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先生的两次分析

作者：科胡特

 

摘要

 

正如我一开始就说过的，先前的报告只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观点：自体心理学对临床工作有极大的帮助，它使得我们能够理解意义，或理解意义的重要性，前者不是由我们得出的结论，至少不是有意识这样做的。本文不是关于自体心理学的一篇理论的报告——理论部分会在别的地方阐述。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附上一份关于Z先生的精神病理学的概要，这是我在他的两次分析中所理解到的部分。至于其他内容，我希望让案例本身来说话。

引言

 

尽管精神分析的自体心理学只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但它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有些人希望对它有透彻的理解，有些人把新的概念应用于他们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工作，有些人正认真地试图学习关于它的新的内容，并希望对它做出一个明智的判断，为了对这些同事有所助益，我们需要对理论上的结果做一个概述，并证明这些结果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的效用。首先，关于理论洞见的简要陈述已经发表在本期杂志上；其次，关于这些新观点的临床效用的资料已经收集在《自体心理学案例报告》一书中。当然，本文的案例报告属于后面一种情形，其目的是说明在临床工作中相关的新的精神分析洞见。

 

前面提到过的概要中有两点使得我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案例：第一，Z先生的人格很清楚地表明了自体心理学的解释的力量。第二，更确切的原因是，Z先生的分析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的设定是一周做五次分析，持续大约四年，中间有一个大约五年半的间隔期。在第一阶段的分析中，我完全从经典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待分析材料。但在第二阶段开始时，我正在撰写《自恋的形式与转换》，而到结束时，我正深深沉浸在《自体的分析》的写作中。所以，第二阶段与我当时的工作状态一致，我那时正在开始检视一个新的框架——即一个新的角度，简单来说，这个新的角度让我能去觉察意义，或者说觉察意义的重要性，我先前并未有意识地去觉察这些内容。因而我可以通过这个案例来说明，这段时间内我的理论视角所发生的变化对我认识Z先生的精神病理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让我能够从主要考虑病人利益的角度给他提供机会以确定他人格的一些部分，而这些部分是在他的治疗的第一阶段没有触及过的。

 

临床资料

 

Z先生在二十五岁左右时来我这里预约做精神分析治疗，他那时在读研究生，是一个长相英俊、身材结实、肌肉发达的男子。他脸色苍白，敏感而有些神经质，那是一张兼具梦想家和思想家特质的脸，与他的运动员一般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语气温和，说话时经常迟疑不决。

 

Z先生和他寡居的母亲住在一起，经济条件很宽裕，因为他父亲生前不仅是一个很成功的商务主管，而且自己还继承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四年前他父亲去世，Z先生是唯一的孩子。

 

起初，Z先生谈到自己的困扰时相当模糊。他主诉有很多轻微的身体症状——心脏早博、手掌出汗、胃部充盈感、周期性的便秘或腹泻。他还提到他感觉在社交方面很孤单，因为他无法和女孩建立任何关系。尽管从他的学业分数和老师的反馈来看，他的学术工作做得很出色，但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很差。他试着缓解自己孤独的方式是读书、看电影、看戏和听音乐会——他或者一个人去，或者和一个没有结婚的朋友一起去，这个朋友在和女性交往方面也有困难，他们从上高中时就关系密切。两个朋友经常由病人的母亲陪伴，这位母亲是一个有多种艺术趣味的女人（她画画、写诗）。我的印象是，不管有多少病理性和令人不满意的成分，这一直是一个聪明而英俊的年经人在他二十多岁时的生活模式，他在与他的母亲和朋友的关系中达成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让他避免了面对他的抑制时所遇到的强烈的冲击，我很诧异那时是什么特殊的事件促使他来寻求治疗。后来我发现，有一件事打破了这个从防御的角度建立起来的三人平衡：在病人来看我之前几个月，他的朋友恋上了一个年纪很大的妇人。他不仅把病人排除在与这个妇人的关系之外——Z先生从未碰见过这个妇人，甚至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他还变得对和Z先生见面很冷淡。他不再参与有Z先生的母亲参加的社交和文化活动，尽管他确实还和他们两人都有电话联系。

 

一开始，揭示Z先生的问题的细节这项工作进展得很缓慢，并且由于他的羞耻感而产生了强烈的阻抗——特别困难的是揭示出病人不仅经常手淫，而且手淫的幻想具有受虐的性质。在他的幻想中——他从来没有实施过——他顺从地被一个专横的女人驱使去做一些不体面的差事。他总是把被一个女人驱迫而实施性行为这样一个故事拉得很长，在此之后达到性高潮，他把这个女人想象得强壮、苛刻、贪得无厌。在射精那一刻，他往往体验到一种感觉，那就是不顾一切地竭力按照那个女人的要求去做，同样的，正如他所说，一匹马被迫去拉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车，这车的重量对它的力量来说是过于沉重了，马车夫的鞭子驱使着它使出最后一点点力气，或者就像罗马的苦役犯，在某次海战中被他们的监工挥动鞭子驱赶着往前冲。

 

在第一阶段的分析中得到的起源学资料可以分成两组：来自Z先生的童年时期的材料；来自他青春期前和青春期早期的材料。

 

Z先生无法记起他生活的最早期的情形，而来自外部和他的人格特质的证据都显示，可能他在一岁或一岁半那一段过得很幸福。但他母亲严重的人格扭曲可能根本上一直存在，这在后面会讨论到，当病人出生时她还很年轻，由于孩子还小，她与孩子的缠结与那个阶段还相适应，所以她与她的小宝宝的浓烈的关系造成了她的有益于健康的态度。无论如何，孩子显然是她的掌上明珠，父亲看来也很喜欢这个孩子——至少从如下情形可以看到这一点：这对年轻夫妇一起看婴儿书，拍快照和家庭电影。不管照片上的他是由母亲抱着还是偶尔由父亲抱着，他脸上的表情和大体上的行为举止都显示他似乎是一个幸福、健康的婴儿。尽管在第二阶段的分析中我们采取了颇为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来自他童年的材料的意义，但可以料想，我们对他的最早期生活的印象一直没有改变：在Z先生的人格中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内核，快乐而热情，富于进取心，这些部分从最早的时期就一直保留下来，尽管后来经历了一系列的扭曲。

 

大约在病人三岁半时，发生了一连串意义深远的事件。Z先生的父亲患了重病，住院数月。父亲的病本身无疑是一个困扰。但更为重要的是，父亲在住院期间与一个照顾他的护士坠入爱河，病好之后他决定不回家，而是与这个护士一起生活。这段关系大约持续了一年半，在此期间，父亲很少关照他的家庭。他们没有离婚，据病人的母亲说，在病人五岁时，父亲和那个护士闹翻了，又重新回到家里。尽管从外表看，家庭以这种方式得以重建，但从那以后父母的婚姻无疑陷入了不幸。（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当父亲生病期间，Z先生的母亲照顾他，父母之间稍稍恢复了一点情感。）

 

在分析的第一年，最突出的主题是退行的母亲移情，这种移情当与病人的自恋相联系时尤其明显，也就是说，正如我们随后所看到的，移情中包含着非现实的、欺骗式的夸大，他要求精神分析情景应当复原那种独有的控制，达到那种由一个溺爱的母亲所给予的赞赏和特殊照顾的程度——我曾多次对病人面质这一点——在病人非常关键的童年阶段，在没有兄弟姐妹竞争的前俄狄浦斯期，在没有父亲竞争的俄狄浦斯期，母亲把全部的专注都倾注到病人身上。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完全反对这些解释，并且有强烈的阻抗。他多次以狂怒来回击我——实际上，在最初一年半的分析中，他表现出的都是被狂怒主导的状态。这些攻击或者是对我所做的涉及他的自恋要求和他的傲慢的“权力”感的回应，或者是由于像周末的中断这样一些不可避免的挫折，偶尔也有时间安排上被打乱，或者在我休假时特别明显。补充说一点，在我休假期间，病人会出现伴有疑病性先占观念的抑郁，并闪现过自杀念头。大约一年半之后，他有些突然地变得很平静，他坚持认为，他的愤怒是有理由的，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是我对他的理解明显增加了。我以赞同的口吻谈论这个变化，并说针对他的自恋妄想的修通工作现在奏效了，病人以友好而平静的方式拒绝了这个解释。他说，发生这种变化主要不是因为他身上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我做的某些事情。他说，我的其中一个解释触到了他的无法满足的自恋需求，他用了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当然，当一个人没有被给予他认为他所应当得到的东西的时候，那时很痛苦的。”我那时并不理解我的谈论有怎样的意义——至少并未有意识地去弄清楚——我继续相信病人正在放弃他的自恋要求，他的狂怒和抑郁状态的减少是由于针对他的自恋的修通过程累加的结果。我对自己说，为了保留病人认为是引起他改变的那个部分，我最近以不会招致反对的和无意义的言辞提出了一个解释。我记得我甚至考虑过向病人指出，为了否认我的解释的有效性，他亮出了一道作为最后防线的阻抗，目的是抗拒完全接受他的自恋要求的妄想的性质。但幸运的是——正如我在回顾案例治疗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我决定不这样进行，因为我不想干扰分析进程，治疗现在看来正在一些新的方面取得进展并在推进，我那时认为，推进的方向是他的精神病理的核心区域。

 

从那时起，以下内容成了分析治疗的中心：一方面是移情现象和各种记忆，正如我随后看到的，这些移情和记忆涉及到他在婴儿性欲和攻击方面的病理冲突——他的俄狄浦斯情结、阉割焦虑、童年期的手淫、对有阴茎的女人的幻想，尤其是他对原始场景的先占观念——另一方面，据他自己说，从十一岁开始，他卷入过一段同性恋关系，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对方是一个三十岁的中学教师，他那时被父母送去参加一个夏令营，这个教师正好是夏令营的辅导员和副主管。

 

