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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的身体:从身体出发的关系视角

王静华2017-7-06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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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T’S BODY: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FROM THE BODY
分析师的身体:从身体出发的关系视角
JON SLETVOLD, PsyD
翻译:王静华

作者简介:Jon Sletvold, PsyD, 是挪威性格分析学院的教授、培训分析师和督导分析师。他已经在本国期刊和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关于身体在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中的作用的数篇论文,并且是两本书的联合作者之一。他是《具身分析师:从弗洛伊德和赖希到关系性(The Embodied Analyst: From Freud and Reich to Relationality)》的作者,此书获得NAAP的Gradiva Award奖项。

本篇论文提出,分析师自己的身体是分析场景中体验和交流能力的重要基础。在分析过程中,与患者互动的同时,分析师持续标记、感受和感觉自己身体内正在发生什么和有怎样的变化,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意识觉察的范围。并且提出,治疗行为从根本上取决于分析师即刻回应患者的情绪、行为和言语表达的能力和自由——语言和非语言。并且承认反思性思考的重要性,但是这取决于分析师有能力觉察到无意识的身体性关系体验。本论文在这些假设之上,建议分析训练和督导除了传统地重视言语交流之外,也应该聚焦在促进分析师对具身体验和表达的敏感性。
关键词:身体的,具身分析,活现,关系体验,无意识

总之,我的身体不仅仅是所有其他客体中的一个客体,所有其它感觉性质的复合体中的一个感觉性质的复合体,我的身体也是一个能敏感于所有其它客体的一个客体,它因各种声音而共鸣,它因各种颜色而振动,它以接受词语的方式把最初的意义给予词语。
—梅洛•庞蒂(1945, p. 236)

本篇论文提出,分析师自己的身体是分析场景中体验和交流能力的重要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在分析过程中,与患者互动的同时,分析师持续标记、感受和感觉自己身体内正在发生什么和有怎样的变化,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意识觉察的范围。本论文承认反思性思考的重要性,但指出这取决于分析师有能力觉察到无意识的身体性关系体验。在这些假设之上,本论文建议分析训练和督导除了传统地重视言语交流之外,也应该聚焦在促进分析师对具身体验和表达的敏感性。我把这个视角称为从身体出发的关系视角。
这个视角从根本上暗示了把身体视为主体、具身自我(embodied self)或身体我(bodily I),或者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这个“客体敏感于所有其它客体”(1945/1996, p. 236)。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中,身体倾向于依据笛卡尔的哲学概念而被视为客体。心智被认为是主体,或多或少是非具身的。我之前选择笛卡尔哲学体系的斯宾诺沙(Sletvold, 2014);在斯宾诺沙自己的构想里,心智被描述为:“人类心智不会把任何外部身体感知为实际存在,除非通过理性调节(影响)它自己的身体”(Spinoza, 1677/1982, Proposition 26)。据我所知,马里恩•米尔纳(1987)是精神分析界首位描述理性是如何从专注于“调节(影响)个体自己身体”之中浮现出来(Spinoza, 1677/1982, Proposition 26)。后来,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达马西奥(1995)写到,“一开始,没有触摸,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没有主动地前/后移动”((p. 232)。随着身体触摸到、看到、听到、移动,就有了相当程度的身体感受。由于所有这一切,我认为身体本身构造了我们基本的知觉系统。
尽管我在本文中主要把身体看作主体,但身体显然也是作为一个客体而存在——物理客体(解剖学、生理学)和文化客体。总之,我们只有一个活着的身体,它纳入了作为现实中众多客体中的一个客体和作为现实中身体主体的双重体验。

