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是用来治病的。有病就得用药，这几乎成了现代人的一种信仰。如今的药有两种：西药与中药。它们的最大区别是：西药多为人工制品，中药多为天然生成。

    西方国家的药店叫做 Chemist's Shop，chemist 这个词的意思，既是药剂师，也是化学家，因为西药多是化学合成的。

    化学药物有个特点，就是作用迅速，用药之后很快就能见到效果。这是因为，化学药物多是小分子物质，由于分子小，进入血液循环后可以无所不达。人体血液循环中有几道天然屏障，能够阻挡病原体等有害物质的侵入。如血脑屏障对于脑组织的保护，血胎屏障对于胚胎组织的保护等等。但是这样的屏障对于小分子的化学药物来讲形同虚设。

    有些化学药物基于本身的特性，在进入人体之后，会与人体的某种组织成分发生结合。这种结合在人体免疫系统看来就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绑架行为，就会启动免疫应答机制，产生免疫活性物质对这种绑架进行清理，而在清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炎性作用常常会对被绑架的人体组织形成连带损伤。如果这种绑架出现在人体胚胎组织中，造成某种基因受损，后果则是灾难性的。

    1961年10月，在德国妇科学术会议上，有三名德国医生分别报告了多例罕见的婴儿畸形。这些畸形婴儿没有胳膊没有腿，手直接长在肩部，脚直接长在臀部，状如海豹，故取名海豹肢畸形。后来的调查研究表明，海豹肢畸形婴儿的母亲在怀孕期间都服用过一种化学药物，叫做“反应停”，对缓解妊娠反应有一定的疗效。医学家们进行了动物实验，把这种药喂给怀孕的猴子，可以造成百分之百的海豹肢畸形幼崽。

    反应停是由德国格伦南苏药厂研制，1956年开始销售，1962年被有关当局指令撤出市场，六年间在德国境内造成多于6000例的海豹肢畸形婴儿。这些婴儿大多伴有心脏和胃肠道畸形，存活率约为百分之五十，存活的婴儿具有正常智力。

    有一次我到日本东京讲学时曾提到过这个案例。茶休时一个日本听众告诉我，他家邻居的孩子就是海豹肢畸形患者。虽然日本厚生省承担了一切生活费用，配给了自动化很高的轮椅，但这一生的痛苦是钱所不能解决的。他说这样的病例在日本超过1000例。日本人非常信任德国的医学和药品，反应停在德国已经叫停了，日本还在卖，比德国多卖了一年有余。

    上述化学药物造成胚胎损伤的状况不是孤例。1966年至1969年期间，美国波士顿妇科医院发现了8例少女阴道癌案例。少女在美国叫做teenage girl，指的是13～19岁的女孩。这个年龄段的女孩以前从未发现过阴道癌的病例，所以引起了医学家们的注意。后来的调查研究表明，这些女孩的母亲在怀孕期间都吃过一种化学药物——己烯雌酚。

    己烯雌酚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雌性激素，是那一时期治疗先兆流产的常用药物。1972年底，有一篇文献综述报道了91个阴道癌病例，年龄在8～25岁之间，其中有49名患者的母亲在怀孕期间都服用过己烯雌酚。据此，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发出警告，反对孕妇服用己烯雌酚。

    随着类似案例的相继出现，引起西方医学界对于化学药物的高度警惕。他们喊出一个词，叫做Chemical disaster（化学药物灾害）。

    德国学者尤格 布莱克（Jorg Blech）在他的新作《无效的治疗》一书中指出，目前在德国因药物导致的死亡率比一般假定的要高出许多。在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内科有关732名死亡患者的尸检报告中发现，其中的133 名不是死于疾病本身，而是死于“不当的药物事件”。

    美国医学博士罗伯特 曼戴尔松（Robert Mendelsohn）是美国医师工会的领袖，他在1980年出版了一部著作《一个医学叛逆者的自白》，这本书的副题是：如何捍卫自己的生命，不受医生、化学药物和医院的坑害。书中指出，绝大多数的化学药物不但没有治疗的真实效果，反而是致病、添病的主要缘由。因服用化学药物而致残、致死的美国人，每年至少有 670万人，这是美国政府公开公布的数字。

    现在西方的医生和患者都在使用化学药物时保持应有的审慎。在那里，如果孩子感冒发烧去看医生，只要不是高烧，且无严重症状，一般情况下医生都不会给开药。相反在中国，我们对化学药物的防范意识要差得很多，很多人甚至从来没听到过化学药物灾害（Chemical disaster）这个说法。上面的情况若是在中国，医生如果不给开药，恐怕就会增加伤医事件的发生率。

    上面我们讨论了西药中的化学药物。另外，我们必须知道，西药除了化学药物之外，还有生物药物。西药中的生物药物虽然也是人工制品，但所用的原料是有机物而不是无机物。在生物体的新陈代谢中，会产生一些活性物质，如蛋白质、酶、核酸、激素、抗体、细胞因子等，它们在维系机体健康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活性物质都可以作为原料，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制成临床所需要的药物，这就是生物药物，例如各种疫苗，各种维生素，各种抗生素，各种免疫诊断制剂和免疫治疗制剂等等。这些生物药物在人类防病治病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在当今药业的布局之中，化学药物、生物药物和中药，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出于对化学药物的警觉，西方医学界开始寻求天然药物。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因为中国使用天然药物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经验。这是世界范围出现中医热的基本原因之一。

