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n Siegel：理论是个人化的（三） - 日志 - 理心心理

导言

Allen Siegel博士是SPEP体系优秀导师，在2020年度连续案例督导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与大家分享他的论文《理论是个人化的》。

Allen Siegel博士曾是科胡特的来访者，拥有50多年的临床经验。他曾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从弗洛伊德的出发之地一路走来。让我们跟随Allen Siegel博士一起，开始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英雄之旅吧。

理论是个人化的

Allen M. Siegel, M.D.

Chicago, Illinois

发表于《纽约科学院年鉴》，2009

(接续前文)

自体心理学：新的理论，新的选择

对我来说，海因茨·科胡特的影响是一剂解药，消除了我渐渐开始体会到的解释工作中的麻木感。科胡特对受着伤害的人们和他们的情感体验有着深厚的兴趣，这很可能是被他在患有精神病的母亲那里所遭受的创伤所吸引的（Strozier, 2001）。科胡特是Eugene O’Neil（Strozier, 1973）与Thomas Mann（Strozier, 1973）的书迷，他的第一篇论文便是《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一个关于艺术升华之崩解的故事》4，写于1948年，却直到1957年Mann去世之后才得以出版；这篇论文是对一位作家Aschenbach的研究，主人公体验着情感上的崩塌，并在心理上努力尝试着恢复自己。科胡特的表达所使用的是当时的驱力-防御理论和语言，但是他的核心兴趣似乎已经涉及了Aschenbach碎裂的内在状态，以及他想要重新获得一个内聚性自体的努力。

对于科胡特来说，内聚性自体（Cohesive Self）是他用来描述处于平衡的人格状态的一个特定术语。这个术语源自于他关于自恋的形式与转变的系统研究（Kohut, 1966, 1971）。科胡特以一种在当时是崭新的、甚至是某种异端的概念化方式，主张自恋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路线；并没有像弗洛伊德在他的客体-力比多发展路线中所主张的那样，为了客体爱而放弃自恋。对弗洛伊德来说，在情感发展的过程中，自恋将会被对他人的爱所取代。这种以爱他人来替代爱自己的利他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基督教的宗教理念对心理学科学的侵入性影响。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精神分析思想中的偏见，直到科胡特提出自恋有其自己的第二条发展路线。1966年，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主张。

科胡特避开了很多分析师通常所持的对自恋的评判立场。对他来说，自恋是用爱与幸福对自体进行的一项健康投资。在他的构想中，自恋有一个健康发展的过程，从婴儿期开始，贯穿着整个生命周期，并且以稳固的核心心理结构告终，例如指引性的理想与令人振奋的雄心（Kohut, 1971）。科胡特进一步主张，如果儿童期父母无法给予适恰的促进性环境，那么健康的儿童自恋在其发展过程中就会很容易遭受停滞。科胡特指出，当父母在这个层面失败时，那么不成熟、脆弱、停滞的自恋形态就会终其一生地存在，并且促使形成一种压抑的、不自信的性格，或者形成一种由不成熟的、喧闹的、“看着我”的自恋形态所组建的高度自我关注的性格，这种性格会让大多数人感到厌烦。

在我谈论内聚性自体之前，必须先去探究科胡特所说的自体是什么意思。在很多年里，科胡特千方百计地避免去定义“自体”，生怕他的定义可能会使这个概念具象化，从而干扰了带有灵活性的游戏感，他认为这种游戏感对于科学发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详细表述这种不情愿的感受时，科胡特说道：“我目前对定义的态度，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我久远的过去，确切地说，可以追溯到我的青春期，当我第一次阅读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时候。尤其是对康德的研究，特别是他的‘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信念在我心里确立了起来……我坚信现实的本质、外在和内在现实的本质……都是不可知的，我们除了依赖这个或那个观察工具得到的结果之外别无他法，而观察工具以其自身的组织模式与限制，对内在与外在世界的各种进程作出反应。”（Kohut, 1959）

然而，在1979年，科胡特感到了确实有必要定义和讨论他的几个术语，并在夏日时节写了一篇论文，递交给一个将在秋季继续召开月度会议的研讨会的成员。在论文中，科胡特再次提及他先前表达的信念，即现实是不可知的。他引用了他的著作《自体的重建》，写道：“我们可以论证自体出现的各种内聚的形式，我们可以论证构成自体的几种要素……我们可以区分各种自体的类型，并根据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要素所占的优势来解释它们独具的特征。我们可以做到所有这些，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知道区别于自体表现形式的自体本质。”（Kohut 1977）

