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医科大学学报》-1998年2期；
综述
非常意识状态(non一ordinary state of consciousness，以下简称NOSC)或变换意识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指一类与“正常的、理性的清醒意识状态”不同，具有短暂性和自愿性特征的意识状态，不包括睡眠和由疾病或反常社会处境所致的精神障碍催眠状态，出神状态，销魂状态，附体体验，分离状态，入静，禅定，中邪等均是以此有关的专业或非专业概念。NOSC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存在于几乎所有民族的疗病手段或宗教、精神生活中。70年代一项报告称，在所调查的全球488种社会中，系统化、有组织引发NOSC者占90 %，其余10%有散在、自发的形式。
研究NOSC的意义在于:(1)既往对非常意识状态的跨文化研究偏重于与文化相关的特殊内容方面，较少注意千差万别的表现后面是否存在共性。对NOSC共性的研究，其实也是对心理治疗共性的研究，有助于发展规范但又有文化适用性的心理治疗技术；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方法学的困难，易被误认为搞“神秘主义”。专业人员之间缺乏共识，而非专业人员则乘虚而入，大搞真正的神秘主义。例如，在一波又一波的民间健身热潮中，存在着滥用NOSC的现象，产生了大量临床问题，迫使我们面对这个一直刻意回避的领域；(3)有助于理解滥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药源性NOSC的心理学特征。
近现代的西方科学并不总是排斥对NOSC的研究。上世纪初，类似于我国气功热潮，麦斯默的“生物磁性疗法”在欧洲大行其道。随着对其机理的探讨，诞生了明确的“催眠”的概念，甚至继而催生了精神分析学说。
本世纪初，提出“意识流’，概念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澹姆斯指出:“我们所称的正常清醒的理性意识只是意识的一种特殊类型。透过一层薄而透明的筛网，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潜在的意识形式。我们也许终身都不会察觉它们的存在，但运用合适的刺激，它们就会一触即发，以其全然的完整性出现，成为也许在某些方面具有运用性和适应性的、确定无疑的精神形式。
现代的NOSC研究，主要是由催眠治疗师、跨文化精神病学家、精神药理学家来推动的。国内近年有受过科学训练的气功研究者，运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概念研究中国气功中的心理操作问题，开辟了陌生而新奇的领域。
以下从意识的统一性与多重性、特殊性与普遍性、NOSC的发生机制和现象学、与现代心理治疗的关系几个方面作一综述。
1。意识的统一性与多重性，特殊性与普遍性
当代最重要的催眠治疗家当推美国的M H Erickson。他很早就认识到，个体的意识是具有多重性的同一体。他发展了在多个意识层面上与患者进行交流的心理治疗方法。JG Hilgard在斯坦福大学用实验室方法证实了几种不同的认识结构系统在一个个体同时共存的现象，认为意识分离并非“全或无”的现象。
为了说明统一性与多重性的关系，J O Beahrs将人的意识比做交响乐团的运作，不同层次、部分各司其职，协调、合作，共演一道主旋律。他用三种心理过程意志、知觉和认知的连续谱来说明催眠状态与非催眠状态的区别(表1)。他强调，非催眠相与催眠相各处在三个维度的两端，但是互相连续过度，并无明显界限。就认知维度上出现第三级思维过程而言，他同意Arieti的说法，认为催眠状态下的精神活动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扩展性；现实检验能力看似消失，其实只是隐藏了起来。