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语言混乱
作者: 费伦齐 / 401次阅读 时间: 2020年5月20日
来源: 李小龙 译 标签: 费伦齐 李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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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语言混乱
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  著
李小龙  译


性格形成以及神经症的外部起源实在是一个太过宽泛的题目,要在一篇大会交流的论文里来谈这个题目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将限于把我在这个方面要说的话做一个摘要式的陈述。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先说一说我是如何触及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的,以此作为开始。当弗洛伊德教授75岁生日之际,我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做了一次演讲,其中从神经症治疗的技术(部分也是理论)方面谈到一种退行,在这种情形中,我不得不和我的病人一起面对某些很糟糕的或疗效不佳的结果。由此我认为,时下对于神经症的发病机理比较多地强调有关创伤因素的应激,而这方面在近些年来一直受到忽视,这是有褊狭的。未能深入探索这些外部因素导致了一种危险,那就是过早地从“性情”和“特质”的角度加以解释——通常是轻率的解释。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幻觉几乎都在重复创伤体验,这种情形在我的日常工作中不断积累,因此,我希望通过发泄的方法,大量被压抑的情感可以为意识所容纳,新的症状形式会终止,尤其当上位(superstructure)情感通过精神分析工作得到疏通时,情况会好转。但不幸的是,这个希望大部分都落空了,我的一些病人让我十分担心并陷入困窘的境地。精神分析促成的重复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确实有一些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但另一方面,这些病人开始遭受夜间焦虑发作之苦,甚至是严重的梦魇,在精神分析访谈时段中出现退化,再次陷入到一种焦虑的癔症发作之中。尽管我们能够详尽地分析这种发作中的带有威胁性的症状,让病人相信并放心,但并未产生预期的持久效用,在下一个早上的精神分析访谈中,病人又会同样抱怨自己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再次出现创伤的重复。面对这种令人困窘的情形,我试图这样安慰自己——病人有很多强烈的阻抗,或者,病人遭受着极其严重的压抑之苦,这些压抑的内容只能一点一点地疏泄并呈现在意识中。但是,即使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病人的状态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此我必须做出反省。我开始倾听我的病人在不同的情形下说的话:当症状态发作时他们说我迟钝、冷漠、严厉、残酷;他们指责我自私、没有心肝、自以为是;他们冲我大喊:“帮帮我!赶快!别让我在绝望中毁掉!”于是我开始检视自己的良心,尽管我的意识中满怀善意,但我要看一看这些指责是否在某些方面是真实的。我要补充一点,这类愤怒和充满恨意的时段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出现,较为常见的情形是,访谈结束时病人表现为显著的、几乎是无助的顺从,并很愿意接受我的解释。但这种情形只是短暂的,我认识到甚至这些愿意接受我的解释的病人内心也有恨和强烈的愤怒,我开始鼓励他们不要给我留任何情面。但这种鼓励大体上也失败了,因为我的大部分病人坚决拒绝这种要求,尽管我的做法可以从精神分析的材料上得到充分的支持。

我逐渐得出结论,病人对于他们的分析师身上的愿望、倾向、一时的念头、同情和反感有着极其准确的感受,即使分析师对这种感受丝毫没有觉察也不例外。病人并不去驳斥分析师或者指责他的错误和盲目,而是与分析师认同;只有在极少数的癔症兴奋时刻,也就是在一种几乎是无意识的状态中,他们才能鼓足勇气提出抗议;通常情况下他们不允许自己批评我们,这种批评甚至不会进入他们的意识,除非我们给他们特别的许可,或者鼓励他们放开胆子。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必须从病人的联想中辨识出他们过去的痛苦事件,还要看到他们那些被压抑和禁止的对我们的批评,迄今为止我们在这一点上还做得不够,我们必须经常这样做。

在这种情形中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阻抗,这些阻抗既存在于我们自身,也存在于我们的病人身上。首先,我们自己必须接受过很好的分析,真正达到“触及灵魂”的程度。我科必须弄清楚自己身上所有内部和外部的不愉快的性格特质,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做好准备来面对各种形式的隐藏的恨和蔑视,这些负性情感在我们的病人的联想中都经过了巧妙的伪装。