渊源和理论基础
我在之前的论文(Sletvold, 2011, 2014)中描述过本文所展述视角的历史背景。也就是以威尔海姆•赖希的性格分析工作成果为出发点。赖希(Reich, 1942/1978)写到,“‘什么(what)’,是弗洛伊德学派深为人知的技术;与之相比,我放置的是‘如何(how)’”。我已经知道‘如何’,也就是较之患者的所言,患者的行为和交流方式要重要得多”(p.152)。按照精神分析技术的这个新方向,并不是几乎绝对地集中在口头语言之上,分析师参与到患者身体的情绪交流之中。这个焦点暗示了把身体视为交流的主体、具身自我或者我(I)。这与赖希后期的视角相去甚远,赖希后期认为需要治愈身体的肌肉紧张和能量阻滞,这是通过植物疗法(vegetotherapy)、有机疗法(orgontherapy)和任何其他的赖希式身体工作的形式(Sletvold, 2014)。
赖希(1933/1979)早期的身体特征分析观点认为身体是情绪体验和交流之所,这对我产生持久且重要的影响。赖希关注的是患者身体的体验和情绪交流。可以这么说,我对于当代关系特征分析的发展工作,主要就是进一步扩展该观点以纳入分析师的情绪性交流身体。因此,一个人需要越少聚焦在分析师如何看待患者——比如说患者的性格——并且重要的是更多地聚焦在同步于患者在他自己的身体内、分析师如何体验(感觉、感知)自己。我的观点核心是假设我们主要是通过自己身体的感受和知觉来了解自己和他人。
从理论上而言,我对于具身分析师(embodied analyst)的概念——或者说,分析师的身体——整合了精神分析观点和神经生物学(Sletvold, 2013a, 2014)。此时,我要强调的观念是,身体动作和感觉是不可分割的并构成独一无二的整合现象。那种认为我们可以分离所为与所感的想法是错误的。从分析师身体的视角来看,我们如何反应、回应和感受,都是源自相同的情绪性身体状态。这个观点立足于经典弗洛伊德学派核心的活现(enactment)概念(Jacobs, 1986; Katz, 2014),并在关系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Aron, 2003; Bass, 2003; Black, 2003)。它也立足于婴儿观察研究中的动作和互动(action and interaction)(Beebe & Lachmann, 2002, 2014; Stern, 1985, 2004)。
最后,它立足于我对于性格分析传统发展的具身化(embodiment)的视角之上(Reich, 1933/1979; Sletvold, 2011, 2014)。我认为,我们发展了身体现象的显性语言。具身心智(embodied mind)的思想,在过去二十年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通常是把非语言的、内隐的和未成形的作为评估准则。这些术语实际反应了以语言的、外显的和成形的作为历史起点。我不这样认为,我使用的术语涉及具身的(embodied)、身体的(bodily)、身体-情绪的(body-emotional)、情感-动作(affect-motor)和情绪-行为(e-motion)。

情绪-行为的、想象的和言语的

心理学不仅错误地把动作(movement)和知觉(perception)相分离,而且混淆了分离动作和感受(feeling)造成的问题。言语表达时,一直知道动作和感受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像会使用情绪或情绪-行为这个词。当我们被某样东西“触动(are moved)”时,通常并不意味着我们被物理地推动或被拉动,而是我们被某样东西所影响。这是理解本篇论文主张的分析师身体的基本概念。
这篇论文是关于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被持续地触动,既是因为患者持续的身体-情绪交流(body-emotional communication),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这个交流的身体-情绪回应(body-emotional responses)。内在-活动(Inter-action)和感受紧密交织进生命过程。这个过程总是沿着一个方向前行,从初始/出生(inception/birth)到死亡。模式可能或多或少会被精确地重复,但是身体-情绪生命并不能时光倒流;我们没有重复按钮。具身心智、性格和身体我,根植于这个持续的身体-情绪生命过程。另一方面,思想和幻想可以在时间线上前后大幅跳跃,也包括跳向旁侧。我认为,感受、有意图的行动和互动、情绪-行为,共同构成心智的基本层面,心智的意象-反思性(幻想)和语言-反思性表达从这个层面上浮现出来。这个观点与斯特恩(2010)的这个提议相共鸣:精神分析的言语叙事不是诠释的结果,而是“临床过程的无意识面向自发的结果”(p. 107)。这个观点得到了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BCPSG; 2007)的开创性工作成果的进一步支持,他们陈述到,“以前的精神分析理论已经由表及里发生天翻地覆的差异……因为以前的心智观上下颠倒,认为抽象高于互动、象征的/语义的高于情感的/互动的”(pp. 2–3)。把身体性情感互动视为心智的基本层面——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但并不必然是被抑制的——并没有暗示放弃反思、意象和概念性想法的作用。但是,它暗示,再次引用BCPSG(2007)的说法,“思考(thinking)本身既要求并依靠源自动作(movement)和行为的感受,也要求并依靠源自身体的感受”(p. 17)。
思想(thoughts),源自身体,同时也具有将它们自身从身体中释放出来的能力,这是感受无法做到的。套用达马西奥(1995)的话,我们也许会说感受是身体俘获的观众,而思想却一直在自由漂浮。我相信,思想将自身从身体中释放出来的能力,也能够服务于加强非具身心智的理性(idea)。
弗洛伊德(1923)提出,图像思维(thinking in images)早于语言思维。但是,我并不接受他暗示意象思维依旧是一种更加原始、受限的思维形式。这个观点的结果就是视觉艺术曾经在某些方面劣于语言的、叙述性艺术。当知觉(perceptions)成为被记起的知觉时,图像思维启动;图像不再附着在持续的互动。所以,紧跟在言语性概念之后的图像不再附着于此时此刻的感知和感受,而是能够成为那时那刻任何可想像之物。尤其是,人类形成“关于思想的理性”的这个能力(Damasio, 2004, p. 215),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我认为它也激发了非具身心智或灵魂的概念。
情绪-行为、意象/幻想和言语思维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们的运动速度不同。感受,移动速度最快,言语思维最慢,意象和幻想可能处于前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卡内曼(2012)在《思考的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概念。我宁愿说,“感受来得快、思考行得慢”。但是,感受从来就不包含认知组件、不包含对情境的认知评价,通常是没有意识的。假如我们的情感性行动比我们的思考或反思更加迅速,这对治疗行为是有启示的,我稍后再回到这个议题上。我们反应的速度比起我们能够形成一个诠释或干预的速度更快。我们在本质上是在和“自发的体验(unbidden experience)”一起工作(Stern, 2013)。因此,我认为对于大多数治疗师的行为,较之描述为一种诠释/干预(interpretation/intervention),也许更适切的描述是一种反应(response)。