在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如果一些心理操作的发生没有被意识本身体验为随意控制的，就被说成是由潜意识干的，实际上它们仍是自我的一部分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可以说，所有催眠性行为都是清醒的行为，反之亦然。有时，不能轻易地定义催眠是一种改变了的意识状态。只有当催眠状态与非催眠状态或其它不同类型的NOSC状态之间无连续性(即持续地紧靠各维度右端时)，才能认为是“入静(或出神)状态”(trance)。即便如此，trance在严格意义上也属于清醒状态(图1)。这一点提示，我们既往对所谓“清醒状态”的理解显得过于狭隘，对很大的一块领域视而不见。
对于是否人人都有“可催眠性”(佛教中有“人人皆可成佛”之说)，以及可催眠性是人格特质还是技巧的问题，Erickson派的催眠师认为，“特殊意识状态”之“特殊”只是相对而言；可催眠性是普通存在的，但个体之间有程度的差异，可催眠性更多地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巧。他们将只有很低可催眠性的病人的症状也视为意识的不同层面所使用的“语言”，并与之直接“沟通”，从而引起变化，达到变“问题”(problem)为“技巧”(skill)的目的。
2。NOSC的发生条件
很多因素可诱导出现NOSC，总结起来有以下几大类。
2。1 药物理性刺激-致幻剂及拟精神病药物
早在公元三、四世纪，我国就有过滥用含汞复合制剂“寒食散”(常与酒精合用)，有意引起意识状态改变的情况。千余年以来，印地安人使用南美仙人掌或某些蘑茹来产生致幻及欣快作用。西方人对此物质的研究有100多年历史，尤其是50年代以来，用此类化学物质进行实验精神病理学研究，在动物身上制造了精神病模型。有代表性的药物是:(1)苯乙胺类衍生物；南美仙人掌毒碱、苯丙胺；(2)叫吲哚衍生物:二甲基色胺、蟾毒色胺、麦角酸二乙酞胺；(3)大麻衍生物:四氢大麻酚；(4)其它:盐酸呱啶。除了这些拟精神病药物以外，还有很多药物都有致幻及改变意识状态的作用，最出名者为吗啡、海洛因、可卡因等。部分药物在某些(亚)文化群体中滥用成风，形成重大健康及社会问题。
国内对拟精神病药物麻醉、致幻药物研究进展已有详细介绍，此处从略。
2。2 心理性方法
就传统上的使用范围而言，心理性的方法的重要性远胜于药物性方法。除药物依赖以外，当前与健身、疗病或宗教仪式相关的NOSC多为心理诱导所致。
刺激强度正常或减弱情况下降低感知领域的可变性:(1)感觉剥夺:A狭义的感觉剥夺(暗室，34。5摄氏度潜水箱)；B知觉剥夺(过滤、减弱感觉内容)。(2)入睡前及觉醒前(幻觉)状态。(3)他人及自我暗示:A他人暗示(催眠治疗、“放外气治疗”、“带功报告”；B自我暗示性放松技术(如自主训练、沉思)。
增强感知觉领域的节奏及可变性-过度刺激:(1)强而单调的刺激(节奏性强光刺激；鼓点、午蹈、竞技体育项目)；(2)变化丰富(强度正常或增高)的刺激(多种感觉刺激，或如运动、“信息轰炸”。
其它诱导途径:(1)单个刺激:过度手淫或强烈性高潮；宗教性斋戒、禁食、节食；呼吸控制训练(生物反馈、瑜咖)、性窒息(手淫自扼窒息)或过度换气；过分专注的行为(听音乐，阅读)；实验性或自愿性睡眠剥夺(“苦行者觉醒”式的超感觉体验)；(2)各种方式综和。
如果用一个由“感知觉可变性”和“感知觉强度”维度构成的座标来表示，以上“1”和'2”中的7种情况在座标中的位置是不同的(图2）。
以上是国外研究者从实验、观察的角度对NOSC的发生机理所做的探讨。这些研究大多到诱导阶段便止步了，且最重视诱导过程中感知觉的操作。本来，进入NOSC后的心理体验与操作更是内容丰富。但正是在这里，观察、实验失去了用武之地，不得不借助报告自我体验的方法。理想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者自己具有进入NOSC并在其中进行心理操作的能力。但新的问题仍难以解决-——普通意识状态下的语言还能真切传达NOSC中的体验、境界吗?