这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对分析师的分析——这个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了。我们不要忘记,对一个神经症病人的深度分析需要很多年,而对分析师的平均培训分析时间只有几个月,最多为一年到一年半。这可能导致一种说不通的情形:我们的病人逐渐得到比我们所接受的还要好的分析,这意味着病人可以显示出一些优越的迹象,但他们无法将其用言语表达出来;实际上,由于这种表达能力的缺失,或者由于害怕他们的批评会给我们造成不愉快,病人退入到一种极端顺从的状态中。

我们的病人所感觉到的被压抑的批评,有很大一部分是指向所谓“职业虚伪”。当病人进入治疗室,我们很礼貌地问候他,告诉他从自己的联想开始工作,并诚心诚意地对他承诺说,我们会仔细地倾听他的讲述,会专注于他的健康并为此进行工作,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很难忍受病人身上某些外在或内在的特质,或者我们可能觉得精神分析访谈干扰了自己职业或个人方面的事情,感到很不愉快。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能把那些干扰我们的东西完全意识化,并且和病人一道来讨论,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必须承认,这不仅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是事实。

显然,放弃“职业虚伪”——迄今为止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虚伪——让病人免于受到伤害,会让他的状况得到明显的缓和。甚至当创伤性癔症重复发作时,其程度也会变得相当温和,既往的伤痛事件可以在“深思”状态中再现,而不是再次造成内心的失衡;事实上,病人的人格水平似乎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

那么,是什么引发了这种情形呢?在内科医生与病人之间,有些事情是没法用语言表达的,有些虚假的东西,但坦率地讨论这些东西则是病人羞于出口的事;承认分析师会出错,这可以让病人产生信心。承认出了错,从而在出错之后持一种容纳的态度,有时对病人来讲是有利的。但提出这一点纯属多余;时常发生的情形是,我们承认自己出了错,一个极聪明的病人变得理所当然地很愤怒,他说:“如果你能不犯这些错误,情况会好得多。医生,你的自负会让你所犯的错误烟消云散。”

这是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在发现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显示了一些先前隐藏的或几乎没有被注意到的材料。精神分析情境——也就是说,克制的冷静、职业的虚伪以及隐藏在其后而从未显示的对病人的嫌恶(治疗师总体上的感觉)——这样一种情形本质上与病人童年所经历的导致他疾病的情境并无二致。除开精神分析情境所引起的张力之外,当我们通过再现原始创伤给病人加上更多的重负时,我们制造了一种实际上无法忍受的情境。如此一来,我们的努力就导致了和原始创伤同样的结果。让病人不受约束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诚心实意地努力避免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出现这类错误,所有这些都会让病人对分析师充满信任。这种信任使得病人把现在与无法忍受的创伤性的既往经历相对比,对于病人来说,这种对比是绝对必要的,它能让病人把过去不再作为幻觉的再现,而是作为客观的记忆来重新体验。我的病人身上那些被压制的指责,比如以奇特的洞察力发现的事情、针对我的“积极治疗”的攻击特征、在促成放松过程中的职业虚伪等等,都教我认识到两个方面的夸大不实之处,并加以调整和控制。我很感激我的那些病人,他们让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我们都更喜欢执着于确定的理论构想,而不去留意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会损害到我们的自负和权威的事实。无论如何,我明白了我不能有效处理癔症爆发的原因,这一发现有可能最终让我的工作变得行之有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像那个女巫的情形一样,无论她怎么摇晃和呼喊,就是无法把她的朋友从发作性睡眠症的沉睡状态中唤醒,她忽然灵光一闪,大叫“摇晃一个睡着的宝宝”(Rock-a-bye baby)。于是,病人开始做任何要求她做的事情。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对于退行到婴儿状态的情形谈得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真的相信我们是对的;我们谈论很多关于人格分裂(splitting)的情形,但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分裂的深度。如果我们一直保持我们的冷静、教育式的态度,甚至在面对一个极度紧张的病人时依然如此,那我们就会扯断他和我们相连接的最后一根线。陷入恍惚状态的病人是一个真正的孩子,他不再对理智的解释做出反应,而多半只对母亲似的亲切有所感觉;要是没有这种感觉,他就会感到孤独,感到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被抛弃,也就是说,与此同样的情形曾经让他的内心分裂(splitting)并最终导致了他的疾病;因此,病人不得不在当下准确地再现他的症状形成,就像他在自己的疾病开始时所做的一样。