科胡特将自体描述为精神之中的一个心理结构，它具有其组成要素、在时间上是延续的，并且是持久的；但它不像自我那样是精神装置的一个机构。在一篇与Ernest Wolf合著的论文《自体的障碍与治疗概论》中，他们写道：“……自体是人格的核心。它具有各种不同的要素，这是在我们的童年最早期环境中与我们体验为自体客体的互动中所获得的。在儿童与其自体客体之间恰好的互动中所产生的稳固的自体，由三个主要的要素组成：（1）产生为权力与成功而进行的基本努力的一极（即雄心）；（2）承载基本的理想化目标的另一极（即理想）；以及（3）与基本技能与才能相关的一个中间区域。”（Kohut and Wolf, 1978）

在进一步理解科胡特关于内聚性自体的概念之前，必须先理解他关于自体构成要素的观点，以及他关于自体客体的概念。他将自体的一个构成要素称为夸大自体（Grandiose Self）。在健康的童年发展中来看，夸大自体这个自体元素开始于一个人的存在被肯定、重视与镜映的体验；用科胡特的术语就是，不必做任何特殊的事情来产生确认。随着自体的扩张性-表现癖被儿童的照料者接纳、欣赏并参与，儿童炫耀性的表现癖自恋最终演变为现实能力中健康的自豪感。这种演变确保了自尊、幸福感与随之产生的自体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自体的另一个自恋构成要素是科胡特关于理想化父母影像（Idealized Parental Imago）的概念。这个要素来源于儿童潜意识中的幻想：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完美的他人。幻想中包含着这样的想法：在这个完美他人的庇护之下，一个人会感到完全的安全。当一个人与这个完美他人融合的时候，他会体验到幸福、整合、安全、平静的力量与凝聚的感受。

内聚性自体的内在体验是这样的：一种即使物理和情感状态发生了多重变化、但在时间上仍然具有持续性与一致性的体验；一种由钟爱的一组价值观所指引的整合感与目标感；以及一种通过运用和享受自己的技能和才能而达成满足的坚定的推动力。所有这些体验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整体的幸福、平衡与自体凝聚的感受。

自体障碍（Self Disorder）是海因茨·科胡特用来描述心理状态的术语；在那些心理状态中，人格中的核心自恋元素要么永久地停滞，并导致原发的发展失败；要么这些元素继发性地暂时碎裂，这是由于不那么糟糕但仍有害的童年环境造成的，或者由于当前的环境带来的搅动所造成的。不管哪一种情形，自体的核心元素都是由孩子与他的、或者她的早期养育者之间的互动的结果而形成的。

因为弗洛伊德将人称为客体，所以科胡特将为孩子提供基本心理功能的有重大影响的人称为自体客体。通过这一术语的发明，科胡特想要表达的是，成长中的孩子将养育者（客体）体验为自体的一部分。

科胡特与Wolf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对于发展中的自体所具有的形成性与变形性的影响，他们写道：“自体将以一种稳定而健康的结构出现，或者以一种或多或少严重受损的结构出现，这取决于自体与其自体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质量。因此，成年人的自体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连续性状态：从内聚到碎裂；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生命活力状态：从生机勃勃到衰弱无力；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调谐状态：从规则有序到混乱无序。无法达成内聚、活力或者调谐状态的重大失败，或者这些品质在建立之后的重大损失，可能就可以说是构成了一种自体障碍的状态。”（Kohut and Wolf, 1978）

在科胡特的第一部著作中，他以一种拓展弗洛伊德研究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观点。科胡特以这些观点工作了多年之后，在第二部著作《自体的重建》（Kohut, 1977）中，他在经典理论的主题与他自己新的自体心理学之间进行了明显的区分。科胡特指出，经典理论的主题涉及的主要概念是一个处于冲突之中的心智，一个陷入了弗洛伊德之精神概念中的各个交战机构（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持久斗争的心智。对弗洛伊德来说，潜意识超我引起了对被禁止的性本能与攻击本能的负罪感，最终导致了对这些本能的体验与表达上的瘫痪性的抑制状态。如前文提及的，科胡特隐喻性地将受着潜意识愧疚感折磨的人称为“愧疚之人”（“Guilty Man”）。

