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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个人化的
Allen M. Siegel, M.D.Chicago, Illinois  
《纽约科学院年鉴》,2009

精神分析的世界里,理论是个人化的。在我看来,精神分析师们的理论,往往更多地是由于深刻的个人影响力、而非由于理论解释力的推动而形成的。若非如此,我们还能如何解释那些研究人类的复杂情感状态的所谓理性科学家们,为何会对人类的动机产生如此大相径庭的观点呢?

例如,我自己开始精神分析理论的旅程,就是一次意外的转折与偶然的遭遇。有时,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点亮了道路;但是,非理性动机(Irrational Motivation)也是我的前进道路的一部分。有时,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理论;而其它时候,是我们的理论找到了我们。

带着这样的理解,我将向你讲述一些我自己进入理论领域的经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创建者,是我心中的第一个英雄。1961年,我在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第一次遇到了他。业已发展了六十一年的精神分析,已经不再是一门新兴的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旨在让遭受情感创伤的战士们重返战场的战地技术,使弗洛伊德的理论得到了强化,从而使之在西方文化中奠立了滩头堡一般的地位。战时技术变现了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心智的思想,潜意识中包含着虽然看不见但却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情感生活。那时,社会名人与普通民众都一样自豪地参与到弗洛伊德崭新的、神话般的且不可思议的治疗中,这给遭受着情感痛苦的人们带来了希望。那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精神分析的“黄金年代”。

Melvin Sabshin博士是我心中另一位早期的英雄,虽不那么知名,但对我的影响力却同样的巨大。Mel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一位精神分析家,并且最终成为协会会长;他曾担任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系(被称为神经精神病学研究所,NPI)主任。在例行会议中,Mel在一群着迷于人们情感生活的医学院学生中,开展了关于精神病学的自由而开放的对话。涉及这个领域、它的实践、它的将来、它的问题与它的优势的任何及所有问题都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Mel还安排我们中的一些学生与医学博士John Gedo会面,他后来成为精神分析领域卓越的理论家。在这些会议中,Gedo博士扮演患者的角色,而学生们则扮演访谈者。Gedo博士是一位很好的演员,他帮助缓解了这样一件可怕的事情,即与另一个活生生的、有情感的灵魂关于他或者她个人生命中的深刻而私密的层面进行访谈。当然,就如其他学生一样,在我能够熟练地与我自己的真实患者进行访谈之前,我的焦虑从未真的减轻;但是与Gedo博士的访谈是我练习我的技巧的初始之地。他们是非常好的起点。

NPI在做着正确的事情。其他精神分析师加入了Mel与Gedo博士,成为了我们的老师。我只知道他们驱散了当时围绕着分析师的令人害怕的神秘感。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体验,产生了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我们班级200名学生中,四十人选择了精神病学作为他们的主修专业。那是百分之二十,这在当今世界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数字,如今精神病学已经变成了精神药理学的代名词。

我就是那四十名学生之一。并且很快我就迷上了精神病学。在Mel的精神病学系的学习期间,我阅读这样一些书籍,例如《我从未承诺给你一座玫瑰花园》(Greenberg, 1964)与《精神分析基础教程》(Brenner, 1955),以及观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大卫与丽萨》,我越来越渴望去追求拯救深受伤害之人的浪漫而英勇的历程。1966年,中西部最好的精神病学培训似乎就是在Michael Reese医院的精神病学与心身研究所(P&PI)开设的,也是在芝加哥;美国精神病学的重量级人物Roy Grinker博士就担任该精神病学系的主任。作为Grinker博士的门生,Mel在去NPI任职之前就曾担任P&PI的医学主任,因此这两个机构之间的道路是直接关联着的。当我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对我来说,很清楚需要去向哪里。

如果到此时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我就明确地表达,英雄是这个故事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P&PI,精神分析心理治疗是一个令人兴奋、充满活力的领域,充满了观点、理想以及可理想化的导师们。Grinker博士要求每一位P&PI的志愿工作者每周为医院贡献三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拥有一大批胜任的工作者。P&PI的志愿工作者中的大部分都是在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深受弗洛伊德思想影响的培训中心)受训过的精神分析师。志愿工作者的成员会督导住院医生的治疗。许多人是授课教师,许多人在医院治疗病人,他们都为住院医生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你能够一眼就将Michael Reese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与普通医学院的其他医生区分开来。他们身穿粗花呢运动外套,而不是传统的临床医生的外套。更好的是,P&PI拥有自己的大楼。它坐落在一个小山顶上,正好比诺大的Michael Reese校园里其它任何一栋建筑都高一点,可以俯瞰密歇根湖。P&PI既是基地,也是城堡。我们所有人都为能在那里学习而感到非常荣幸。