我要提醒一下,病人并不是对戏剧性的言词做出反应,而只是真实的、出自内心的感应。他们是通过我们的语气、声调、我们使用的语词抑或是别的方式看出真实情形的,这我无法断定。无论如何,对于分析师内心持续存在的种种念头和情绪,他们显示出了非凡的、近乎千里眼一样的觉察力。从这个方面说,要欺骗一个病人几乎不可能,如果有人想这样做,那只会带来恶果。

现在容我讲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得自我和我的病人的这种更为亲密的关系。

首先,我之所以获得新的确实的依据,是因为我假定,创伤,尤其是性创伤作为致病因素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即使在那些很有名望的、家风严谨的家庭中,一些孩子也会轮为真实的暴力或强奸的牺牲品,这种情形比人们敢于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遭受挫折的父母中的一方试图以这种病态的方式找到一个满足的替代物,或者那些人们以为可以信赖的家人(叔叔、婶婶、祖父祖母)、女家庭教师或仆人,他们滥用孩子的无知和天真。一个直接的解释是:这些都只是孩子的性幻想,一种癔症性的谎言,但不幸的是,在精神分析中,很多来自病人的真实的陈述(比如对儿童的侵犯)表明,这种说法不值一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最近有一位富于爱心的教师很沮丧地告诉我,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现在五个上流社会的家庭中,女家庭教师与9—12岁的男孩有着经常的性生活,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

可能发生乱伦诱惑的一个典型情形是: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相互爱恋,孩子形成了一种出于好玩的幻想:在这个成年人面前扮演母亲的角色。这种游戏在形式上会带有色情的意味,但实质上却是一种柔情层面的表达。而病态的成年人则不是这样的,尤其那些因遭遇不幸或使麻醉药品而导致内心失衡和失去自我控制的人更是如此。他们把儿童的游戏误认为是一个性成熟的人的渴望,甚至允许自己不计后果地为所欲为。对女孩的真实的强奸(这些女孩的心理年龄停留在婴儿水平,很难长大),类似的还有成熟女性对男孩的性行为,以及被迫的同性恋行为,这些情形的发生比我们迄今为止所设想的要频繁得多。

很难想象这些孩子在遭受如此的暴力侵害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和情感。人们会认为,首先的冲动是抵制、憎恨、嫌恶和拒绝。“不,不,我不想要这样,这对我太暴虐了,它伤害我,把我抛进孤独中”,如果孩子还没有因巨大的焦虑而麻木,那么这种说法或者类似的表达会是直接的反应。但这些孩子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陷入无助,他们的人格还没有强大到能去抗议,甚至只是思考也不行,因为成年人压倒性的力量和权威使得他们无法开口,并且剥夺了他们的感觉。但是,如果同样的焦虑达到某个特定的极限,儿童就会被迫像自动机器一样服从攻击者的意志,去揣度攻击者的每一个愿望并让这些愿望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完忘记了自己而与攻击者认同。通过这种认同,或者我们可以说对攻击者的内投射,儿童的外部现实感部分丧失了,他们的精神变成了一种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状态;然后,在一种梦样的状态,也就是创伤的恍惚中,儿童的内心被原始过程所占据,也就是说,可以依照快乐原则用积极的或消极的幻觉来加以修正和改变。无论如何,侵犯作为一种严酷的外部现实终止了真实的存在,儿童在一种创伤的恍惚中成功地维持着先前的柔情状态。