活现:朝向具身分析的过渡客体

在弗洛伊德早期职业期间,他曾经写到,“无一例外地是,一个人的心智状态的呈现方式包括他的面部肌肉的紧张和放松……他的发声、肢体行为、尤其是他的双手动作的变化”(p. 286)。弗洛伊德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向其他人隐藏他的心理状态,这些躯体变化将成为阻碍。“但是这些躯体变化能够提供更加可信的线索,能够从中推断出他的心理状态,而且,可以更加确信依据躯体变化做出的推断,言语表达也许是有意为之”(p. 286)。弗洛伊德也解释到,在更狭隘意义上而言,情感具有与躯体过程有特定联结的特征;“但是,严格来说,所有的心理状态,包括那些我们通常视为“思维的过程(‘processes of thought)”,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情感性的(affective)”(p. 288)。
尽管弗洛伊德(1923)早期确信并在后期得出结论:我(自我)和心智的身体性是首要的,但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根本上就是“谈话治疗”。随着逐渐意识到弗洛伊德早期论述的正确性,活现(enactment)这个术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我看来,“活现”是从“谈话治疗”通往“情绪交流治疗(emotionally communicating cure)”的“过渡概念”
关于活现的早期观点是认为活现由离散事件、语言涌现的中断组成。这个观点是非常自然的第一步,认识到治疗行为不仅仅是谈话;患者或分析师的行为有时可能也参与其中。慢慢地,越来越常见的是把活现看作分析过程和治疗行为当中始终存在的一个组件。Aron and Atlas (2015)最近开始重视活现在更大的治疗过程流中的定位。

治疗行为是双元体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取决于与身体和“关系性理解”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内隐的和浮现的过程…而不是作为过去被解离的记忆的返回,而是开始引入不同的存在方式,开始打开新的关系可能性。(pp. 316–317)