对上面说到的第一个方面我觉得需要在这里做一点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这些情形完全与经典精神分析的见解相吻合。我看到，病人的主要阻抗是他的防御性的自恋和否认机制。我试图向他说明，从很早以前他就一直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病人只有四岁半或五岁时，他父亲实际上已经回到家里，他坚持认为——如同在移情中发生的一样——他没有一个俄狄浦斯期的竞争者，在前俄狄浦斯期完全占有他的母亲直到他父亲回来，这不过是一个妄想。换句话说，对防御性自恋的持续做了解释，这个防御保护他免受觉察到他有一个在性方面占有他的母亲的有力的竞争者的痛苦，也让他免遭阉割焦虑的折磨，因为觉察到自己与竞争者的对抗和敌意冲动会令他无处藏身。

 

作为对这些解释的反应，记忆中浮现出了两个部分的内容：一个部分——最先在梦中呈现——是有关他对父母性交的观察，另一个部分提示了他童年期的手淫和与之相伴随的一系列详尽的幻想。这里我要加上一个数年后在Z先生的第二阶段的分析中变得很清楚的事实，童年期的手淫并没有在潜伏期有所减少，只是在他与辅导员的那一段关系期间暂时停止了，在那以后又继续。与手淫相伴随的幻想实际上从童年期到成年期一直没有改变——尽管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这些幻想在第一阶段的分析的后半部分消失了。

 

从大约五岁到八岁这个阶段，Z先生确实亲眼目睹了他父母的性交场面，那个阶段他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在他父亲回到家里之前，他睡在他父亲的床上，挨着他母亲。他父亲回来后，父母的卧室里搬进了一只长沙发，摆放的位置与父母的床脚十字交叉，这种摆放方式显然是要做成很高的床脚护板，让他不立起身就看不到父母，但摆放得如此接近，父母的床榻的震动当然会传到沙发上。

 

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这些经验必然会对他造成的影响：吓人的声响、令人不安的性刺激。我们特别集中地讨论了这样一个事实：他记得在他的父母之间经常爆发剧烈的争吵，这个孩子亲眼目睹和记忆犹新的原始场景在他的许多按时间顺序的联想中浮现出来，让他得出这样一种重构：他所经历的性交不像是做受，而像是一场战斗。

 

就他记忆所及，他自己的性活动，也就是童年期的手淫，大约开始于他父亲回来的时候，强度不断增加，在他有了自己的房间之后仍在继续。在他所记起的情形中，他童年期手淫幻想的内容是受虐型的。我们无法重新找到具有男人般自信的竞争内容的任何线索，由此可以说，这些幻想构成了一种防御性的退缩，其促成因素是阉割焦虑。从退行和固着的互补序列来看（弗洛伊德，1933，p.126），手淫行为似乎是属于前俄狄浦斯期和生殖器前期的固着（伴有口腔期和肛门期驱力元素的混合物以及占优势的被动性），但不走向退行。因为尽管根据他的记忆，手淫行为大约开始于他父亲回来的前后，但其内容却是从前俄狄浦斯期和前生殖器期就开始了，那个时期他一直单独占有他的母亲。具体来说，只要他重温那些记忆，手淫的幻想总是或多或少地广泛从《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中获取题材，在Z先生的童年早期，他的母亲曾很多次把这本书读给他听，有时是在上床睡觉的时间，有时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在他五到十一岁期间出现的始终不变的幻想中，他想象自己是一个奴隶，被女人出卖，供女人驱使，像一只牲口，像一个没有主动性、没有自己意愿的物品。他被使得团团转，受到极其严厉的对待，他必须照管他的女主人的粪便和尿液——说得明白一点，他经常重复的幻想是女人把尿拉到他的嘴里，也就是说，她迫使他作为一个象抽水马桶那样没有生命的容器来伺候她。

 

在我所做的解释性重建的努力中，我从两个方面推进：我试着让自己着眼于前生殖器期固着的要素，把它们视为与婴儿性欲相关的部分，这一部分与前俄狄浦斯期母亲密切关联，在这一点上我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随着治疗的进展，我试着去弄清并对他解释他附着于前俄狄浦斯期驱力目标的动机——或者是退行到这些目标上——也就是说，他害怕采取与父亲面对面竞争的姿态，这使得他退回到较早的发展水平上，或者，至少是阉割焦虑妨碍了他重要的往前发展的进程。

 

总体来说，我处理Z先生的在精神分析中被动员起来的心理病理的方法与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完全吻合。尤其是他的受虐倾向，我解释为是他的前俄狄浦斯期的占有母亲的内疚感和他潜意识的俄狄浦斯期竞争的性欲化。我认为，通过创造一个刚愎自用的阴茎母亲的形象，他在两个方面对抗自己的阉割焦虑。经由否认人类没有阴茎的幻想，也就是说这些人丧失了他们的阴茎，经由断定他的母亲比父亲更强有力，也就是说，不需要害怕父亲成为一个阉割者，他的母亲可以有效地保护他免受父亲的伤害，因为母亲拥有一个比父亲更强有力的阴茎，比父亲更强大。

 

当然，我们也需要探索Z先生在青春期前那段时间的同性恋关系。尽管病人从治疗一开始就断断续续地谈到这段关系，但关于这个主题的记忆却在后来的分析中特别突出。他把那几年描述为极其幸福的时光——很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或许他早年没有任何冲突地占有母亲的那一段是个例外。与辅导员的那段关系确实是非常愉快的。尽管他们之间只偶尔有不加掩饰的性接触——起初主要是亲吻和拥抱，后来也有裸体的亲昵并手和嘴唇相互温柔地抚弄生殖器——他坚持说性活动不是主要的：那是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这个男孩把他的朋友理想化。夏天，在营地里，他非常钦佩这个同伴，不仅因为对方是一个野外活动的专家，教给他各种技能，而且还是一个精神导师，灌输给男孩他自己深切的，几乎是宗教般的对大自然的爱。后来，当他们回到城里并继续保持接触时，男孩对同伴的钦佩依然如故，但转到了对方的道德、人生观、知识和对文学、音乐的热爱方面。大体上说，我那时的印象是，那段关系在最深的层面上蕴含着前俄狄浦斯期的、性前期的与理想化母亲的关系的再度激活，尤其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这段时间是男孩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公开地在情感上完全远离他的母亲。与辅导员的友谊结束于Z先生临近青春期的时候，那时他开始变声，长出胡须和体毛，生殖器开始成熟。他们最后几个月的关系显然是最糟的。青春期变化的迅速推进看来抽掉了他们的友谊的心理基础——至少我们从未发现任何这段关系结束的其他原因。他们之间的情感连接断裂了，与此同时——也是头一次——出现了粗野的性行为。有一次辅导员试图插入男孩的肛门（这个尝试失败了），另一次——第一次同时也是在他们两年的关系中唯一的一次——当男孩抚弄辅导员的阴茎时他射精了。这些事件发生不久之后他们就中止了见面。

 

Z先生对他的朋友没有感到不满，在分析期间无论什么时候提起他，Z先生的言辞都充满温情。他觉得他们之间一直维系着一种真诚的情感和互助的友谊。尽管在关系结束后他们几乎没有相互见过面，但他们从示完全中断联系，甚至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补充一点，这个男人现在已经结婚，婚姻生活很幸福。他有几个孩子，在职业上也很成功。）

 

在这两年相对幸福的孤立时光之后，Z先生的生活变得一团糟。青春期并没有让他真正对女孩子发生任何兴趣。他反倒是体验到一种越来越多的社会隔绝感，他渐渐地再次变得越来越粘着于他的母亲。而就我们在第一阶段的分析中所知道的，他的父亲对他来讲是一个疏远的形象。他的母亲热衷于她自己的社交生活，有一段时间——在Z先生依恋辅导员之前——与另一个男人关系暧昧，这个男人是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已婚，补充一点，Z先生的父亲对此显然并不反对。

 

从他的同性恋关系结束直到现在，病人在性生活方面一直沉醉于频繁的手淫，并且伴随着与一个女人的受虐关系的幻想。这些幻想不包含同性恋的元素。实际上，尽管我确实注意到同性恋倾向的可能性，但除开接近治疗结束时的一个焦虑的梦之外，我没有发现Z先生有任何通常的同性恋倾向，也就有发现通常那些涉及到同性恋态度的防御姿态，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析中都是如此。

 

简单来说，在第一阶段中获得的在症状和行为方面的结果是：Z先生沉湎于受虐的倾向在分析的后半年逐渐消失，治疗结束时几乎全部没有了。而且，他迈出了成长的决定性一步：从母亲的住宅搬出来，住进了他自己的一套房子。最后，他不仅开始约会，而且在性方面也有了一些积极的姿态，与几个女孩子建立了与他的年龄、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相符合的关系。在分析的最后一年，他当时正在做一个研究项目，开始与一位职业女性过从甚密，这位女性比他大一岁的样子，他向她咨询一些属于自己研究项目内但却超出他知识范围的问题。他主动追求她，与她有过满意的性关系，并考虑和她结婚，尽管直到分析结束时他还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决定。

 

对我来说，评估治疗效果比看到这些改善更为重要，但很明显的是，我觉得这些改善是Z先生的核心冲突被激活并得到修通的直接结果。在分析的早期阶段，他的夸大和自恋的要求得以呈现并被修通，这既表现在他对前俄狄浦斯期母亲持续的固着上，也表现在他专注于防御俄狄浦斯期的竞争和阉割恐惧上。这些部分当然不是突然消失的，而是发生的频度和强度减少了。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一个标识着分析过程真正结束的事实，它被置于病人优先处理的内容之前。Z先生逐渐减少了他对前俄狄浦斯期母亲的依恋的联想，与此同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的俄狄浦斯冲突被激活了。无论如何，我渐渐确定而坚决地拒绝了他在分析的最后几年间重新激活他的自恋的态度、期望和要求，拒绝的方式是告诉病人，这些状态都是阻抗，目的是不去面对涉及到男性阳刚气质和与男人竞争的更深、更强烈的恐惧。病人实际上对我这一面的坚持而强硬的工作态度做出了顺从的回应：自恋的特征淡出了视野，病人的要求和期待变得更现实了，他在自己的职业规划活动和与女性的关系中变得越来越果断。在移情方面，他谈到了对我的攻击性的观念，表达了对我的私生活的好奇，包括我的性生活。