比起上述进门便打住的“客观研究”来，国内刘天君用心理学概念对“佛家气功修炼的心理过程”的描述，将我们导向另一种不同的心灵境界。他的自省性研究超越了感知觉领域，重点放在讨论与抽象思维不同的“具象思维、无象思维、零思维”上。更多的研究者没有达到这样的条件，只得使用来自别人的自我报告，以了解NOSC的心理学性质。
3。现象学研究
大量文献表明，NOSC的诱导条件、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却有着并不取决于诱因和文化背景的共同内核。
A M Ludwig 1966年提出，NOSC有下列10条共同特征:(1)思维改变:原始思维占优势；不能进行有指向性的注意；(2)时间知觉改变:加速、减慢或停滞(无时间感)；(3)丧失自我控制感；}4)随着(3)的出现，出现强烈情绪，可从幸福、极乐、狂喜、销魂直至恐惧或深度忧郁；(5)躯体感觉、形体感改变:身体与外界的界限消失，身体的各部分变形、消融，身体提升、移位、化解，可引起强烈恐惧；(6)感知觉变化:视觉系统较明显，如幻觉、错觉、假性幻觉、联觉现象；(7)“意义”体验改变:正常清醒状态下很少或根本不会察觉的事物或关系，会被赋予重大的意义；“顿悟”体验；(8)对各种强烈体验有“不可言说”、“不可名状”感；(9)再生或脱胎换骨体验；(10)高度暗示性:由于失去习惯了的恒常性，出现不确定感。建构性的，似乎能起支撑、稳定作用的体验或信息特别容易乘虚而入。
为了验证以上这些主要通过回顾性调查得来的结果，A Dittrich在80年代主持了一项大规模的跨国性纵向实证研究。首先，他对500名健康志愿者实行NOSC诱导，方法包括4种致幻药物；各种减少环境刺激的方法，如感觉剥夺、入睡前状态、催眠、自我训练，以及过度刺激。同时设置了对照组，与实验组一样接受同一测量方法的前后测量。根据这一阶段的结果，该研究将调查扩大到欧州6国1130名受试。这些受试进入NOSC的方式主要是使用大麻、LSD(麦角酸二乙酞胺)和各种冥想、入静方法。第二阶段的结果与第一阶段吻合，且在内容上与前述10条表现很大重叠。研究者用多元统计方法归纳出，受试的自我体验报告中含有以下3个主因子，正是它们构成了典型NOSC的核心。
(1)海洋般无边无际感(oceanic boundlessness):大致等同于充满宗教精神的“神秘体验”。代表性的描述如:“我和环境之间的界限好象消失了”，“周围的世界仿佛和我自己融为一体”，“似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矛盾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合而为一”，“不知为什么，我感到非常幸福、心满意足”。中国文化中推崇的“天人合一”，“大化之境”似与此有关。
(2)自我消融恐惧(dread of ego dissolution):似乎与第一方面相反，但却常常与之相辅相成的一类消极情感体验。吸毒者称之为'bad trip'?(万文鹏译“坏把戏”，与“goodtrip'好把戏'相对)。典型表述为:“感到自己被孤立于一切事物、一切人之外”，“头脑空空、不听使唤，分不清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好象我没有了感觉和感情，自己活象个机器人”，“莫名其妙地害怕，感到受威胁、受折磨”。
(3)幻象重建(visionary restructuralization):主要包括视幻觉性体验一‘黑暗中或闭着眼睛就能看见(要素性、无定形的)光亮闪烁，或规则的图案、模型(结构性幻视)，或放电影般的完全的景象(全景幻视)”，联觉现象一‘声音好象会影响我所看见的东西”。这几种现象似乎揭示“内部信息”输入增多而且紊乱，认知与情感的关系发生变化，想象力被大大激活，以致于很多受试报告:“太多的念头和感觉涌到脑里来，我都糊涂了”，“看到、想到、听到这么多东西，我分不清它们到底是在梦里还是真的存在”，“周围的事物好象对我有了比往常更强烈的意思似的”。
简而言之，以上3方面可被分别喻为天堂、地狱和幻象。在此需要强调三点(1)三者之间并非互不关联，而是有重叠、相关，可同时共存、互相转换。(2)正如前面提到的，NOSC与正常觉醒意识的差别只是量的而不是质的，NOSC也存在着程度上较大的变异范围。(3)所谓与诱因无关，是在一般性的形式层面上而言。实际上，不同方法诱导的NOSC之间，有心理体验性质上的不同，有的以觉醒程度降低为主，有的可能突出表现感知觉变化，还有的也许以情绪体验为最强烈。至于个人体验的内容，当然更是反映其心理、社会、民族方面的背景条件，体现时代精神。
4 催眠与现代心理治疗
