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美国政治的任何一页,都能看到领袖人物对“同理心”的提倡。最著名的当属比尔·克林顿,1992年他告诉一位艾滋病活动人士:“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此外,巴拉克·奥巴马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同理心,比如2007年他还是参议员时就说:“当今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的最大赤字,其实是同理心赤字。”
这并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者的习惯思维。几个月前,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在达拉斯参加五位殉职警察的追悼会时说道:“我们尽可能地运用同理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就连唐纳德·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时,也号召国人切实感受他人苦难,比如流离失所的铁锈地带(Rust Belt)工人、非法移民犯罪的受害者等等。
同理心作为一种政治情怀,竟然达成了普遍共识(虽然在施予对象方面还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这倒是很罕见。然而遗憾的是,用同理心来作决定无异于一场道德灾难。它会让世界变得一塌糊涂。所以,如果我们十分明智地将它抛开,我们会变得更好,制定的政策也会更英明。
▌同理心:是工具,亦是陷阱
说到底,究竟什么是同理心?有人用这个词表达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共情”的意思,也就是在无需分担他人感受的情况下,了解别人所思所想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同理心是必要的,如果对别人的意愿浑然不觉,就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地行动。但是,从本质上看,这种认知共情并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成功的骗子、诱骗犯或虐待者也都有很高的认知共情能力。
至于我们多数人说的同理心,其实是心理学家称为“情感共鸣”的东西。其范畴超过了单纯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对某人抱有同理心意味着分享他们的经历和痛苦——也就是感同身受。
这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放大了体育和性的乐趣,引发了我们对许多小说、电影、电视作品的喜爱。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人们希望分享朋友和爱人的感受,这是亲密感情的基础。
然而另一方面,一旦涉及道德判断和政治决定时,情感共鸣的作用则完全相反。且不说我们的日常见闻,最近对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同理心使我们产生偏见、结党连群,常常还会变得残忍。
在很多对同理心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先是让受试者经受某种体验(通常是轻微疼痛,比如电击、针刺手指或通过耳机播放噪音),同时扫描他们的大脑。接着让他们看别人经受同样的体验,再将两种情况的大脑扫描结果进行比对。
测试的结果是,神经活动确实存在重叠:大脑对本人痛苦的反应——发生在前脑岛和扣带皮层区域——与同情他人时的反应类似。这么看来,克林顿的那句话不仅仅是个比喻,某个程度上,我们确实能感受别人的痛苦。
不过这类研究也发现,同理心存在偏见。其中一些偏见比较浅显,多是种族、关系等造成的。2010年的《神经元杂志》(Neuron)上刊登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召集了一群欧洲男性球迷,先是刺痛一位受试者的手背,然后让他看别人受同样的苦。如果告诉受试者对方是同一球队的球迷,这时就会检测到很强的同理心神经反应——自身疼痛和他人疼痛的重叠。如果告知是对手球队的球迷,则没有这种反应。
另外一些偏见则埋藏较深。你对那些公平待你的人比欺骗了你的人更有同理心,对合作者比对竞争对手更有同理心。
而且,一旦觉得他人的痛苦是自作自受,你的同理心也会荡然无存。2010年《认知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上刊登了一项研究,一群受试者观看艾滋病人的视频,如果得知患者是因为静脉药物注射感染,那他们的同理心反应明显不如得知输血感染时来得强烈。
▌迷失理性的同理心
我们的同理心不仅有偏见,还会让我们忽略明显的实际计算结果。据2005年《行为决策学报》(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报道,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询问人们愿意捐多少钱来帮助开发一种药物,这种药能拯救一个孩子的性命;然后问另一组人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药物可以拯救八个孩子的性命。受试者并没有注意到数字,两组人给出的答案几乎一样。但是,当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那一个孩子的姓名,并将她的照片拿给大家看时,人们的同理心被激发了,捐款直线上升,甚至超过了捐给八个孩子的数额。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一个经典实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受试者被告知一位名叫Sheri Summers的10岁女孩患有绝症,她有机会通过治疗来缓解痛苦,只是在治疗名单上排名靠后。研究人员问受试者愿不愿意让小女孩立即接受治疗——意味着将她的排位提到病情更重或等了更久的孩子之前,受试者通常都不肯。但一旦开始让受试者想象这个小女孩的感觉,感受她的处境,他们通常又会点头答应。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看到这种反常的道德数学。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热衷于讨伐虐狗者、救助浑身油污的企鹅,而在减轻他国数百万民众或本国少数族裔的疾苦方面却拿不出同样的热情。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和个人有时更在乎一名落井的小女孩(想想1987年得克萨斯州米德兰著名的Baby Jessica案例),而不是影响面更广的危机。
也正因如此,我们格外关心那些政策的直接受害者——谁谁被暂时出狱休假的囚犯殴打,某小孩因为问题疫苗生病,某某的生意因为税收和监管一蹶不振……至于这些政策的有益一面,可能消除什么样的痛苦,我们则视而不见。比如犯人休假制度,监外活动可能成功降低了总体犯罪率,但如果只是告诉人们未受攻击人数的统计变化,人们通常不会产生同理心。
自我防卫、最后被强奸的女性呢?与想开始一段新生活的叙利亚难民站在一边,还是维护被抢了饭碗的美国人?
在道德和政治辩论中,各人的立场反映了他们所选择的同理心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被执法人员虐待和杀害的少数族裔,也可能是刀口舔血、终日以危险为伴的警察;可能是上不了大学的少数族裔学生,也可能是成绩更好却被拒绝的白人学生;幼儿玩枪不慎打死自己,你选择站在小孩母亲这边,那么因禁售枪支无法用枪移情关怀很可能引发敌意。想想2016年选举季最激动人心的那一刻吧,没错,就是特朗普言语攻击非法移民的那一刻。特朗普对移民当然不会有同理心,他的同理心对象是他所谓的移民受害者——那些据说被强奸、殴打和杀害的人。
而且,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