 

在看到他的治疗进展的同时，我也相信他有一些最深的冲突，这些冲突的一个最有意义的标志是他在结束治疗前大约半年时所做的一个梦。在这个梦中——他的联想清楚地指向他父亲重返家庭的时间——

 

他在一所房子里，站在一扇门的内侧，门砰地一声打开了。父亲站在门外，带着大大小小装满礼物的包裹，等着进来。病人感到十分害怕，他试图关上门，把父亲挡在外面。

 

我们针对这个梦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有很多关于当前体验（包括移情）和过去的联想。我们的结论是，这个梦涉及到他对父亲的矛盾态度。出于我已经形成的对他的人格和病理学的总体建构框架，我在解释和重构中特别强调他对重返家庭的父亲的敌意、他的阉割恐惧、他与一个强壮的成年男人面对面的情境；另外，我也指出他从竞争和男性阳刚气质中回撤的倾向，要么退回到古老的对母亲的前俄狄浦斯期的依恋，要么退回到防御性地指向父亲的顺从和被动的同性恋的态度中。

 

这些重构看上去完全言之成理，没有任何瑕疵，它们完全符合如下信条：展开被分析者的冲突，最终通过实施得当的分析让这些冲突得以解决——那时这些信条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几乎是我内心视为理所当然的指导我的治疗工作的准则——我毫不怀疑Z先生的巨大改善确实是基于一种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是把先前的潜意识冲突带入意识的结果。从我所受训理解到的弗洛伊德描述的构造的角度看，一切似乎都理所当然。我们触及到了俄狄浦斯冲突，先前潜意识的指向俄狄浦斯父亲的矛盾情感走到了前台，这里面有一些预料中的通过退行来逃避的尝试，同时伴随着前俄狄浦斯冲突的加剧，最终会有一个提前到来的朝向分析师和与分析师的关系的哀悼期，在走向真正的结束的过程中减弱下来，紧接着是解除信任和合作关系。这一切看来都顺理成章，因为有确实的迹象表明，病人的紊乱的所有本质的方面都有所改善。

 

在那个时候存在的问题比起看上去做得无懈可击的部分来更难描述。但我相信，尽管病人和我都必定在前意识里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却没有去承认和面对结束阶段的一个决定性的要点。坦率地说，这里面的问题在于，与我们所处理过的显著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一个方面例外），在整个结束阶段，情感方面的工作肤浅而乏味——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病人不是强迫人格，没有把他的观念和情感分裂来的倾向。相反，他总是能体验到并表达强烈的情感。他反复体验到极强烈的羞愧和狂怒，并且对于自尊的挫折和伤害感受到深深的困扰；当做出就和获得成功提升让他的自尊得以提升时，他也会带着胜利的喜悦做出热烈的反应。具体的对比是：在结束治疗阶段，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他对真实生活的体验和他对分析访谈的体验——达到了他在分析的早期阶段所达到的情感深度，在那样一种深度情感中，他谈到了对前俄狄浦斯期母亲的理想化和对辅导员的钦佩。仅有的有深度的情感涉及到与分析师的分离，他最终接受了必须终止分析关系这一事实，这个接受过程看来是艰难而真诚的。

 

分析结束时我们友好地握手告别，他表达了对我的感激，我对他未来的生活表达良好的祝愿，那之后的大约五年时间，我与Z先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我们的末次访谈之后大约过了三周时间，他写了一封短信来，并附上他的最后一次治疗费。他在这封信中再次表达了他的感激，并说尽管结束我们的关系对他来说在情感上是很困难的，但他还是处理得很好了。他还提到，他已经决定不和那个上一年他约会的女人结婚，但他会在别处去留意。我有两次意外地碰见这个病人：一次是在剧院里，另一次是在音乐会上。每次他都和一个年轻女子在一起——每次都换一个——他把那个女子介绍给我认识，每次我们都会社交性地、简短而友好地聊上几句。从谈话中我得知他的一些情况，他在职业上做得很好，但并不过于活跃，没有表现出抑郁的情形。

 

在终止分析治疗大约四年半之后，Z先生告诉我他再次遇到了麻烦，这让我很惊讶。他把自己的情形写在一张圣诞卡上，他寄这张卡给我是对我那时正在主持一间咨询室表示祝贺（我后来发现，他早在半年多以前就从报纸上的启事中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没有马上对我做任何表示）。他在结尾处说希望我假期过得愉快。看上去似乎是写完后才想起来的，他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话，说他最近一直不太好，可能不久会和我联系。我对他的祝贺表示感谢，我告诉他，如果他仍然觉得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此后不久他就做了一次预约。

 

当他来见我时，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处在紧绷的状态中。但他的谈话随意而坦然，他告诉我这几年中发生的事情，并解释了他现在来看我的原因。他的生活没有明显的变化。他仍然一个人住在自己的公寓里。他眼下没有跟任何一个女孩有来往，但前一段却有过一连串的恋爱事件。他在性方面总是能力很强——此前曾经有过的轻微的早泄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困难——但他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他投入的关系中情感总是很肤浅，尤其是他的性生活并没有给予他真正的满足。随后，他很快提到——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我推想这标示出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先前沉湎于手淫并伴有受虐幻想的情形没有再出现过，虽然表面上看，他在自己的职业方面做得很出色，但他并不能享受他的工作，而是感到那就像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负担，一种打杂的活儿。我还记得，基于他把自己的性受虐没有再反复与对他的工作的不堪重负放在一起并列讲述，我马上推测，与我所期望的结果相反，第一次分析并没有通过结构的改变达到治愈他的受虐倾向的目标，这些倾向只是被压制下去，现在总体上转到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要补充说明，这个印象在第二次分析过程中从我们所获得的材料上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他随后告诉我，受虐幻想实际上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他经常在与他的女友性交的过程中激活这些幻想。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对抗早泄，以获得更强烈的性体验。最后，在此前的几个月中，当他与新近的一个女友分手后，他变得害怕不断增加的社交隔离感，特别是——他的反应就像先前的成瘾者害怕再次屈从于自己的毒瘾一样——害怕他迄今为止一直抵抗的诱惑：买色情书籍、带着受虐幻想手淫。

 

尽管我误解了这个因素在Z先生那时候重新回到治疗中的意义，但我模糊地认识到，在最初的两次访谈中他向我提供了最重要的信息，那是关于Z先生的母亲的情况，他的母亲在五十五岁左右，也就是大约一年半以前，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人格改变。Z先生离开她搬出来（大约五年前）以后，她变得越来越与世隔绝，几乎足不出户，大约两年前，她出现了明显的受限制偏执妄想。我立刻感到很疑惑，Z先生母亲的严重的情结紊乱在某些方面会不会与Z先生情况恶化并来求助于我有关。他是否面对着一个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没有放弃的爱的客体的丧失？抑或他对抛弃母亲并导致她因此患病而感到内疚？他自己考虑过这些可能性，他实际上意识到了自己有某些丧失感和内疚感。但他没有认识到——我们在第二次分析过程中达成了这个出人意料的领悟——看起来自相矛盾的是，他母亲的严重的情绪紊乱并不是一个把他拖回到先前的疾病中的有害的力量，而是把他推向健康的有益的促动，这一点会在后面解释。

 

尽管Z先生立刻明确表示要求做进一步的分析，但对我来说，在那个时候开始和他工作还是很困难。因为就像他在第二次访谈中所说的，在第一次和我谈过之后他感觉好多了——实际上，从外表和行为举止上看起来那是很明显的：他的脸部一直紧绷并且脸色苍白，现在他面部放松而且气色回转；他昂首挺胸，所有动作都充满活力；他的言谈更加轻快活泼——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把开始进一步的分析的时间推迟半年。他也同意我的建议，如果他觉得需要一个预约，我会不时地与他见面。事实上，Z先生在最初见面之后并没有做任何预约，但有一次，那是在等待期间过了一半的时候，他写信给我，确认他希望我们会按照设定的日期开始再次分析，同时他说，他现在做得很好。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我猜想，他再次见到我之后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是他已经建立起来的移情的一个方面，我怀疑他的改善是不是与他较早期生活中体验到的良好状态相似，那个时候他的关注点从母亲转向了营地辅导员。换句话说，我开始假设——在第一次分析期间我没有这样设想过——他建立了一种理想化移情。

 

当我们按计划开始第二次分析时，病人的第一个梦（在第一次访谈的头天夜里做的梦）证实了这个假设。梦境非常简单，梦的某些方面的意义几乎一看就能明白，但其深层的意义到很长时间以后才清楚起来。这个梦中没有行动，也没有言辞。

 

那是一幅图像：一个黑发男人置身于一片有丘陵、山峦和湖泊的乡村景色中。尽管这个男人平静而松弛地站在那儿，但他似乎强壮而信心十足。他穿一身城里人的服饰，通过一种复杂而协调的方式——病人看到他戴着一枚戒指，胸前的口袋里突显出手帕的一角，他的每只手里都拿着东西——其中一只手里拿着的或许是雨伞，另一只手里拿的可能是一付手套。这个男人的形象看上去非常不真实而又十分显眼——就如同某些照片中的情形一样，在那些照片中，被摄主体对焦十分清晰，而背景却被模糊了。

 

联想显示，这个形象是一个凝缩体，包含了（1）营地辅导员（风景的确定的特征暗指夏令营的地点）；（2）他的父亲（头发）；（3）分析师（雨伞、手套、手帕、戒指）。那个男人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表和派头十足的举止，病人描述他所使用的钦慕的语气，都表达了与一个理想化客体的关系，也就是理想化移情。我当时并没有理解那个形象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意义，尤其是他那身穿着打扮。但在病人的联想中，他约略回忆起了关于他父亲的那个梦，拖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想要闯进屋里，这个情景与第一次分析的结束阶段建立了一个联结——它昭示着第二次分析就如同是第一次的继续，就像我后来才理解到的，它把第一次的最意味深长的失败之处作为起始点。

 

