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希望通过对德里达和现象学的关系的梳理和探讨,分析德里达思想从胡塞尔现象学开始而又从一开始就与之“偏离”(或可说“延异”)的由来和发展,试图指出德里达对现象学运动是有贡献的,对于德里达从现象学出发的哲学反思和由此展开的独特的跨学科的哲学质疑的探讨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代西方思想的诸多问题的实质和内涵,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文章主要通过对德里达早期著作的分析,从起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入手探讨德里达与现象学的关系。现象学在德里达的著述中处处留下踪迹而又处处被“偏离”,这构成了德里达解构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恰恰是德里达对现象学运动本身的贡献。
【关键词】现象学;解构;起源;延异;书写
Abstract: The article hopes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rrida and Phenomenology, and to analyses the reason and developing process of Derrida Thinking, which origins from Husserl and “differance”from it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 article tries to point out that Derrida has contributions to the phenomenology activities. The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Derrida Thinking from the angle of Phenomenology and the extending study of this unique cross-subject philosophical queries will help u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ssences and the intension of many issues of the current western thinking.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rough Derrida’s early works the origin and the s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rrida and Phenomenology. The Phenomenology can be traced everywhere in Derrida’s works and be found “deviated” from it. This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on” Thinking and also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hat Derrida made to the Phenomenology activity.
Key word: Phenomenology, Deconstruction, Differance, Origin, Writing
引言
在具体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希望提请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德里达自始至终坚持的“文本第一重要”的思想。
概括说来,使德里达作为杰出的、有独创性的哲学家而成名的是他的两个“三部”系列:1967年:《声音与现象》,《书写语言学》,《书写与差异》。1972年:《立场》(中译《多重立场》),《哲学的边缘》,《散播》。可以把“文本第一”的思想归纳为三个基本主题:1)文字对于言语、踪迹之于声音、文本之于言说的优先性。或者记录维度之于任何语言形式的优先性。德里达由此与出自希腊人又被基督教代替的任何形而上学传统针锋相对。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勒维纳斯的影响 [2] 。所谓的“逻辑中心论”把声音判断为比文字更加在场,更加活跃,更加中心,文字只是摹本,是次级的,没有什么价值的实在。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认为,思想,即使是最抽象的思想,类比,甚至最难理解的,也属于经历的经验,不可归于任何无声的文本。在《斐德罗》中,柏拉图引用了一个埃及神话,更加明确地说明了他对文字的轻视(或者仇恨?)[3]:据说最早发明文字的埃及的塞乌斯,他自夸文字的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更加聪明。