作为住院医生,我们尚未接受精神分析的正式培训,但是我们已经在医院及门诊被教授了精神分析导向的心理治疗原理。“精神分析导向的心理治疗,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很想知道。我们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从我们的第一天开始,以及之后的每一天,我们了解到,每一个自认为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就其核心而言,都具有一个无意识心智(non-conscious mind)的概念,正是这个部分对人们的思想、感受与行为施加着影响。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并且它仍然是今天所有动力心理治疗的基础。我们了解到,“动力治疗”这个术语本身,仅仅是指一种明确主张行为之潜意识基础(unconscious basis)的心理治疗。我用了接下来的许多年时间去完全掌握第二天课程,那是一种见解,即尽管不同的从业者与不同的理论家们都具有无意识心智的构想这个共同基础,但是他们对相似心理问题的理解方式却是矛盾的,而且常常是不相容的。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理解其中的差异是什么。现在我认识到,所有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的思想上的差异与无休止的辩论,是因为每一种理论关于真实的本质(即所谓的潜意识“内容”)具有不同的概念化。每个学派都错误地将自己的观点说成是绝对的。没有一个学派声称他们的观点是暂时性的假设。每个学派都断言他们代表了“真理”。经过很长时间与很多体验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更广泛的概观,我理解到那些争论是关于理论家的自恋,每个理论家都希望断言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不管对潜意识“内容”如何进行争论,仍然存在着唯一的决策者,弗洛伊德,这个无意识心智。俄狄浦斯父亲

在我选择自己的理论之前,我研究并思考了许久。如我之前提及的,弗洛伊德是我心中的第一个英雄。我对弗洛伊德的天赋感到震撼,这天赋使得他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概念,即非理性的行为并不是完全随机的,它具有其自身的潜意识的内在逻辑。弗洛伊德受到了达尔文的影响;达尔文观察到了有机体是在生物压力的作用下进化着的。这些压力所起的作用是保存自身并且保存物种。弗洛伊德需要将他的新理论与一门可信的科学联系在一起,以便使他的理论受到重视。弗洛伊德在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思想中看到了两种生物本能,一种是性,另一种是攻击。对弗洛伊德而言,性与攻击就是潜意识中动机性的内容。达尔文观点中的自身-保存的本能成为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攻击驱力,而达尔文的保存物种的本能成为弗洛伊德的性驱力。这两个潜意识的组成部分,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础,在本质上,就是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这意味着,在精神分析的探究过程中,人们无法发掘出性与攻击之外的其它动机。它们是基础性的给定。因此,弗洛伊德当然就是我的出发之地。

但是,我没有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在早期的心智模型中(即所谓的地形模型(Freud, 1900),因为它描绘出了弗洛伊德关于心智层状结构的观点:意识、前意识与潜意识),弗洛伊德将无意识的一层称为系统潜意识。然而,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模型中描述的概念会被理论的拥护者们具体化。可悲的是,这种情况也正发生在地形模型上,潜意识成为了可定位的事物,而不是一种特性。系统潜意识也变成了一个地理问题,而不是一个隐喻。它被当作一个具体的发现,而不是一个概念。弗洛伊德借鉴他那个时代的流体力学物理学,也形成了一个观点,即系统潜意识包含了一种字面意义上的能量,他称之为力比多。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情感疾患是由于力比多受阻而导致的。健康,则事关适恰地找到一种方式来释放积聚的能量。依据能量的具体观点去理解人们及其感受,这曾经让我感到非常困难。尽管我在理智上理解弗洛伊德的观点,即具体的能量配置份额是一种理解人们的方式,但是这对我来说过于抽象,过于脱离人们的真实方式。我从未体验到“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我是这个领域的新手,对我自己的想法缺乏信心。因为弗洛伊德关于本能和能量的概念,被我的前辈们毫无争议地接受了,所以我以为我自己的思考是有差错的。

我了解到,弗洛伊德以及追随他的大多数分析师,通过将形式与内容混为一谈,从而进一步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他们将形式(即此处的字面意义上的潜意识)与它的内容(思想、感受、愿望与行为的潜意识动机)等同了起来。弗洛伊德断言性驱力与攻击驱力是潜意识中不可改变的给定。不久,潜意识的这些给定就被错误地当作了潜意识的代名词。其结果就是,对于经典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家来说,对任何情感事件的诠释都要考虑到性驱力与攻击驱力。如果一个诠释(精神动力学的阐释)中少了对这些本能的考虑,那么这个诠释就不能被认为是精神分析的。一个精神分析师对另一个分析师所能提出的最严厉的批评,就是指责一个诠释不是精神分析的。

就是那样的。有很多年,每一篇符合规则认证的精神分析论文,都开始于对弗洛伊德研究的认可、他关于动力性潜意识的主张,以及它的性与攻击的内容。早些时候,关于这种对弗洛伊德的强迫式认同打击了我,让我感到限制和被迫。

