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历史分期
蒂利希 2017-8-03
存在的勇气
焦虑的历史分期
蒂利希著，成穷，王作虹译
选自《存在的勇气》，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
我们把焦虑分为三种类型，这种区分得到了西方文明史的支持。我们发现:在古代文明末期，占支配地位的是实体上的焦虑;中世纪末期是道德上的焦虑;而近代后期则是精神上的焦虑。但无论以哪一种为主，其他类型也同样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对于古代末期以及这个时期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在分析斯多亚式勇气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是众所周知的:帝国权力之间的争斗、亚历山大对东方的征服、其追随者们之间的战争、罗马共和国对东西方的征服、为恺撒和奥古斯都完成的罗马由共和向帝制的转变、奥古斯都之后的统治者们的暴虐、独立城邦与民族国家的解体、先前建立起的社会的贵族民主制的瓦解、个人感觉到诸种强力(有自然的，也有政治的)的桎梏而又无力对之加以控制和估量——凡此种种，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焦虑，产生了一种对勇气的需求，即那种敢于直面命运和死亡威胁的勇气。同时，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使很多人尤其是有教养的阶层不可能为这样的勇气觅得一个基础。古代怀疑主义最初从诡辩派中产生，就结合着学者的和存在的两种因素。在其后期形式中，怀疑主义变成了一种绝望，即对正当行为与思维的可能性感到的绝望。这绝望把人们赶进了沙漠，在那里，对决断的需要，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都降到了最低限度。但是，那些体验过(对空虚的)焦虑和(对无意义的)绝望的大多数人，竭力用一种出自精神上的自我肯定的蔑视态度来对待它们。然而，怀疑主义的傲慢掩盖不住他们的焦虑。在以神秘祟拜(由赎罪和涤罪的仪式组成)为纽带而结合起来的团体中，对罪 过和遗责的焦虑是实在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神秘信仰者的团体很不确定，甚至大多数奴隶也被允许加入。然而，在他们中间，正如在整个非犹太的古代世界中一样，他们体验到的更多是苦难而不是个人的罪过。罪过是物质世界或邪恶力量对于灵魂的站污。因此，正如对空虚的焦虑一样，在对命运和死亡的主要焦虑之外，又有对罪过的焦虑这样一个次要因素。
只是由于犹太-基督启示的影响，才改变了这种状况，这种改变异常急速，以至在接近中世纪末期的时候，对于罪过和谴责的焦虑成为一种决定性的焦虑。如果有一个时候配称“焦虑的时代”，那便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和改革期间的那段时期。对于谴责的焦虑(体现为“上帝的忿怒”，为地狱和炼狱的形象化描述所强化)，驭使中世纪后期的人们去尝试能缓解他们焦虑的各种手段:朝拜圣地——如果可能的话，朝拜罗马;苦行实践，有时达到极端的地步;为神灵作贡献，常常以大量捐赠的形式进行;接受教会的惩罚，渴求神的赦免;大量参与弥撒与苦修，增加祈祷与施舍。总之，他们不停地询问:我如何能平息上帝的忿怒?如何能得到神的怜悯和对自己的罪过的宽恕?焦虑的这种主导形式包括了其他两种形式。人格化了的死亡形象出现在绘画、诗歌和布道中。但死亡总是与罪过同在。在这个时期的充满焦虑的想象中，死亡与魔鬼结成了盟友。对命运的焦虑随着古代后期的到来又重新出现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中，“命运”成为一个受人钟爱的象征，甚至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能够从对占星术的信仰与恐惧中解脱出来。人们对命运的焦虑因为他们对邪恶力量的恐惧而得到强化，这种邪恶力量或能直接起作用，或能通过其他人来引起疾病、死亡和各种灾难。同时，命运超出死亡的界限，延伸到炼狱的前终极状态与地狱或天国的终极状态。终极命运的黑暗不可能被驱散，甚至宗教改革者也不可能驱散这种黑暗——就像他们的宿命论信条所显示的那样。在所有这些表现中，对命运的焦虑都作为一个因素，出现在无所不包的对罪过的焦虑之中，出现在对遗责威胁的恒久意识之中。