就像Z先生的这一类案例所具有的特征一样，初始阶段的理想化持续时间很短。那时我刚体悟到面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自恋移情分析师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出于这一洞识，我没有干扰病人对我的理想化的展开。然而，大约两周后，这种移情开始逐渐减弱，被融合类型的镜映移情所取代，这一连串自发展开的移情皆由内心的各种因素的决定——也就是说，取决于病人的人格结构和精神病理学。他在由理想化的分析师提供的氛围中所体验到的良好的状态和内心的安全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病人变得自我中心，苛求，坚持要得到完美的共情，对于最细微的与他心理状态的不同步，对他的交流的最细微的误解，他很容易以狂怒来做出反应。第二次分析中的这个阶段与第一次分析中相对应的那个时段非常相似。有所不同的是我对他的行为的心理意义的评估。在第一次分析中，我本质上将其视为防御，一开始我把它作为不可避免的情形加以忍受，后来逐渐采取了一种对抗的姿态，而现在我以一种分析师面对重要的分析材料时的尊重、严谨的态度来面对这一现象。我把它看成是对分析有重要价值的某种童年期情形的复制品，它在分析中复活了。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带来了两个有益的结果。其一，它摆脱了对由于治疗所引起的繁复的人为结果的分析——他对抗我的徒劳的狂怒反应和随之而来的与我的冲突——我以前将其视为分析他的阻抗时不可避免的伴随情形。其二——这是我们正走到正确的方向上的一个可靠的标识——分析开始进入一个先前没有探索过的病人人格领域的较深的层面，并对这个部分加以阐释。

 

以早期客体关系的传统思路来看，我们可以说，分析的这个阶段激活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情形，这个时期，也就时童年早期，他单独与母亲生活在一起，这位母亲随时准备供给他自恋满足的愉悦。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移情的阶段看作是一种早期情境的复活，在那个情境中，他被母亲宠坏了，占优势的过度满足反而让他发生了固着，从而妨碍了他的进一步发展。但即使在分析的这个阶段，上述传统的解释模式并不能恰当地说明我所看到的Z先生的人格的两个重要特征：一种潜在的、长期的绝望，经常与这种感觉一道出现的是他的苛求的傲慢；还有，最突出的是性受虐，这个倾向再次出现，并与他的明显的自以为是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第二次分析的这个阶段，Z先生与母亲的早期关系得以复活并占据支配地位，在第一次分析中也有相应的阶段，要描绘出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微妙但却具有决定性的差异并不容易。对于改变的所有其他方面来说，最根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Z先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分析之间，我的理论观点发生了变化，因此，我现在能觉察到一些含义，或者说觉察到一些含义的重要性，而这些是我先前并未有意识觉察到的。更重要的是，与我的拓展了的观念相比，我的理论观点的改变应用到了我与Z先生面对面的工作中，并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但考虑到人们在日常用语中会顾及到耐心、通情达理或世故圆通，而且，用理论术语来说，那是我以尊重的姿态关注这样一个事实的自然的结果，即结构的改变只是由于大量的修通所带来的结果，因此较为温和的说法是，在第一次分析中，我本质上把病人视为一个独立的主动性的中心，因而期待他会借助于精神分析的能让他看清自己情形的领悟的帮助，放弃他的自恋的要求并获得成长。而在第二次分析中，我的侧重点发生了改变。面对成熟的目标，我采取了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我设想，成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和此前相比，我真正能做的是把任何目标导向的治疗野心放在一边。我以不同的姿态投入到治疗中，不再坚持以前促动我的健康和成熟的信条，而是把自己的任务限定在对他的经历的早期阶段的重构上，尤其是那些涉及到他与母亲的病理性人格相纠结的方面。这样我们就能专注于病人处于未成熟状态中的自体，这可以从移情中看到，我们不再因为它并不打算放弃它的儿童的满足，就将其视为对改变的阻抗或对于成熟的妨碍，相反，我们把这种状态看作是不顾一切的——通常是绝望的——挣扎，目的是要挣脱有害的自体客体，建立自己的边界，成长起来，变得独立。

 

我们把焦点放在他的虚弱的自体的挣扎，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边界上，由此我们可以理解Z先生的母亲新近所患的精神病的意义和影响。在第一次分析中，我把病人持续的对母亲的依恋看作是一种他不愿打破的力比多的粘附。他在第一次分析期间对母亲的理想化还十分明显，我将其理解为意识层面的表现，同时也是他潜意识的对母亲的乱伦之爱的伴随物。但现在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到了Z先生的母亲的人格和他与母亲关系的性质。Z先生在第一次分析中向我描述的他的母亲，是一个对家庭以外的人扮演得很成功的形象。然而，那些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当然，尤其是病人和他的父亲，心里都更清楚，即使他们不能把这种了解提升到意识层面以便相互分享。他们知道这位母亲抱有一些强烈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些信念转换成一系列态度和行动，从情感上奴役着围绕在她身边的人，遏制着他们的独立存在。的确，当Z先生在第一次分析中讲到他的母亲用满足的愉悦回应他时，他对母亲的讲述并没有错。他的讲述中缺少的是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母亲给予他情感上的馈赠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没有商量余地的条件：他完全服从于她的控制，他不能让自己有丝毫的独立，尤其当涉及到与其他人的重要关系时更是如此。Z先生的母亲有强烈的、病理性的嫉妒；或者还可以加上一点，不仅父亲和儿子，甚至还有仆人，都处在她的严厉的控制之下。

 

正如Z先生最终认识到的，他的父亲恋上那个护士并决定离开家庭去生活，实际上是在逃离母亲。这也是对自己儿子的一种放弃，如同病人在童年期必定会前意识地体验到的他的父亲的行为——他在第二次分析中才确切地弄清楚了这种情感。病人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父亲一直设法拯救他自己，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牺牲了他的儿子。

 

第二次分析中的很多时间，Z先生都完全用来描述他与母亲的关系。但是，他所浮现出的记忆，尤其是他对自己与母亲的关系的实质有了越来越深的领悟，最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母亲的严重扭曲的人格，正是这种人格决定了他们的关系的性质，这一切都伴随着极大的焦虑，通常会引起强烈的阻抗。他的关系的流动中断了，他不再专注于分析工作，取而代之的是表达他深深的怀疑：他的记忆是否正确，他对我的陈述中是否不带偏见。正如我们所发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动力学的领悟，不能达成这个领悟会使得推进过程最终暂停下来——他害怕涉及到母亲这个古老的自体客体的丧失，在记忆的这个阶段和修通与母亲的古老融合的过程中，丧失会对他造成威胁，这种威胁包括瓦解、在这些时段丧失自体——这些时段之外亦是如此——他把这个自体视为自己仅有之物。他的怀疑、他的从已经认识到和揭示出来的内容中回撤的倾向，是由于暂时的对他的记忆的压抑的缘故，更确切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他强烈的崩解焦虑使得抵赖重新占据了优势，早在童年时代，这种状态就已经让他完全不去承认他实际上体验到和知道的事情。

 

这里我要把关注点引向Z先生的分析在这个阶段的一个特点，我在所有类似的案例中都发现：童年经验在精神分析情境中的再活化并不会导致对分析师形象的持久的移情的歪曲。当然，移情歪曲确实会出现——几乎总是作为围绕着涉及到分析师的真实感知的核心而精心制作的产物，也就是说，涉及到分析师的一些态度和行为，他正确地，但是过分敏感地把这些态度和行为觉察为与那些病理性的母亲相似的东西。但这些部分会很快消失，被关于母亲的童年期记忆所替代。依我看来，在这样一些案例中对移情歪曲相对不太重视并不是一种防御性的处置，而是对治疗进展有用的。为了能够继续推进对童年期自体客体的严重病理状态的觉察，病人必须确定一点，那就是当前的自体客体，也就是分析师，不会再次让他暴露于早年生活的病理性环境之中。

 

现在让我回到那位母亲的行为的某些特定的具体细节上，以提供一些让我们理解到他们的关系的病理性质的材料。Z先生的记忆在这里并没有直接呈现出来。这些记忆是在他首次重新检视了某些他们关系的特征之后被唤起的，这些特征包括母亲给他读书，和他做游戏，跟他谈话，同他一道编织关于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种种幻想，他在第一次分析期间已经讲述过这些内容。那时，我们主要是从他主要的对母亲理想化的角度来看待母亲对他的态度的这些方面的，我们都将其视为母亲爱他的表现。但现在，由于感受到分析师的支持，他开始质疑先前的确定的看法。当他逐渐能够摆脱母亲灌输给他的那种对他们的关系的看法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时，他开始认识到母亲的一些表面看来如此正常和有益健康的行为的某些古怪之处。比如，他开始认识到，他的自体对于将来的力量和独立的主动性期待一个共鸣，但他的母亲对此从来没有丝毫共情，在她的关于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图像中，她总是完全想当然地认为，不管他在生活中获得多么巨大的成功，他们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他永远不会离开她。

 

把自己从与母亲的关系的理想化的观念中释放出来，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当这个过程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他第一次能够认识到他的自体的一个与母亲融合的部分，因为童年时代既不是他的自体的全部，甚至也不是它的一部分，他抵抗着由崩解焦虑所激起的强烈的阻抗，开始迟疑不决地谈到在他还是一个儿童和青少年时母亲的一些更为明显的变态行为。Z先生的母亲的行为在病人早年生活期间的三个例子，即她对他的粪便的兴趣、她插手他的个人物品、以及她极其关注他的皮肤上的小的瑕疵，构成了她对他的态度的有代表性的方面——就如同我们会看得越来越清楚的，这种态度表现了她无法消除的、不可改变的需要，那就是让她的儿子作为一个永久的自体客体。

 

在Z先生的分析中，没有关于他排便训练的记忆直接浮现出来。那似乎是发生在他两岁期间很早的时候，显然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结果形成了可靠的括约肌控制。没有大便失禁，只有个别的遗尿，那是在他被从父母的卧室移到另一个房间后不久发生的。尽管他在这方面的发育显示出没有什么波折，但从他总体上努力重新评估母亲的人格的情形上看，Z先生的联想和记忆还是把我们引向了他母亲的行为的一个特别异常的特征。他现在回忆起（这个主题在他的第二次分析的早先部分特别活跃）他母亲对他的粪便特别感兴趣。她坚持在他每次大便之后检查他的粪便，直到他大约六岁。那时她突然停止检查，几乎同时开始专注于他的皮肤，尤其是他脸部的皮肤。