与成年施暴者充满焦虑和恐惧的认同在儿童内心引发的最重要的改变是,儿童把施暴者的内疚感加以内投射,这使得迄今为止并无伤害的游戏呈现出应当受到惩罚的冒犯的色彩。

当儿童从这样一种侵害中恢复过来,他感觉到强烈的困惑,事实上是分裂(split)——清白和有罪同时并存——在讲述自己的感觉时,他的信心被打碎了。并且,成人施暴者苛刻的行为以及由他的懊悔所造成的愤怒,使得儿童仍然更多意识到的是自己的罪恶,仍然有很大的羞耻。作恶者的举止几乎总是显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哦,那只是个孩子,他还不懂事,他会完全忘掉这事的。”在这类事情之后经常发生的情形是,诱惑者变得喋喋不休地说教,或者做出一种像修道士般虔诚的姿态,并竭力用严肃的态度去挽救孩子的灵魂。

在这种情形中,寻求帮助的孩子通常与另一个成年人——在上面所引述的事例中指母亲——的关系并不很亲密,孩子胆怯的求助尝试遭到母亲莫名其妙的拒绝。受虐待的孩子变成呆板、服从的机器人,或者变得极具反叛性,但却无法解释他何以如此反叛。他的性生活滞留在未发展的阶段,或者采取了倒错的形式。对我来说,不必去深究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细节,这些疾病背后都可能伴随着此类事件。但是,从我们的理论考虑,这种假设很重要——也就是说,虚弱的、尚未成形的人格对于突然发生的不愉快的反应,不是防御,而是对于施暴者充满焦虑的认同和将其内投射。只有从这个假设入手,我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病人如此顽固地拒绝遵从我的建议,他们不愿对不正当的、刻薄的、伴随着痛苦或憎恨与防御的治疗做出反应。他们人格的一个部分,很可能是核心的部分,在某个发展水平上挣扎,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不能使用异体成形(alloplastic)的反应方式,而只能通过模仿,以一种自体成形(autoplastic)的方式做出反应。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假设:一个人的精神只由本我和超我构成,因此他在面临不愉快时没有能力稳定地维护自身——同样,在尚未发展成熟的情况下,他无法忍受被遗弃而陷入孤独,无法忍受没有母亲般的照顾,无法忍受没有大量柔情的处境。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很早以前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些观点上,依照这些看法,认同阶段必定先于客体爱。

我会把这种情形称为被动的客体爱或柔情阶段。客体爱的痕迹此时已经显现,但只是在幻想中表现为一种好玩的方式。因此,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现,在隐秘的游戏中,孩子代替了同性别父母的位置,以便和另一性别的父母结婚,但必须强调这仅仅是幻想;在现实当中儿童并不想这样做,事实上他们不能没有柔情,尤其是来自母亲的温柔。如果把过多的爱或者并非他们所需要的爱加到孩子身上,就可能导致病理性的结果,其他文献在引述这种情形时称之为挫折或爱的回撤。逐一讨论神经症和性格发育不良会让我们离题太远,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把早熟的爱叠加到一个尚未成熟的、无辜的孩子身上,这种爱充满了强烈的、带有性欲成分的激情和负罪感。结果就是语言的混乱,这正是本文要强调的主题。

父母和成年人,同样还有我们分析师,应当对这样的情形保持不间断的觉察:在服从乃至崇拜的背后,就如同在移情之爱的背后,我们的孩子、病人和小学生,他们内心都隐藏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爱。如果我们能帮助孩子、病人或小学生终止这种认同反应,并避开过于沉重的移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就达到了把人格提升到更高层面的目标。

这些观察有可能让我们的知识得到进一步扩展,关于这一点我想做一个简短的说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导致固着的不仅有重叠的爱,而且还有无法忍受的惩罚。对于这个似是而非的观点现在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了。孩子出于好玩的过失只不过是被充满性欲色彩的、经常是狂怒的、惩罚性的激情推到了严肃的现实层面,并导致了孩子的抑郁状态,而在此之前,他们满心欢喜地感到自己是无辜的。