中世纪后期不是怀疑的时期。对空虚与意义丧失的焦虑只出现过两次，两次都相当偶然，但对于将来却是重要的。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那时，理论上的怀疑主义复活了，意义的问题折磨着那些最敏感的心灵。在米开朗基罗的先知和预言者中，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都表现出对于无意义的潜在焦虑。另一次是在路德经验到的魔鬼的进攻中，这种进攻既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引诱，也不是对于具有威胁性的谴责感到的绝望，而是路德对其事业与神启的信念的消失，是意义的荡然无存。这种对于灵魂的“沙漠”或“黑夜”的体验，也同样经常发生在神秘主义者中间。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对罪过的焦虑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只是在作为西方社会宗教基础的人道主义与启蒙运动取得胜利之后，对精神上的非存在的焦虑才成为主导趋势。
要证明那在中世纪末期出现的、对于罪过和谴责的焦虑的社会学原因，并不困难。统而言之，人们可以说原因就是宗教指导下的中世纪文化这一保护性统一体瓦解了。更具体些说，须强调较大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中等阶级的兴起。中等阶级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竭力把曾经仅仅是一种对象性的、受僧侣控制的教义和圣礼体系纳入他们自己的体验。出于这样的意图，他们开始与教会发生或隐或显的冲突，但教会的权威他们是仍然承认的。此外，还须强调君主及其官僚-军事机构中的政治权力的集中，这种权力集中消灭了封建制度中那些较低等级者的独立性。还须强调国家专制主义，它把城乡的广大民众变为“臣民”，这些臣民的唯一义务就是工作和服从，根本无权反抗独裁者的专横。还须强调与初期资本主义有联系的经济祸害，诸如从新世界进口黄金、剥夺农民的土地等等。在所有这些被经常提到的变化中，要对居主导地位的焦虑——对罪过的焦虑——负主要责任的，正是以存在于社会所有团体中的独立倾向为一方和以极权的兴起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冲突。这个时期的社会的、政治的与精神的专制主义，部分地塑造了唯名论与宗教改革中的上帝形象，这就是那个非理性的、威严的、绝对的上帝;这个上帝的形象反过来所创造出的焦虑，部分地表现了中世纪解体时的基本的社会冲突所产生的那种焦虑。
专制主义的崩溃、自由与民主的发展、技术文明的兴起(这种文明战胜了所有敌对力量，也战胜了自身刚产生时的不完善)——这便是焦虑的第三个主要时期的社会学前提。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我们处在精神的非存在的威胁之下。当然，道德的和本体的非存在的威胁也存在，但它们没有独立性，也不起控制作用。这一时期对于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致有必要对它作较之前两个时期更为详尽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必须与建设性的解决相联系。
意味深长的是，焦虑的这三个主要时期的每一个都出现在一个时代的末尾。焦虑以不同的形式，潜在地存在于每一个体身上;如果意义、权力、信仰和秩序的惯常结构解体，它们便一跃而成为普遍的东西。这些结构只要还具有效力，就能通过参与行为把焦虑维系在勇气的保护性体系之内。参与到这种体系的惯例之中并采取相应生活方式的个体，并未从他个人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但他却拥有用众所周知的方法来克服这些焦虑的手段。在社会急剧变动的那些时期，这些方法便不再奏效了。新(它要剥夺旧所固有的力量)旧 (它力图用新手段维持自身的存在)之间的冲突，在各个方面产生出焦虑。在这种情况下，非存在便具有双重面孔，就像梦魔的两种类型(也许它们表现的正是对这双重面孔的意识)。一种类型是对毁灭性的“狭窄”的焦虑，即对无路可逃、对害怕陷入陷阱的焦虑。另一种是对毁灭性的“开阔”的焦虑，即对无限的、无形式的空间(人坠入其中而无立足之地)的焦虑。就像被描写的这两类梦魔一样，社会的境遇也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没有出路的陷阱，一方面是空洞、黑暗与未知的虚无。同一现实所具有的这两副面孔，在每一个凝视它们的人那里产生了潜在的焦虑。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确在凝视现实的这两副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