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哲学——以"免苦求乐"为己任
时间:2017年12月30日|512次浏览|2次赞

康有为堪称第一个试图以儒学方式汲取西方"人权"思想的中国人,他的《大同书》可以说是一部人权书。但康有为所谓"人权",其实是"民权",即群体的权力,与西方"天赋人权"含意不同。康有为还提倡男女平等,是现代中国女权的最早提倡者。
康有为说:尽诸圣之千方万术,皆以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而已矣,无他道矣。能令生人乐益加乐,苦益少苦者,是进化者也,其道善。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平了天下怎么样呢?不是为了自己坐享功劳,而是为了大家生活幸福。
康有为把儒家的政治理想进一步定义为"免苦求乐"四字,"尽诸圣之千方万术,皆以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而已矣,无他道矣"。他认为,古代圣贤提出的各种办法,都是为了让人们解除痛苦,求得安乐。"能令生人乐益加乐,苦益少苦者,是进化者也,其道善"。能够让每一个活着的人快乐越来越多,痛苦越来越少,是符合人类进化之道的。在这里,康有为用了"进化"二字,可以看出他将西方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整合的努力。
将幸福定义为苦少乐多,大致是不错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期待的和追求的。在大家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难免存在名利的得失。得到的就乐,失去的就苦,如何让大家都苦少乐多呢?这是一道从古到今的大难题。康有为试图解决这道难题,但没有成功。他倡导的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就告流产了。即使能够实行下去,也未必能出现天下苦少乐多的结局。
在封建历史上,对这道难题解决得相对比较好的当属唐代。我们不妨看看当时是怎样做的。
唐太宗李世民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人民大众的力量,他认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还说:"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何让"水"安于载"舟"而不"覆舟"呢?他认为,应该施行善政,让百姓生活幸福。
当时,经过十多年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民生凋敝,"米谷踊贵"。加上天灾频繁,突厥入侵,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据史书记载贞观六年时的情景:"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谨尤甚","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苦多乐少,自然会闹事,所以社会治安一直很差。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以封德彝为首的一派大臣主张用严刑峻法维护统治,用对外大动干戈来缓解国内矛盾。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强征暴敛,加重对百姓的剥削。以魏征为首的一派大臣却主张实施仁政,与民休息。
李世民倾向于实施仁政,但局势如此混乱,他对于能否达成愿望颇不自信,所以频频召集大臣们磋商,以思良策。
一次,在与大臣们会商时,他忧心忡忡地说:"今天国家处于大乱之后,恐怕老百姓不易教化,短期内很难实现天下大治。"
魏征反驳说:"不然!大乱之后,并非不易治理,而是更容易治理。因为人在危困之时就会担心死亡,担心死亡,就会盼望国家太平,社会安定。如果百姓期盼安定,就容易教化了。这如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饮食的需要是同样的道理。既然人民渴望安居乐业,只要皇上能静以待民,少征徭役,与民休息,这样一来,百姓安定,国家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了。"
李世民听了,不由连连点头。
可是,封德彝却站起来反对说:"夏、商、周以后,人情越来越奸诈虚伪,所以秦朝使用严刑峻法,汉代又参用威势权术。他们哪里是不想教化呢?只不过想教化而为形势所迫,不能教化罢了。"
魏征说:"五帝三王治国时,并没有更换国内的人民而实现了天下大治。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这在于当时国君的治理、教化罢了。"封德彝一时语塞。
李世民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魏征的意见,推行王道政治,也就是"圣哲施化,施仁政于民"。魏征在其"圣哲思化"思想的指导下,又进一步提出了以静安民的主张,他说:"君王宜修正其身,抑情损欲,克己自励,君王无为则人民安乐,君王多欲,则人民困苦。"
大臣王硅也说:"民为邦本,是儒家治国大义,欲使国家长治久安,先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只有君王戒奢从简,不劳役人民,轻徭薄赋,偃武修文,才有望太平。"
最终,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静、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老百姓饱受战乱的创伤,如今得到一个"养伤"机会,痛苦遂逐步减轻。又有了安心生产的条件,物质生活日益富饶,快乐遂日益增多。大唐的综合国力也因之日益强盛,社会开始走向空前的繁荣。 内容来自人生智慧网
以此观之,设法让广大民众苦少乐多,确实是治理天下的要点。
但是,历代统治者却总是想出各种花样,给百姓找痛苦。其原因有二:一是出于狭隘的自私心理,为了一己之利,不惜把快乐建立在大众的痛苦之上;一是出于可耻的嫉妒心理,就是看不惯大家生活得快快乐乐。所以说,儒家的政治理想虽然高尚,它与专制体制却是相矛盾的,只有当人民大众能为自己的命运做主时,才会真正出现苦少乐多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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