 

病人童年时代的这个显著的特征在第一次分析中一直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这是值得注意的。它在某些时刻短暂地浮现过，但我们从来没有把它视为那位母亲的严重的人格紊乱的一个重要指征，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我们只是从病人防御性地黏着于自恋的方面去看待它。换句话说，那位母亲的行为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他过高估价他的“产品”的倾向的解释——这些“产品”包括他在社交谈话以及对分析师的声明，他在学校的写作成果，等等——我还能记起我说话中略带嘲讽的语调，那意思是帮助他克服他儿童式的夸大，那时我向他指出，他母亲对于他的身体和心理的“排泄物”的每一个细节都感兴趣，这导致了一种婴儿式的以这些排泄物为自豪的固着，使得他目前对于自己的缺点，对于他制作的东西的短处过度敏感，最终让他对于批评，甚至只是缺少赞扬，都倾向于以抑郁或狂怒来做出反应。

与第一次分析相比，第二次分析聚焦于因为母亲的态度所引起的抑郁和绝望。她对他并不感兴趣。仅仅是他的粪便和她检查这些粪便，仅仅是他的肠道功能和她对这些功能的控制令她着迷——带着强烈的、自以为是的确信，还有不可改变的约束：不允许反对，造成几乎完全的服从。

如我先前提到的，当他大约六岁时，她对他的粪便的专注停下来，显然是突然停止的；随后她变得对他的皮肤着迷，就像她之前对他的肠道着迷一样。每个星期六下午——程序变成一个不可变更的仪式，就如同曾经的粪便检查一样——她检查他的脸上最小的细节，特别是——当他跨入青春期时越来越多地——检查她可能发现的任何生长中的黑头粉刺。

在告诉我关于粪便检查之后，Z先生开始谈到皮肤检查仪式；但是，即使他现在正在整理童年晚期和青春期的事件，向我提供一幅清晰的、关于在他生活中的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的画面，对他来说还是很困难。事件都堆叠在一起，时间顺序模糊了。当我要在回忆中立刻做出判断时，这种时间关系的模糊某种程度上成了防御。很可能，在他十多岁的年龄，承认他母亲对他的病理性影响如此牢固对他来讲特别艰难。

即便如此，完整的仪式还是由两个阶段组成。在第一个阶段中——对Z先生来说是争取情感最多的一段时期——她不以为然地描述她所看到的大量细节。第二个阶段以挤掉长出头的黑头粉刺为结束，这通常是很痛苦的。这位母亲时常说起她为自己的又长又硬的指甲感到自豪，她对儿子讲述如何挤掉粉刺，向他展示挤出来的皮脂栓——一种细小的排泄物的团块——并对此心满意足，在这之后她似乎很高兴，感觉到暂时的轻松，Z先生也是如此。最糟糕的情形是，要么没有发现长出头的黑头粉刺，要么挤掉粉刺的尝试失败。

Z先生在第二次分析早期阶段的另一组联想和记忆，和那位母亲与她的家具、艺术品及小古董的密切关系有关，她在家里收集并展示这些东西。人们会说她对这些财产的关心带有强迫性格的特质，将其解释为肛门固着的结果，当然，就像人们会在同样的诊断名目下，把挤掉黑头粉刺那段时间的仪式解释为肛门施虐驱力目标的转换。但我有点怀疑——倒不仅仅是因为她在病人离开她后患上了偏执型精神病——一个强迫症的诊断，也就是说，一个基于驱力标准的诊断，即使是正确的，也无关紧要。本质上讲，她是一个“边缘案例”。（参见科胡特，1977，第192页对这个诊断类别的定义）精神病的核心，最主要的是她的人格的前心理学的（pre-psychological）混乱，还有她的自体的空虚，这些都掩盖在牢牢抓住和控制她的自体客体的现象之下，她需要这些自体客体来支撑她的自体。尽管对一般相识的人她表现出一个情感正常的形象，但即便是局外人，不久也会感觉到隐藏在正常外表下面的死寂。因此，Z先生的同学和熟人，不管是小学同学还是后来认识的，没有一个喜欢去他家玩，这造成了他的社会隔绝。就算最后给这个男孩分配了一个房间，他的享受也毫无隐私可言。那位母亲坚持他的房门所有时间都要开着，而且，她经常会突然地、意料不到地闯进去，以一种吓人的、不满的目光搅扰病人和某个来玩的朋友之间进行的谈话或其他活动。（比较科胡特对B先生的母亲的同样的行为的描述，1971，第81-82页）

我们又一次碰上了难题：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材料在Z先生的第一次分析中没有呈现出来。无可否认，这些材料其实是呈现过的，但——的确是很难懂的——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我相信，在第一次分析中，当我们说到移情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还没有被认识到时，我们距离解决这个难题最近。用最简洁的话说：一个经典的精神分析师会从婴儿驱力、驱力冲突以及精神器官的代理机构或相互冲突，或相互合作的角度来看待病人呈现的材料，我也持这种理论，对病人来说，我的这些理论信念变成了那位母亲的潜藏的精神病的复制品，同时也是他童年时期适应了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歪曲的观念的复制品，他一直将其作为现实来接受——这是一种服从和容忍的态度，他现在借着我和我所持有的似乎不可动摇的信念让其恢复原样。

因此，第一次分析所带来的改善本质上应当看作是一种移情的成功。在精神分析的设置中，病人通过向我呈现俄狄浦斯期问题来顺从我的信念。在精神分析设置之外，他压制他的症状（受虐幻想）、改变他的行为，以此来吻合我对他的预期，这些做法立刻呈现出一个正常的外表，就像我当时所赞同的成熟的道德所界定的那样（他从自恋转向客体爱，也就是说，他开始和女孩约会）。

第二次分析的成功是不是基于一种同样的机制，这是一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会不会只是转向了我现在所秉承的新的信念，对这些信念产生了一种新的依从？我不这样认为。不仅是他对依从的需要——特别是害怕处于不顺从的状态——经过了广泛的探索和修通，而且与他解决问题的努力相伴随的强烈的情感现在被激活了，带着这种热情，他最终转向了生活，这种情感是深刻的，真实的，在第一次治疗中没有出现过。

我具体说明一下。Z先生越来越意识到她母亲的精神病理学，越来越理解了母亲的这种状态对他的病理性的影响，但他的这种意识和理解需要经过大量的情感磨砺才能维持下来。这方面的材料的浮现和对这些材料的精神分析的阐释屡次被严重的阻抗所打断，这些阻抗表现为莫名的恐惧被激活，我称之为（科胡特，1977，第104页）“崩解焦虑”。哪一种现实是真实的？他母亲的现实？第一次分析中建立起来的现实？或者是当前的这一种？他反复在这些问题中挣扎。很多次，特别是在分析的这个阶段的开头部分，他把自己的探索放在确定的事实上，那就是他的母亲形成了一整套妄想，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她的观点是歪曲的。他屡屡回忆起当他第一次完全认识到母亲患了精神病时自己的反应，她藏匿在一整套妄想当中。他即刻的反应——那时他感到深深的困惑，但现在清楚了——是一种平静地体验到的、强烈的内心快乐。那是一种他对于现在所目睹的事实完全放松的表达，至少潜在地是这样的，她母亲看待世界的方式，特别是在他童年时代她对待他的方式都是病态的，并不是只有他才知道这一点。

在克服了这些剧烈的阻抗之后，他一直在获得最有意义的进展，也就是说，他能够迈开其他的走向自主的脚步，远离与母亲的纠缠。尽管这个过程结出完整的硕果要到分析很靠后的阶段，但与母亲融合状态的减少使得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两个童年时期的经历，那就是在第一次分析期间，我解释为固着的表现和／或通过满足前性器期的驱力来获得快乐的向婴儿期模式的退行。我们现在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童年期的手淫的意义，其中伴随着做某个女人的奴隶的幻想，这个女人无条件地把她的意志强加给他，把他当作一个无生命的、没有自己意愿的物体来对待，还有他对原初场景的卷入——就材料而言，换句话说，第一次分析的修通过程正是围绕着这些内容展开的（我们以为这达到了治愈）。在这里，先前被我们看作是快乐的获得、驱力要求和驱力满足的一连串事件，现在我们认为是自体的抑郁，自体想要界定和维护它自己，在自体客体的心理组织中不顾一切地建构自己。我们认识到，不仅他的手淫和他对原初场景的卷入未曾带给他快乐，而且在他童年的大多数时候都弥漫着抑郁的、绝望的情绪。因为他不能快乐地体验自体边界清晰的成长和独立所带来的令人振奋的喜悦，他努力获得一种最小的快乐——那种失败自体的没有喜悦的快乐——方式是自体刺激（self-stimulation）。换句话说，手淫不是被驱力所唤起，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享乐主义式的确定自体的精力充沛的行动。他试图通过刺激他的身体最敏感的区域，以此来暂时获得活着和存在的确认。

我特别记得在分析的这个阶段的一个时刻，Z先生恢复了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记忆。首先，他回想起在他的童年期和潜伏期，他经常用这样的方式打发自己度过闷闷不乐的一天，他告诉自己说，夜晚会到来的，他会上床并可以手淫。我不会去描述围绕在这个记忆中的情感，它令人心碎地呈现了一个孩子毫无生机的存在状态，在面对几乎完全缺乏为健康的孩子敞开的成长和独立的快乐的情境中，这个孩子给自己的仅有的安慰，是想着他可以用不停地延长手淫的方式来刺激他孤独的身体——然而，尽管这样，他还是不能让自己从缺乏自体边界的意识中获得解脱，就像在受虐幻想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在第二个记忆中——这属于这个时期中所揭示出来的潜意识的最深层——他不仅回想起在形成他的受虐幻想体系之前，在一段短时间内他曾做过肛门手淫，而且——他的回忆的这个方面最初伴随着最为强烈的羞耻感——他还闻过甚至尝过他的粪便。如我所说到的，这些记忆的唤起一开始极为痛苦，他童年时代的悲伤或羞耻的再次激活有时会极其强烈。不过，在记忆呈现的相关情境中，Z先生的体验仍然保持在可容忍的限度之内，因为他第一次理解了，在与另一个人共情的同调中，这些童年时期的活动既不邪恶，也不令人厌恶，那是一些无力的尝试，为了给自己提供一种活着的感觉，表现了基本的自体幸存的有活力的残余部分，它现在终于在确定边界了。换句话说，他知道与母亲分开既不罪恶也不危险，而是有益于健康的。

