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神经科学遭遇精神分析
杜雨洁 2017-1-30
自然与科技 No.204
脑神经严重受损的患者，却能在自由与快乐的白日梦中尽情驰骋。对此，精神分析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解释：与其面对现实，这些患者会不自觉地选择妄想——在虚幻中，他们健康依旧。
划时代的聚会
在纽约的一家时尚小酒吧里，一个非同寻常的聚会正在进行。这个餐厅狭小拥挤，但发生于此的一个科学事件，令它光芒四射。聚会中，女士们身着闪闪发亮的燕尾裙，而男士们系着昂贵的领带，戴着时尚的双目镜。酒吧尽头坐着留着山羊胡子的乔·勒杜，他对“害怕”的研究具开创性，就如他的摇滚在科学家圈一样出名。餐厅的主人是一位名厨，他跑前跑后亲自招呼客人。
这次聚会的不寻常另有原因：它是以神经精神分析学基金会的名义举办的。“压抑冲动”和“下意识动力”等精神分析概念，在当今对大脑进行神经生物学研究的时代仍然非常重要。如果你觉得这难以理解，那么回头看一下：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创始人，最初曾是一位神经生物学家，通过小龙虾的神经解剖研究开始了他的事业。
年轻的弗洛伊德实际上已经是一名神经科学家
不过，在19世纪晚期，脑科学研究尚处于萌芽期，即便是一些基础理论，如神经元的工作模式，也是神秘莫测的。弗洛伊德放弃了客观研究的方式，开创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通过那些从不开心的患者对自己内心生活的叙述，从主观的角度去理解思维，进行心理分析。他创造的精神分析学，最初是一种治疗病患的医疗技术，精神分析学也成为20世纪有关人类思维的最有影响力的理论。
弗洛伊德的理论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之后经反复修正，兼备了全面性与激进性。弗洛伊德理论的前设是我们不认识自身，按他的理论，人的脑海中不断生成一些强大但被压抑的意愿，而这些意愿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已经被我们自己的“心理审查”所遏制了。人类的大部分思维、行动均由这些潜意识所塑造，梦、口误及精神症状就是欲望经“心理审查”后遭到歪曲的结果。在精神分析治疗——“谈话疗法”的过程中，精神分析师帮助病人意识到自身的心理问题，解释患者所表现出的下意识的反抗，并帮助患者实现“自我认知”。
弗洛伊德之后，尽管精神分析学分裂成很多流派，但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潜意识冲突”的内心世界观，仍作为这些流派的核心观点保留了下来。同时，神经生物学——以大脑实体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也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神经科学关注大脑的生物学机制，如神经细胞如何通过电子和化学脉冲进行沟通，大脑如何学习、计算和记忆，但神经科学放弃了主观经验，只相信可测量可观察的标准。
直至20世纪末，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两个学科似乎仍泾渭分明。精神分析敌视通过实验检验假设；另一方面，神经科学声称解释了大脑，却忽略了大脑最璀璨的杰作——人类意识的纷繁复杂和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
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协会主席、南非神经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马克·索姆（Mark Solms）认为，这次聚会集尴尬与机遇于一体。神经精神分析研究是索姆的毕生追求，无人可比。作为这个夜晚聚会的主角，他穿梭于每个房间，亲吻女士的双颊，熊抱老友。他有点儿像寻找皈依的传教士。索姆相信，把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进行结合至关重要，是我们真正理解大脑的唯一途径。
问题的关键不是要证明弗洛伊德正确与否，而是要应用现代生物学技术去研究他的一些被长期应用的理论，目标在于将思维研究与大脑研究有机结合。
索姆说：“神经精神分析关注的不外乎是：人作为一个生命体，是如何与组织、生理、解剖结构和大脑化学进行联系的？”精神分析学在情感、潜意识思想和思维本质方面拥有独到的见地，神经生物学完全可以通过强大的工具和严谨的实验去验证这些想法。总之，这两个领域可能回答一些最本质的问题：人的主观自我反应，包括梦想、幻想、回忆和情感是怎样的？它们又是如何从肉体中产生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是奥地利医学家S.弗洛伊德创建的治疗神经症的一种方法。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心概念是无意识：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欲望和冲突被压抑在无意识中，但是仍影响着意识，并可表现为神经症症状。