在“来自未来的记忆(Memories From the Future)”一文中,Aron and Atlas(2015)讨论了生成性活现(generative enactments),主张活现也许可以被视为对未来解决方案的预彩排。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并且我自己也写过关于记忆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具身分析师(The Embodied Analyst)” (Sletvold, 2014),我写到,“当一个微笑着、表面上看起来很友善的患者,他的胳膊和双腿却呈现出防御性的姿态,他可能想要逃开,与此同时也渴望着亲密和可以信任的关系”(p. 117)。性格掩饰了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
我们与他人的相遇时,一方面预期过去的事件会再次发生;另一方面又期望这一次会有不同的、更好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变化过程是关于如何与过去在一起(being together)的方式交战,这个变化过程为新的在一起的方式铺平了道路,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治疗关系中,就此而言,人们来到一起的任何时刻,这两股力量都始终存在。我曾经就进化记忆写到,“它是关于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的需要和所需关系类型的知识。在我看来,心理治疗过程中,进化记忆是我们最重要的联盟。就是它使变化成为可能”(Sletvold, 2005, p. 502)。实际上,本论文的中心点是——治疗行为在根本上是对患者持续性行为的具身回应,既借助于词也无需任何词——患者的行为或活现是生成性的或者具有生成性潜能的前提条件完全依赖于它们能够得到回应。

促进变化的因素?

与之一起、见证(Reis, 2009)、理解(BCPSG, 2013)、回应(Sletvold, 2014),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治疗行为的核心。我们需要向他人述说我们的生命,以言语的和非言语的方式;我们需要感受和思考上的合作伙伴(Stern, 2010)。当然,需要新的叙述,但是“当新的故事落定就位时,真正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Stern, 2010, p. 116)。关于新的理解,重要的事情是呈现出新的自由,“自由地去感觉、关系、看见和言说,是与以往不同的方式”(p. 116)。也许这就解释了患者为什么常常不太记得分析师给出的诠释。接下来,我将给出一个案例片段,来说明一个感受体验如何创造了一种新的自由。

咬手指

与Jim的分析临近结束时,在概括性地回顾整个过程之后,我问Jim是否记得任何他感觉特别重要的时刻。犹豫片刻之后,他谈起他曾经告诉我有关他妻子的一个行为令他深受困扰(他们最近结婚了)。他的妻子有一个习惯,有时候会把手指放进嘴里咬。Jim很厌恶这个行为,乃至觉得很恶心。他对自己的反应感到担忧并问我如何看待这个行为。Jim说,我表达了对他的反应的理解,这让他感觉很好。但是,他说,接下来我把我自己的手指放进嘴里,就和他的妻子的方式一模一样。看到我这样做,引出了他的反应和感受,有些重要的东西发生了变化。厌恶和恶心的感受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感到相当的讨人喜欢。
Jim回顾我们的分析过程,看到我像他妻子那样咬自己的手指所带来的感受变化,在Jim的记忆中是最充满情感的时刻。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看起来,这件事情也例证很多分析互动的发生并不在分析师的意识觉察之内,或者当时有部分感受觉察,但很快就忘记了。但是,这些无意识或内隐身体内在-行为或活现,也许仍然治疗行为中最有效的部分。
这个片段说明了本论文提出的一个基本假设。在分析性两人-身体性情境中(Balint, 1952/1985),我们的身体反应首当其冲且是最快的,这个反应可能伴随着词、也可能没有词。这些反应的发生可能没有意识觉察,或者可能此刻“感到正在发生些什么”(Damasio, 2000),但是这个瞬间的意识感受没有成为情境记忆(episodic memory)。它在核心意识中来来去去(Sletvold, 2014)。基于我的具身督导经验,看起来许多体验互动是以情感-动作记忆的方式被无意识地存储下来,并且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注意身体而意识化。
我相信,与心理治疗质量高度相关的是,我们如何以身体地、无意识地、或者从我们即刻的感觉进行回应。换言之,我赞同Donnel Stern (2013)的看法,“治疗行为需要我们自由地跟随自己新奇的、自发的体验”(p. 227)。前述这则片段,我把我的行为诠释为我以合理的关系性自由(relational freedom)和“创造性回应(creative responsiveness)”的方式行事——至少在那个时刻一个自发的体验抵达了(Bass, 2003, p. 661)。更进一步地,我的反应阐明了之前的一个观点,活现——在这个案例中是分析师的一个活现——具有治疗性,它必须是回应某些具有生成性潜能的东西。Jim显然不仅想要确认他的反应是合理的,而且想要有一个机会去发现对咬手指行为的不同反应。
接下来,我将给出另一个临床片段,来强调变化过程中词的价值。但是在这个案例中,词在那时变得重要是因为这些词中包含了不可分割的身体性情绪反应。

