲到家务到闲暇活动的安排,说明了协商的努力如何能在公开对抗和相互退缩之间不断往复。在某个时刻,一段长时间的沉寂之后,这对夫妻中的丈夫转向摄像机问到,”是不是所有的香港男人都有同样的问题?日本人或者其他亚洲男人是不是好一点?当男人想出去,他们就出去。当我想去看足球赛,不行!出去吃顿饭?不行!不行!不行!”妻子很失望并且开始哭。她说,”如果丈夫能站在妻子这一边,在亲家和朋友面前维护她,她就不会这么苦恼。”
讨论
我们的结果——量性以及质性的——都显示了不同地区亚洲夫妻协调冲突极大的差异。总体来说,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夫妻似乎较为随和并回避人际冲突,而上海、台湾,尤其是香港的夫妻更倾向于提出冲突性的问题,表现出否定性,并卷入索求——退缩的互动。
所有地区都有着儒家的文化根源,提倡中庸并避免极端。本研究中,这些表现在日本和韩国夫妻中较为突出,但在说中文的上海、台湾和香港夫妻中则不然。有意思的是,一些既往研究也发现中国夫妻比美国和美籍华裔夫妻都表现出更多的否定性和公开冲突(Tsai et al., 2006)。然而,除了这些亚洲子群体之间公开否定性方面大致的差异外,亚洲夫妻协调冲突的方式还有更细微的差异一直存在。例如,台湾夫妻对他们之间的差异似乎比香港夫妻表现得更加不直接并更模糊,即使当他们表现出清晰的否定性时也是这样——而日本夫妻比韩国夫妻更为礼貌,更回避冲突。因此,尽管有共同点,这五个地区中每一个地区的夫妻都有他们自己的动向和独特的交互模式。本研究相对独特的方面就是我们同时采用量性和质性(混合)方法,尝试评估亚文化差异。尽管前者包含更多案例(50个而不是25个),且可能更为客观,因为受过培训的评分者使用共同的评分手册,但后者(质性)方法却被证实在揭示量性方法没能捕捉到、有时隐蔽的细致文化差异上更有用。尤其是对于冲突回避的细微模式,这些模式量性评分几乎完全错过了。事实上,我们的质性观察提示冲突回避在日本夫妻中最为细微(然而却十分重要),而对于他们的量性评分显示”合作”明显高于其他组。
质性数据在突出性别相关的文化模式上也比量性数据有用。例如,中国大陆的女性角色,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塑造,可能已经经历了比其他地区如台湾等更多的转变,在台湾,女性似乎仍然更被传统价值所束缚。在我们的质性样本中,被强迫结婚的台湾妻子以及在妻子家里感觉像二等公民的上海丈夫似乎代表了这一连续谱的两个极端,而香港、韩国和日本分别处于中间的某个位置。相类似的,尽管日本代表了男性主导社会的典型,但在我们仔细观察的五对日本夫妻中,女人丝毫没有被主导的迹象。还有一个基于对于互动模式仔细追踪的更为概括的观察,就是整个亚洲地区夫妻中的人际掌控权的平衡更经常倾向于妻子这一边而不是丈夫。这再一次与既定的文化典型背道而驰。
作为在美国接受培训的亚洲临床工作者,专门组成员发现调和我们培训中的”美式真理”与我们生活中的”东方真理”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然而,尽管专门组成员都拥有共同的亚洲身份,他们却代表了不同的亚洲子群体,其中每一个都有着它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社会政治结构和历史。从专门组的工作过程中可以明显发现这些亚文化间的差异影响了我们作为观察者与至少是夫妻互动中较为细微的方面如何产生联系。事实上有许多次,当要达到对某些特定互动模式共同的理解时,需要来自某个地区的专门组成员站在另一个——通常是所观察的夫妻所在地区——成员的角度上。
专门组的东方视角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冲突回避究竟是否总是病态的。西方临床工作者倾向于认为冲突回避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在家庭成员对其他成员不满时阻隔了让步、解决冲突和改变的机会(Gottman & Driver, 2005; Nichols, 2012).。相反,东方家庭生活中的隐形规则提倡的是和谐及容忍,这常常在行为上表现为冲突回避。在东西方截然不同的看法之间,从事临床工作的专门组成员认为,日本和韩国夫妻更为间接、回避的的方式相比其他地区明显更为直接的冲突管理策略既不更加适切,也不更加不适切。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日本和韩国,离婚率目前也接近40%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2011)。我们好奇这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中默许的冲突回避——如果亚洲夫妻也像他们的美国同辈一样,从”至死不渝”到以各种方式结束婚姻(Pinsof, 2002b)。
