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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冬的南京,我带领一个需要两天课程的工作坊。工作结束后,终于有一个白天可以四处走走。我先去了钟山,从明孝陵、中山陵、一直到美龄宫,一个早上就这么结束了。朋友问我还想去哪里,我这一次前来以为只是工作而已,因此没有做任何的功课,也就没太多想法。朋友说了几个地方,但看我的反应都不是十分有兴致。他忽然想起说:「要不要去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呢?」
我曾经看过这个地方的相关报导。这个博物馆是在一九八五年,由来到南京的邓小平,题名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有点心动,但还正犹豫着。另一位也是外地来的朋友问在地的朋友说:「你们觉得这个纪念馆怎么样?」南京的朋友说了一些十分推崇的话,包括它的设计、它的美感、它的壮观、还有它的历史意义等等,最后还说:「如果你们去了,一定会十分震撼,内心必定充满了恨。」
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我就决定不去了。或者说,我就知道自己是不敢去的。
我喜欢旅行,喜欢在旅行途中参观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即便是行程紧凑也不会觉得浪费时间。然而,有几个博物馆或纪念地,是我一定会拒绝的,因为涌上来的感觉虽然是如此饱满,但却也是如此沉重,几乎是宁可死去算了。
这样的拒绝,在我的旅程里曾经出现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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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到柬埔寨的吴哥窟。那一回是我第三次到这一个值得再三拜访的古迹胜地,只是当时航空公司有纠纷,只好从首都金边转机。去的时候,班机顺利衔接转机,但回程因为没有恰当的班机,我们因此在金边过了一夜。
我们下榻在洲际大饭店,一个还不错的五星级旅馆。
那一趟是四个人的自助旅行。不知怎么的,除了我以外的三个人全都生病了,不是上吐下泻就是发烧肚子痛。在我这个受医学科学训练的人来看,他们的症状应该归咎于肠胃型感冒,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这三位好朋友恰恰都是身心灵相关论述的信徒,一直认为是吴哥窟的阴气太盛,使得自己的灵体沾上了一些晦气所导致。他们甚至觉得来到金边之后,阴气更盛,索性就不出门,只想留在旅馆里好好静养。
唯一得以幸存的我,却是不相信这一套的。傍晚住进了旅馆后,立刻去按摩,还在旅馆附近四处逛逛。第二天一早,觉得这样大好的白天太可惜了,还是决定一个人出去,善尽一个观光客应有的责任,到城里的名胜古迹走走。
我在洲际大饭店的门口就看到了一群摩托车,准备供这饭店的旅客出门雇用。一位年轻人主动走过来,看起来还算面善,我也就直接和他谈好价钱和行程。我期待的旅程,包括昔日的皇宫、传统建筑改建的国家博物馆、和五花八门专门贩卖给观光客各种货品的中央市场。
国家博物馆是我最主要的目标。吴哥窟文明所发现的相关文物,除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和泰国的国家博物馆,就是这里收藏最丰富了。在吴哥窟几天的文化旅行,能够以这里作为终点会是个完美的结束。
电影《杀戮战场》的现场。我知道那里,这个一般直接称为「杀戮战场」的地点,也就是吐斯廉屠杀博物馆(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只是这些行程结束了以后,想要做更多生意的摩托车司机一直问我,既然有时间,为什么不再去一两个地方呢?我问他何处值得一去。他立刻说起一个每位欧美游客都会去的地方,也就是好莱坞曾经改拍成我立即的反应就是:不!
去过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太悲惨了!」他说,也许他们去的那天正好是凄风苦雨吧!也或许当天抵达已是傍晚时刻,整个博物馆只有他们两个人。但后来我看了一些数据,知道这个博物馆只是充满了控诉和血腥的纪录。这样的博物馆,同样是让我心情可以沉重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
我不是不能承受这样的悲剧,我甚至痛恨那些遗忘这一切惨痛历史的人。只是,我所不能承受的是,在这么多年以后,直到现在还继续纠缠着表面的情绪:恨、悲惨、控诉。被害者的声音是凄厉的,只是在这永无止境的高度张力背后,除了让每一个人都精疲力尽以外,也同时将每一个人都困住了。
3
恨是一个不容易离开的情绪,甚至是教人容易上瘾的。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最先是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齐康设计,就是以「生与死」、「痛与恨」为主题。即便到了一九九五年,纪念馆的二期工程建设改由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主持设计,以「战争、杀戮、和平」三个概念来发展和构思,有了悼念广场、大型雕塑「古城的灾难」、刻有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间的十字形标志碑、遇难同胞名单墙、纪念馆大门「残破的城门」等等;然而,泪水和怨恨还是流窜在这广大空间中,扮演着最最主要的情绪。
这样的恨,没有经过转换的原初情绪,能带给我们什么呢?除了绵绵不绝而缦缦奈何的仇恨,以及背后以被害者身份衬托的永无止境的厚重低音?