真的吗

在另一次分析临近结束的时候,我的患者、Mary和我一起回顾这个过程。Mary说,在她看来,我们的关系整体上一直都对她很有帮助。在这个案例中,我也选择接着询问,尽管如此,她是否记得任何在她看来特别重要的事件。思索了一会儿之后,她点点头、说,是的、的确有一个特别时刻。我曾经对她说,“真的吗!”(注1)。我们俩都不记得当时确切的情境,而且我们都觉得竭力回想那个情景并不重要。
注1:这则片段也可以参考我以挪威语发表的一篇论文(Sletvold, 2013b),标题是“Sier du det!”,这是挪威语的一个常见感叹词。字面上翻译过来,意思是“你这样说(say you so)!”。我的英文顾问Christopher Saunders建议我翻译为,“真的吗(You don’t say)!”
后来我开始回想,这些词为何这么重要。这些词本身几乎没有承载任何内容。它们确认了讲述者已经听到他人说了些什么,但是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了,除了可能有些吃惊以外。并没有提到说过了什么。尽管如此,这些词承载了强有力的影响,我认为它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影响来自于给出这些词的姿态、面部表情和声调。换言之,它涉及整体身体的回应方式,词是整体回应的一部分而已。再一次,对于治疗性的回应,所回应的必须是生成性的。
在这个片段中,我认为身体性言语反应,阐明了BCPSG(2008)曾经提出的“意图展开过程(intention unfolding process)”。他们对此解释,

在自发性的言谈中,心里有些东西想要表达…一个想法、一个移动、一个姿态、一种情感、一种生命力情感、一种背景性感觉…这个过程…是动力性的、无法预测的、非常凌乱的、遍布身体内的;它常常涉及所有类似于意识和潜意识的身体性偶发事件。这一非线性动力过程可能就是使我们最具人性的东西。(p. 137)

依我看来,在这两种词之间做出区分很重要:整体性的身体-情绪行为方面的词;反思性思考方面的词。首先是一个即刻反应的组件,接着是心理——有时也是身体性的——跳出持续进行的互动的结果。“真的吗!”,示例的是,词作为整体性的持续情绪性互动的一部分。Rachel Sopher(2015)“我们的秘密集中营(Our Secret Auschwitz)”,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段,举例说明了一个词某种程度上介于两种言谈形式的边界处。Rachel Sopher在某个时刻对她的治疗师说,

 “你认为大屠杀的创伤影响了我的家庭、影响了我的生活吗?”她以一种坦率的表情看着我,直白确定简单地说“是的。”很难知晓治疗做了什么…很难知晓哪些时刻改变了接下来所有的时刻。但是,我感到非常幸运在那种情况下拥有这样的记忆,我的治疗师大声地说出“是的”。(paras. 19–20)

在“我们的秘密集中营(Our Secret Auschwitz)”一文中,“是的”,这个词的意义确实相当重要,但是“坦率的表情”和“直白确定”也非常重要。
我并不是试图论辩,治疗行为更多地取决于我阐述的那种“相遇时刻(moments of meeting)”。这些片段主要是为了说明分析师和患者互动性的身体如何塑造了治疗过程的基本层面。这个过程一直在向前发展。感觉和与这些感觉相关联的词也是向前发展的,正如它们与身体和生命过程密不可分。可以这么说,它们是生命的“飞行记录器(flight recorder)”,自始至终地记录所有事件的黑匣子。另一方面,反思性思考(意象的和言语的)暗示了存在“重复按钮(repeat button)”。在幻想和思考中,我们是能够后退、跳开和前行。经典精神分析首先赋予词来传达反思性思考,也就是传统的诠释和干预的概念。当然,解释是反思性思考的结果,它一直在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可不想做些得不偿失的事情,但是篇幅并不允许进一步讨论反思性言语干预的作用。
此文中,我主张情绪性交流就是以身体为基础的过程。当词成为这个交流的一部分时,它们就总是被身体性偶发事件所裹挟。这些身体性偶发事件,包括斯特恩(2013)的“障碍与擦伤(snags and chafings)”,是自发的,并且身体性反应在任何有意识的反思之前就已经在我们内在形成。但是,有时在之后可以对它们加以反思。再者,我相信,决定我们的身体性回应能力的是关系自由和创造性回应能力的程度,它们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加以提升,训练目标是提升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性体验和表达的敏感性。
我们需要多个视角