我们也重新评估了原初场景体验，当我们把这些体验看作是属于弥漫在他童年期的抑郁时，我们终于理解了其本质的意义。换句话说，他对原初场景的卷入并不是一个稳定统一的、探索性的自体的健康的性好奇的表现——如果对于乱伦客体的禁忌和恐惧造成了冲突，而孩子又没有能力解决这种冲突，因而将其压抑下去，那么一种健康的好奇可能会招致灾难。对Z先生来说，原初场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没有共情的过度刺激的体验，他理解为一种想被母亲的活动吞噬的要求。他通过把放弃独立以受虐的方式性欲化，以此来顺从这个要求。

当然，第二次分析的第二个阶段不可能完全与第一个阶段分开，但整体来看，它的调子与第一阶段不同。抑郁的元素逐渐减少，积极的渴望、强烈的感受和有活力地表达要求、逐渐增加的明显的生命力、乐观向上、充满希望，这些现在都变得非常明显。同时，交流的内容也有所改变，他从先前的几乎只关注母亲转向了思考有关父亲的事情。

比如，他仍然会谈到他父母的性关系。但是在前一阶段，他几乎不考虑父亲的参与——我试图强调母亲和父亲的性交并没有从他身上激起有意义的回应——他的联想（直接的记忆，偶尔是关于分析师的性生活的移情幻想）现在开始自发地、越来越多地转向父亲的角色。在这方面，分析工作所带来的最初的影响还是一种抑郁和绝望——换句话说，这是与第一阶段曾经持续过的同样的一种情绪。但他的绝望现在不像此前那样是弥散的——它越来越多地与一种明显关注的情形有关：他父亲很虚弱，受到母亲的掌控和压制。这次他还想起一段简短的关于一位老校友的回忆，这位摇晃于他和他母亲之间的校友似乎发生了心理失衡，这使得他一开始就寻求精神分析的帮助。尽管从与这位朋友的关系中获得支持对他来讲很重要，尽管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关系的性质——那本质上是一种相互支持孪生关系——但这个主题活跃的时间并不长，它的浮现所包含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还是不清楚。有一段时间的强烈的移情卷入代替了这种关系，其表现是要求知道更多关于我的事情。换句话说，在不断提到原初场景、抱怨他父亲的软弱和他父亲对他漠不关心的同时，他开始表达对我的强烈的好奇心。他想要了解我的过去，特别是我的早年生活、我的兴趣爱好，还有我的受教育情况；他想知道关于我的家庭的事情、我与妻子的关系，以及我有没有孩子。我把他的查问视为婴儿好奇心的再现，并指出这些好奇与他父母的性生活的关联，每当这种时候，他就变得抑郁，告诉我说我误解了他。但这依然造成了不太严重的分析僵局。尽管我没有答应他要了解关于我的具体信息的要求，但我还是告诉他，他想知道我的情况的愿望必然是来源于一个古老的愿望或需要，在听了他更多的讲述并观察了他的反应之后，我承认我同意他的说法，那就是，我使用的“好奇心”这个说法并不妥当——我当时体验到的东西并不是童年期性窥阴癖的复活，而是一些别的需要。最后我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在他的疑问背后所包含的是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父亲，他想知道我是否也很虚弱——在性交中对妻子冷淡，不能给一个儿子可以理想化的情感支持。我的解释方式的这种转换带来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他的抑郁和绝望戏剧性地减轻了。他放下了让我提供关于我的信息的要求——事实上，我以一种坚定的态度拒绝了他的要求，他最终把这种坚定看成是我的人格的长处，是我的力量的标志——他设法弄清了少量的一些信息，那是他偶然之中或者通过推论得到的——比如，我对艺术和文学感兴趣——他还谈到他的看法，那就是，至少在我身上，对心灵世界的热爱并不是由于在现实世界中没有能力竞争而采取的退缩，而是可以和男子气、和勇气并存的。

当他再次谈到关于营地辅导员时，就像在第一次分析中一样，他的言谈中流露出喜爱和尊敬，对于他们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并没有懊悔，而是把他与辅导员的关系看成是与一个强壮的、受人称赞的男人之间的充实的友情。总体上讲，我同意Z先生的看法。换句话说，在第一次分析中我传递给病人对这种友情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它代表了一种向阴茎母亲的退行——现在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他的朋友一直是他所渴望的一个强有力的父亲般的形象，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过一个受人称赞的兄长。但是，我不同意（我没有详细阐述这个观点，只是简短地提到过一次）这种关系的性的方面是无害的。我认为，换句话说——我一直持这样的看法——如果他们的亲密关系中没有性的接触，Z先生会从与这个男人的友情中获得更持久的益处，就我的判断来说，这个男人实际上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或许要加上一点，在这个关系的移情再现中并没有同性恋的冲突被激活，这可能恰恰表明我错了，而病人是对的。）

即便如此，分析还是在这个点上转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专注于第一次直接谈到Z先生的父亲，直到现在这位父亲留下的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尽管我在第一次分析期间所做的解释穿透了种种阻抗，那时我相信，这些阻抗是为了保护他的自恋妄想，这些妄想源自于意识到了有一个强大的俄狄浦斯期的竞争对手。现在，第一次——带着幸福和满足的热情——Z先生开始谈到他父亲的人格中积极的部分。

就记忆所及，这是治疗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可以说他从这个点走上了一条通往情感健康之路。但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当分析朝下一下站点行进时，最重要的主题的展开——强壮的父亲的复原——被经常发作的严重的焦虑打断了，包括大量可怕的、类似于精神病的体验，在这些体验中，他感到自己瓦解了，被强烈的疑病症的忧虑所包围。在那段时间里，他梦见荒凉的风景、被烧毁的城市，让他最为不安的是，还有很多成堆的人的尸体，就像他曾经在电视里看见过的那些集中营的画面一样。如他所说，最后那幅图景特别令人恐怖，因为他无法确定那些尸体究竟是死掉的人还是尚有几口气的活人。这里要补充说一下，在分析的这个阶段，病人和分析师都不担心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或迁延的崩解，由于在很多访谈中出现的令人担心的内容，人们会那样预料。我们完全能够容忍这些令人不安的材料，这种容忍能力本质上是与我们的工作方式相联系的，我们总是呈现和不断地加深对这些材料的意义和重要性的理解：Z先生现在正在放弃古老的自体（与自体客体母亲相连接的），这个古老的自体让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他正在为到目前为止尚属未知的独立的核心自体的再生做准备（围绕着一个至今还未被认识到的与他的自体客体父亲的关系的结晶）。

那些梦中母亲只出现过一次。尽管这个梦中可见的内容很简单，而且它本身是无害的——母亲的一个光秃秃的轮廓，背朝他站着——但这个梦仍然充满了他所体验过的最深的焦虑。我们接下来花了好几次访谈的时间来全面而深入地阐释这个梦。在最容易理解的层面，这个梦的意思很简单：母亲把背朝向他；她现在会抛弃他，因为他和父亲走得更近了。我要补充一点与对该梦的这个解释有关的情形，我并没有做任何提示，病人自己暗示了这个意思，Z先生举出几个例子——那是来自童年期和后来阶段的记忆——当他试图走向独立，特别是走向一个独立的男性时，母亲就冷冰冰地不再关注他。以前，病人对这个征象总是用把情感重新转回到母亲作为回应。

这个梦的更深的意义包含在其看不见的部分中：它涉及到母亲的正面没有出现，看不见。当他试图思考这一点，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时，他体验到强烈的焦虑；他一直没能找到表达他可能看见的东西的词句。我提到阉割恐惧、发现缺少外生殖器、对血液的幻想，以及儿童由于看见月经流血和女性外阴而形成的身体损毁的观念，病人把这些暗示搁置一旁。同时，他同意身体损毁、阉割和血液与莫名的恐惧有关，他确信这不是恐惧的根本的源头。尽管他自己一直不能够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来阐释他的恐惧，但当暗示说，母亲不可能失掉她的阴茎，但会失去她的脸孔时，他没有反对，而是以长时间的沉默作为回应，从这里开始，他明显表露出更加放松的情绪。因此，尽管我相信他暴露于其中的古老的恐惧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我认为，我对这种恐惧做出界定的尝试非常接近他的体验的内心现实，这让他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控感。总体来看，更客观地讲，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梦中，母亲那看不见的一面代表了她扭曲的人格以及她对这个世界和他的病理性的看法——换句话讲，他不仅被禁止看到这一面，而且，一旦他知道了这一点，他的认识实际上就会危及到他的自体的结构。这个梦表达了他在认识上的焦虑，他坚信母亲有强大的力量和权力——这是一种基于他自己的人格的一部分与母亲相互结合信念——而这个信念本身就是一种妄想。

为了清晰起见，也出于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的考虑，我现在要谈到Z先生童年时代与他父亲的关系在分析中修复的过程，就像在修通前面说到的焦虑时划定了一个清楚的起始点，以及由此引发的阻抗最后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一样。当然，实际上，Z先生转向他父亲并恢复关于他的一些记忆是逐步进行的，每一步之前和接下来的过程中都伴随着重新出现的、更为强烈的恐惧和阻抗。由于众所周知的移情分析与起源学资料的回忆之间的关系，没有必要从狭义的角度来描述移情现象的细节，在这段时期里那表现得很明显。只要说一点就够了，病人对有关其父亲的明确而肯定的童年时代的记忆，在他对我的理想化之前和当中都有浮现——就如人们会料想得到的，包括对我的职业能力的理想化。还有，在这个背景中并不让人意外的是，Z先生那时表达了希望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的愿望——或许还可以加上一点，这个愿望不久就自然而然地淡化了。