精神分析学认为，人之为人，首先其是一个生物体。既然人首先是生物体，那么，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必然是生物性的本能冲动，而本能冲动中最核心的冲动为生殖本能（即性本能或性欲本能）的冲动。而在社会法律、道德、文明、舆论的压制下，人被迫将性本能压抑进潜意识中，使之无法进入到人的意识层面上，而以社会允许的形式发泄出来，如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后期弗洛伊德又提出了与“生殖本能”对应的“死亡本能”学说，认为人除了维护自身生命生长发展的能量（即求生本能，其中核心本能为性欲本能）之外，还有着将自身生物肌体带入到无机状态，即死亡状态下的能量，即死亡本能。死亡本能在战争、仇视、杀害、自残中得以非常明显的表现。
同根起源
马克·索姆之所以在神经精神分析领域取得成功，与他童年经历的一次心灵创伤有很大的关系。孩提时代，他喜欢并崇拜他的哥哥理。然而当马克4岁的时候，理从当地游艇俱乐部的屋顶滑落，头部被撞击，大脑受到严重损害。
理出院后，整个人变了：他对兄弟们经常玩的那些游戏不再有兴趣；他总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而且必须戴头盔。
马克备受打击，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同时备受困惑的煎熬：一个人的个性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扼杀，难道仅仅因为头部遭受到一次撞击？这件事引导马克走上了研究的道路。1980年，马克进入大学，主修医学和脑科学，他的目标是救助像他哥哥那样的患者。他还在寻求那个困扰他多年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人脑作为一个器官，不过是团有机物，它是如何决定我们是谁的？
马克·索姆很快发现，现实令人沮丧，当时的神经科学家尚未进行探询自我的研究。面对大脑的复杂性，神经科学研究重点关注一些可分解、可驾驭的问题，比如我们如何看、如何行动，神经细胞如何工作等等。有关于个性这样的主观体验方面的问题，尚不在其列。
一次激发灵感的机会降临了。一个偶然的机会，索姆参加了一次哲学讨论会，主题围绕弗洛伊德的梦理论。演讲者说，人的思维是分离的，人性表面之下涌动着本我的原始冲动，这是精神的力量，弗洛伊德认为它是产生欲望、攻击、隐藏的幻想和愿望等潜意识的源泉。自我的神经机制努力抑制内心的狂躁，这场持续斗争的结果是，在梦中出现被扭曲或歪曲的情景。演讲者还介绍说，弗洛伊德曾尝试将心理学与人脑神经学观测相结合，但未获成功。
这是一种领悟。最后，讨论会上有人试图系统、科学地分析精神生活的本质。“此时此地，哲学家们正在谈论梦想、幻想、愿望、性，”索姆说，“我想，‘这就是生活！这意味着我！’”激动的索姆热切地向神经生物学教授请教，哪些科学家正在利用现代理论研究这些观点。教授给出的答案是，没有。年轻的索姆还被告知，这样的话题不适合进行科学研究。“不要问这些问题，”出于善意，教授告诫道，“它会毁了你的前程。”
索姆碰了一鼻子灰。当时，尽管精神分析理论仍在精神病的治疗中起着引导作用，但那些在实验室的脑科学家、神经科学家拒精神分析千里之外，毕竟尚无实验和客观的数据展现其意义之所在。
20世纪80年代，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在神经科学界蔚然成风。哈佛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艾伦·霍布森通过记录沉睡者的脑活动等方式，试图推翻精神分析中的梦理论、暗示理论，批判弗洛伊德的“检查”“抑制”等核心概念，且乐此不疲。霍布森断言，梦中的潜意识行为由神经细胞随机产生的脑电噪声所致，是一种细胞的电信号干扰，而“抑制”与此无关。精神分析建立在“思辨哲学的垃圾堆”之上，他写道。
存在主义之谜
索姆不为所动。1992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但立即面临编入南非白人军队服兵役的问题。为此，他到英国谋求到一个神经心理师的工作，专职治疗
▲神经心理学家马克·索姆，在他的南非开普敦的办公室。索姆认为，弗洛伊德的思想可以揭开大脑的许多奥秘
患有中风和其他脑损伤的病人。白天，他是皇家伦敦医院神经外科康复病房的普通医生；晚上，他研究心理学以期成为一位心理学家。尽管他认为自己学到的东西非常教条，但这些理论至少承认大脑的真正奥秘是客观存在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关键问题：作为一个思考的大脑，大脑到底是什么？索姆认为，就像神经科学研究那样，心理学研究忽视这个问题同样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如同忽略万有引力而研究太阳系一样，你将不可能获得正确答案。
此后的九年，索姆独自一人进行精神分析，每周进行五天，从不间断。与其他类型的心理治疗一样，精神分析也关注情感和明确的世界观。不像心理咨询那样形式简单，精神分析强调系统性，探索潜意识的思想和感情、愿望、记忆以及其他不断浮现的自我参与的思想。