后来一直如此。直到不太久之前,一位理论家倘若试图在现有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添加新的观点,这就无异于职业自杀。当然,这样的态势在很多年里扼杀了创造性的思想,阻碍了精神分析的发展。但是对话的循环性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第22条军规”(注:“Catch 22”)1。弗洛伊德本人在俄狄浦斯的故事中找到了他的双重本能理论普适性的证据,那是一个希腊神话故事,讲述了深嵌在俄狄浦斯杀父(攻击驱力)娶母(性驱力)的欲望中的性本能与攻击本能。俄狄浦斯故事对弗洛伊德的重要性在于,那是另一个文化的故事,并且正是由于它在自己的文化之外,因而证明了他的理论的普遍有效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一个分析师对于是否性本能与攻击本能就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动机的时候,或者甚至当他只是建议其它的潜意识动机也可能存在的时候,他就会被当作是异教徒,并且被打上严重精神病理的烙印。这种特定的病理,被认为是一个关于权威的问题,一种潜意识的愿望,想要推翻、甚至是隐喻式的杀死弗洛伊德这个俄狄浦斯父亲。对于那些信徒来说,这种“弑父”的愿望被视为弗洛伊德思想真实性的进一步“证明”。

1966年10月,我成为了精神科的住院医师,这正好与我进入精神分析心理治疗领域是同时发生的。当时,自我心理学占据了精神分析思想的中心焦点位置。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作为他的思想的继承人,接过了他的火炬,并将她的注意力聚焦在了自我,这正是她的父亲在去世之前主要的兴趣所在。在弗洛伊德的三元心智模型中,自我是永远存在的,它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超我三驾马车中的执行元素。三元模型被称作结构理论,它描绘了一个由三种截然不同的内部结构所组成的心智,正如同一个机械装置(Gedo and Goldberg, 1973)。自我及其许多执行性的心理功能(包括它的防御功能),本身被作为一个实体进行研究。自我心理学是我在P&PI培训期间的主流理论,但是它保留了潜意识这一经典概念;在这个概念中,生物本能的首要地位在看似永恒的俄狄浦斯故事中得到了隐喻式的表达。驱力占据了精神分析思想的中心舞台,并深深地被编织进了自我心理学的结构中。这就是我在那年秋天进入的理论世界。那时我的任务就是学习这些呈现于我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而当时并没有其它的理论选择。具有“其它”想法的人们被认为是疯狂的。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清晰而直接。然后,我发现了一位新的英雄,他的生命即将以个人以及理论的形式与我的生命交汇。

译者注:“Catch-22”:《第22条军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个美军飞行员希望让军医证明他疯了,从而逃避战争。但是第22条军规规定:疯子可以免于飞行,但同时又规定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而如果本人一旦提出申请,便证明你并未变疯。这个词在英语中象征人们处在一种荒谬的两难之中


走近海因茨·科胡特

1967年4月之前,在我的住院实习中,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就在那个月,我接受了我的第一位长程住院病人。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有些病人会接受住院治疗一年或者更长时间,这在当时并非罕见。P&PI已成为中西部此类长程治疗的中心,我们作为精神科的住院医生,怀着热切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我们的第一位长程住院病人。我的病人,是一位恐惧、抑郁、愤怒的二十岁男子,他竭尽一切可能地诋毁、贬低并羞辱我,用一种为了自我保护而努力将我推开的方式,这样可以使他自己与他所相信的在任何关系中都存在着的某种创伤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现在我都明白了。但我当时并不能理解)。他是这种防御行为的专家;而我,一个天真的新手,热切地等待着机会去学习和帮助,于是很轻易地成为了他自我保护措施的受害者。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的病人对我大发雷霆,指责我无能、不专业、麻木不仁并且愚昧。对于人身攻击我毫无准备,我原本只是天真地希望自己的善意得到肯定,结果我变得抑郁。我每周五天、每天上午都与这个年轻人会面,试图对他进行治疗。原本曾是我热爱的工作,如今变成了一种折磨。那些会面让我感到恐惧。我无法入睡、无法阅读、无法进食、无法集中注意力,并且我也还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年轻人给我带来的搅动,很快,我开始希望他死掉。我感到自己走投无路。最终我意识到,正是他击中了我内心的脆弱点,于是,我寻求了治疗帮助。