本研究一个主要的收获就是文化运作于多个水平,它不仅塑造了夫妻在协调冲突时互动的方式,而且还影响了我们作为研究者如何观察和诠释这些互动。用”文化滤镜”来比喻,我们开始意识到基于我们自己文化的期待和偏见如何影响了我们在夫妻互动的录像片段中看到了什么。并不意外,这些观察者偏差在夫妻冲突较为细微和隐蔽的时候最大,如在日本和韩国夫妻的案例中。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文化性观察者偏差也可能影响了量性评分。通过培训每个地区的观察者使用同样的评分手册,对评分结构共同定义,我们希望对夫妻所谈论的(内容),最重要的是临床相关的夫妻互动模式(过程)产生”客观的”评估。培训看起来是成功的,因为各地区的评分者表现出较高的评分者间信度。然而因为语言差异,来自不同地区的评分者不可能对同一段夫妻互动进行评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评估地区间的评分信度或者确立不同地区的评分者(如日本和上海)对于如”负性情感”、”敌意”和”合作”等构造以同样的方式评分。这样的评分者尺度地区间差异可能在对内容(讨论话题)评分时较小,对互动过程评分时较大,互动过程需要更多诠释性判断——事实上地区间的统计学差异在后者(过程方面)也比内容方面要显著得多。而且当我们将量性和质性相比较时,这两个信息源在冲突协调方式不直接和难以识别时最为不一致——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认为专门组的深入审议给夫妻互动的地区差异提供了一个比量性评分更为令人满意的描述。作为一次研究尝试,我们这次小范围的的初步研究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地区样本非常小,还有我们招募夫妻的方式(方便样本)难以保证这些样本能代表较大范围的亚洲人群。从评估方面,如上文所提到的,我们对于夫妻互动的量性评分混合了评分者和地区这个两个因素,使我们难以判断组间差异是否实际上反应了观察者的地区差异而不是夫妻互动本身。另外,专门组的质性审议倾向于临床层面并且循环往复,并不是按照西方专家对于质性研究建议的严格系统化操作(e.g., Daly, 2007; Morrow, 2005)。因此,如果由另一组观察者对本研究进行重复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尽管这不是一项干预研究,我们观察协调中的亚洲夫妻这些经验却可能对实践有一定指导。其中之一就是对夫妻互动看似”客观的”观察——即使那些基于量性评分量表的——都很容易反映出观察者的文化性预测。这在我们跨地区专门组研究成员当中确实如此,他们都是有经验的临床工作者。专门组成员同时也对夫妻间连结和冲突解决能有这么多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们现在更能跨越我们的理论取向、文化信仰,甚至是性别相关的思考方式,更接近家庭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跟随标准的行为规范。最后,专门组成员发现在他们自己的临床实践中要求夫妻相互讨论未解决的差异非常有用,且能提供信息。这实际上是结构式家庭治疗师较为熟悉的”促发”的一种形式(Minuchin et al., 2007),除了此处的促发设置在一个固定时间的框架内,没有治疗师的干预之外。这项练习能够防止治疗师过早打断,并且允许治疗师自己也仔细观察一对夫妻间”双人舞”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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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家庭研究院.
†日本东京中村心理治疗研究院.
‡韩国首尔延世大学.
§韩国釜山新罗大学.
¶中国上海同济大学东方医院.
‖台湾地区中国文化大学咨询心理系.
**中国上海同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
1本文相关通讯地址: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家庭研究院创始院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医院路30号赞育医院5楼。E-mail: wyleeh#hkucc.hku.hk.
1Family Process, Vol. 52, No. 3, 2013 © FPI, Inc.
doi: 10.1111/famp.1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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