但是国王萨玛斯却不同意,他认为,文字的发明只会使人容易忘记,因为他们只相信那些外在的文字符号而不依靠内在的记忆。他们教给学生的只是近似智慧的东西而不是智慧,从文字中以为学到很多东西,实际上对其中大多数是无知的。文字好象图画,画的好象是活的人,但如果你向他提问,他只能一言不发。写的文字就是这样,讲得好象很聪明,但如果你向它请教解释,它却只能重复原来的话。还有,文字写出来以后要传给各种各样的人,有的能理解,有的可能产生误解,文字自己是不能解释的[4]。这就是说,一种口头的文化是永远现实的回忆的文化,文本或书的文化只能统治一切忘记的形式。“文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文本的重要和优先地位,是德里达整个思想脉络和他的解构思想的一个根基。2)这一点和前一点紧密相连:意义不能和符号分开,即文字的思考。观念不可能脱离语句,因为承载观念并且传递观念的风格在语句中标明。所以应该关注思想家用以书写的方式。从思想家细微的语句表达和他们的文本中与他们言明的思想相反的一切出发是可能的,也是合法的。关于文字的工作可能显现为一种观念的研究,这就打开了区分文学和哲学,理论和虚构的道路。3)完全走哲学之路或完全脱离哲学之路都是不可能的。唯一“不可能”的可能就是同时“在内”和“在外”,质疑哲学本身,向问题提出问题,阐明形而上学话语的前提,这种话语声称理解或压倒或超越其他任何话语。
一、从现象学开始提出、思考起源问题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
起源问题在西方是一个传统而又没有结果的问题。在德里达那里,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和“文本”的地位有关的:那就是德里达对文本这个“开始”的不懈追求和探索。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开始?”重要的事实是:在问题提出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了,这意味着,我们永远要迟于书写(文本)。灵魂就象一本书,在这本书中,内部的语法记录了印象和推论。在《菲勒波斯》中,柏拉图对此有过思考;在《斐德罗》中,柏拉图明确指出:外部的书写(文字)是灵魂的抄件。而德里达由此则认为,灵魂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其实就是那个“开始”,那个最本原的东西。这个最本原的东西,是真正的开始,也是德里达追随着他的前人、而又不愿意和他们走同一条道路所苦苦追求的。
德里达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和《〈几何学起源〉导论》两部著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生涯“开始”的印记,使之在对胡塞尔著作的解读和批判中逐渐确立了他自己的理论方向,也可以说,是在一开始就离开了这个开始,从一开始就相异于这个开始。
德里达在1953-1954年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中译为生成),这本书写成后并没有发表[5],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90年才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篇论文几乎涉及到了胡塞尔的全部思想论题,他在几次访谈中都表示,至今他都坚持文中的看法。他的胡塞尔解读要求的是一种至今仍然有启迪作用的规律(甚至是字面上的陈述),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坚持他所要揭示的事情,一如一种特异性以其自己的方式已经和一种必然性协商,这种必然性永远超越这种特异性并且应该无休止地重新拥有。德里达所说的必然性就是一种“起源”、“简单”的最初扩散、开初的“偏移”的原始复杂(情结),这些是任何分析都不能在其现象中表现或使之表现的,也不能使之还原为与自我同一的瞬间的守时性。问题是:“一种基础(奠基)的起源性如何可能成为先验的综合?任何东西如何能够从一种‘复杂’开始“?现象学话语据以构建起来的一切限制从一种“播散”的致命的必然性开始被视作是应该在对立的两边受到质疑(“未发现的复杂”和“被掩盖的播散”):先验/世界,本相/经验,意向/非意向,主动/被动,在场/非在场,准时/非准时,本原/派生,纯粹/不纯等等,每一边的震动都要传播到所有其他的边上面。分化的播散“法则”(规律)把它的逻辑强加于一本书的从头到尾。“播散”这个词从那个时候就不断地缠绕着德里达。另一方面,通过这个规律的环节,轮廓和效果,“起源”的“原始播散”于是得到一个哲学名称,德里达要与之分道扬镳,那就是“辩证法”,一种“原始的辩证法”。一种辩证法的竞争声称超越了辩证唯物论 [6],而几年以后发表的《〈几何学起源〉导论》(1962)和《声音与现象》(1967),其实是继续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中对胡塞尔的阅读。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中,德里达把“起源”(生成)的问题当作阅读胡塞尔的主线。他通过对时间、生成和历史分析了在现象学奠基者的思想中的困难,无论是在先验主体的构成和对象(特别是科学对象)还是在对象意义的意向性创造方面。