我询问老师们的建议,我应该向谁寻求帮助。那时推荐人惯常的做法是,给出一个列举着三位可能的被推荐人的名单,以免承担推荐的最终责任。毕竟,就算是基于姓名的发音而作出的选择(因为没有其它方法来作出决定),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在我的抑郁而焦虑的状态中,这份三人名单只是再次证实了我的心神不宁。我根本无法作出选择。相反地,我找到了一位喜欢的老师,我知道他会勇敢地对我诚实地表达。他看着那个名单,说这些人中有一个是“疯子”;并且让我去见海因茨·科胡特,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那是196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注2)的那个周末。我给科胡特博士打了电话,他告诉我碰巧当天下午他有一个面谈被取消了,于是问我是否能够到他的办公室来见他。那天我是医院精神科的值班住院医生,但是立刻安排了其他住院医生来承担我的职责,这样我就可以离开医院去见海因茨·科胡特博士,也管不了他究竟是谁了。

注2:Memorial Day: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的法定假日,在大多数州为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坐在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候诊室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份《曼彻斯特卫报》,这是一份我以前从未看到过或者听说过的报纸。我一边翻阅着这份看起来很奇怪的、薄页的报纸,一边担心着即将进入的这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几分钟的等待之后,一位优雅的上了年纪的绅士出现了,高前额,身穿灰色法兰绒西服,保守的领带,带着淡淡的欧洲口音。他立刻让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一位俄罗斯移民,在我的童年和后来的生命中,他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想象着这位优雅的绅士是丹麦人,这是关于我的被拯救需求的另一个证据,因为二战期间丹麦人对犹太人的英勇行为,已经是铭刻在我的个人神话中的一个故事。我在科胡特博士那里接受了两年的治疗,但是之后,在我的住院实习期结束的时候,我不得不离开芝加哥,在越战期间加入了美国海军。正如我说的,理论是个人化的,我与海因茨·科胡特一起的经历,显然是我最终为我自己的工作选择了自体心理学这个有益理论的一个主要因素。

科胡特博士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没有将他的理解强加于我,也没有以任何明显的方式利用我来推进他的理论。相反地,在我们的工作中所显现出来的东西,对我和我的生活来说是独一无二的,而非又是一个“千篇一律”的故事,就像是根据俄狄浦斯神话而组织起来的那些治疗中产生出来的一样。在我们的工作中,科胡特博士与我的情感体验靠得很近,对我所说的或者所想的任何事情都不抱有评判的态度;即使是他以承认他错了或者误解了我的方式,表达他对于可能对我感受到的伤害负有责任,这也正肯定了我的体验。在他面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了解和理解。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强有力的体验。没有通过意识化的觉察,我随着接受他的治疗的过程,已经内化了科胡特博士在临床中的存在方式。

1967年,尚未被定义为自体心理学家的海因茨·科胡特,是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一位受欢迎的老师。他在研究所的学生们就是我在住院实习期间的老师。就像那时候的科胡特一样,他们在使用弗洛伊德的驱力-防御心理学语言的时候,临床倾向已经深深地受到了科胡特关于自恋新概念的影响。他的影响为枯燥的、机械式的驱力-防御概念注入了生命力,让我和我的病人们都活了过来。

如我在前文所说,1969年我结束了住院实习,越战期间在美国海军服役了两年;然后于1976年(注3),我被芝加哥研究所录取。在那里的学生生涯是一段困难的时光。科胡特已经出版了他的开创性著作《自体的分析》(Kohut, 1971),以及随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他在其中阐明了关于自恋的发展与自体的障碍的观点。1977年,他写就了第二本书《自体的重建》(Kohut, 1977),其中他明确地脱离了经典的俄狄浦斯、驱力-防御心理学,并且描述了他的新隐喻:悲剧之人与愧疚之人(Tragic Man versus Guilty Man)。我将在后文中详细阐述这个隐喻,它清楚地说明了弗洛伊德与科胡特对其进行概念化的潜意识问题这个中心主题。

注3:此处尊重原文。译者注。

与许多其他机构不同,芝加哥研究所从未经历过分裂为多个组织这样的现实政治活动,然而,它却由于科胡特的新观点对其既定的教条及权威造成的挑战而陷入一片混乱。研究所的在读学生们被卷入了这场争论。科胡特的观点在临床上颇具吸引力,但是许多年轻人害怕一个开放的“新事物”。他们担心着自己在研究所的前途,顾虑着他们透露自己成为一名自体心理学家之后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也有类似的担忧,但是,科胡特的观点、我自己与他一起工作的临床体验,以及我与自己的病人一起工作中对自体心理学知识的体验,都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我无法不以自体心理学家的立场来思考。

另外,我注意到,我对于我的分析师进行内化的体验确实不是罕见的。人们可以放心地假设,如果一个分析师自己的治疗体验是好的,那么这个分析师就会将这种体验中的要素纳入到他或者她自己的工作之中。那些要素包括主治分析师的理论见解。如果治疗体验是不好的,那么被分析者就很可能会拒绝分析师的理论,继而追求另一种理论。不管是好的或者不好的,都像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因为一个人在对治疗投入了重大的情感与金钱之后,是很难承认自己在治疗中所感受到的失望并拒绝其分析师的理论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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