然而,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仇恨还不嫌多吗?
在南京的那几天刚好是台湾总统选举的日子,国民党可能在这一战就要走入历史了。大陆的朋友除了好奇我为何没有留在台湾投票以外,更加关心会是谁赢了总统的宝座。这些年来,我对政党形式的民主开始感到困惑;特别是在激情中完成的投票制度,更让我不知如何看待。然而这一场选举是不同的,投票的结果早已在选战还没结束的许久以前就知晓了,不会有太多惊奇;唯一可能有意思的是,新成立的这些小党,究竟可以得到多少支持。
比起总统或立委的选举结果,我其实更关心:没有国民党以后的台湾,是否已经从过去的漫长悲情里,完成了足够的转换,一个真正的新的世界可以因此而创造完成?
南京这一趟旅程的一个月后,我又到了重庆接洽公务。这次的行程更加匆忙,只能在落脚的旅店附近走一走。为了工作方便,朋友帮忙安排的旅馆就在目前重庆最热闹的观音桥。三四个人吃完晚餐后,也就在朋友的建议下,到附近的方所书店买书。
这里陈列的书很合我的喜好,而且第二天就可以回家了,不用担心行李,不禁贪心地多买了几本。其中有一本就是意大利小说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小说《若非此时,何时?》 。
在台湾翻译成普利摩.利瓦伊的小说家,恐怕是二次大战后,第一位发表自己在纳粹集中营悲惨经历的作家。在台湾,他的作品翻译出版的有短篇故事集《元素周期表》 和散文集《灭顶与生还》 。
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灭顶与生还》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第二年他就从自家三楼的阳台,朝公寓内的天井纵身一跳,以在这本书里,他又再一次回顾了集中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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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的确,是不能忘记的。而且,更恐怖的是周边的人都急着要你快快遗忘。所以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如果这项伤害尚未在我们身上或周围留下实质的痕迹或永久的空虚时,这种说法其实只是愚勇,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很乐意遗忘已经痊愈的严重病痛。」
只是,「我们同样惯于简化历史。但历史事件的排列并不一定只有单一明确的模式。但或许因为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因此强烈地需要划分『我们』与『他们』,也就使朋友卅敌人这种二分法远远凌驾其它历史分析模式之上。」
而且这样的情形在生活中无所不在,「这也许就是许多观赏比赛,如足球、棒球与拳赛等,广受欢迎的原因。场中对抗的是两个立场截然划分、清晰可辨的队伍,而比赛最后则会产生胜利者与被征服者。如比赛结果平手,观众难免会觉得失望,被骗。」所以,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可以不断地遇见。
他说:「特权的崛起,其实不只在集中营里,在所有人类群居社会里,都是一种带来痛苦却永恒存在的现象,只有在乌托邦里才可能缺席。」「在所有环境,所有关系中,都存在牺牲者卅刽子手的相对动力,这种动力表现的清晰程度不一定,而且通常都存在于下意识层面。」
在这样的竞争世界,就像集中营的囚犯一样,是必须踩着别人的尸体前进,才能活下来的。我们现今乍看是自由的生活,同样如此。而且,「做这种工作,要不是第一天就发疯,就是会逐渐习惯。」「当然我可以自杀或让自己被杀,但我想活下去,我想要报酬,而且活著作证。不要把我们当成野兽,我们就跟你们一样,只是比你们不快乐许多。」
利瓦伊引用同样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的女医师兼作家埃拉.林耕丝(夫姓雷奈)(Ella Lingens-Reiner) 的作品,认为她《恐惧的囚犯》中的有一段话「表达的最坦白」:「我怎么能在奥斯威辛生存?我的原则是,首先考虑是我,第二考虑是我,第三考虑是我,再来是什么都不管,再来还是我,然后才是其它人。」
幸福的人都应该知道,是因为别人的不幸福,自己才得以幸福的。这是利瓦伊想要告诉世人的:不只是在集中营里,在当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还是如此。
只要有感觉,任何记忆,希望找回所有记忆,希望没有任何记忆被掩盖或被扭曲。不,你找不到自己任何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任何人,你没有接受任何职位,你没有窃取任何人的面包;然而你还是无法排出这类可能。这不只是一种假设,而是如阴影一般笼罩的嫌疑:每个人都是杀了自己兄弟的该隐,每个人都篡夺了邻人的位置,取代他而活下来。这是一种假设,但他啃噬着我们。」
他说起最最深处的感觉:「或许感到羞愧,是因为自己取代了别人而生还?尤其是取代了比你慷慨、体贴、有用、聪明,比你更值得生还的人?你无法阻挡这种感觉,你检视你自己,检讨自己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