二、起源问题解决的途径
——《〈几何学起源〉导论》
1962年,德里达发表了《〈几何学起源〉导论》一书。德里达选择这个文本翻译,是因为胡塞尔在观念和数学对象的“构成”中瞄准了文字问题。而这种探索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德里达,他的所有研究都从这个在文学,哲学和科学之间的文字问题的讨论出发,后来又加入了其他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问题,甚至还有不属于话语的摄影、绘画、建筑等问题的讨论。德里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在我的哲学研究初期,我开始阅读胡塞尔,写有关文章的时候,也就是50年代初期,在萨特、梅落-庞蒂等人对现象学的引入之后,我感到了从现象学出发提出科学、认识论问题的需要,这些是他们没有以某种方式研究的问题。因此,我就写出了我的关于科学和数学方向的最初著作,在这个过程中,我过对文字问题始终关注,寻找在胡塞尔现象学中能够使我对文字进行讨论的内容。他是如何谈论文字的?他把文字看作什么?他如何连接科学、现象学和文字问题的?我在《几何学起源》中找到了这些。我对伊波利特表示要翻译《几何学起源》,要研究它。因为,对于那些从数学对象直观出发构建可交流的观念对象的学者团体来说,这里面有一种对文字,对必然性的简明、概括的说明。胡塞尔说过,只有文字能够给予这些观念对象以其最终的理想性,只有文字能够让这些对象得以以某种方式进入历史:它们的历史性是从文字而来的。然而,胡塞尔的说明是模糊隐晦的,所以我试图形成一种文字观念:它同时使我能够分析胡塞尔那里发生的事情,并且满足向现象学和现象学直观主义提出问题的需要,另一方面,我试图打开继续让我感兴趣的问题:文字记录。什么是记录(铭录)?从什么时刻出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种记录是文字的(字面上的)”[7] ?其实胡塞尔让德里达看到了胡塞尔对几何学的起源问题追溯的重要意义。
胡塞尔说过:“希望我们因此而最终能够获得哲学的意义、方法和开端,获得我们愿意并且应当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它的这一个哲学的意义、方法和开端”[8]。胡塞尔在《几何学起源》这篇短文中是要用现象学原则解决“历史”,“时间”问题以追寻“起源”。胡塞尔是要以回溯的方式追问流传给我们的几何学的源初含义。而以几何学为例证,是因为胡塞尔看到了几何学独特的存在方式——观念对象性。因为,这种对象性既不存在于世界之中,也不存在于主体之中,但这些并不能妨碍它成为一种真正的存在,这种存在在胡塞尔看来,是以一种先验的方式存在着的,从一开始就是超越时空和经验。几何学在形成“公理”之前必定属于一个更加本源的世界,最初也是说出来的,这是活的“现在”。而理想性的科学,比如说几何学就保证“活的现在”不会沉沦为“历史的积淀”,而是把“历史的原始起源”和“现实的原始起源”统一起来。所以,要回溯到开端,就要回溯到对诞生过程和起源方法的研究。而回归之路就是要寻找已经“消散”的过去:过去的存在并非成为虚无,在我们用一定的特殊方式回溯到一个特定的时刻就能够在主体的意识活动中被唤醒,变得越来越清晰明了。就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重新找回“开端”的一致性的观念的明证性[9]。他特别关注胡塞尔在文中指出了“写”(文字)的重要作用,因为依靠口语的有限的(比如死亡,空间的距离等)传播和影响是不够的,书写、记录的语言表达使得间接或直接的个人话语成为可能,文字符号也象语音一样能够“唤醒”其意义。也就是说,写出来的东西可以成为“沉积”,但也可以被重新唤起。历史不断唤醒“活的现在”,让各种“沉积”活起来,避免沉沦,这个活起来,其实就是促使意义活起来。
德里达深刻地领会了胡塞尔对追溯几何学起源之路的描述,这些论述给予他深深的启迪,促使他开始了对“起源”的思考,也成为了他的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点,也是“延异”思想的初发。就是说,德里达在受到胡塞尔的深深启迪的同时,就离开了胡塞尔,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起源”问题的思考,本身就是他的的延异思想的实践。他认为不存在什么空灵的、精神性的“活的现在”,其实现在都是过去传下来的,而且都要向“未来”伸延。现在是过去和未来的过渡,而后二者都是“不在场”的,那么现在也就不是明证(自明)的,也不是“显现”。这里就涉及到理解德里达思想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他对于“不在场”的高度重视。他甚至认为一切关注“显现”的理论都是“形而上学”(包括海德格尔),因为它们都是要强调“现在”的独立性,意义是在“现在”显现出来。而德里达认为,“现在”其实只是一种综合和“过去”和“未来”的复合体,而不是一个纯净的“意义”的世界。也就是说,在历史的源头,就必然存在着先天综合,单纯从时间上回溯历史是不可靠的。