在当时浮现的记忆中，他特别专注于一个两周的滑雪假期，那是他九岁时和父亲一起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度假胜地度过的（或许是因为那时他的母亲正在应付她自己的母亲处在疾病晚期的状况）。这些回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其中涉及到两个极其重要的主题：他发现，他的这个看似虚弱的、形象模糊的父亲，在他清晰的人格中其实颇有一些特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质，他越来越认识到，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怀有一种强烈的需要，看清关于他父亲的某些事情，以解开某个特殊的、令人困惑的秘密。

他现在越来越多地以快乐的热情讲到关于他父亲身上的一些正性的特征，就我的判断所及，应当说，Z先生并没有描述任何杰出的特质，在Z先生呈现的热情和客观事实之间显然有差异。但Z先生的父亲实际上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滑雪者，并且通达人情世故。他与男侍应生和女服务员相处很有一套，不久他身边就围绕着一群追随者，他的故事令他们着迷，他们对他仰头而视。自从听到了父亲在电话里的交谈，听了父亲在读文件时说的一些见解，病人也对父亲的商务活动有所了解；他开始钦佩父亲在这方面的果断、敏锐和老练。但是，在分析的这个阶段，心理学上的本质并不在于病人发现了一些他父亲的令人惊讶的特质，或者在他谈到过的他的早年生活中，或者在他的回忆性的评估中，而在于他带着强烈的体验发现他的父亲是一个独立的男人，过着一种不同于他母亲的独立的生活——他父亲的人格，就算其中的短处，并不像那位更加强有力的母亲一样被扭曲了。我在这里要加上一点，在这个阶段，我的解释既涉及到理想化移情，也与他父亲的正性特质的重新复原有关，这些解释集中在病人的两方面体验的意义上。对于我自己的或者他父亲存在的不足，我没有去面质，而是把自己限定在表达我对他的需要的理解上——在童年时代以及在当下的移情中复活的需要——他需要仰视一个被理想化的男人，他为这个男人感到自豪。

分析的这个阶段的内容（Z先生把自己与母亲分离开并转向他的父亲），尤其是我们所遇到的强烈的焦虑和阻抗，是出乎意料的。但更令我惊讶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Z先生主要在对梦的联想中又一次简短地谈了一些事情，那是他五岁或六岁时关于原初场景体验的内容，在这之后，他开始抱怨他对父亲知道得太少。紧接着一个短时期的移情幻想所发生的情形是，他突然说了一个猜测：他父亲有过一个女友，并且这个女友在科罗拉多度假期间一直在那儿。尽管我们不能断定他的猜测是否合理，但我相信，Z先生也认为，证据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一个仅有的例外，病人并没有直接的记忆表明他的父亲与任何特别的女人有过亲昵。这个例外涉及到一个很小的但却值得注意的事件。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这个记忆的浮现受到了阻抗的干扰；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在所有关于在科罗拉多逗留的记呈现之后冒出来的。病人还记得，那是他们在旅馆逗留的最后一天，晚上他的父亲带这个男孩去酒吧，那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尽管他的父亲通常喝酒并不是很多，但在这个场合他看上去变得有点兴奋——儿子虽然有些尴尬，但还是对他父亲引以为豪的冒失之举做出了反应——中间他加入了一支小管弦乐队，并接替了他们的男歌手。其他客人热烈鼓掌，他父亲收到了很多祝贺，有一个女人尤其赞誉有加，她来到他们这一桌，和男孩简短地聊了几句。Z先生当时就认为，这个女人很可能与他父亲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甚至猜测，她可能就是那个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带他父亲离开家庭的护士。

尽管如此，当他们回来后，母亲向病人问起度假的情形时，他却一直没有对母亲提起过这个插曲。虽然他父亲从来没有明确要求他不要说这件事，但他还是感到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他会对此保护沉默。关于Z先生对酒吧里那个女人和他说话这件事的意义的猜测，最有暗示性的，或许也是仅有的一条明确的依据，除非她实际上是他父亲生活中的“另一个女人”，并不仅仅是来自于内心的歪曲，而是他现在回忆起一个特别的形象，这个形象在他第一次分析的几个梦中短暂地闪现过，这些梦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变得可以理解了。这些梦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其中都包含了一个未知的女人的形象。当Z先生在第一次分析中报告这些梦时，他对这个形象一直不能提供任何有启发性的联想，只说这个女人很瘦——外表很像科罗拉多女人——以及——不像科罗拉多女人——，穿着像一个工人阶层的女孩，她不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交圈子。在第一次分析中，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女人代表着病人的母亲的卑下的形象，当病人最靠近乱伦的性幻想时，他制造了一个模糊的母亲的形象——非常接近弗洛伊德（1912）所说的男人的爱的愿望的分裂。

关于分析的这个时期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这个时期的末尾标志着结束阶段的开始。而强调我的观点并不为过，我认为，尽管在度假胜地发生那段插曲时Z先生已经九岁了——也就是说，驱力心理学将其归为潜伏期——但从Z先生的人格结构来看，这些材料代表了最深层的压抑。依我看来，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一组记忆在是在这个分析过程中Z先生最后才呈现的，是在克服了我们所遇到的最难以应付的阻抗之后方才得到了这个结果，回忆过程的结束和对此的修通标志着分析的结束阶段的开始。毫无疑问，应当说这些记忆只是派生物，是源自于俄狄浦斯期的更深层的潜意识材料的一种替代——九岁上的三角关系只不过是更早的四岁时体验到的三角关系的相对无害的复制品。我当然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但我的结论是，就像我在其它一些类似的例子中说过的，非病原性的俄狄浦斯冲突仍然隐藏着。与结构性神经症病人身上我们在复活的俄狄浦斯体验中修复的情感方式不同，与Z先生的记忆相伴随的并不是与他父亲竞争的绝望感，而是一种以父亲为自豪的情感。进一步说，没有抑郁和自卑感，也没有孩子感到被成年男人击败所引发的结果，而是一种快乐的热情和终于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男性的精神充沛的感觉——暂时与之融合，以作为一种增强他的自体、把自己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有主动性的独立核心的手段。就像通常在这类案例中所看到的，分析中没有出现来自Z先生童年的俄狄浦斯期早期的材料，竞争幻想的唤起与分析师有关，而不是他的父亲。与这些幻想相伴随的不是绝望和焦虑，而是一种乐观和充满生命力的感觉。分析师父亲被体验为强壮并具有男子气，因此，接受分析的儿子现在能体验到他自己。

结束阶段开始的真正的标志，是病人返回到他先前分析中的相似的时刻，也就是说，返回到梦上面，梦境设置了一系列运动过程，这些过程最后引向第一次分析的结束，在梦中他父亲回来，带着行旅，里面装着给病人的礼物，病人不顾一切地奋力关上门顶住父亲的压力。令我非常惊讶的是，病人立刻呈现了一些联想，这些联想为理解这个梦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在先前的分析中，就像下面会回忆起来的，似乎我们在这里遇到了明确的儿童对于俄狄浦斯期竞争对手的矛盾情感的表现，这个他所害怕的竞争对手会——送礼的希腊人也是可怕的——终止他对母亲的几乎完全的占有，并杀死他。现在，对这个旧梦的记忆浮现出来了，不是为了让我们开始一个修通的时期，而是作为一个成功地完成修通过程的结果而呈现的。这段记忆的浮现成了一项额外的收益，可以说：这是一个确定的依据，表明我们在以前处理的材料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这个看法相一致的是，对这个梦的再分析过程的展开，几乎没有依靠联想或者由于阻抗而减缓。在第二次分析的访谈中确实有一些联想呈现出来，在这些联想中，他回到这个梦境上。在随后的一些访谈中，也散在着一些另外的关于这个梦的思考，这些联想——包括当下所做的一些片断的梦——涉及到短暂的关于我的，准确地说，是关于分析师的形象的移情恐惧。然而，在别的方面，所有这些材料的浮现实际上都没有受到妨碍。这似乎表明，所有导向目前的重要领悟的决定性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因此，各种联想并不是通向新的领悟的路途中的垫脚石，而是支持已经前意识地建立起来的新的解释的证据。

病人通过他的联想所阐释的那个梦的新的意义，把他的意思用我的话来说，并不是一个孩子怀着阉割恐惧对抗成年男人的攻击性冲动的描绘，而是一个很长时间没有父亲的男孩的心理状态；这个男孩被剥夺了心理上的资源，通过对父亲的优势和短处的无数的观察，他会依靠这些资源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男性自体的内核。当父亲突然回来取代了他在家中的位置时，病人实际上暴露在一种可怕的情境当中。但是，他所面临的危险并不是针对他的身体，而是针对他的内心。一种创伤状态使得那个梦成了仅仅是一个温和的复制品——这种创伤状态并没有威胁到他的身体上的存在，而是威胁到他的心理上的生存。在父亲缺失的那段时期，一个男性自体通过男性自体客体得到了滋长和加强，这个男孩需要他的父亲作为男性的心理资源，这种需要是巨大的。未获独立的自体逐渐形成；他设法建构的心理上的存在植根于他对母亲的依恋。在他被奴役的过程中，他尽力获取一些驱力快乐——但并不是体验到作为一个活跃的、独立的性自体的那种令人振奋的快乐。

他父亲的返回让他突然暴露在一种最重要的心理需求得到潜在的满足的情形中。这就像一个正确但不共情的、负载了太多内容的解释，可能让接受分析者暴露在一种创伤状态中（见科胡特，1971，第232-235页），因此，他被暴露在——真是极其巨大的——一种创伤状态当中，造成这种创伤状态的是，他极其突然地被给予了他背地里一直渴望的所有心理学的礼物，这些礼物实际上是他需要拿到手的。父亲拖着沉甸甸的行旅，试图进来，儿子拼命不让父亲进来以保护自己——尽管Z先生的某些联想简短地触及到了与同性恋主题相关的心理学材料的过渡体系，特别是与他青春期前的同性恋依恋有关，但这个梦本质上所涉及的是主要部分的心理经济学的失衡，这个主要部分指的是男孩的心灵被暴露在强烈希望他的父亲回来的情境中，而不涉及同性恋，尤其与基于俄狄浦斯期的消极的同性恋反应无关。