在弗洛伊德的模型里，人脑意识无休止的努力，控制了那些潜在的具毁灭性的想法和冲动，但这可能导致严重的症状，如焦虑、抑郁和持续的痛苦。分析师帮助心情不好的患者注意到这些问题，尤其在他（她）刻意回避那些痛苦的记忆或情感的时候。“心理咨询是帮你去面对那些你不愿面对的现实。”索姆说。在实践中，这种谈话治疗能让患者深度理解自己。
这些经历具开创性，并最终帮索姆理解了那次损伤对他哥哥的影响程度有多深。不幸的是，理最终未能恢复——受伤之后，他一直与精神障碍作斗争。出于对哥哥的同情，马克度过了一个充满内疚的童年，他刻苦学习，做哥哥可能永远都不能做到的事情。不过这阻碍了他的进步。只有在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索姆才发现自己放弃了理想。他意识到，是时候开始这项计划了：严谨而精确地研究人的精神世界。这项研究也成为他毕生致力的事业。
他开始计划如何科学地审视精神分析这一概念，当然就从研究弗洛伊德的理论出发。与此同时，索姆开始利用之前从心理咨询中总结出的新方法，帮助那些伴有困惑和恐惧症状的脑损伤患者。这些患者中，有些丧失了说话或行走能力；有些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有些丧失了认知能力，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过，从大多数医生的角度来看，心理治疗有些怪诞：这些患者的精神并不需要诊治，因为他们的大脑已经损坏。但索姆认为心理治疗非常有意义，那些身体遭受巨大损伤的人，显然更需要心理辅导和药物治疗。他坐下来，与患者面对面，倾听他们的感受。
脑损伤对思想和行为影响的研究，是神经科学最古老的技术之一。受弗洛伊德的“否认”（denial）、“愿望满足”（wish fulfillment）等观点的启发，索姆着手系统地评估患者的幻觉和妄想。简单地说，幻觉和妄想这两个概念的要点是：我们更愿意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世界，而不是那个真实的世界。面对现实非常困难，不仅需要大脑功能健全，还需完成持续的脑力劳动。如果无法完成上述任务，患者将在虚幻的世界中迷失自我。
在索姆的病人中，许多人的大脑确实不能胜任这样困难的任务。一些脑卒中患者的病因是脑动脉血管破裂，他们大脑中负责时间和空间感知的区域受了损伤。这些病人会编造一些荒唐的故事来解释周围世界，这是一种失忆症。对索姆来说，这个现象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这些荒诞的行为或许能揭示受损大脑背后潜藏的思想。
例如，有一个病人，从前是一位电子工程师，总是把索姆当做高级工程师来问候。他告诉索姆和其他医生，他有一辆保时捷和一辆法拉利。在治疗的时候，他经常要求提前进行诊治，他的解释是为了打壁球。“我的啤酒在哪里？”他会问心理咨询师，并寻找放在屋内的玻璃杯。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他的病因是脑动脉瘤血管破裂，导致大脑额叶受损，进而削弱了记忆力。从精神分析的层面上看，他在妄想自己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专家，不是脑损伤的患者，他开跑车，泡吧。这两种解释都符合客观事实：他的大脑的确受伤，而他的心则在自由与快乐的白日梦中尽情驰骋。
另一个病人高兴地告诉索姆，刚刚有一个意外的惊喜——一个老朋友顺便来访，虽然他已去世几十年之久。还有一些人，因一侧大脑受损而导致偏痪，但他们会否认这些影响。他们会说无法移动四肢是因太累所致，或者耐心地对索姆解释，这些一动不动的四肢属于其他人。他们并非有意撒谎，而只是不记得这些问题了，这就是一种被称作病感失认的病症。
索姆认为，按传统医学理论，脑损伤可能会引起注意力受损，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患者会产生超现实的幻觉。精神分析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解释：与其面对现实，这些患者不自觉地选择妄想——在虚幻中，他们健康依旧。病人的妄想内容揭示出人的本质愿望：有能力、健康、富足……愿望如此美好，而现实残酷无情，“其中夹杂着大量悲剧和痛苦。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就像一个进入玩具店的孩子，充满了各种幻想。”索姆说。
这些见解对索姆的临床实践大有裨益。他认为这些情感肯定隐藏于患者的幻想背后，因此，他可以向患者家属解释这些怪异行为的原因，通过谈话使患者平静下来。索姆向患者解释他们的这些奇异妄想，告诉他们这些妄想发自于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向往或对其他方式的恐惧。索姆与几个同事对那位电子工程师的病症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研究，发现这些妄想多是积极的，并有强烈表达的意愿。之后他将患者的大脑损伤诊断与主观诊断进行配对比较，进行神经精神分析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