德里达认为,穿过历史的沉淀物,重新激活的行为可以打开被遮蔽的历史领域,进入历史的内在意义之中,这也是一种还原……所以借助静态现象学还原的保护,就能够实施其他一些具有无限微妙性和危险性的还原,这些还原在发掘出创建行为的单数本质的同时……还拯救出被打开的一般性历史的整体意义。这样一种回溯,德里达认为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危险,他说:“如果我们把纯粹经验历史在哲学上的无意义以及非历史的理性主义的无能为力视为当然,那么我们就会衡量出这种系千钧为一发的危险性”[10]。但是,这种危险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纯粹的意义是不存在的,还原的终结是难以达到的,那就无法排除这种危险,其表现就是这个源头永远在前面(不是时空的,是逻辑上的),无限地被拖延……
三、借助语言学的道路
——《声音与现象》
这个问题和上面的问题紧密相连。1967年德里达发表《声音与现象》一书。德里达要在胡塞尔的话语内部,看一看爱伦 坡的《瓦尔德马病历真相》中的瓦尔德马说出“我死了”这样的句子如何是荒谬的,这个不可能的句子(没有人能够在给出这个句子的完整意义的同时说出这样的句子),它的可能性又如何成为任何语言的条件。这个句子其实是可理解的。它可以在其可理解性中被重复,即便说这句话的人并没有死 [11] 。德里达说,他正是从这句话意指某种东西的“这种可能性”出发,试图从胡塞尔出发并且对立于胡塞尔引出某些结果来,也正是从这个观点看,现象学永远是解构的源泉,因为,现象学允许拆解思辨和理论的沉积,拆解哲学的预先命题。因此,以更加严格的描述的名义的方式,人们永远可以对这样或那样与现象学相关的哲学论题进行质疑。
德里达认为“耐心阅读这方面的内容比在其他地方能使我们更清楚地在《逻辑研究》中看到胡塞尔全部思想的萌芽结构”[12]。这里可以理解为,德里达要研究追寻语言和表达的意义的问题。德里达认为胡塞尔的语言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这就引出了他自己关注的问题,他首先谈这个问题,也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声音与现象》一书主要涉及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研究,特别是第一章。在这一部分胡塞尔对符号作了重要的区别:“人们常常在同一个意义上来使用表达(表述,expression)和指号(信号,记号indice)这两个术语。但应该注意,在一般的常用语中,它们并不总是一致的。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然而并不是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含义’,一个借助符号而‘表达’出来的‘意义’。在许多情况中人们甚至不能说,这个符号‘所标志’的就是人们用这个符号来指称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指号。。。。。意义上的符号不表达任何东西。如果它表达了什么,那么它便在完成指示作用的同时还完成了意指”[13]。德里达认为胡塞尔对符号所做的这种区分,严格制约着胡塞尔整个后来的全部研究。德里达从这里出发对胡塞尔进行了批评性的解读。这种解读是解构的,实际上他是要从这个区分开始,揭示这个区分涉及到的“现象学中隐藏的形而上学前提”,这个前提的一个例证就是胡塞尔著名的现象学的“原则的原则”:“(这个前提)恰恰在于它马上就要作为任何价值源泉和保证认识的‘原则的原则’,也就是原始给予的自明性,对于充实和原始的直观的意义的在场和不在场”[14]。德里达批评了这种对直观的绝对崇拜,批评了现象学和一般哲学只能是在直观中被给予的起点。
形而上学和在场有关联,而在场是和再现有关系。德里达认为,“胡塞尔……仍然把真正的形而上学(即依靠现象学完成的形而上学)与习惯意义上所讲的形而上学对立起来。他说他提出的结论因而是‘形而上学’的,如果存在的最终认识应该称作形而上学的话”[15]。而胡塞尔揭露蜕化的形而上学,也就是以前的形而上学的唯一恒常动机:它永远是在理想性(观念性)的真正方式面前的一种失明。胡塞尔的形而上学,从根本上讲(无论是意义还是后来的被给予之物)都是一种理想性(观念性):这是笛卡尔的起点。虽然胡塞尔追究这个观念性的真正本性和样式,但却有些模糊。胡塞尔要揭示这个观念性的本性和样式是如何显现的,也就是要知道它的来源。德里达说:这种理想性(观念性)因为不是从天而降的在者,那根源就永远在者的创造活动的重复的可能性。他还说:为了使这种重复的可能性能够理想化地向无限开放,就需要一种理想的形式来保证这种不定性和理想化的同一:这就是现在,活生生的现在的在场。。。。。理想性(观念性)的最终形式就是人们在其中可以提前或回忆整个重复过程的形式……[16]观念性的东西就是意向性行为总是可以重复的东西。重复这个概念在德里达这里非常重要,很关键。观念性可以重复,但声音是不能重复的,即表达一个观念的声音,我说一句话的声音,是不能重复,转瞬即逝。前面说到的活生生的在场(生命)就是重复,也就是说,这个观念性的东西是不在场的,它似乎是潜在着的,需要“自我”把它唤出来。所以生命等于在场,等于重复,其实胡塞尔,海德格尔都非常爱讲这个“活生生的在场”,但这个在场是要靠“重复”的。