前述多个方面的研究，旨趣各异，有的意在揭示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有的服务于探讨精神病理现象的发生机理，还有重在发现心身关系、个体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当前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如何利用关于NOSC的知识来发展有用的心理治疗干预技术。催眠技术在欧美的复兴便是后者的具体表现。产生这一现象的前提之一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正常清醒状态、催眠状态和病理心理之间，并无截然界限；甚至可以人为转化。换句话说，心理的、人际交流的因素可以构造出心理性的现实。正如G Schmidt指出的那样，精神病性和心身疾病性症状可以被视为自我诱导而成的半催眠现象的表现。这样一类看法，是对催眠的广义理解，并不局限于典型的NOSC。
Erickson式催眠对现代心理治疗的多种流派有影响，并且还在心理治疗之外的领域，如教育、非精神科的临床医学、牙科等，得到运用。它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强调催眠师与咨客之间合作性的互动关系，而不采取传统的注重催眠师支配作用的权威性治疗关系，或者进行实验研究时企图保持的所谓客观的、标准化的观察关系。S Gdlligan将Erickson式催眠的其它主要特点急结如下:(1)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治疗性交流不是演绎某种关于人类心理的理论，也不是验证统计学概率，其基础是眼前咨客自己呈现出来的具体现实模式。(2)催眠是一种交换丰富心理体验和信息的过程。治疗师的任务是发现那些吸引人的意念、观点、感受、愿望等线索，并将它们作为发展的基础加以利用。(3)每个人都具有发展的资源。每个人的能力和天赋都远远多于自己所意识到的。治疗的任务是重新组织或使这些潜能重见天日。(4)催眠入静状态可以加强和扩展资源。信息加工过程受情感、认知及情景性参照系的制约，而催眠诱导的NOSC可以将人从清醒状态下形成的固着、僵化态势中解脱出来，新建、重组自我体验，释放潜能。(5)催眠入静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诱导入静使用自然的交流即可，不必神秘化。(6)重视提高生活方式的适应性甚于矫正错误；正视现在、将来甚于检讨过去。(7)个人独特性表现于包括深层自我、无意识、意识在内的多个层面，心理治疗必须尊重、适应、配合、利用咨客带来的这种多层面性。(8)无意识过程可以富有成效、自动地起作用，是有智慧的、有组织的和有创造力的资源，能够实现深刻的变化。催眠入静的作用，是把咨客的意识过程放到一边而以此来加强无意识过程。有意识的领悟对于引起治疗性变化并非是必需的。
系统家庭治疗从以上观点中发现了精辟的整体论、系统论思想，受益极深，已将它们转变成为具体的操作性概念和技术。但很多心理治疗专著至今未将催眠作为重要技术加以认真讨论，Erickson生前论文无数，但无系统专著。后来，几位得意门生以其名整理、出版了专著数套。自此，推崇他的人五花八门，从不同角度引用、解读其成就，使他成为什么流派都象可又什么都不是的人物。这一现象，以及他的追随者们阐发、总结的要点，正好突显出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创造性和多样性。
总之，非常意识状态是人人都体验得到的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人类自我认识方面最神秘莫测的领域。同样矛盾的是，一些人想方设法，甚至以生命作代价追求它，另一些人却竭力要把自己的体验人为地划定在“清醒的、理性的”范围，不愿或不敢“越雷池一步”。从目前的认识看，后面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一厢情愿的，因为对于清醒意识界限的高度专注可能恰好是诱导进入NOSC的条件。这些悖论是我们习惯了的认识论造成的。应该运用新的思想方法和手段进行探索，而不是自欺欺人地回避那些未知领域。与自然科学性的，以研究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为主要目的的“解释的心理学”相比，研究“精神内部因果关系”的“理解的心理学”在这个领域似有重要价值。从实用的层面看，这个领域的知识不仅有助于破除披着各种外衣的迷信，更会在心理治疗等专业性助人行业中得到建设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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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博士是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专业的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近30年，专长是心理治疗/家庭治疗、心身医学、跨文化精神病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