由于我很熟悉心灵通过各种各样的性欲化的方式对创伤状态作出回应的倾向——通过把负载过重的心理学任务性欲化——我会留意一种可能性，那就是Z先生有可能通过他父亲发展出一些肛门插入的愿望或幻想，也就是说，希望通过被动的方式来获得男性的心理学资源。但是，我没有获得证据表明有这样一些幻想存在，无论在移情中还是通过他童年期或青春期的记忆再现都没有。他的显梦的内容——那拖累他父亲的礼物的多样性和空间布局，如我前面说到过的，需要和第二次分析的第一个梦相比较，那个梦十分详尽地描绘了父亲形象的附属物——以及实际上与辅导员的身体接触的方式——牵手、拥抱、接吻、闻气味——表明他对一个独立自体的坚固性的需要大部分集中在通过皮肤来吸取自体客体的方式上，次要的还有通过呼吸器官和嘴的方式。（这里我要顺便补充一点，在对同性恋的分析中，自体客体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移情的性质——镜映、孪生或理想化——通常很容易从病人对他所参与或希望去做的同性恋行为的描述中推断出来）

回顾这些方面，不难看出改变Z先生心理发展的东西在这个点上发生作用了。他从来不愿意听任自己放弃一个独立的自体，却在某一刻发现自己面临一桩努力数年还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开始从两个不同的、各自分开的方面体验自己——他的人格建构起了一个垂直分裂。表面上他仍然依恋母亲，呈现出一个依然和她纠缠在一起的人格，并且——通过一个单独的代理部分表达了大量的幻想，可能是被母亲掌控的幻想的复制品——服从于她的生殖器原基的作用。他人格中的下一个区域是母亲和她的病态的部分——这个公开呈现为一种夸大的部分是母亲馈赠给他的，只要他不和母亲分离开就能得到——这是另一面，被一堵拒不承认的墙壁分隔开。在这个隐藏的却又非常重要的部分中，他保留了一些理想化，这些理想化一直与他父亲相连接，被藏匿在对父亲的力量的记忆之外，而父亲的力量正是这些理想化的基础。换句话说，这些理想化得自于童年晚期，那时他试图把自己与母亲分离开，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男性自体，虽然时间上已经晚了，但他的努力全部失败，这些理想化总本上都被压抑下去了。

Z先生在他九岁上与他父亲相对成功的相遇，当然不是在他的人格中的这个部分导致自体结构得以建立的第一个自体客体关系，强调这一点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所有迹象都表明，这确实是他早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换句话说，这并不只是一个从较早的、更重要的事件中派生出来的屏蔽，一个独立自体的轮廓在生活中更早一些就被勾画出来了。在Z先生的分析中，早年生活期间暂时形成的未成熟自体的兴衰变化并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他童年生活的信息推断出，不仅是他的父亲和外祖父，甚至还有他的母亲，特别是在他很小的时候，都对他的核心自体的形成起到过作用，这个核心自体在他的人格的分裂出来的这一部分中处于不活跃的压抑状态。他九岁时发生的那件事非常重要，因为他的独立自体在那个时候得到了足够的加强，使得它能够在精神分析中得到释放和激活。这里可以补充说一点，在大多数套叠（telescoping）的例子中（参见科胡特，1971，第53页），某个事件变成了较早的和较晚的一连串意义相似的事件的代表，通过这个事件，某个结构差不多得以成功地建立起来，但却还没有足够坚固到通过行动来维护自己。

在他的水平分裂部分活跃着的需要，也就是被压抑的心灵层面，以及与这些需要相关联的体验的记忆，只有两次浮现出来：青春期前的一段时期在Z先生与辅导员的关系中——我之所以相信如此，是因为它的性欲化——这段关系并没有导致真正的结构的建立，也没有形成有益健康的结果；在他的第二次分析期间，通过大量的对他的理想化移情的修通，逐渐完成了理想化的转换，这导致了一个所期待的结果，那就是一个在他童年期留下的未完成的过程得以永久地、可靠地完成了。

分析的结束阶段相对来说比较简短而平静。我们提早一年就试探性地达成一致：这可能是分析的最后一年，结束我们的工作并开始暑假的明确的决定是提前三个月做出的。我们所预料的在长程分析结束时的大量的退行并没有出现在Z先生的案例中：Z先生旧的症状（特别是他的性受虐）既没有复发，他也没有体验到与失去我的支持性的在场有关的严重的焦虑。只有一个很短的时期，或许是三周，当他感受到一些失去我的悲伤时，同时也对一件事感到懊悔，他此前从来没有完整地表达过这一点，那就是他父亲去世了，他本来有机会和他发展起一种友好的关系，并为他和他的成就感到自豪，这个机会永远失去了。有几次访谈中，他也表达了对我的很大的愤怒，原因是最初的时候我让他很失望，就像童年时代的他的父亲那样；他的分析因此用了比应当花费的更长的时间，与他最终达到的成长阶段的样子相比，他现在更苍老了。但是，分析的最后几个月并不完全是回顾以往的各种主题；也有一些对于未来的打算——关于他的工作的计划、结婚和要孩子的可能性。有关对一个儿子的一种关系的图像占据了整个交谈语境——关于他希望找什么样的妻子，以及他可能会和她一起怎样生活，他谈得很少。

在他的分析的最后几周当中，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对他父母的短处有了更多的共情和容忍的态度。即便关于他母亲的人格的扭曲，这曾经对他的成长有过伤害性的影响，他现在也能表达一点点理解甚至同情。他也能不带理想化地看到她的人格的一些积极的特质，而他正是带着这种理想化开始他的第一次分析的。没有任何融合的倾向，而是以他的分离和男性气质作为坚实的基础，他承认，尽管母亲有严重的精神病理状态，她还是给了他很多。他不仅推测说，在他婴儿早期她可能是一个好妈妈，这个好妈妈对他的镜映的认可给他提供了一个精神活力的内核，后来让他能够持续地追求情感的健康，尽管在他的道路上有着严重的妨碍，他也承认，在他童年后期植入他的人格的很多最好的资源，包括那些使他在工作中有能力的，实际上是有创造性的部分，都来自于她。在这种语境中，我和他都猜想，他的母亲曾经经历过一个无声的但却是极具伤害性的人格改变——也许是对她和Z先生的父亲的关系开始恶化做出的反应——但是，尽管她的人格有严重的扭曲，在Z先生的第二次分析期间我们还是发现，她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她的生活，甚至在她被说成是偏执型精神病之后，她不仅在她被歪曲的人际知觉之外的部分保持着一颗健康的、有活力的心灵，而且还保有一点点坚定、诚实和现实的态度。

总体上看，我相信我现在理解了Z先生的自体如何在起源上与他父母的人格有关，这一点在分析的最后几周被清楚地勾勒出来。他在分析中最重要的心理上的成果是打破了与他母亲的很深的融合。除此之外，他不仅保持了他最重要的才干和技能，这些才干和技能现在让他在职业上游刃有余，而且还怀有具体的抱负和理想，这些抱负和理想决定了他对工作的选择，并给这种选择注入了情感的意义——即使这些才干、技能、抱负和理想是从他现在已经放弃的与母亲的融合关系的基质中滋生出来的，也没有什么妨碍。因此，他最重要的技能和才干，还有他的抱负和理想的内容，这些都主要不是受到他父亲的人格的影响。他的自体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分析期间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针对他对我的移情关系的修通，使他能够重建与他父亲的男性气质和独立性的连接，因此，他的抱负、理想以及基本技能和才干，即使其内容没有变化，其情感内核也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现在，他把这些他人格中的资源体验为是他自己的部分，他不再以受虐性服从的方式来追求他的生活目标——紧接他第一次分析之后他就是这样做的——而是充满愉悦，就像一个独立的自体充满活力的状态。

当分析结束时，病人的情绪平静而友好。他那时没有卷入到任何有意义的关系中，实际上，在第二次分析的整个过程当中，即使他有不少和女人的关系，他的性体验很满意，他也没有和其他人建立任何牢固的或有意义的关系。他对此谈到了一点点；分析工作让他的自主的自体结晶化，这吸引了他的全部精力。当然，我对他在做分析的数年中的日常生活非常了解，但更多的是关于他的业务情况，而不是他与其他人的关系。在他分析的最后一年，他不时谈到他的一些计划，他想要着手一项重要的工作，我后来知道，这些计划取得了成果，使他成为他那个领域中极有希望的一员。因此，即使我在分析结束时认为，人际关系方面在他的生活中永远不会像在大多数人身上那样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方面不会带给他最满足的体验，但我还是感觉到，他的具有天赋的自恋的创造力这个部分已经充分释放并足够稳固地建立起来了，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会有能力走向一种满意的、快乐的生活。

从分析结束到现在，很多年过去了，除了一些友好的圣诞卡（大约在结束后一年半，有一张说到他最近结婚了；几年后，另一张说生了一个女儿），我没有直接从Z先生那里听到任何消息。我确实从一个目前正在我这里做分析的病人那里间接得到一些信息，这个病人是Z先生的下属。要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年轻男子并不知道我曾经给Z先生做过分析，他对Z先生很钦佩。但因为他与Z先生的关系有时会造成一种附属的理想化移情，他的报告不能从表面价值上来采纳。不过我从这个消息来源知道，Z先生的工作在他的领域内被公认是杰出的，他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教师。从另一个人那里，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与Z先生结婚的那个女性的人格的情形。她头脑清晰，热心肠，在社交场合开朗大方，丝毫没有Z先生的母亲那种偏执的信念和对控制的需要。即使她在Z先生的领域内工作，她也属于那种人们所说的顺其自然的类型，而不是精明强干。我断定，Z先生选择的这个伴侣拥有他父亲身上最好的、植根于一种女性基质的特征。我认为他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