   中药的特点在于天然二字。中药的药字，繁体写作“薬”，包括一个“艹”和一个“樂”。“艹”表述中药的来源——植物，“樂”表述中药的效果——治愈所带来的欢乐。中药的主体取材于大自然中生长的植物，当然也包括少部分的动物和矿物。正因为如此，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把他的中药著作命名为《本草纲目》 。这本书享有世界范围的声誉，甚至有些外国植物分类学家都对此书赞叹不已。

    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推崇西医西药而贬低中医中药的思潮。从本质上讲，西医与中医之争，不仅是医学之争，更是文化之争。这种争论涉及到了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忧国忧民的文化精英把当时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归咎于传统文化，于是开始骂孔子孟子，骂方块汉字，骂中医中药。现在看来，这种思潮在思想根源上是文化自信的缺失，在情感形成上是恐洋崇洋的滥觞，在思维方法上是非黑即白的单极思维而不是辩证思维。这种思潮催眠了好几代人，一直延续至今。

    有人说中药不科学，不像西药那样经过了科学实验的证实。其实说起来，中药比西药更科学。西药研发中的药理实验都是在动物身上获取数据，包括小白鼠、大白鼠、豚鼠，顶级是猴子。研发过程一般也只有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中药则不同，所有中药都是直接通过人体实验获得的。“神农尝百草，一日而中七十毒”的传说，就是中国先民开发药用植物的历史缩影。而且每一味中药都包含着上千年的临床应用经验。

    中药所包含的知识要比西药翔实得多。每一味中药的疗效都与它的产地，采摘，炮制，保存，配伍，剂量，煎煮，服用等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药很少使用单味药，通常由多味药在“君臣佐使”的原则下组成方剂。我们常会听到“经方”这个词，经方是指汉代医学家张仲景创立的方剂。

    东汉时期，发生过很厉害的流行病和传染病，时任长沙太守的张仲景为了救死扶伤，苦心专研，辛勤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写出不朽的中医经典著作《伤感杂病论》，其中的113首方剂被后世称作经方。在武汉新冠肺炎的中医治疗中，有好几个协定处方都是以经方为基础的。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环境和气候等方面的变化，流行病和传染病也发生了变化。医学家们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些变化，提出了治疗流行病和传染病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清代医学家叶天士就曾指出，这类疾病的发病规律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并指出病邪“自口鼻而入”。

    有人怀疑中医治疗流行病和传染病的丰富经验，提出要用科学实验证实中药方剂是否有杀灭病毒的作用。这是彻头彻尾的外行话。

    中医是整体直观地把握疾病的进程，把疾病看作是一个正邪双方斗争的过程，而不仅仅把疾病看作是一种病毒侵袭的结果。中医治疗立足于正气，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医在治疗中所做的努力，在于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适时对机体气血运行和阴阳平衡进行调节，调动机体的免疫能力，从而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在流行病和传染病的治疗当中，汉代医学家张仲景把疾病过程分为六个阶段，提出了六经辨证；清代医学家叶天士把疾病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提出卫气营血辨证；清代医学家吴鞠通把疾病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提出三焦辨证。疾病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证候可辨，每一个证候都有相应的治法可循，每一个治法都有相应的方剂可用。同时医生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对方剂中药品和剂量进行及时的调整，通过扶助正气，抑制邪气，达到病退身健的目的。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思想在中医治疗中的实际应用。如果说这不是科学，还有什么是科学呢！

    上个世纪中期，中国多地出现流行性乙型脑炎，这是一种病毒引起的疾病，病象凶险，西医常规难以治疗。那时我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传染病医院实习，科里的医生虽然不懂中医，但都十分认可一件事，就是乙型脑炎患儿发生高热惊厥时，比激素更好用的就是中成药安宫牛黄丸。一旦患儿出现这种情况，医生马上要求家长去买正品的安宫牛黄丸，只要用上，就能收到热退身安的效果。据当时的《中医杂志》报道，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治愈率大大提高，能够降低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病死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后遗症的发生。所以当时卫生部决定发文推广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

    中药多是大分子物质，通常不会透过血脑屏障和血胎屏障，也很少发生与人体组织成分结合而引起免疫反应并形成继发性组织损伤，比起化学药物来说要安全得多。但这不等于说中药都是有益无害的，可以随便使用。

    坊间流传一句话：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是对的。中药也存在毒副作用，药典中清楚地标明哪些药有大毒、哪些药有小毒。就是没有标明毒性的中药也不能随便使用。中药用于治疗，是应用药性之偏，以矫正人体病理之偏。中医认为人体就像一架天平，只有在天平发生倾斜的时候，才需要通过增减砝码使其重新归于平衡。如果这架人体天平本来是平衡的，就不要乱动砝码。

    以前遇到过一个老年患者，他的儿子在吉林人参种植园工作，为了孝敬老爸，托人捎来一袋人参。这位老人本来无病，为了不辜负儿子的一片孝心，每天吃一棵人参，结果不到一个月，血压增高，流鼻血不止。

    中医常说：谨察阴阳而调之，以平为期。如果你的人体天平本来是平衡的，乱动砝码必然有害无益。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所谓的大补之品，对于你来讲都无异于毒药。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全民行动中，从国家到民众都对中医中药寄予厚望，并且中医中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中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是大疫阴霾中的一道曙光，是我们转祸为福的佳兆，令人心中充满希望。这不仅是因为感到了作为中医人与有荣焉的业内慰藉，更是因为看到了文化归根的觉醒和文化自信的复苏。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建立起坚定不移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步伐就是不可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