详细检视某次精神分析治疗的恍惚状态期间所发生的现象,我们就会知道,惊骇和恐怖都有一些人格分裂(splitting)的迹象。一个人部分地退行到创伤(这创伤是他要尽力消除的)之前就存在的幸福状态中,对此任何精神分析师都不会感到惊讶。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认同当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次级机制,对于这种机制的存在我还不十分了解。我指的是在一个创伤之后突然的、令人惊讶的新能力的出现,如同魔杖一挥而出现的奇迹,或者如同游方僧人在我们面前公然让一粒微小的种子即刻长成一株植物,生出叶片,开出花朵。人内心都有强烈的需要,在面对死亡的焦虑时尤为迫切,这种需要拥有骤然觉醒的力量,激活各种潜能,这些潜能并不贯注于某物,而是在最深的静息中等待着发挥它们的作用。

当遭受到性攻击时,在这种创伤紧急状态的压迫下,孩子可以瞬间显示出成熟的成年人的所有情绪以及他身上所有处于静息状态的潜在特质,这些在正常情况下都属于婚姻、母性和父性的成分。可以把常见的退行(也就是创伤的连续性)与早熟做一个对比。我们很自然会想到,果子早熟是因为受到了鸟类或昆虫的侵害。创伤不仅在情绪上,也会在智力上让一个人部分成熟。我想提醒一句,几年前我讲到过一个典型的“聪明宝宝的梦”,在这个梦中,一个新出生的孩子或者婴儿开始说话,其实是向整个家庭传授智慧。可以说,对恣意妄为的、几近疯狂的成年人的恐惧把孩子变成了一个精神病学家,为了做到这一点,为了让自己避开来自失去自我控制的成年人的危险,孩子必须懂得怎样让自己完全与他们认同。的确很难相信我们仍然从我们的机智的儿童,即神经症病人身上学习到如此多的东西。

在儿童的发育过程中,如果打击不断增加,那么人格中各种形式的分裂(split)也会随之增加,很快地,人格中的所有自成一体的片断就很难再保持相互的联系,每个片断就如同一个单独的人格运作着,却不知道还有其他的部分存在。最终可能形成这样一种状态:持续不断的碎裂画面,恰当的称呼是原子化(atomization)。面对这样一种状态时,人们必须要有充分的乐观和勇气,尽管直到现在我都希望能找到一些连线,可以把不同的部分串起来。

除了激情式的爱和激情式的惩罚外,还有第三种方法把一个孩子身不由己地和一个成年人绑到一起。这就是对遭受痛苦的恐惧。儿童有一种强迫性冲动,要把家庭里的所有混乱弄得妥帖,可以说,他们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担起了所有其他人的重负;这当然不仅是出于纯粹的利他,而且还是为了重新享有失去的宁静和与此相伴随的照顾和关注。一个抱怨自己永远处于悲惨境地的母亲,会把她的孩子制造成她终身的护士,即一个真实母亲的替代品,而忽视了孩子真正的权益。

我可以肯定——如果所有这些考察是真实的——我们将不得不修订有关性和生殖器的理论的某些部分。例如,性倒错或许只是残留在柔情层面的婴儿期的痕迹;如果它们变为激情式的并加载了负罪感,那或许已经是外部刺激的、继发的、神经症性夸大的结果。同样,我的关于生殖器的理论也忽视了柔情与激情这两个阶段的差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性活动中施虐受虐有多少属于文明问题(即只是起源于对负罪感的内投射),作为一个真正的组织阶段,有多少是人为塑造的,有多少是自然发展的,这些都有待将来的研究。

如果你们不嫌麻烦,可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去检视一下我今天所说的内容,尤其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按照我的建议去留意一下比迄今为止所知道的更多的隐藏的情形,留意一下你对你的孩子、病人和小学生的那种非常严厉的思考和说话的方式,并让他们的话语自然涌现出来。我可以保证你将会获得很多有益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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