也是由此,德里达就引出了现象学内部深藏的矛盾:如果现象学不是从内部受到它自己对时间化与交互主体性构成的运动的描述所反对,也是受到这种描述的折磨。所以,现象学的内在结构由于这两个问题而并非完美。因为这里面“有一种不可还原的非在场把自己认识为一种构成的价值,而和它在一起的是一种非生命的或非在场或活生生的现在的无归属,一种不可根除的非原始性”[17]。而非在场和非原始性牵涉两个问题:1、从持存到再现的必然过渡。2、在对第二个“我”的关系中,对同样使一般意义上的观念对象性成为可能的东西的关系中,有非表象产生的必然过渡,主体间性是对象性的条件,而且对象性只有在观念对象的情况下才是绝对的。这两个问题就对现象学的形而上学前提形成威胁。接着,德里达提出“如何首先证明要把逻辑学置于对符号的反思之下的决定?而如若符号的观念先于逻辑的反思,并向逻辑反思表现,直面反思的批评,那它是从何而来的呢?”[18]。这个“决定”含有一点讽刺的意味:要让符号的反思从属于逻辑,如果是这样,这个决定是不恰当的。而这个决定的后果是无限的。德里达认为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仍然把一般语言本质置于一旁”[19],实际上,德里达指出了在胡塞尔那里的一个困难或难题:那就是,要回到事情本身,要还原到纯粹的本原之中的现象学,为什么还有一个以理性、逻辑统率语言的前提和决定?现象学遇见了“非在场”,“非存在”(还有死亡),就会感到很难办。德里达要求寻找的是一种纯粹理想的根源,这也是他要“解构”的对象。
这里还要注意一下“重复”这个概念:“重复”这个词不是德里达独有的,但这个概念却在他的(解构)哲学(的解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法文中,重复就是redoubler(重复,再一次等),imiter(仿照),citer(转述) ou reciter(再述),revenir,reiterer(重复说,重复做)。德里达的重复(répéter)这个核心术语,自然而然地包括一种值得重复的东西(模式,根源,第一次)和不那么高级地重复的东西(比如鹦鹉,比如文字,如果人们认为文字重复言语的话)。这里可看到德里达不断置于检验之中的名副其实的“形而上学”的模式,即柏拉图的模式:可感世界以下堕的方式重复可知的世界。比如德里达在分析《斐德罗》的《柏拉图的药房》[20]中认为,柏拉图永远不谴责重复,正相反:他实际是用一种“好的重复”,即一种活的记忆由之能够重复它所记住的东西和一种“坏的重复”—— 一种死的记忆由之不可能重复的,因为求助了文字。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嘴说,应该特别注意这种区分:活的,内在的,在场的,以及死的,外在的,不在场的记忆,以这种区分的名义,底比斯王塞乌斯“发明的这帖药,只能起提醒的作用,不能医治健忘”。他认为这样给学生提供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赝品。所以这对记忆来讲不是什么“良药”,而是一种“毒药”。
上面对回忆所言同样适用于“形而上学”结构的总体:因为形而上学也总是用一种“好重复”即观念或原始存在结构的重复与派生,存在和原始结构的重复相对立。德里达在对柏拉图的《斐德罗》的解析中,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指出:在体系中堕落的可感重复和没有堕落的知性重复之间是不可把握的,这恰恰是因为这两种重复之间的真正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重复本身:总之,不纯的“重复”重复纯粹的重复,由此,一个的“播散”通过另一个显示出来,并且不可能把二者对立起来,甚至不能区分出来,说到底,不可能给予标志着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对立结构模式以可靠的基础。这里,德里达要指出,在“好的重复”和“坏的重复”之间,不是一种辩证矛盾的关系,二者不可分离,就象对“药房”而言,“药”的意义不可能与“毒药”分开一样。揭示柏拉图的重复的结构,在德里达看来,就是揭示形而上学或柏拉图的计划的失败,因为他们的计划首先是要区分清晰的等级。
在重复之前,一无所有(只有重复),这实际也是要说原始的“延异”,或者说是“原初文字”。这种重复的悖论就是德里达哲学的基础存在论论题。这是人们自然而然在分析的其它领域会遇到的思想结构。比如,用历史可以批判本雅明确立的基础的或权利立场的暴力和保持权利的暴力之间的对立。[21] 在文学中,原始的重复是在德里达特别批评的“叙事”、“再叙事”、因此也是“语录”(引述)的重复的概念的非常原始的分析基础上的。还受到否定的,是在生命、自救的重复和“通常意义”上的——也就是引号中的已经被说的某物——的重复。保留和回忆(重复)是如何在革命事件中已经存在,那围绕“叙事”引号的幻影就如何已经存在:线,不纯,腐化,污染,分裂,变形,蜕化等等从内部分裂。所有这些“不正常”都发生了,这是它们的共同规律,是它们通过重复共同承担的命运和动力。从存在论到文学类的理论,通过历史的中介,始终存在着对德里达思想理解的一个困难:重复永远同时是冲动,肯定,运动和跌落,僵化:是的,是的(仍然),是的,是的(我已经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