本论文中主张的观点暗示,无论分析师是否意识到并加以考虑,分析师的(以及患者的)身体运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确实,当进入僵局,我的经验告诉我造成僵局的资料大部分是无意识的身体-情绪性互动,而不是言语对话。正如我主张的,人类互动创造了无意识情绪,它们以情绪-行为的或者情感-动作记忆形式存储下来。当所创造的情绪-行为、活现只有一种视角,就会发生僵局。实际上,僵局有三种主要的形式。一个是失联(disconnection),离对方越来越远(Aron, 2006)。双方都卡在他们自己的情绪性身体状体中,对于另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失去敏感和知觉。另外两种主要的形式暗含着存在情绪上的联结,却是毫无关系性自由的重复形式(Stern, 2010)。这个现象已经在各种精神分析文献中被广泛描述和讨论,不同理论可能分别称之为投射性认同、一致性和互补性认同、付诸行动和活现。互补性形式被Benjamin (2004)生动地描述为“行动者-行动”关系。类似于“跷跷板”一样卡在互补双元直线关系,Aron(2006)写到,“尽管每一方只占据一边,但是双方一起就认同这样两个位置。我们知道,虐待狂认同受虐狂,反之亦然,即使这些认同在意识层面是被拒绝的” (p. 355)。
第三种形式是Racker’s (1968/2002)的一致性认同,我描述为陷入共情。在这种情境下,分析师常常仅关注对病人的理解,却与自己对病人的情绪反应失联。数位作者描述这些主要的僵局形式。我想要补充的是对这些现象的身体性质进行一个清晰的聚焦。这个身体聚焦不仅是在心理治疗中,而且也是在具身督导模型得到系统化的整理,这个模型是由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过去多年以来逐渐发展起来(Sletvold, 2012, 2014)。

具身督导

以这个模型为基础的督导,开始阶段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督导相同。但是,在受督导者相当清楚地描述她想要检视的治疗情境,并且督导师感到他对此非常了解以后,受督导者可能会被邀请至“治疗房间(the therapy room)”。通常我们会首先邀请受督导者坐在治疗师的椅子上,之后再进入患者的位置。督导师鼓励受督导者依次在这两个位置,尽可能准确地重新创造物理性身体姿态和移动。接着鼓励受督导者使用词来传达他们占据这两个位置时的体验。两个位置的体验倾向于是不同的并且常常令受督导者很吃惊。
完成之后,我们会邀请受督导者进入第三个位置——坐在与治疗师位置和患者位置成直角的一把椅子上。坐在第三个位置上,邀请受督导者在心里保留之前两个位置上的反应。这倾向于产生新的视角和想法,并且通常增强了受督导者的反思能力、提升了以我们为中心的客观性(we-centered objectivity)。

