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的罪犯以及老鼠的大脑。他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与其将这些罪犯关起来,难道我们不应该运用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大脑的知识来帮助他们康复 么?换而言之,如果大脑在受损之后可以发展出新的神经链接,难道我们不应该帮助大脑重新培养道德行为么?
丹尼尔·莱塞尔(Daniel Reisel)研究的是患有
我今天想要谈的是 我们可以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 和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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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乔。 32岁的乔是一个杀人犯。 13年前我在伦敦的戒备森严的 沃姆伍德斯克鲁伯斯监狱的无期徒刑区见到了乔。 我想让大家来想象一下这个地方。 它和它听上去的一样: 充斥着痛苦的地方。 这座由囚犯们在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建立起来的监狱, 是关押英国最危险的犯人的地方。 这些人都犯下了 令人发指的罪行。 而我在那里研究他们的大脑。 我是伦敦大学学院里 一个研究小组的一员, 这个研究是由英国健康部门所资助的。 我的任务是研究一群 被临床诊断为患有精神病的犯人们。 也就是说他们是所有犯人里 最冷酷和冲动的 一群人。 是什么根本原因导致了他们的行为? 会不会有神经性的原因引发了这些问题? 如果真的有神经性的原因, 我们能找到解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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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想要谈谈变化,特别是情绪变化。 从小到大,我一直对 人们是如何变化的感到好奇。 我的母亲,是个临床心理治疗师, 在晚上会时不时的在家里 接待病人。 她会把客厅的门关上, 然后我就会想象 神奇的事情在那个房间里发生了。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 我会穿着睡衣爬到门口 坐在门外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 有好几次,我都睡着了 他们不得不在诊疗结束之后 把我推开。
我想就是这好奇心驱使我 走进了 沃姆伍德斯克鲁伯斯监狱的安全面试室。 乔坐在一个铁桌的对面 然后面无表情的和我打了招呼。 而监狱长也同样面无表情的说, “有麻烦的话,就按那个红色的警报器, 我们会尽快赶到的。” (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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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来。 沉重的铁门在我后面砰的关上了。 我看着红色的警报器, 它在乔身后离我很远的那堵墙上。 (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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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乔。 可能是看出了我的顾虑, 他身体前倾, 尽量安慰地对我说, “啊,别担心那个警报器, 反正它已经坏了。“ (笑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我们测试了乔以及和乔一起的犯人, 特别观察了他们 对不同情绪的照片进行归类的能力。 我们观察了他们对这些情绪的 肢体反应。 比如说,当我们中的大多数看到 一张某人看上去很伤心的照片, 我们马上会有一个轻微的, 可以测量出来的肢体反应: 心跳加速,皮肤出汗。 虽然我们的精神病患者可以 很准确的描述这些照片里的情绪, 但是他们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情绪波动。 他们没有任何的肢体反应。 就像是他们知道字面意思, 却不具备感同身受的能力。 所以我们想利用核磁共振 对他们的大脑成像来进一步观察这一现象。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想象一下 在伦敦的上下班高峰期 运送一群带着手铐脚链的 精神病患者们, 为了让他们躺在核磁共振扫描仪上, 你得去除他们身上所有的金属物, 包括手铐脚链, 以及所有身上的穿环,这也是我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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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这些人不仅仅是糟糕童年的 受害者。 还有些其他的原因。 像乔这样的人,他们的大脑的杏仁体 是有缺失的。 这个杏仁体是一种 杏仁形状的深藏在大脑两半球里的组织。 它被认为是产生这种共情性体验的关键。 通常,一个人的共情性越强, 他们的杏仁体就越大越活跃。 我们的囚犯们 有一个有缺陷的杏仁体, 这很可能导致了他们缺乏感同身受的能力 进而表现出不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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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让我们回过头来看。 通常,养成道德的行为习惯 是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就像学习说话一样。 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区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 一岁的时候, 大部分的孩子都可以模仿 他人的有意识的动作。 比如说,你的妈妈举起并伸展她的双手, 而你也会跟着模仿她的行为。 最初,这还不是很完美。 我记得我的表妹萨沙, 她两岁的时候, 在看一本图画书的时候, 她一边舔着一个手指,一边用另一只手翻页, 一边舔着一个手指,一边用另一只手翻页。 (笑声) 渐渐地,我们为我们的社会性大脑建立了基础, 在我们三、四岁的时候, 大部分的孩子,不是所有的, 都具备了领会 他人意图的能力, 这是另一个建立共情性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这种发育进展是 具有普遍性的, 不管你住在哪里, 不管你的文化背景如何, 这都很充分的证明了道德行为的基础 是天生的。 如果你有怀疑的话, 那就试试在一个四岁孩子面前 失守承诺。 你就会知道一个四岁的孩子 一点都不好骗。 它更像是一把瑞士军刀, 有着经过仔细磨练的 各种固定的金属组件 以及强烈的公平意识。 早期发育是非常关键的。 在某个时期还是有机会改正过来的, 但是过了那个时期 影响道德行为将变得很难, 就像让成年人学一门外语一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近斯坦福大学有一项非常棒的研究表明 那些在虚拟游戏里 扮演了乐于助人的 超级英雄的人们 在现实生活中也变得 更有同情心和乐于助人了。 我不是说 要让犯人们有超能力, 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找到 让乔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 改变他们大脑和行为的办法, 这对他们和 我们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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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脑可以改变吗? 在超过100年的时间里, 神经解剖学家以及后来的神经学家 都认为成年后 大脑就不会再产生 新的细胞。 大脑只能在 某种程度上变化。 这就是过去的理念。 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 各项研究开始表明, 在普林斯顿的伊丽莎白·古尔德 和其他人的领导下, 这些研究显示了神经发展的证据, 新的脑细胞 在成年哺乳动物大脑里产生, 首先在负责嗅觉的 嗅球里, 然后在负责暂时记忆的 海马体里, 最后就是在杏仁体里。 为了弄明白这个过程是 如何发展的, 我离开了精神病患们并加入了 牛津的一个专门研究学习和发展的实验室。 我的研究对象从精神病人变成了老鼠, 因为同样的大脑反应 在很多的社会性动物中都出现了。 如果你在一个正常的笼子,或者是鞋盒里, 特别是有药棉的那种, 养一只老鼠, 就让它孤零零的, 它不仅不会活跃, 反而还会有奇怪的、 重复的举动行为。 这种天生的社会动物 就会失去和其他老鼠打交道的能力, 甚至会在见到其他老鼠的时候变得很好斗。 正相反的是,那些在我们所谓的 丰富的环境里生活的老鼠, 它们跟其他的老鼠居住, 有轮子和梯子可玩以及其他的地方可以去, 在这些老鼠的大脑里出现了神经发展, 新的脑神经的产生, 同时,它们也在各种学习 和记忆任务中表现更出色。 它们当然不会发展出 为老老鼠过街提购物袋的 文明举动来, 但是他们所处的良好的环境导致了 健康的社会行为。 正相反,那些养在普通笼子里的老鼠们, 你可能会说,这跟在监狱里没什么区别, 它们大脑里产生的新的脑细胞却要 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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