另一方面，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不涉及基于生物学关于被禁止的本能欲望的概念。源于对认识论的关注，科胡特认为，“本能”概念并不属于心理学，他定义心理学为一个研究人类复杂情感状态的领域。科胡特感到，弗洛伊德借用达尔文的思想而形成的关于本能的概念，就像是心理学辞库里的外来体。对科胡特来说，“本能”是抽象的认知概念，是远离个人和心理体验的诠释。依照科胡特的观点，在一个研究人类复杂情感状态的领域中，合适的收集数据材料的工具，是一种能够收集与那些不同状态相关联的充满情感的数据材料的工具。对科胡特而言，共情就是心理学中收集数据材料的首要工具；共情是指一个人从对他或者她自己的情感状态所进行的内省、到另一个人的体验的拓展。通过共情，心理学家收集的数据材料是贴近另一个人的情感体验的。正因为与另一个人体验的近似性，所以科胡特将这种数据材料称为“贴近体验”的。通过共情，一个人能够“知道”另一个人的情感生活。科胡特使用共情作为数据材料的收集工具，并体验遥远的抽象概念（诸如认识论上无法进行解释的“本能”），他主张，人类的核心心理问题，不在于心智的抽象机构之间的冲突，而是在于人们对其情感内聚性的体验，以及与之相对的，对其分裂崩解的情感体验。科胡特将这种分裂崩解的状态称为碎片化（fragmentation）。以科胡特的观点来看，遭受痛苦的人并不是对潜意识驱力体验与表达所产生的潜意识愧疚感的受害者。相反地，在科胡特看来，遭受痛苦的人在生活中承受着未实现的个人潜能的丧失。基于这样的理解，科胡特将其理论中的隐喻性人物重新命名为“悲剧之人”（“Tragic Man”），一个绝望的人，常常是沉默无语的，这样的人在童年时期遭受了心理上的剥夺，这扰乱了自恋的成熟，而自恋对于整合感、胜任感、效能感、存在感、价值感以及适恰的自豪感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自恋失衡的状态，自体遭受着无法整合与绝望的悲剧。

临床确认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精神分析的“黄金时代”，很多人参与到个人精神分析流程中。在他们的暮年，在这些相同的人中有很多人在他们生命的尽头来接受治疗。在一个层面上，生命终结时的问题肯定与四十岁时的顾虑有所不同，然而自体内聚性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核心问题，现在又以新的主题为之着色。在芝加哥生活和工作给了我一个独特的体验，那就是现在有机会治疗那些在六十年代曾经参与过驱力-防御分析的人们。他们目前的治疗，使我有机会观察经典理论在六十年代的实践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更进一步，这使我有机会将他们对那种治疗的回应与他们对现在使用科胡特理论所做治疗的回应进行比较。

这些年来我所看到的、以及我的病人们所肯定的是，驱力-防御理论的分析师所营造的氛围，明显地有别于自体心理学治疗师所营造的氛围。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被禁止的潜意识本能必须被暴露并呈现给自我，这样文明才能得以维持；在这种理论的驱使下，六十年代的经典分析师扮演了心理侦探的角色，担负了搜寻被隐藏的真相的使命。尽管这些分析师中的许多人是善良而敏感的，但那时他们的理论却导致他们以令人惊讶的麻木方式来进行治疗。弗洛伊德的观点是，治愈之道在于对激惹性的潜意识冲动的搜寻与揭示；于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分析师们在这种观点的灌输之下，敦促他们的患者寻求“真相”。我所见到的那些人们，由于害怕惹恼他们的分析师，从而陷入了顺从于他们分析师的愿望的状态之中，这通常重复了先前在他们的童年期服从于父母的体验。

这些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要去满足分析师需要的需求，而无法与分析师的意见相左。他们描述了他们与我一起工作时的体验有多么的不同。起初他们会担心他们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宜的地方，因为很明显我有别于他们理想化的第一位分析师。我看起来并没有他们所期待的所有答案。我似乎也没有一个要让他们去完成的议程表。与我一起工作的疗程，是更舒服、更友好的；但是尽管感觉很好，却仍然成为忧虑的一个最初来源，因为这与他们在先前的治疗中所了解到的完全不同。他们对一种更加严酷的体验更习以为常。他们所认识到的分析工作本应是困难的。不许懈怠！

经典理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聚焦于防御，即对驱力产生的影响的潜意识反应。弗洛伊德终其一生的兴趣在于自我，即精神装置三个机构中的执行元素；于是对自我的研究便成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与临床工作。对于自我心理学家来说，治疗策略从专注于驱力（这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心理基石），转变为对自我及其多重功能的关注，因为这代表了可能的心理变化之处。尤其是安娜·弗洛伊德从她的父亲哪里接过了精神分析的火炬之后，写下了她的经典专著《自我与防御机制》（Freud, A. 1966）。在她的书中，防御以及自我的多种方式保护着自己与社会免受激惹性驱力攻击，这些便是临床理解与干预的目标。临床理论与治疗行为的观点，成为了事关揭示一个人用以对抗驱力的防御。治疗目标是对驱力失调施加影响，与此同时“加强“自我及其抑制驱力影响的能力。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定要提高病人对于他或者她是如何运用非适应性防御的认识。这种方法中的一个固有的问题是，正遭受着痛苦的人经常由于他或者她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感到被指责。此外，这样的人们感觉到自己就像是在显微镜下被审视的标本。为了努力帮助这项研究，而不搅浑这个领域，他们的分析师将自己与病人保持一定距离，对于在其面前所展现的心理场景，发挥观察者与诠释者的功能。分析师并不将自己看作积极的参与者。我所分析过的六十年代的人们，曾经接受过芝加哥公认的、受尊敬的分析师的治疗，分析师的冷淡态度让他们感到受到了贬损。他们脆弱的自体在弗洛伊德理论所营造的严酷而常常不友好的氛围中感到了危险。