美国内战

分析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被Paul热情不减地持续大量讲述所迷惑,我认为这些事情和他在生活中面临的挑战并没有明显的联系,而正是这些挑战推动他进入治疗。文学是Paul的职业,所以他广泛阅读并且能够谈论很多我也很感兴趣的主题。慢慢地,尽管我发现大多数时候这很有趣,但是我越来越感到我并没有在做我该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是被支付。在我看来,Paul热切谈论的各种主题与他的问题并没有确定的联系,我认为这也许是为了防御面对更加脆弱的问题。我试图表达尽管我发现他正在谈论的主题非常有趣,但是我没有发现这些有助于处理他生活中的挑战,这些挑战是值得考虑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如何从写作中谋生。
但是,我们的对话不久之后,更贴切的说法是他的独白不久之后他就回到相同的轨道上。Paul给出了新的主题。他变得非常着迷于美国内战,仔细研究它并且和我详细地分享他的研究结果。一开始这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也对历史非常感兴趣。但是一段时间后,就让人感到越来越荒谬无聊。在情绪上,我标记到我内在持续增涨的恼怒。此外,还有一种确切地、对Paul的蔑视。简而言之,我的情绪性身体状态已经失去共情。认知到这一点,我决定在我的同辈督导团体中探索和Paul一起的这个情境,探索方式就是使用前述的方法。在分析师位置上,探索我在我的身体内所感受的,我发现除了我已经觉察到的恼怒和蔑视以外,我还感到无助。当我在患者位置上开始物理地模仿Paul,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他特别热切地谈论内战中的将军(Grant, Sherman, Lee),这个行为开始呈现全新且不同的意义。我展开了这样一个印象,在将军的性格中、在他们的决定带来各种结果中, Paul以某种方式看到了他自己的挑战和困难选择。
坐在第三个位置是步入旁侧,我清楚地看到分析师——就是我自己——仅仅捕捉到Paul所谈论的内容,并且逐步失去和他的情绪联结。因此我感到恼怒、蔑视和无助。重新恢复和Paul的共情联结以后,一个新的且不同的关系方式自动地浮现出来。
此处应该注意到,这个新发现的具身共情必然已经以某种无意识的方式在我的身体内存在(see Aron, 2006)。具身共情不能仅通过模仿就能被发现;也需要借助无意识的情感-动作记忆。再次回到和Paul的治疗中,感觉那一切开始变得非常不同。Paul所说和我认为我们所应该做,这之间的差异感消失了。确实,我现在感到他正在告诉我的,就是在正确的轨道上。他依旧继续他有些不同寻常的方式探索和阐述他未来的生活挑战,而且我依然会质疑他的某些观点,但我现在是以分享的姿态而不是失联的姿态。我依旧很难从我们的非语言互动方式上看到变化的迹象。但是,与我关系亲密的一位同事和我共有一个候诊室,他告诉我,当他们在等候区偶遇时对我的患者的体验相当不同。Paul起初对我的同事起初完全没有反应,接着逐渐表现出能觉察到我的同事的存在,最后临近结束时,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友好的目光接触。

结论
 
“成为人,就要活在身体里(Being human involve[s] living in a body)”Seligman (2014, p. II)指出并论述 “具身的分析师(The Embodied Analyst)”。我相信就此而言,大多数精神分析师、心理治疗师和人们理解这个基本原则。然而,一直没有重视这个核心观念对于分析过程和分析行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确切地说,只关注患者和分析师非具身心智一直被认为已经足够了。我自己关于这些事情的思考以及发展演化是源于对关系精神分析的高度认同。这个转变早期的理论建构,帮助我从关注患者的身体扩展至也关注分析师的身体。
我在督导中使用具身方法十多年的广泛经验,让我确信关注分析师身体所具有的临床价值。鼓励治疗师/分析师系统化地关注身体感知和运动,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惊讶地看到他们是如何接近他们之前隐匿的体验面向。而且看起来很必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模型在分析师位置和患者位置之间插入一个物理距离,也是在“我,你和我们”之间或者“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之间插入一个物理距离。以具身方法进行督导的期间,受督导者在治疗师的物理位置上或者是在患者的物理位置上,所想到的非常不同。最经常的是,随着她移入这样两个人的物理空间时,她都会获得一些意外发现,有时乃至是非常大的意外。第三个位置步入旁侧,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使分析师在分别体验到两个身体-心智以后,能够注视并体验到它们的相遇。第三个位置赋予受督导者思考的空间。尽管不是总是,但我们也常常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并涌现新的视角和选择。
除了将观察点分离成三个位置之外,看起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帮助身体表达”?根据我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督导师,督导师的工作就像是一个剧场导演,耐心地帮助受督导者尽可能准确地发现躯体姿势和移动,并给予受督导者足够的时间和支持去注意正在浮现的身体感知和感受。我们尽力协助受督导者沉“降入整体的内在身体意识”(Milner, 1987, p. 236)。我试图表达的是,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进行督导时,我有时很难记得实际浮现的细节。我一直聚焦在受督导者的过程。我的工作是帮助治疗师找到她自己的方式,走那条路是她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多么容易依赖我们自己的信念和理论。某些人,例如我,非常坚定地“信任”身体,就很容易把治疗成功归因于身体体验。但是,看到其他治疗师/分析师有能力在他们自己的身体内探寻(其他分析师能够帮助我在我自己的身体里探寻),就已经尤其令我印象深刻。我想要鼓励其他分析师和治疗师和我一起,从理论层面和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探索这些理念。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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